第22章 戈德华特竞选与纽约，1963~1965年

　　{罗斯}周游世界一年后，我们最希望的是今后几年就待在芝加哥。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在家里像往常那样生活，和老朋友相聚。我们的两个孩子都已离开家：珍妮特正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最后一年，戴维在哈佛上三年级。我们没想到会有任何不寻常的事发生。

　　珍妮特1964年毕业，她宣布她已经上完了最后一堂课，不打算继续读书了。我们听了有些不高兴，但是还是决定由她自己来选择，我们只能耐心地等待。我们知道她在伯克利 修的课没什么挑战性，她便玩桥牌寻求刺激。米尔顿调侃说，珍妮特在拿到学士学位之前就已经成为硕士了—桥牌硕士①

　　我们没有出席她的毕业典礼，因为她说她自己都不打算参加。她说那没什么要紧的，因为班上人太多，典礼上只是发没写名字的毕业证书，每个人的名字以后再写上去。

　　珍妮特在学习期间多次换专业。但是因为喜欢数学，所以不论修什么专业，她都选数学课。结果是到了毕业时，她只修满了数学专业的课程，达到了毕业要求。学习期间她曾经选过一两门编程课，所以她毫不费劲儿就在旧金山的麦逊航运公司找到了一份程序员的工作。刚开始工作时她还非常兴奋，但是很快就认为编程让她觉得未来没有什么希望，因此什么也没有跟我们说，她就参加了法律专业的入学考试，申请了伯克利的法学院。她被录取了，因为她的法律专业入学考试成绩非常好，弥补了她在伯克利得的低分。

　　1965年9月，珍妮特进了法学院。有一次和舅舅阿伦谈起法学院时，阿伦告诉她法学院第一年的学习生活有多么紧张，她必须要放弃桥牌。她说她会放弃的，而且真的说到做到。她曾为一位教授做过些工作，念完第二年后，这位教授介绍她去美富律师事务所做暑期工作。这是旧金山最有名的律师事务所，她是这个事务所雇用的第一位女性。暑期工作结束后，他们答应为她提供一份工作，她拿到学位就可以开始。但她拒绝了，因为想在毕业后的第一年为一位法官担任书记员。事务所表示愿意为她保留这个位置，也确实为她保留了。毕业时，她的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被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罗杰·特雷纳录取为书记员。在担任一年书记员后，她回到美富律师事务所工作，仍然是事务所里惟一的女性。

　　然而，我们的生活又起了涟漪。哥伦比亚大学邀请米尔顿在1964~1965学年到经济系担任米契尔客座教授。我们在纽约有许多朋友，25年前在那里度过了令人怀念的欢乐时光，我们再次整装出发。我们的生活因为巴里·戈德华特决定竞选总统而变得更复杂了，因为米尔顿参加了他的竞选活动。

　　1964年夏天，我们去新罕布什尔度假，然后又去纽约住了一年。出行之前我们卖掉了在肯伍德大街的房子。孩子们已经飞出鸟笼，只剩下我们在一幢空荡荡的大房子里走来走去，我们决定还是搬到公寓里去住好些。

　　戈德华特竞选运动

　　{米尔顿}虽然我一直对政府扮演的角色和它的职能很有兴趣，但是无论是罗斯还是我都从未参与过政治活动。我们两个最接近政治活动的经历是罗斯在地方投票站担任共和党的监票人。我们所在的海德公园选区在芝加哥大学附近，是这个民主党占上风的城市中最坚定的民主党选区，很难找到人自愿担任共和党监票人。这就是罗斯被拉去担任这一工作的原因。

　　促成我参加戈德华特竞选活动的人是比尔·巴鲁迪，他在劝说巴里·戈德华特争取196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起了重要作用。1963年下半年，我们周游世界回来后，比尔就劝我帮他为戈德华特制定一个竞选纲领。我在1963年左右成为戈德华特的经济顾问，条件是不要让我卷入实际竞选活动。

　　大概在1961年或是1962年时，我见过戈德华特参议员，可能是在比尔的家里。后来我和他通过信，因此与他建立起很好的关系。他是一个信念坚定的人，但是同时思想开放，善于听取意见。让我与许多为戈德华特争取提名和竞选的人都深为折服的是，他对基本原则的坚定信念，他坚持不为多数人理解的立场时的勇气，他为了捍卫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思想而不惜牺牲政治私利的气度，当然还有他的机智。

　　1964年7月初，在旧金山召开的共和党大会成了两派之间一场恶战。一派是共和党东部自由主义派，他们支持提名纳尔逊·洛克菲勒，后来又支持威廉·斯克兰顿；另一派是共和党中闹独立的保守派，他们组成了支持戈德华特的竞选团。我和罗斯没有去参加大会，而是留在新罕布什尔我们避暑的房子里，通过收音机密切关注大会进程。我认为由戈德华特自己起草，并由一批写作高手润色的接受提名的演讲非常精彩。有一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这句话后来成为别人攻击他的口实，他说：“保卫自由的极端主义并非罪过……而寻求公正的中庸之道并非美德。”这句话给戈德华特贴上了极端主义的标签，这对他造成了很不好的负面影响。戈德华特在1988年的自传中解释说：“这句话是由加利福尼亚的克莱蒙特男子学院的政治学教授哈里·贾法引用过的。当时他告诉我，这句话原来是由西塞罗在罗马参议院讲的。”[1]如果戈德华特这样引入这句话—正如西塞罗2 000多年前说的那样，新闻界的反应可能会完全不同。但是考虑到新闻界与知识界对戈德华特的偏见，这样说可能也不会有什么不同，他们还会找到其他话语加以曲解。然而这件事让我深刻体会到选择不同的措辞会产生多么大的区别。

　　巧合的是，戈德华特与约翰·肯尼迪的私人关系很好，但是不喜欢也不信任林登·约翰逊。我一直认为，如果肯尼迪没有遇刺，而且在1964成为戈德华的竞选对手，这次竞选中共和党和民主党的状况会完全不同。肯定不会有那么多的卑鄙伎俩，也不会有那么多人身攻击，不会有那么多对动机的质问，也不会有那么多的负面宣传，弄得竞选成了互相攻讦。事后在书中，戈德华特有同样的说法。他强调，在肯尼迪遇刺后，他对是否参与竞选非常犹豫[2]。

　　我猜想肯尼迪会把戈德华特形容成不负责任的战争贩子，就像一个不太有名的广告所表现的：“阳光灿烂，开满雏菊的草地上有一个小姑娘，她正从一朵雏菊上摘花瓣。与此同时，一个男人的声音在背景中倒数—10……9……8……声音越来越大。屏幕上突然爆炸，孩子消失在一片蘑菇云中。”正如戈德华特在自传中所说的：“这毫无疑问是在暗示：如果巴里·戈德华特成为美国总统，世界就会毁灭。”[3]

　　其实两个候选人都不是战争贩子，他们的尖锐分歧在于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能有效地让越南战争迅速结束。根据事后分析，戈德华特主张的集中力量打击河内的政策似乎会更有效，约翰逊的渐进政策并不成功，延长了痛苦而且没有取得胜利。

　　尽管共和党在选举中获胜，但是占主导地位的洛克菲勒派共和党人失败了，这是舆论从通常理解的自由主义向自由市场保守主义逐渐转变过程中关键性的一步，这一转变的第一个高峰是1980年罗纳德·里根当选总统，再一个高峰是1994年共和党控制了众议院，这是40年来的第一次。

　　戈德华特竞选运动“开始使罗纳德·里根……成为全国性政治人物”，他发表了“最好的(州长)竞选演说……题为《选择的时刻》”[4]。我和罗斯都清楚地记得这次精彩的演说，这是我们第一次听说里根，七年后我才见到他本人。

　　肯尼迪遇刺后，戈德华特个人倾向于退出提名竞争，因为他不喜欢也不信任约翰逊。比尔在劝说戈德华特继续参选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并由此成为竞选智囊团非正式的领导人。我所参与的大多数竞选工作都是通过比尔完成的。比尔的一位来自亚利桑那州的朋友丹尼森·基切尔成为全国竞选活动的总指挥。丹尼森是一位天才的律师和杰出的人才，他从来没有参与过全国性的政治活动。我们在竞选工作中成为好朋友，友谊持续至今。后来去凤凰城的一大乐事是有机会看到丹尼森，与他和他的妻子内奥米打网球。

　　1964年9月3日，竞选在亚利桑那州的普雷斯科特拉开帷幕。我们在新罕布什尔没有电视机，因此去邻居家看晚间新闻节目对竞选演说的报道。记者从戈德华特的演说中摘了几段话，让人觉得他是种族主义者和极端主义者，即使我们是他的支持者，也有同感。回到家里我就打电话提醒比尔·巴鲁迪，告诉他，新闻界以这种方式报道了竞选演说，极力建议他删除演说中可能被人利用的任何表述。但是比尔非常有把握地说，演说中只有一句能以这种方式解释的句子，而且已经删掉了。在准备写本书的这一部分内容时，我重读过演说的文本。我不得不说，我甚至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句子能够证明我们所表示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我惊讶地发现，某些句子和段落非常熟悉，它们可能引自我自己写的备忘录或是演说稿。

　　那年夏天我对竞选的主要贡献是写这类备忘录，并在电话中讨论他们提出的各种政策。我和罗斯对媒体歪曲戈德华特的许多观点感到非常沮丧，我徒劳地努力纠正这些歪曲，还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纽约时报》上，题为《戈德华特的经济学观点》[5]。

　　当时就和现在一样，学术界的绝大多数人乃至整个知识分子阶层，都主张大政府，反对市场，因而支持民主党。学术界是民主党在全国选民中最可靠的支持者。戈德华特的反对者的阵容在纽约市尤其强大，因为他曾与纽约的纳尔逊·洛克菲勒激烈争夺过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资格，而洛克菲勒是自由主义者支持的共和党人。在纽约难以找到任何一个愿意为戈德华特辩护的值得尊敬的知识分子。

　　因此，9月我到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做客座教授后，他们强烈要求由我来阐述戈德华特的观点。此后到大选前的6个星期里，我参加了一个又一个的会面、采访与会议，几乎没有时间从事我的本职工作。

　　10年后，在芝加哥大学董事会为教授举行的54周年庆祝宴会上，我提到这次经历：

　　我和各种各样的人谈话，展开讨论，他们来自学术界、新闻界、金融团体与基金机构，来自你能说出的各个领域。我对我了解到的事情感到震惊。我发现知识界存在一个共同体，而且它已经发展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它有一套陈腐的观点回应任何导议，而其中的成员也因隶属于这样的共同体而沾沾自喜。我曾经在英国的剑桥大学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而即便是那里的情况也远没有这么严重。

　　纽约知识界的共同体与狭隘的地方主义相结合使他们对戈德华特论点的评论经不起推敲。他们虽然有一套陈词滥调，但这是他们自制的虚张声势的稻草人。说得夸张一点，他们从来没有和一个真正与他们持不同观点，并深入思考过自己的观点的人谈过话。当他们听到真实的而不是被歪曲的论据时，就不知如何回答，对有人能以非知识界的方式表达这种观点感到惊讶，并对该观点能如此明显地具有说服力而目瞪口呆[6]。

　　我不认为我能通过几次会面就改变这种情况，但是我可能向封闭的头脑中注入了少许怀疑。我总是说，凡是一晚上就能改变观点的人就不值得说服，因为下一个持相反观点的人也只需花一个晚上就能再次改变他。但是我也确实知道，许多当时对我的观点充耳不闻的人，还是逐渐接受了我为之辩护的观点。

　　{罗斯}还有一个例子，也显示出我们对戈德华特的态度。在哈佛，戴维主修物理与化学，他也选了哲学课程，因为他一直喜欢写诗，所以也选了诗歌方面的课程[7]。戈德华特竞选期间，他正在修一门诗歌课。戴维是戈德华特的热情支持者，所以当戈德华特竞选失败时，他难过至极。他像以往那样，在一首诗里表达了自己的感受。这首诗也是他上诗歌课的收获之一：

　　1964年11月4日，上午10点

　　遥遥无期的等待终于结束。

　　难道我们追随了一颗陨落的星？

　　它闪耀在我出生的人世，

　　它的光芒真的就缓缓熄灭迅速消失？

　　我不知未来的岁月如何，

　　只知道这次失败是许多失败中的一个，

　　这让我略感安慰；

　　大海将遗物抛向岸边，

　　同时蚕食着沙筑的堡垒，

　　逐渐漫上海岸吞没灯的光辉。

　　消失的灯光仿佛是诱人的蜃楼，

　　我们能够治愈痛苦，

　　或许时间会淹没一切，

　　像大海淹没山崖那样吞掉国家，

　　把我们的努力变成灰烬。

　　那些盲目扼杀自由的人必须

　　在毁灭的世界中回答我的问题，

　　这重要吗？他们赢了，我们输了。

　　收起破烂的旗帜，一切努力都是白费。

　　选民做出决定，人们自得其乐，

　　夜幕将降临。

　　夜幕将降临，随着自由的衰落

　　太阳能永远照耀吗？

　　太阳到时就会落山，

　　为什么我遭遇这样一个要我改变的时代？

　　为什么我要看着海潮冲垮堤坝？

　　我是否应质问呼啸的风？

　　质问我们的失败，质问破碎的谎言，

　　虚墟之下自由是否只是谎言？

　　我知道这都是空想。

　　就像掠过亚利桑那天空的风一样，

　　我们的梦想就在此破灭。

　　当诗作发还时，教授附了一段批注，称赞戴维这首诗具有“诗歌性”，随后写道：“谁会有这种感受？”

　　戴维1965年6月从哈佛毕业。我们没有参加珍妮特在伯克利的毕业典礼，但这次不一样了。毕业典礼在哈佛的校园里举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典礼之后的社交活动在戴维住过的洛厄尔之家举行。

　　{米尔顿}戈德华特竞选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1964年的某时，我被问及是否愿意竞选学院退休平等权利基金会的投保人，该职位任期四年。我同意了，但是确信我不会当选，因为人们都知道我是戈德华特的顾问，而学术界中压倒多数的人都反对他。让我吃惊的是，我当选了。我的结论是：自由主义教授不希望一个保守派担任国家的总统，但是当关系到自己的退休基金时，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纽约，1964~1965年

　　{罗斯}我们去纽约之前已经找好了带家具的公寓，公寓是由房客转租的。和芝加哥一样，纽约也对房屋租赁实行监控。其规定之一使得房主在合同到期时不可能赶走房客，而房客有权合法地延长租期，并以不受限制的房价转租[8]。我们按照市场价格付房租给前房客，而市场价格比他自己享受的受限价格高很多，这样他就从中获利。持有租赁合同的人实际上成了房主，我们不知道他们租用这套公寓有多长时间了，但他们已没有任何兴趣投资这套公寓，而房主就更没有兴趣了。

　　公寓的位置非常理想，位于滨河大道与116街交汇之处，但是公寓与期望相差很远。公寓中的设施与家具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或是40年代初期的，厨房尤其破旧。房租最高限价政策已经显示出后果。尽管如此，这套公寓作为临时住处还是可以接受的，而纽约的另一些特点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不便。

　　我们住进公寓的第一个晚上就领教了这类特点。我们从新罕布什尔驾驶着别克敞篷车过来，把车停在公寓前的滨河大道上。这是一条交通繁忙的主干道，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我们以为把车放在这里过夜是安全的。第二天早上，我们发现小偷将车篷划破进到了车里，好在他们的全部战利品就是一个手电筒，当时最多值1美元。换了车篷后，我们和米尔顿在新泽西拉维的姐姐蒂莉联系，把车存放在她那里，我们此后就完全依靠公共交通与出租车在纽约城活动。

　　在这方面，纽约比我们1945年离开时差多了。在当时的纽约和后来的芝加哥，我们都能在自己的公寓前叫到出租车。现在已不再可能了，我们要走到百老汇街去才能拦到一辆路过的出租车。路并不太远，但是在冬天的多数日子里，这可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芝加哥总被称为风城，但是在那里冬天的风远没有纽约的那么大，天也不像纽约那样永远是灰蒙蒙的。坐地铁的感觉也同样不如以前。地铁犯罪增多已导致警察在地铁车厢上岗，他们让人产生了某种安全感，但也在提醒人们纽约城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选举的狂热阶段过后，我们又回到了熟悉的象牙塔生活中。在哥伦比亚大学剩下的日子既愉快又平静，抵消了纽约生活中的某些不快。我们与在纽约的老朋友重续友情。米尔顿给不同的研究生群体授课，与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交流，其中大多数人是我们已经认识的，还有几个人是我们在芝加哥大学或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这让米尔顿很高兴。我们还欣赏了不少百老汇音乐剧，游览了纽约的名胜。更重要的是，当时戴维在哈佛离得不远，可以经常来看我们，这让我们很高兴。

　　{米尔顿}这一年中有一件事是完全出乎意料的，这就是斯坦福大学要给我一个教授职位，这很有吸引力。罗斯自结婚后一直想到西海岸生活，尤其是海湾地区，因此她非常希望我接受这个职位。我的心情却很复杂，思想斗争了几天，一度想要接受。但是第二天，我还是认为不能离开芝加哥大学，我对这里的学术气氛有着特别的兴趣，因为我觉得它富于激励性。最后我决定留下，这让罗斯大为失望。

　　我们和通常一样在新罕布什尔避暑，只是提前离开去参加9月初在意大利斯特雷萨召开的朝圣山学会的会议和经济计量学会在罗马召开的首次世界大会。我为这次会议组织了货币部分的研讨。我还和一位意大利教授一起安排了几个他最好的学生到我的货币银行学研究室学习一年。然后我们返回芝加哥搬入湖畔饭店，那里过去是密歇根湖畔的一家豪华饭店，现在被芝加哥大学用来为教授与研究生提供住处。我们在湖畔饭店住了两年，等待位于多切斯特大街5825号的公寓竣工，并于1967年搬进新公寓。

　　注释

　　[1] Barry M. Goldwater, with Jack Casserly, Goldwater (New York: Doubleday, 1988, p.186).

　　[2] Barry M. Goldwater, With No Apologies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79pp.160, 163), ; Goldwater, (pp.139, 149-154).

　　[3]两段都引自Goldwater, p.198。

　　[4]同上，p.209。

　　[5] New York Time Magazine, October 11, 1964.

　　[6] Schools at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Record, (1974, p.6).

　　[7]在他21岁生日时，我为他印制了一本诗选。

　　[8]布鲁斯·卡德威尔告诉我们，后来的立法限制了转租收取的房租，为了逃避这个法律的规定，“钥匙费”便大行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