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参与公共政策辩论

　　{米尔顿}在到芝加哥大学任教之前，我对公共政策与政治哲学只是偶有兴趣。与同事和朋友的非正式讨论激发了我更大的兴趣，哈耶克的巨著《通往奴役之路》又加强了这种兴趣，1947年参加朝圣山学会的第一次会议，还有与哈耶克的讨论都进一步强化了我的兴趣，哈耶克在1950年也到芝加哥大学任教。此外，哈耶克吸引了一批极有才华的学生，他们决心要献身自由主义。他们创建了一份学生刊物—《新个人主义评论》(New Individualist Review)，在若干年内都是一份出色的自由主义理论杂志。我担任了这份杂志的顾问并在上面发表 了一些文章[1]。

　　朝圣山学会

　　朝圣山学会的成立大会在第13章中提到过①。在成立大会之后，学会一般是每年开一次会，有时是全体会议，有时是地区会议，我直到1957年才再次参加。在学会成立的最初几十年里，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让那些在自己的国家里处于孤立状态的学者能与志趣相投者一起度过约一周的时间，他们可以自由地讨论不同话题，探讨新的思想，不必担心有人冷嘲热讽。对我们这些来自美国的人来说，气氛并不特别重要，因为美国主张自由市场与自由企业的流派比其他国家加起来还要多。但是这一点对欧洲人，还有日本人和拉丁美洲人都极为重要。

　　学会的会员和早期会议的与会者人数很少，因此有可能展开让大多数与会者都能参加其中的广泛的讨论。但是随着学术氛围的变化，学会越来越知名，会员人数，尤其是与会者(其中包括嘉宾)的人数也迅速增加，此外还有了一个新的特点，就是有了听众。当我1971年成为学会主席时，我认为当年哈耶克的目标基本上都达到了，现在学会已经人数过多，而且难以管理。因此我认为，只要还需要将各自孤立的自由社会的支持者集合在一起，满足需要的最好方式是由年轻人组织新的学会。于是我组织在世的创建者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在学会中有职务的人，会议的目的是讨论学会的未来。这次会议1971年在瑞士的蒙特克斯举行。当时，例行的两年一次的会议拟于1972年在蒙特克斯举行，所以我建议解散学会，1972年的最后一次会议隆重庆祝学会成立25周年。

　　这次特别会议非常成功，让我们重温了某种最初的感受。但是我却没能让其他人接受我的主张。绝大多数组织一经创建，便没什么大的变化，朝圣山学会也不例外。作为补救，我们决定采取一些措施限制会员与嘉宾人数。

　　这些措施并不特别奏效。在蒙特克斯的25周年庆祝会上，与会者人数为150名，嘉宾人数是60名，加上他们的家人，总人数是320多人；1992年在温哥华举行的45周年庆祝会的总人数是来自33个国家的415人：206名会员和209名嘉宾。

　　尽管我对学会的发展道路感到不安，但是我从不怀疑它对活跃学术气氛的重大贡献。它对我们的个人生活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正在继续产生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在程度上不比从前了[2]。

　　{罗斯}我第一次参加的会议是1957年在圣莫里茨举行的。此后米尔顿又单独参加过3次会议。从比利时的克诺克开始(这是我们环游世界的出发点)，多数会议都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参加的。这些会议让我们去了英国、意大利、德国、瑞士、法国、比利时、日本、委内瑞拉、智利和加拿大。一般而言，选择会议的地点要看会员能承担的费用和能承担的组织工作，但是找到志愿承担者不成问题。当然，会议内容因提交论文的领域与兴趣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是从来没有缺乏过能引起讨论兴趣的问题。而且我们总是盼望着在会上见到朋友。

　　我对特别会议记忆犹新是出于不同的原因。我们永远不会忘记1972年在蒙特克斯召开的会议。米尔顿在会上所做的主席发言的题目是《资本主义与犹太人》，这个发言适逢其时，因为就在会议期间，慕尼黑奥运会上发生了屠杀以色列运动员惨案。这成为朝圣山学会会议从未面对过的最不寻常的事件。消息传来时，学会前主席冈特·施莫德正担任会议主席。他打断会议，报告了这个消息，建议我们默哀表示悲痛。就在这时，一位在英国议会中代表北爱尔兰选民的著名议员伊诺克·鲍威尔站起来，反对默哀，他像一个疯子一样，尖叫道：“我们为什么不为在爱尔兰被杀害的人默哀？”听众被这种表现吓了一跳，许多人公开表示了自己的看法。鲍威尔离开了会场，再也没有出现在以后的朝圣山会议上。

　　我们参加过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是1992年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会议。弗雷泽研究所的常务所长迈克尔·沃克担任了这次会议的东道主。因为1992年适逢米尔顿的八十大寿，迈克决定举办一个特殊晚宴庆祝一下。迈克做什么事都是大手笔，我们送给每位客人一本米尔顿的新作—《货币的危害》，还放了一个令人惊叹的冰雕摆在自助餐的餐台上。有谁能忘记此情此景呢？

　　费城学会

　　{米尔顿}费城学会是朝圣山学会的分会，有着非常类似的功能：给学术界主张自由主义经济与政治体系的少数派一次机会，在和谐气氛中讨论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让他们能认识并了解与自己观点相同的同行，让他们在经常充满敌视的日常生活中重新增强勇气。学会能够存在、能够成长、能够有所作为，要归功于一个人：唐·利普塞特。我在20世纪60年代初认识了唐，他当时是校际教授学会中西部分会的主席(我认为很令人惋惜的是，这个学会已经改型成了校际研究所，虽然重获创新精神，但是却掩盖了它的思想锋芒)。唐是一个活跃的、极具魅力的年轻人，而且有着令人称奇而又不落俗套的幽默感。他在校园里组织了校际研究所的俱乐部，动员教授资助他们，帮助俱乐部制定项目计划吸引学生。他成为了我的一位挚友，照亮了我的生活，直到最近他过早辞世。

　　1963年或是1964年初的某个时候，他安排了一次我和比尔·巴克利和艾德·福伊尔纳(他是唐的终生好友)的会面，也许还有其他一两个人，我们讨论了建立一个新学会的可能性，它将在美国发挥朝圣山学会在世界范围追求的同样作用。他说服我相信，这是一个极好的想法，可以组织一个委员会，一开始有12个人，以后可以发展到15个人。唐安排了最初的3次会议：1964年4月18日的印第安纳波利斯会议，4月25日的费城及旧金山会议，分别有36位、30位和23位出席者。每次会议1/3的时间用来讨论会务，其他时间讨论提交的论文。我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会议上做了题为《知识分子与朝圣山学会的作用》的发言。3次会议都非常成功，与会者热烈支持唐的设想。

　　学会的第一次全美会议1965年2月26~27日在芝加哥举行，这时学会已经在伊利诺依成立。会议的主题是“自由的未来：问题与前景”，吸引了大约100人参加，学会走上了漫长而有成效的发展道路。我可以引用一个专栏(这个专栏是乔治·克罗克从芝加哥返回后，1965年3月7日在《旧金山观察家报》上开办的)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最好地说明了第一次会议和那个时代的基调，专栏的标题是《新火炬在燃烧》(New Torch Burns)，这段话是这样的：

　　正如所有的大学教授都知道，学生也知道，许多年来，绝大多数校园都非常保守，不让外来东西“进入”其中。在许多教授中，保持一致性的压力无所不在，因此每个人都要被视为是自由主义者，或是自由主义陈词滥调的应声虫，否则就要冒险被当成是贱民，这不仅让他不舒服，而且会影响他的职业生涯……

　　毫不夸张地说，我刚从芝加哥一次勇敢者的会议上回来。勇敢者？是的。他们是一些杰出的教授和优秀的学生，他们不屈服于压力。他们被人称为保守主义者，但是他们信奉个人主义，他们是真正的学术自由主义者……

　　他们称自己的组织为费城学会，以这个象征着追求道德规范下的个人自由的传统的城市命名。

　　他们将避免政治与宣传。理性的学术是他们的武器，真理是他们的根基。在美国，充耳皆是政治上的夸夸其谈，但是美国目前面临的困境是哲学问题。

　　他们相信我们的学生有权听到对话，而不只是自由主义的独白。

　　我在芝加哥期间都积极参与了费城学会的活动，担任三届基金会董事职务，参加了多次会议，并发表了许多演讲。我到加利福尼亚以后，仍然参与学会的活动，但是没有以前那么活跃。学会给了我荣誉称号—杰出会员，因此免了我的会费。

　　唐·利普塞特成为学会的终身秘书，在早期阶段，艾德·福伊尔纳一直担任财务主管。他们对这一组织的奉献及愿意为之牺牲时间、精力与金钱的精神，是学会成长并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现在会员人数可能已超过400人。学会的会议活跃而又富于激励性，促成了大量专著的出版，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参加者。更为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方式让年轻的学者有机会互相交往，也有机会与长辈交往，同时有机会与学者、记者、商人建立关系。总而言之，我认为这是一项成功的事业。

　　1994年10月，学会举行了第30届年会，我没有出席，但是通过电话发了言。我在结束讲话时说：

　　我相信费城学会……已经对思想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我们还要继续努力确保学术界氛围的变化能够转化为现实中的变化。

　　最后，我想以向唐·利普塞特致敬来结束我的发言，他是费城学会之父，他向一切自然法则挑战，几乎是在一无所有的情形下创建了学会。从此而且至今一直为学会做着出色的工作，他像父亲般关心着学会。

　　不幸的是，一年后，唐去世了。

　　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

　　朝圣山学会会员、威尼斯大学教授雷纳托·米利创建了一个研究中心(中心的名称可以大致译为：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为的是促进自由市场思想的发展[3]。他的主要项目之一就是安排苏联等国的经济学家与西方经济学家会面。他的合作者是当时任弗吉尼亚大学教授的沃伦·纳特(我在芝加哥大学指导的第一个哲学博士)，沃伦的专业研究领域是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经济。

　　1967年9月2日，罗斯留在新英格兰，我和沃伦一起去意大利参加东西方会议，会议从9月12日~14日，地点在拉巴洛，这是地中海岸一个可爱的海滨城市，离热那亚不远。

　　西方国家参加这类会议的人一般都是专门研究苏联的学者(即苏联问题专家)，但是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主持的这次会议不是这样。据米利与纳特所说，与他们有联系的东方经济学家希望和西方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学者见面和交换意见，而不是那些西方研究苏联体制的学者，因为他们自己对苏联体制已经太了解了。这一判断在我参加的会上确实得到验证：来自苏联等国的经济学家急于知道市场是如何运作的。在会上，“我们听到了一位匈牙利经济学家的精彩发言，他再次发现了亚当·斯密发现的‘无形的手’—一个引人注目的(虽然有点多余的)学术成就。但是他努力要改进这个结论，为的是应用价格体系去传达信息并有效地组织生产，但是不涉及收入的分配。不用说，他失败了”。

　　在拉巴洛会议期间，雷纳托的妻子比安卡帮助我找到并买下一些意大利瓷砖，用在我们佛蒙特新房子里厨房的灶台上，当时新房子快要完工了。我要把这些瓷砖带回家真是一个问题：瓷砖太重了；但如果作为行李托运，超重行李的运费是瓷砖总价的两倍。最后我把瓷砖放在两个包装袋里作为我的随身行李。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不像现在，可以步行直接进入飞机。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多么费力，我拿着几件沉重的行李，爬上长长的台阶再登上飞机—我是自己一个人回国，沃伦也不能帮助我。但是我最终还是把这些瓷砖弄回新罕布什尔，大家都非常高兴，我们在新房子里有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色彩斑斓的灶台。至今还有少量剩余的瓷砖被我们带到了加利福尼亚。

　　回国后我给雷纳托写了一封信，祝贺他组织了一次卓有成效的会议，并说：“我向在维希的朝圣山学会简要报告了这次会议。我这样做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刚从东方的朝圣山学会来到西方的朝圣山学会。”但是我还说：“我在西方的朝圣山学会上，经常觉得站在讲台上的人鼓吹自由市场的同时却在制定干预措施。相反的是，在拉巴洛会议上，我发现发言人在倡导社会主义的同时也在促进自由市场经济。”[4]

　　米利1968年在布达佩斯组织了一次会议，我同意参加这次会议，罗斯计划与我同行。这次会议后来被取消，部分是因为西方社会抗议前一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我们去欧洲参加在苏格兰阿维莫尔举行的朝圣山学会的会议，并将节约下来的时间部分在英国度过，包括参加在迪奇利公园举行的美国银行联合会的大学教授会议；部分用于去挪威看望特里格夫·霍夫和他的儿子奥利-雅各布。我和罗斯后来参加了研究中心的会议，一次是1970年在米兰举行的会议，一次是1972年在巴黎附近的厄蒙维尔举行的会议。

　　1970年会议后，我们在威尼斯逗留了几天，米利夫妇在那里有一套公寓，他们让我们更充分地欣赏了这个美丽的城市。尤其是雷纳托向我们介绍了犹太人区的诺瓦广场(Ghetto Nuovo Square)角落里的一位玻璃工，他吹制了一些非常漂亮的小型传统犹太人雕像，我们买了一套，现在还和我们的奖杯一起放在我们家的门厅里。1973年我们再次在威尼斯度过了几天快乐的时光，雷纳托在那里主持了一次意大利学者参加的研讨会，我在会上发表了演讲。这一年的下半年，雷纳托和比安卡来佛蒙特回访了我们。

　　资本主义与自由

　　从1956年起，沃尔克基金会资助了一系列暑期项目，这些项目的内容都是对(最初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世界观的历史、哲学和经济学作总结性的评论。每一个项目有三四个研究者和20~30个年轻学者参加。1956年6月，第一个项目在瓦巴什学院由约翰·范西克尔和本杰明·罗格指导。我在这次项目中做了系列讲座，后来类似的项目中我也做过系列讲座。每一次都是由一两个讲演者介绍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其他讲演者讲这些原则在特殊问题上的应用[5]。

　　《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1962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序言中将此书称为由这些讲座形成的“一本耽误很久才出版的书”。由罗斯负责修订这些讲座以便出版。正如序言中所说：“她将不同讲座的内容归纳在一起，将不同版本结合起来，再将演讲内容转变得更书面化，她是这本书能出版的主要推动力。”[6]我在前言中说：“这一系列会议是我一生中参加过的最富于激励性的学术会议。”之所以有激励性，部分是由于参加会议的年轻学者，他们积极投入了讲座中及休息时间的热烈讨论，部分是因为我通过参加讲座而认识了那些杰出的评论者，并从他们那里获益匪浅。

　　我已经提到过朝圣山学会创立时的学术氛围，即使是在15年后“《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首次出版时”，我在为1982年平装本写的新序言中说：“由于它偏离主流观点太远，所以没有一份全国性的重要刊物发表对它的书评……尽管伦敦《经济学家》杂志和一些专业杂志登了书评。而这是一本在舆论的指引下，由一位美国著名大学的教授撰写，而且注定在此后的18年里卖出了超过40万册的书。”[7]

　　到现在为止，这本书的英文版已经售出了超过50万册，同时被译成18种其他文字。俄文版1982年在美国出版。这本书还被译成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中文、波兰文和爱沙尼亚文，还有其他语言的版本正在翻译中。

　　在充满敌视的气氛中演讲

　　不管是公共政策领域还是经济学领域，我的观点都与这两个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观点不一致：在公共政策领域是与福利国家观点争论，在经济学领域是与凯恩斯主义争论。我清楚地记得一位哈佛研究生来访问我时说过这样的话：“我必须要亲眼看一下‘中西部的巫师’是什么样子的。”

　　1989年我收到马克·罗林森的来信，他30年前是杜克大学的学生，他在信中也谈到同样的内容，他写道：

　　我在杜克的日子并不愉快……最为糟糕的是，绝大多数同学和所有的教授在多个专题上对我的观点公开表示鄙夷。有一天，在经济学课上饱受奚落后，我去见一位教授，我对他说，我认为自己肯定不愚蠢，我问他是否有和我观点一致的经济学家。他说：“噢，有的，其实我们经常在教授中讨论你的观点。你几乎就是芝加哥大学某个名叫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人的克隆体。这真有意思。”

　　我立刻就去图书馆查阅你的名字，结果发现你不在作者目录上。后来又去问了那位教授，他解释说，杜克有一个筛选系统，由与之相关的系和经济系来筛选新的资料，这个系统认为你的著作不值得进入图书馆。

　　我去见院长……并提出一个建议：将弗里德曼的著作放进图书馆；否则我将给我所能找到的所有报纸的总编写信。

　　他们选择了增加你的著作。

　　当你获得诺贝尔奖时，我可能比你还要感到自豪，你可能能够想像到这一点。

　　但是我这种离经叛道的立场并没有阻止我从大学、学院和非学术组织收到更多的演讲邀请[8]。

　　尽管我的观点不属于“政治观点正确”，使用这个说法是最近的事，但是在那些年里我不记得有什么不愉快(直到后来在智利才出现不愉快，见第24章)。对于技术性专题的演讲这并不奇怪，与“政治观点正确”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在一般性话题上也一样，我总是与学术界听众相处得很好，尽管他们最初与我是对立的。

　　20世纪60年代时，校园辩论盛行一时，我在学生中做过一些演讲，这些学生都集合于“促进民主社会学生会”(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周围，这是当时的一个激进学生组织。我在这些演讲的开始这样说：“你们的目标和我是一样的—争取更多的个人自由，我们之间的区别是，我知道如何达到目标，而你们不知道。”这样似乎能澄清：我们的分歧不在目标而在手段，听众中立即有了响应。还有两件有趣的事。

　　1961年哈弗福德学院实施了一个项目，邀请客座教授来讲授几天有关最新研究成果的课程，这些课程是他们学校不能提供的，他们问我是否可以讲一下数理统计学。当时珍妮特在布莱恩莫尔，就在哈弗福德附近，因此我同意去讲。后来院长又问我能否在学校教堂布道时对全院的师生演讲，我同意了，讲了一个其中有“自由”这个词的题目(我已不能确定准确的题目，下面的内容也完全是凭记忆)。我随即发现在哈弗福德去教堂是强制性的，我因此给院长写了一封信，请求他给我的演讲一个例外，因为做一个关于自由的演讲却要强迫听众参加，这似乎很虚伪。他回答说我的演讲不可能例外，但是我不必担心，因为允许学生离开教堂。

　　我和院长去教堂前什么事也没发生，但是在路上，我问他如何保证听众去教堂，他说，学监会在会议刚开始时，站在阳台上登记缺席者。我问他，如果我要求知道学监何时登记完，他是否反对。他显然不喜欢这个想法，但是他不能不许我这样做。

　　我开始演讲时，请学监让我知道何时登记完，我解释说，我不愿意对着被迫来听演讲的听众讲自由的主题，我请任何想要离开的人在登记完后离开。登记完后，我宣布休息，休息时任何想走的人就可以走了。大概有两个人走了，但是被其他人侧目而视。我决不以这种方式留住听众。

　　我应该解释这不能算是有本事。用今天的话说，哈弗福德的师生来教堂就是“政治观点正确”。1960年总统选举时，哈弗福德想组织一场肯尼迪的支持者与尼克松的支持者之间的辩论，但是他们在本校找不到愿意支持尼克松的人，只好从外边请人来。

　　几年后我在威斯康星大学和利昂·凯泽林有过一场辩论，他是一位律师，曾经担任过杜鲁门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他也是左翼理论家，性格乖张。他的辩论策略是把我的观点变成可笑的、公开的反动言论，只配让人唾弃。他以《资本主义与自由》第2章的一批词语为例，我在其中说：“就我所见，无法有效地以上面所列的词语来证明其合理性。”他成功地和学生听众一起彻底批判了我的价格、关税等观点。然后他指向第11点—“和平时期征兵”，我对这个草案的反对意见引起全场欢呼，让他失去了听众，输掉了辩论[9]。

　　美国企业研究所

　　今天已经很普通的美国政策思想库在20世纪50年代屈指可数，它们是伴随着冷战及意识形态竞争才出现的。类似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和胡佛研究所的研究机构所从事的长期研究，具有普遍的非意识形态特点，基本上不关注短期政策问题[10]。华盛顿重要的思想库是布鲁金斯研究所，它被公认是左派，是在野的民主党的家园。当时几乎惟一的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思想库是伦纳德·里德1946年创建的经济学教育基金会[11]。

　　美国企业研究所建立于1943年，但是一直无所作为，直到两个杰出人物—威廉·J·巴鲁迪和W·坎贝尔为它注入了新的活力。巴鲁迪1954年成为所长，他聘用了坎贝尔担任学术所长，坎贝尔担任这个职务直到1960年离职成为胡佛研究所所长。1962年，美国企业协会更名为公共政策研究所(后来被简称为AEI)。巴鲁迪和坎贝尔希望能在公共政策研究中加入自由市场经济观点，以便能替代布鲁金斯研究所。他们的重要策略之一是允许表达不同意见而不是搞一言堂，同时要保持最高的学术水准。

　　他们从对一系列立法提案的分析开始，这些分析以严格客观、非党派的方式对所有提案提出支持与反对的论据。他们向提出要求的任何一位议员提供这些论据。没过多久，两党的大多数议员都要求将这些论据作为邮寄目录的内容。巴鲁迪认为这种方针是正当合理的，因为即使没有研究所所做的工作，反对市场经济的观点也照样随处可以查到，让不支持市场经济的议员了解市场经济观点的惟一办法就是向他们提供两种对立观点。这些分析透彻明了，文字流畅，赢得了普遍重视。

　　研究所还安排了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辩论，并将辩论内容加编者按后出版。最后，研究所还坚持不懈地出版小册子，其内容涉及对公共政策的争论，今天还在继续这一工作。

　　我就是通过美国企业研究所进入了华盛顿政治圈子。巴鲁迪和坎贝尔为了保证出版物的质量，建立了一个学术顾问团，后来更名为学术顾问委员会。我从1956~1979年担任了这个委员会的顾问。我担任顾问期间，委员会每年开几次会，审阅提交出版的书稿，评论计划中的研究项目。我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意义，我们的共同努力使研究所的出版物坚持了较高的学术水准。我们搬到加利福尼亚以后，我觉得自己已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频繁地参与这项工作，因此提出辞职，我在辞职信中说：“我一直坚持这一原则：不做徒有虚名的事，不是只将自己的名字放在委员会的名单里，而不管我是否同意这个团体的目标与活动，除非我有足够的时间全身心投入，而不是只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通讯录或是书的封面上。”

　　我还参加过两次他们组织的辩论，一次是1967年与罗伯特·鲁萨辩论收支平衡，一次是1971年和威尔伯·科恩辩论社会保障[12]。我个人从这些辩论中得到的益处是，迫使自己精炼自己的分析以便和有才华的、值得一辩的对手讨论，同时也得到了一个阐述自己观点的重要论坛①。

　　20世纪60年代初时，巴鲁迪安排我为一小批共和党议员做顾问，他们正在为共和党制定一项立法计划。这些人中有：梅尔文·莱尔德、杰拉尔德·福特、汤姆·柯蒂斯、唐·拉姆斯菲尔德，也许还有其他一两个人。我在几年内不断地与他们会面。产物之一是一本题为《保守主义论文集》(The Conservative Papers)的书，我为这本书写了一篇文章《受控的经济能否运转》[13]，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是在实际政治活动中受到更深入的教育，并认识了共和党的某些领袖人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的智慧，以及抛开狭隘党派观念、寻求符合更广泛公众利益的政策的意愿。他们也许是例外，但是我相信今天两党仍有这样的政治家。

　　{罗斯}约翰逊总统在1964年的国情咨文中宣布，他的政府“将无条件地向贫困宣战”。他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在1964年的年度经济报告中将贫困定义为：家庭年货币收入低于3 000美元，不考虑家庭人口多少。又经过大致估计，制定了详细的贫困人口与家庭数量表[14]。

　　我20世纪30年代从事的消费研究，还有此后所从事的消费研究让我对“贫困”产生了兴趣—贫困的含义与定义因时代不同而不同。但是1964年我没有做任何此类研究，因此当全国企业研究所的科研所长汤姆·约翰逊问我是否愿意就贫困及如何测定贫困写一篇文章时，我表示愿意，其结果就是由美国企业研究所在1965年2月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贫困：界定与分析》(Poverty: Definition and Perspective)。

　　我在文章的一开头就指出了贫困的界定如何随着时代而变化。据法国一位著名经济史学家所说，在18世纪的法国，只要人均每日收入达到可购买3磅小麦的水平，“虽然不能代表可实现的可能性，但是却达到了一个可以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理想水平”。

　　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大致估算贫困标准为家庭年收入为3 000美元以下，这个估计是由相同的逻辑推出的，只是更新为现代版了。它试图确定一个收入标准，能够让一个家庭购买“保证营养的食品”，这个估算所依据的是不同收入家庭实际消费的保证营养的食品的数据。这个估算先假设一个贫困家庭花费收入的1/3在食品上，这就是说，1 000美元可以购买“保证营养的食品”，因此这一数字的3倍可以定为贫困标准。

　　我的文章的主要部分是试图要更有说服力地使用“保证营养”这个概念。我的结论是：顾问委员会的估算有严重缺陷，就算用它自己的论据来判断，也估算过高了。

　　顾问委员会在1964年的报告中承认：“此处所使用的如此简单的贫困测定方法，不适宜用来确定特殊救济或是参与特殊计划是否符合条件。”[15]但这正是过去发生了的事。测定标准已经更新并改进了，允许考虑家庭的人数，并根据通货膨胀加以调整。但是，目前用以确定是否够资格参加日益增加的联邦与州项目的测定标准，还是没有纠正我指出的缺陷—它所依据的还是当前的货币收入。随着时间的推移，额外收益、住自己的房子所免交的租金，及其他非货币收入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如果计算这类收入，大概能让“穷人”数量减半。

　　我的结论是：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美国普通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已经有了前所未有的改进。中央供暖系统、电器、自来水、电话和汽车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在不到一个世纪前，这些普通设施还根本没有或只是有钱人的财产……

　　营养，这个人类最首要的需求，自20世纪30年代起已经明显改进了—这远不是我们满意的测定标准。1936年，1/3的美国家庭的饮食可以归类为“贫困”；1955年，根据同样标准，只有1/8的家庭处于“贫困”水平……

　　许多独立的个人与组织，在自己的领域与有兴趣的范围内救济灾害、减轻痛苦，他们不需要一个预先设计的统计学计划来指导。和经济学成果一样，无形的手也同样能够而且正在指导着慈善事业中的志愿合作。但是如果要正确地指导一个中央化的政府计划，更不要说成功地控制这个计划，就必须要广泛而精确地研究谁是穷人，穷到什么程度，而不是现在所能提供的结论。[16]

　　将近30年后，这个评论依然切中要害，而且已经进行了更为精确的研究，花费了数百亿的美元，还在继续“改进这个国家普通人的物质生活条件”，但是根据政府的粗略估算，当前贫困线以下的家庭比1970年还多！

　　今天还有人愿意赞同1964年总统顾问委员会报告中的乌托邦理想吗？“永远会有一些美国人比其他人生活得好些，但是不必相信‘穷人会永远与我们同在’，今天的美国，丰衣足食的社会正在出现……现在正是我们加倍努力消灭贫困的时刻。”

　　教育代金券

　　{米尔顿} 1955年，我发表了《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这是我们在剑桥大学那年(1953~1954年)写的[17](文章略做修改后成为《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的第6章)。

　　我将政府参与学校教育分为三个层次：对学校的规定、对学校的资助、对学校的管理。我的论点是：“州政府在最低的层次上对学校提出规定，同时资助学校，这是可能做到的。”但是，我继续论证：“第三个步骤，由政府对教育机构实施管理，即如曾经有过的那样，实现‘教育产业’‘国有化’”，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是合理的[18]。“对那些拿到可赎回家长代金券的学校提出最低层次的要求，要求这些学校制定每个学生一年的最高开支，前提是将这些钱用于‘改进’服务。家长因此就可以自由地使用这个额度及他们自己追加的钱来购买教育服务。”[19]

　　既然已经有了公立学校，我建议“选择送孩子到私立学校的家长应该得到一笔与一个孩子在公立学校受教育所花费相等的钱，只要家长至少是把钱用于在一个政府认可的学校里受教育。”[20]

　　这个方案当时受到广泛注意，此后也一样。在这篇文章发表后的40多年时间里，我和罗斯不断卷入使用代金券，让家长能为孩子选择学校的运动—在新罕布什尔、康涅狄格、密歇根、科罗拉多、俄勒冈、加利福尼亚和其他地方。我们还在后来出版的书里讨论过这个问题，并与各种有兴趣的团体合作为专门的社区设计过详细的方案。我还就此题写过许多文章与报刊专栏文章，还就一般性问题及与要求采纳代金券制度的特别运动有关的问题发表过讲演，并就这一问题进行过广泛的通信与辩论[21]。除了货币问题之外，没有一个公共政策方面的主题让我们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投入过这么多的注意力。

　　这一经历既有收获也令人沮丧。说它有收获是因为我们遇到了许多大公无私的市民，他们愿意献身改进学校教育使之能够有利于孩子，还因为公众支持对美国的教育制度进行重大改革，这种支持正在不断增强，并已开始产生了实质性的结果。说它令人沮丧是因为至今没有取得成功，每一次努力都因为维护某些人的特殊利益而遭到挫败，最突出的是教师工会。我们对美国的教育体制了解得越多，就对代金券制度更有信心，它必将极大地改善我们的学校教育，使之更有利于孩子，尤其是那些贫困家庭的孩子。

　　美国全国教育协会和美国教师联合会是两个主要的教师行业协会，再加上他们在地方的分支机构，组成了美国最有实力的院外活动集团。克林顿总统改变自己对择校问题的立场是一个足以说明他们实力的例子。克林顿担任阿肯色州州长时，就支持家长在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中自由择校。1992年12月的民主党大会上，至少有1/8(也许是1/4)的代表来自教师工会。作为总统，他支持在公立学校中自由择校，但是坚决反对将自由选择扩大到私立学校，尽管他把自己的女儿送进私立学校。

　　我发表第一篇文章是在1955年，自那时起，美国教育体制、社会的特性，还有学校的功能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20世纪初就开始的中央化倾向还在迅速发展。学区的数量从1928年的150 000个到1956年的55 000个，再到1996年15 000个，尽管现在的人口是1928年的两倍。从1960年起，中央化还伴以工会化，这导致了全国教育协会与美国教师联合会有效地控制了公立小学与中学。中央化与工会化也带来了日益增长的对教育体制的不满和一次又一次更雄心勃勃的“改革”教育体制的努力，但是没有任何成功的迹象。中央城市的衰落与家庭角色与特征的变化加重了学校的负担。最近几十年的技术革命与日益增长的国际贸易的重要性已经提高了工业所要求的认知技能水平，但是学生的水平却下降了。

　　家长自由择校制既可以促进公平又可以提高效率。公平问题是指，现行体制下，将孩子送进私立学校的家长要付两次钱，一次是付税，一次是交学费；效率问题是指，建立一个私人经营的激励机制，以促使现有的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竞争(现在两类学校几乎都没有效益)。我的第一篇文章中同时提到了公平与效率两个问题，但是重点是强调公平，此后，下面段落中概括的变化让我们将重点放在了效率问题上。

　　我们社会的发展趋势是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简单化、技能化、需要学校训练)，这威胁着社会的稳定。学校教育质量的提高似乎才是惟一可以对抗简单化趋势的力量。我们相信存在着巨大的可能性。学校教育是美国技术上最落后的产业，它落后是因为垄断经营方式，这种垄断只对领导与教师有利而对学生不利。与所有垄断企业一样，它效率严重低下。通过无条件代金券制使学校私有化，必将为私有-营利型企业提供机会，产生正确的激励作用，这会有利于学校的客户—学生。正如打破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的垄断后，随即出现了创新与更高的效率，当邮局受到挑战时，他们的信件与包裹的投递效率都提高了。同样的现象出现在许多行业中。竞争将迫使政府办的学校接受挑战，否则就会被淘汰。

　　公众对现行教育体制的不满正在迅速增长，不久以后家长自由择校制将打破教师工会的垄断。起初，教师工会反对任何择校制。打破僵局的第一步是他们接受了在政府办的学校里实行择校制的某些措施。此后，尽管每一步他们都犹豫不决甚至反对，但是被迫对特许学校运动让步。特许学校是迈向正确方向道路上的一个步骤，但是作用很有限。学校数量将受到限制，而且仍然是政府系统中的一部分，还远没有建立起比公立学校自治程度更高的学校，它们还被紧紧地束缚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中。但是最重要的是它们已经为富于活力的私立-营利学校提供了与公立学校竞争的机会。罗斯和我清楚地认识到学校私有化的重要性，为此我们建立了米尔顿与罗斯·弗里德曼基金会，基金会的惟一使命就是促进公众理解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必须采取的措施[22]。

　　教育动力公司

　　从1969~1978年，我曾经在教育动力公司(Instructional Dynamics Inc.)的赞助下录制双周评论。我们在芝加哥时，威廉·克拉克除了正式工作外还在《芝加哥论坛报》兼职，肯定是他来我们家做录音访谈的。后来我们在佛蒙特住了6个月，由罗斯替克拉克做访谈。不过，直到最近，我们的一位朋友，他在认识我们之前很久一直担任录音带整理工作，他回忆起非常高兴能以这种方式认识了罗斯。据说，在近10年里，我们录制了215盘磁带。这个项目与我在《新闻周刊》上的专栏相互配合，激励我关心最新动态，并思考这些事件的意义。

　　20世纪70年代后期，教育动力公司面临财政困难，我同意接受公司股票代替过去付给我的货币报酬。当公司财政困难显然不是暂时性的时候，我们结束了这个系列项目。

　　这件事值得一讲是因为它的结果。我们将这些一文不值的股票转为给我们的外孙—珍妮特的儿子里克的信托基金，并对这些股票已不抱希望。若干年后，教育动力公司被接管，其股票突然变得值钱了。我们的外孙大发横财，而我们却因不愿意接受股票而付出了代价。但是让我们欣慰的是，我们的外孙比我们运气好！

　　国际货币市场

　　1971年下半年，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主席利奥·梅拉梅德打电话与我探讨是否可能与我见面，以便讨论他正在制定的一个建立公开货币期货市场的计划，他是一个富于想像力与创新能力的人[23]。他注意到我的名字，是因为《华尔街日报》上的新闻报道，其中提到我长期以来一直主张浮动汇率，预计推行固定汇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注定会崩溃，坚信需要一个外汇交易的公开期货市场。这一信念部分是因为我个人的经历。1967年11月，我和其他经济观察家都清楚地意识到，英国将被迫将英镑贬值。我打电话给芝加哥的主要银行，想要卖空英镑。但是没有一个银行接受我的要求，他们坚持说，只在与老客户和与商业活动有关时他们才做期货。当我强烈要求他们这样做时，得到的回答是：“联邦储备银行(也许是英格兰银行)不愿意这样做。”在随后的《新闻周刊》专栏中，我以此为例主张取消政府对外汇交易的管制并提议采取浮动汇率制。

　　只要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导下有效运行着，就不可能有公开的货币期货市场。布雷顿森林体系维系期间汇率发生了多次变动，但是一些重大变动(例如1967年英镑贬值)间隔很长时间才发生一次。在此期间，汇率在中央银行的操纵下只可以在很小的范围内变动。在这种形势下几乎不可能有公开货币期货市场，也就不可能吸引客户。

　　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1年8月15日终结，当时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国不再履行其按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向各国中央银行出售黄金的承诺。这一宣告让利奥和他的助手们决定动议实施他们制定的货币期货交易计划。他打给我的电话是这一决定的结果之一。

　　1971年11月13日，星期六上午，我在纽约会见了利奥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总裁埃弗里特·B·哈里斯。1/4世纪后我仍清楚地记得，利奥和埃弗里特带来了一个全面具体的计划，这个计划的内容就是建立如今的国际货币市场(IMM)。他们已经完成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我对计划贡献甚微。但是建立这样的一个市场显然是一项成本很高又冒险的事业。我的任务是让他们确信：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永远消亡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推行的是偶有变化的固定汇率制，作为它的替代的任何安排都将引进某种范围广泛的、持续变动的汇率，这就需要一个可行的公开货币期货市场。

　　他们与我签订合同，由我起草一个备忘录，解释建立公开货币期货市场的必要性，他们将把这个备忘录作为方案的一部分递交华盛顿当局。这个备忘录在12月底完成，1972年年初付印时的标题是《货币期货市场的必要性》。

　　利奥以他特有的慷慨，在建立国际货币市场的工作中公开表示了对我的赞誉[24]。在漫长的一生中，我一次次认识到提出建议与接受建议之间的鸿沟有多大，而填补这个鸿沟又有多难。我当之无愧的是与其他经济学家一起预见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建议代之以浮动汇率制—我第一个在1950年撰写文章，并于1953年发表，且在1968年12月致当选总统尼克松的备忘录中再次提出这一建议。

　　主要功劳应属于利奥·梅拉梅德，是他认识到尼克松总统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带来的好机会，尽管知道有风险，还是抓住了这个机会。确实需要韧性与技巧，才能让政府官员果断同意提前采取行动，而这些官员历来倾向于拖延而不是行动。现在想来，尼克松总统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不到10个月，国际货币市场就开始营业，之所以有此可能，正是因为在总统采取行动之前很久就制定了计划。

　　其余的都已是历史了，芝加哥现在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期货交易中心，这都要归功于利奥的创新精神和他此后在指导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拓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限制税收全国委员会

　　1973年，里根州长曾经不成功地试图在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一个宪法修正案，修正案的内容是限制政府开支与税收(参见第23章)，限制税收全国委员会(NTLC)是这一努力的派生物。卢·尤勒曾经负责起草里根州长方案的第一部分，他对这种结局非常不满，坚定不移地认为限制政府开支与税收是非常重要的。在与一些有着共同想法的人商量后，他和比尔·里肯巴克及其他10个人(其中也包括我)，在1975年的下半年共同创建了限制税收全国委员会。该委员会的目标是鼓励州政府与联邦政府根据宪法规定，限制州政府与联邦政府的开支与税收权力。为达到这个目的，该委员会建立了遍及全美的成员基地，鼓励建立州一级的限制税收组织，向该组织的成员及其他对此目标有兴趣的组织提供培训及其他资料，并与州议会与国会合作促进税收限制。

　　自委员会建立以来的20年间，卢·尤勒一直担任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他为保证委员会全力以赴地致力于主要目标做了大量的工作，与全美的每一个州政府及联邦政府合作。他在推进自己的目标时所表现出的坚定不移与始终如一，我惟有钦佩。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团体与组织在争取同样的宪法修正案，限制税收全国委员会也一直与它们合作。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为什么要争取一个宪法修正案？由立法机构及首席行政长官投票决定开支与税收，而他们是由民众选举的，原则上应该遵从民众意愿。但是所有的调查都显示出，大多数美国选民认为，政府花掉了他们太多的钱，应该平衡预算，而平衡预算应该通过削减开支而不是增税来实现。但是政府开支持续增长，赤字也不断增加，国会却宁愿增税也不愿削减开支。1994年的所谓共和党革命又燃起了人们新的希望，终于选出一届有可能削减政府开支的国会。但是这一希望成为泡影，完全是由于克林顿总统与民主党的反对。

　　一个由多数人选举出来的政府为什么造成了多数人反对的结果？原因在于，我们是实行多数人统治，但是这个多数派是由一些代表特殊利益的少数人构成的联盟。而每一个少数派从那些对其他少数有利的措施中所受的损失，要多于从对自己有利的措施中得到的好处，但是这些少数派都不关心已通过的措施的累积效果。

　　其结果就是立法程序中的一个缺陷：每一项措施都是独立考虑的，而最后的预算是各个独立项目的总和，服从于未经事先确定的总数。

　　而宪法修正案是一个办法，而且显然是惟一的办法，来获得一个必要的一揽子交易解决方案。因此我们强调要通过一个宪法修正案。

　　但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宪法修正案呢？我们在完成吸纳成员的第一步和派发了强调限制政府开支的重要性的宣传材料及资料后，第一个重要行动是1979年初成立了一个联邦修正案起草委员会，由28名与此相关的学者、律师、议员和社会活动家组成，他们都见多识广，由他们负责起草修正案。

　　最初起草的修正案完全是以限制政府开支为导向的，但是并不要求平衡预算。我们认为重要的是要削减预算，不管这些预算能否筹措到资金。所谓赤字是被掩盖的、虚假的税收形式，而且是一种糟糕的税收形式。民众的真正负担是政府花掉的钱(和政府委托别人花掉的钱)，而不是政府开支中由公开的税收支付的那一部分。正如我经常说的，我宁愿政府有1万亿美元的开支和5 000亿美元的赤字，也不愿政府有2万亿美元的开支但没有赤字。

　　克莱尔蒙特·麦克纳学院的克雷格·斯塔布尔宾教授就接受拟议中的修正案的财政后果做了一个精彩的分析，他一直在限制税收全国委员会担任负责科研的主席。

　　在与国会议员共同努力以确保修正案通过的过程中，我们很快就明显看出：要获得更多的政治支持，修正案中应包括平衡预算条款。为了将平衡预算与限制开支结合起来，拟议中的修正案从限制开支修正案改为“平衡预算限制税收修正案”(平衡预算、限制税收就相当于要限制开支)。

　　1981年修正案以这种形式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通过。在里根总统的压力下，直到1982年会议将要结束时，参议院以必要的2/3多数票通过了修正案。众议院的民主党领导集团企图阻止修正案在众议院投票，没能成功，因为争取修正案在国会通过的工作非常出色。国会休会前几天举行了表决，众议院多数票同意修正案，但是没有得到必要的2/3多数。这是我们的努力的最好成绩，但是此后我们也没有停止争取通过修正案的努力。

　　我积极地参与了这一过程：在国会作证，为《新闻周刊》写专栏，在大众杂志上发表文章，参加记者招待会，与一些积极参与此事的议员商讨[25]。我认为，这是除战争草案之外，我惟一深入广泛地参与过的国会游说活动。

　　在1982年失败前，卢和他的副手们曾经在个别州致力于与国会同步的工作，对州一级政府的开支加以限制，他们在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了第13号提案(削减财产税)，州议会还向国会提出请求，请求国会召开宪法大会接受平衡预算及限制税收修正案。根据美国宪法第5条，如果2/3州提出请求，就必须召开国会宪法特别大会。但是自国会成立大会以来从没有召开过宪法特别大会，因此这次也不太可能召开。如果非常接近2/3的州提出了召开宪法特别大会的请求，国会就会自行通过修正案，以免被宪法特别大会取而代之。召开宪法特别大会是一个使国会采取行动的捷径，到1981年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批准S.J. Res. 58号修正案，已有30个州提出召开宪法特别大会的请求，必要的数目是34个州，此后，数目时多时少，最多的时候提出请求的州达到过32个。

　　自1982年我们在国会接近胜利以来，还有几个修正案在国会提出。我们的任务是要确保这些提案有强制实施手段，就是要包括实质性的限制税收条款。有几位国会议员由于意识到平衡预算对民众有象征性意义，因此想以这个象征来代替实质性的限制。最恶劣的要算是前伊利诺依州参议员保罗·西蒙，他提出一个修正案，要求年度预算平衡，但是既不限制开支，也不限制税收，而且没有强制执行条款。他争取到一些共和党参议员的支持，和他共同提出一个两党联合提案，这个提案实际上毫无用处。我们坚持反对他的提案，指出这一提案其实空洞无物，我相信能够得到一些人的支持。

　　高潮来临是在1994年，当时提出了一个平衡预算修正案，其中包括了一个限制税收的条款，要求增税必须要得到绝对多数通过。这个修正案列入了共和党“与美国的契约”(Contract with America)中，这个纲领帮助共和党在国会两院都获得了控制权。修正案在众议院获得了必要的2/3票数，但是当它提交参议院时，历史又重演了。为了在参议院得到2/3票数，共和党与西蒙和其他民主党议员达成妥协，去掉需绝对多数通过才能增加税收的条款。随后进行了激烈地公开斗争，最终以只差1票未能获得2/3票数而结束—参议员多尔未能得到本党的俄勒冈州参议员哈特菲尔德的同意票。提交投票的修正案要比没有修正案还糟糕，因为它阻止了有实质性内容的修正案通过。

　　限制税收全国委员会逐渐与美国限制任期协会联合起来，这个组织最近几年因提出要限制州政府及联邦立法机构官员的任期而引起公众注意。要有效限制任期与开支，由各州请求召开宪法特别大会似乎就成了劝说国会提出宪法修正案的最有可能的捷径—但修正案中的两项内容都与许多国会议员的直接私利相抵触。

　　《新闻周刊》

　　{罗斯}我在《东方经济学家》上这样描述米尔顿作为专栏作家而崭露头角：

　　1966年夏天，《新闻周刊》的编辑打电话给我丈夫，问他是否愿意担任《新闻周刊》的专栏作者。他们的想法是由三位经济学家合作组成一个专栏，一个人轮一周，他们希望以这种方式选择一些经济学家来阐述不同的观点。他们找了保罗·萨缪尔森，作为“新经济学”或是“新政自由主义”派的代表；亨利·沃利克作为中间派的代表；我丈夫作为“自由企业”派的代表。

　　我的丈夫虽然同意这是一个值得一试的项目，但是他对担当这项工作还是非常犹豫，他认为难以找到足够话题在分配给他的专栏篇幅内清晰明了地论述。他还有一些其他的理由，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最主要的是他认为这会占用太多时间，因而干扰了他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这才是他的主要任务。当然我同意他的研究是首要的，但是我认为每三个星期写一次专栏文章并不会过多地干扰他的研究。我还认为如果不将研究发现公之于众，这些成果就没有实用价值。一般情况下，这两项任务是由不同的人来完成的，但是也并非没有例外，例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两项都做。无论出于何种理由，解释政治自由与自由市场经济的关系，或是政府越来越多地干预我们的生活所造成的后果，这项工作做得并不好。我认为我丈夫的能力与学识使他特别适合担当此任。我儿子也同意我的意见，我们与我丈夫就此争论了几天，结果没有太费力气就成功地说服了他，因为他发现这是一个挑战，值得试一试。[26]

　　{米尔顿}为了先让自己满意，我列了一些可能写的主题，并试着写了几篇专栏文章作为样品，拿给乔治·施蒂格勒请他做判断。他和罗斯一样，鼓励我做这项工作，并对我会因为写作而受到干扰的想法嗤之以鼻。我还和保罗·萨缪尔森在电话上长时间讨论此事，他极力主张我接受。我应该说明，虽然我和保罗在公共政策方面的一些问题上经常有重大分歧，但是我们一直是好朋友，互相敬重对方的能力与对经济学的贡献①。

　　最后我还征求了亨利·黑兹利特的意见，他从1934年《新闻周刊》创刊就与之合作，多年一直撰写专栏《商业潮流》，这个专栏在《新闻周刊》的最后一页上，现在乔治·威尔和梅格·格林菲尔德也轮流写这个专栏。我们三个人将把亨利替下来，因为我基本上和亨利观点相同，我希望确知他对结束在《新闻周刊》的工作没有不快的感觉。他向我保证没有，还劝我接受这个工作。

　　{罗斯}下面还是引自《东方经济学家》：

　　原来担心没有足够的主题变成了相反的问题，几乎是永远有不止一个问题急需探讨，面临的问题是要在其中找到一个显然是最急需讨论的主题。虽然所涉及的题材一般都是由当时的新闻提供的，但是我的丈夫运用这些题材进一步提炼为他认为重要的主题。就像他的所有研究一样，专栏也分为两类：实证经济学与普通经济学。第一类所涉及的是纯科学问题，可以想像这来自专业兴趣。其中绝大多数涉及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这个领域里，我丈夫的观点与其他经济学家有时不一样。这类题材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货币与财政政策对事件进程的影响。我认为《新闻周刊》的专栏文章在改变公众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发挥了重要作用……

　　让我吃惊的是，专业经济学家也读《新闻周刊》的专栏文章，专业杂志和技术经济学教科书中也经常引用其中的内容。而他们是定位于(而且的确)极大地影响了完全不同的读者—知识分子与关心社会问题的公众。我丈夫决心要将难懂的问题写得深入浅出，我认为这是他作为一个专栏作家大受欢迎并使自己的观点得以传播的最重要的原因……

　　我丈夫所写的专栏文章中的第二类是一些特殊的争论或是问题，他可以在其中表述他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提出的哲学观点，即他坚信，促进个人自由是社会改革调整的主要目标。他所写的专栏包括：志愿军，这是我丈夫极力主张的，并最终成为制度；社会保障与福利，他认为这与一些其他不足之处一起侵犯了个人自由；学校教育，几乎所有的人都对现存教育制度不满，但是我丈夫认为通过教育代金券注入竞争机制就能够使学校教育大为改进；邮局，也像学校教育一样极为糟糕，如果能够取消对私人邮政的禁令，就会因注入自由竞争机制而大获好处；还有其他许多类似问题(米尔顿在过去的18年中总计写了300多篇文章)。

　　随着他的哲学通过《新闻周刊》而广泛传播，请他做演讲的邀请越来越多。听众同样各不相同，从看重他对经济前景判断的商人，到来听他的哲学、了解如何应用于社会所面临问题的普通民众，各种人都有。我认为，和他在《新闻周刊》的专栏文章获得成功一样，他在演讲中获得巨大成功的原因是：无论多么复杂的问题，他都善于深入浅出地解释。他始终坚持认为，一个人只要真正理解他的专业，并不必非要使用复杂的术语。《没有免费的午餐》的评论家曾这样说：“弗里德曼的长处是他能设身处地地为一无所知者考虑。我能够理解，没有人比他更熟悉他那个领域中深奥难解的内容，但是对一无所知者，他是一个头脑清晰、感觉敏锐的鼓吹者。[27]

　　{米尔顿}我和保罗、亨利坚持的一个原则是：必须由我们最后决定专栏文章的内容，尽管我们欢迎编辑的建议。一年多以后，这一原则受到严峻的考验，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1967年12月11日)强烈批评《新闻周刊》上一篇长达22页的文章《美国的黑人》，我的文章用了相同的标题，我写道：

　　《新闻周刊》上引人注目的关于美国黑人的封面故事令人沮丧，是因为它揭示了美国黑人少数民族现在的地位。更令人沮丧的是它揭示了用心良苦的自由主义者的观点……

　　黑人今天在美国面临的许多问题都是由于政府政策造成或是加剧的，这些政策是由那些自由主义者制定或执行的，他们的观点在《新闻周刊》上占了主导地位。

　　《新闻周刊》编辑奥茨·艾里略特在一封涉及其他问题的信中也评论了我的专栏文章，在给他的回信中我说：“我敬佩、感激你在发表我的批评时所表现出的宽容，没有提出任何问题也没有任何犹豫。”(1967年12月12日的信)他们始终保持着这种宽容。

　　1974年，沃利克离开耶鲁接受任命，成为联邦储备银行董事会成员，这使他不能再定期写专栏文章。《新闻周刊》没有找人替他。1981年，由于某种我不知道的原因，保罗也停止写他的专栏。《新闻周刊》让同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莱斯特·瑟罗代替了他。

　　《新闻周刊》头六年的专栏文章汇集成册，以《一位经济学家的抗议》(An Economist誷Protest)为名出版，我在第一版序言中反思了我在《新闻周刊》的经历：“这一任务既富于挑战性又极有收获。促使我尝试……使用所有人都能接受的语言来表达技术经济学的观点。这也使我因为没有写全使专业杂志冗长的那些限定条件和保留意见而招来非议。最重要的是读者所做出的反应—有时是赞赏，有时是辱骂，但是都让人深受启发。在写作专栏的过程中，我还懂得了多么容易产生误会，或者(同样的是)要阐释清楚一个观点是多么不容易。我还懂得了，没有一门学科会像纯经济学这样，任何一个问题都可能有数量众多的不同观点。”

　　1984年初，理查德·史密斯在担任主编两个星期后，决定停掉瑟罗和我的专栏，他在一封非常友好的信中解释了这个决定，他说：“现在是重定商业专栏方向的时候了，我希望能从经济学分析转为一种既有分析又有报道的形式。我们已决定由罗伯特·萨缪尔森隔周写一篇专栏短文，与他交替撰文的是简·奎恩。”(1984年1月18日)

　　我对停掉我的专栏的感情很复杂。一方面正如我写给史密斯先生的信中所说：“我很欣赏与《新闻周刊》的长期合作，也从中获益匪浅，但是我必须坦率地说，我对停掉专栏感到遗憾。”同时我也很高兴能够摆脱三个星期的交稿期限。随后又有几家报纸(《华尔街日报》和鲁珀特·默多克在澳大利亚、英国、美国的报纸)请我写定期专栏，但是我都拒绝了—也许这说明我还有一个比我对史密斯所说的更好的理由。

　　我从来没有因为罗斯与乔治劝说我接受《新闻周刊》的建议而感到遗憾(我后来给乔治的回报是鼓励他为《邓恩评论》写专栏)。我的写作风格不仅在专栏文章中得以改进，而且在我写的所有文章中都有所改进，并成为我表述立场时的一贯风格。写专栏文章要求我紧跟最新的大众话题(要占专栏文章内容的1/3以上)，尤其是货币与财政政策领域中的话题。这对于我一直在从事的货币研究极有价值。专栏文章让我能够在现实的事务中发挥作用，这更是任何其他方式所不能比拟的。

　　可以理解，那些与我观点不一致的读者比那些与我观点一致的读者更可能给我写信—除了在某些情况下，我受到读者的赞扬，他们认为在一些特殊的争论中我“有勇气发表不得人心的观点”。有一篇专栏文章引来了25封一致反对的来信，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如何分配水》(1977年3月21日)，这是我们从芝加哥搬到加利福尼州后不久写的一篇关于旱灾的文章。当时，美国西部，尤其是加利福尼亚州，正遭受旱灾。当时马林县接受了以人为单位分配水的方案，我以此为例，建议实施市场双价格体系，这将改善所有人的境况(我所建议的特殊计划是这样的：“由水利当局规定一个每加仑水的增补价，由他们对超过现行用水限制的按增补价收费，然后再由他们根据增补价补贴用水少于限制的家庭”)。我问为什么不接受这个方案，同时指出：“一个看似有理的答案是，运用价格体系会引起普遍反感，无论以任何形式、为了任何目的，甚至是由有着充分理由来实施有效价格体系的马林县行政部门来实施，也一样。他们已经被我们时代的集体主义所腐蚀了，他们的行为揭示出：他们情愿由官僚机构维持的秩序，也不要自由个人的自愿交换。”可以肯定，这些反对意见的来信只有1/4来自加利福尼亚州，来信所谈的都是这类论点：“对没钱的人无动于衷”(尽管我很小心地指出，穷人和富人都能受益)，“短见的逻辑”，“弗里德曼还停留在19世纪”，“水是无价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定价方法莫名其妙，这使他的方案不可能在现实中实施：富人不会受罪”，“通过价格体系来分配可用水是一个贪婪的、不负责任的方案”—正如引用的这几句话所显示的，这些表达反对意见的来信，几乎没有提出什么有道理的论据，绝大多数只是辱骂和质问我的动机。正如我经常说的，质问一位反对者的动机要比驳倒他的论据更容易。

　　一篇最受赞扬的专栏文章是《有害的法律》(1982年10月25日)，文章所谈的主题是“政府的社会计划结果与其制定者的承诺适得其反”。受到赞扬的原因无疑是因为文章最后一段提出的挑战：“让我觉得可笑的是知识分子和公众还在继续上当受骗。我希望有人能对我做出解释：是否仅因为没有给这种纸上谈兵现象一个易懂好记的名字呢—例如(欢迎提出建议)”。我收到来自大约不到40人写来的40多个建议，因为一个人会提出几个建议。我印象中最好的一个是“政府无形的脚”，这是理查德·阿米提出的，当时他是北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经济系主任，后来成为国会共和党议员，在我写本书时，他是众议院多数党领袖。还有两个，我出于不同的原因也很喜欢，一个是“自我经济学”①，还有一个是“米尔顿的失乐园论”。多数建议都既明了又一语中的。

　　一篇引来许多讽刺挖苦、但却赢得了比预期中更多的支持的文章是《关于科研拨款的公开信》(1981年5月18日)。这封信建议取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这是写给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菲利普·汉德勒的信，他写了封很长的私人回信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辩护，《新闻周刊》发表了这封信。学术同行支持甚微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让我吃惊的是许多与非学术研究团体合作的独立科学工作者给予我许多支持。

　　1972年5月1日发表的文章论述的是“禁酒法案与毒品”，我在文章中宣布主张毒品合法化，正巧当时尼克松总统宣布向毒品宣战。这篇文章被多次重印，原因是反响强烈，其中大多数是讽刺挖苦与反对。但是也有一些支持毒品合法案的信，比我或是这些信的作者所希望的要多，这些信几乎一致称赞我敢于说出不得人心的观点。我认为人们让与多数人持不同立场可能面临的舆论压力吓坏了，某些人长时间一直与多数人立场一致，我认为这是因为这样做代价比较小。

　　另一篇引起类似反应的文章是《令人沮丧的药品预审制》(1973年1月8日)，我在文章中严厉批评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建议取消这个机构。作为证据，我引用了我的同事萨姆·佩尔兹曼教授的研究，这个研究深入而仔细。让我吃惊的是，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封挖苦信，大量支持信件蜂拥而来，有些来自制药业，其他来信是一些遇到过药品问题或是遇到过儿童药品问题的人的来信，所有的信都讲到关于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的可怕故事。他们的来信让我写了一篇题为《会汪汪叫的猫》的文章，我认为这是我所写的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是最好的一篇专栏，引文如下：

　　这篇文章(《令人沮丧的药品预审制》)引来许多从事制药工作的人的来信，信中讲了许多不幸的故事，证实了我的观点……但是多数信中也说了“与你的观点不同，我并不认为应该取消食品与药品管理局，而是应该改变它的权力”等等诸如此类的话……

　　我的回答如下：如果有人说想要一只猫，只要它会汪汪叫，你对此有何想法？你所说的你倾向于有一个食品与药品管理局，但是它要按你认为合适的那样运作，与上面的问题是一样的。生物规则对猫的分类并不比政治规则对一个已建立的政府机构的分类更为严格。目前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的行为及其造成的负面结果不是偶然事件，也不是一个容易纠正的人为错误，而是由它的本质所决定的，这与猫的本质决定了它只会喵喵叫是一样的。作为自然科学家，你知道不能以自己的意愿安排一个化学与生物体的特征，你不会希望猫汪汪叫，或是让水燃烧。那你还为什么会以为在社会科学领域情况会有所不同呢？(1973年，《新闻周刊》版权所有，获准引用)

　　这两篇文章中的第一篇在华盛顿掀起相当大的波澜。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的领导人写了答复信发表在《新闻周刊》上，我又做了答复；《华盛顿邮报》就这一争论发表了若干长篇文章，毫不奇怪，是为食品与药品管理局辩护的。一个由盖洛德·纳尔逊领导的委员会举行了听证，我被邀请参加(但是只是在最后一次听证会上)，日期是我计划去欧洲的时间，我送了一份书面声明代替出席。我相信，萨姆·佩尔兹曼出席了听证会(顺便说一句，我早就认为出席国会的听证会是浪费时间。在多数情况下，这是国会议员们利用大量时间推销自己的观点，而听证人只能在旁边说几句话。但是即使情况不是这样，我也认为花同样的时间写一篇报刊专栏文章或是类似的文章，或是做一次演讲，更能有效地影响政策。例如我的专栏文章的读者能比出席听证会的听众数量更多)。

　　五年后，我又写了一篇关于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的文章，题为《道德标准》(1978年月12月18日)，我尖锐地批评了时任局长的唐纳德·肯尼迪，他是著名生物学家，后来担任过斯坦福大学校长。他在《美国医药学会会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为食品与药品管理局辩护，反对所谓的“拉药品的后腿”，这指的在美国批准药品的速度比英国和其他国家要慢。我写道：“肯尼迪的反击是一种律师式的简要分析，不具客观性……他的评论似乎是明显要为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尽可能地塑造一个最好的形象。”我的副标题是《用统计学数据……而不是用见解来论证》。我在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我要强调我的目的不是批评肯尼迪个人，我从未见过他。他的文章是信手拈来的例子，体现了广泛流行的双重标准。他认为发表这篇文章是他担任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局长职责的一部分，他肯定不愿意将同样的文章提交一个他本人专业领域内的有分量的专业杂志。”

　　肯尼迪在《新闻周刊》上发表了答复信。我在他担任斯坦福大学校长后才第一次见到他，我们的关系很友好，但不密切，我可以肯定他还对我心怀不满，毫无疑问，他认为我是在公开攻击他的人品。

　　一篇有些好笑的文章是《家庭事务》(1972年4月10日)，文章一开头说：“如果你出嫁的女儿写给你一封信，建议结婚30年的你和妻子离婚，你会有何感想？这正是我们家最近发生的事。”我们当律师的女儿，一针见血地指出所得税在惩罚已婚者，她说，如果我们合法离婚，还可能继续生活在一起，同时享受低所得税。我提到此事，部分是因为我写本书时，报刊标题新闻中又出现了惩罚已婚者的内容。还有一个原因也许是为了说明，我们不是仅受金钱驱使的人，因为我们没有接受女儿的建议。从任何角度看，为不同收入水平的人列出一个表格，说明如何“从同居中省钱”，还是挺好玩儿的。

　　在我的固定专栏停掉后，我还在《新闻周刊》上发表过一篇专栏文章，这是一个固定的专栏《轮到我了》，每周从投稿中选一篇，我的文章的题目是《终于对了，一位专家的梦想》，我1974~1983年期间写过与石油危机有关的专栏文章《我这样告诉你》，这篇文章与此有关。1974年我在专栏文章中预言：“阿拉伯国家……不会长期保持一桶原油10美元的国际价格。”正如我在最后一篇文章中说的：“我的这个预言，曾获得国际事务幽默促进会的笨蛋奖……排除通货膨胀因素，一桶原油的价格最终降到了我在1974年的专栏文章中提到10美元的限度以下。这就是我的文章题目所要说的。但是我赶紧要补充的是，这并不能完全证明我是对的，时间与方向是非常重要的。”我原来预期的石油降价要比实际上更早一些。

　　自从结束了我在《新闻周刊》上的固定专栏，我还不定期地写一些文章向报纸投稿。我比较喜欢投稿或是给编辑写信的是《华尔街日报》，但是我也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旧金山纪事报》和少数其他报纸上发表过文章。不足为奇的是，《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不像《华尔街日报》那样喜欢我的投稿，但是对我的投稿，他们采用的比退回得要多。我向这些报纸投稿是因为就我文章的目标读者而言，他们的读者比《华尔街日报》更合适。在我长期不可或缺的秘书格洛丽亚·瓦伦丁核对这本传记的细节时，搜集汇编了资料，我吃惊地发现，她列出了103篇文章致编辑的信，其中21篇发表于1984年停掉固定专栏之前，之后是82篇。这些文章出现在12种不同的刊物上，许多还多次在其他刊物上转载过。

　　除了在报纸与大众杂志上发表专栏文章与致编辑的信之外，我还写了一些内容具体充实的文章发表在一些大众杂志上，如《哈泼斯》、《国民评论》、《读者文摘》、《纽约时代杂志》以及其他类似的刊物。与其他专业或是通俗文章相比，转载次数最多的一篇文章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发表在1970年9月13日的《纽约时代杂志》上。我在其中论证了与《资本主义与自由》中相同的观点：“企业有一项也是仅有的一项社会责任是运用其资源并积极参与旨在增加利润的活动，只要是在游戏规则允许的范围内，这就是说积极参与公开与自由的没有欺诈的竞争。”

　　这篇文章首次发表时付了我1 000美元的稿酬。尽管它已发表了1/4世纪，我们每年在允许再版时都得到了比这更多的稿酬。原因很简单，《企业的社会责任》(Social D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在商学院与法学院的伦理学中已成为标准课程，教师要安排阅读“两派”的文章。几乎没有经济学家愿意采取这样极端的立场(恕我直言)，因此，我的文章被提供给学生阅读。

　　结论

　　这一章省略了我参与公共政策活动，为一位总统候选人和两位总统担任顾问的内容，这一部分在下面两章中讲。

　　我同时还省略了无疑是最直接、最广泛而且最费时的参与公共政策辩论的活动，这形成了两个电视节目，还有随后与之配套的两本书：《自由选择》和《现状的专制》。电视节目将在第28和29章中讲到。

　　注释

　　[1]这些文章由自由基金会重新发表，收入New Individualist Review in New Individualist Review: A Periodical Reprint (Indianapolis: Liberty Press, 1981)。我为此书写了前言。

　　[2] R. M. Hartwell, A History of the Mont Pelerin Society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95).

　　[3]雷纳托·米利负责安排了意大利文版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的翻译工作。

　　[4]引自《自由选择》，第24页。

　　[5]所有的会议都在6月举行，持续一个星期到10天。我参加了1957年在北卡罗莱纳大学举行的第二次会议；1958年在克莱蒙特学院举办的第三次会议；1959年再次在沃巴什学院举办的第四次会议；1961年在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举办的第五次会议。各次会议上的研究者有：彼特·鲍尔、特里格夫·霍夫、约瑟夫·伍德·克鲁奇、布鲁诺·利奥尼、弗利茨·马克卢普、唐·帕尔伯格、雅克·拉夫和雅各布·瓦伊纳。

　　[6] Milton Friedman with the assistance of Rose D.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pp. x and xi.

　　[7]同上，1982年重印本，第5页。

　　[8]根据我做过的演讲的记录文件中，我从1949~1961年已经做了49次演讲，其中29次是给学术界听众讲的，20次是给非学术界听众讲的。这类演讲还在继续进行。大多数学术性演讲是技术经济学，涉及的题目是货币理论、历史与政策、消费理论和方法论，听众是经济系的学生和教授。1/3的演讲是为本科生做的一般社会政策的演讲。非学术演讲中大多数是关于经济政策及前景预测。此外还有1953~1954年在英国时所做的16次演讲。这些演讲是在丹麦、西班牙、瑞典、瑞士和英国做的，涉及的范围很广泛，从在英国谈美国的外交政策到在瑞典谈“为什么美国经济是萧条的证据”，在这次演讲中我预测：不会发生大的经济危机，但是会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在我写此书时这一预见已经正确了40多年，我认为今天没有理由改变它。至于通货膨胀，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通货膨胀，但不是我所预见的严重通货膨胀。现在虽然仍可能出现严重通货膨胀，但是我认为可能性正在减少。

　　[9]引自1982年重印的《资本主义与自由》的前言第9页。

　　[10]多年来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出版的所有书里，都有一个这样的说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目标是以科学与公正的态度确认并向公众提供重要的经济事实并提出解释。”

　　[11]我和乔治·施蒂格勒所写的《屋顶还是天花板》是这个基金会的早期出版物之一，我头一次见到伦纳德·里德是在朝圣山学会的第一次会议上。

　　[12]参见：Robert V. Roosa,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Free versus Fixed Exchange Rates, Rational Debate Seminar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1967); With Wilbur J. Cohen, Social Security: universal or Selective? Rational Debate Seminar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1972).

　　[13] In The Conservative Papers, Introduction by Melvin R, Laird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Co., Anchor Books, 1964), pp. 162-74.

　　[14]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January 20, 1964, pp. 14 and 55-84.

　　[15]同上。

　　[16] Poverty: Definition and Perspective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February 1965), pp. 43, 44, 46.

　　[17] Robert A. Solo (ed.), Economics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5).

　　[18] Capitalism and Freedom, p. 89。我要加一句，当可能既规定教育是义务的，又资助教育时，并不意味着这一个排他性的可能。确实一直有人在说服我们，根据是实践中的证据，这些证据说明，在政府不参与的情况下普及教育也同样是不合理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第87页谈到了在可行的情况下，由家长为孩子提供教育并资助学校带来的好处。

　　[19]同上，p. 89。

　　[20]同上，p.93。

　　[21]除了我最初的那篇文章及在《资本主义与自由》及《选择的自由》中讨论过这个问题外，我还有以下发表物：Communication on Free Market in Education,?The Public Interest, no. 3 (Spring 1966), p. 107; he Higher Schooling in America,?The Public Interest, no. 11 (Spring 1968), pp. 108-12; ecentralizing Schools,?Newsweek, November 18, 1968; omogenized Schools,Newsweek, February 28, 1972; using: The Real Issue,?Newsweek, August 14, 1972; he Voucher Idea,New York Times Magazine, September 23, 1973;omment: re Externalities Relevant in Nonpublic School Aid: The Law,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American Education, by E. G. West (Lexington, Mass.: D. C. Heath & Co., Lexington Books, 1976), pp. 92-93; usting the School Monopoly,”Newsweek, December 5, 1983; ouchers No Threat to Church-State Split,?letter to the editor,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31, 1991; arental Choice: The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Schooling,?The Commonwealth, August 31, 1992, pp. 514-16, 521-23 (excerpts of an address before the Commonwealth Club of California on August 7, 1992); arental Choice: An訣vil?Proposal??Liberty & Law, 2no. 1(Winter 1993): 1, 3, and 8; he Case for Choice,?in Voices on Choice: The Education Reform Debate, ed. K. Lr. Billingsley (San Francisco: Pacific Research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1994), pp.91-101; ublic Schools: Make Them Private,?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19, 1995; oucher Wars Revisited,?National Review West, September11, 1995.我有关代金券的通信整理成包后有几英寸厚。

　　[22]基金会的主席兼首席运营官是我们多年的朋友戈顿·圣·安杰洛，基金会的办公室在印第安纳波利斯：One American Square, Suite 2440, P.O. Box 82078,Indianapolis, Indiana 46282。

　　[23]这一部分内容主要引自我为Leo Melamed, The Merits of Flexible Exchange Rates (Fairfax, Va.: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Press, 1988)所定的序言。

　　[24]同上，pp. 418-22; Leo Melamed, Escape to the Future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96), pp. 173-79。

　　[25] 1979年5月17日在96届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垄断与商业法附属委员会做听证(美国国会记录第67号)。为《新闻周刊》写了6篇专栏文章：fter the Election,November 15, 1976; Progress Report,?April 10,1978; he Message from California,?June 19, 1978; mplementing Humphrey-Hawkins.?March 5, 1979;erry Brown Kiss of Death,March 26, 1979; y Deficits are Bad,January 2, 1984;我至少发表了两篇文章：Red Ink,Atlantic, February 1983, pp.18-26; Limitations of Tax Limitation,Policy Review, Summer 1978, pp.7-14。

　　[26] Oriental Economist, November 1976, pp.17-18.得到使用许可。

　　[27]同上，pp. 18-19。得到使用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