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周游世界的一年

　　{罗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应该庆祝1962~1963年，结婚25周年是理由之一。除此之外，有三本书即将完成(《资本主义与自由》、《价格理论：暂行课本》、《美国货币史，1867~1960》)，年内就要出版。孩子们也都离开了家独立生活，珍妮特已在布莱恩莫尔念了两年，戴维刚开始在哈佛第一年的学习。看来这是改变一下生活方式的理想时间，而我们既有理由又有机会。米尔顿的理由是想要研究一下那些与美国和英国的货币政策完全不同的国家的货币状况①。机会是福特基金会的研究员资助，让米尔顿能够离开教学工作一年，再加上卡内 基公司的补充性奖学金。

　　我们因此开始了为期一年的环球旅行，在此期间，我们访问了米尔顿希望进行具体研究的5个国家：以色列、南斯拉夫、希腊、印度和日本，在每一个国家停留了两个多月。同时还短期访问了16个其他国家和地区[1]。我从来没有去过上述5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米尔顿只去过印度。几乎在每一个国家，米尔顿和他的同事的学生都给了我们帮助和指导。

　　碰巧我们手头关于这一年的资料也最丰富，因为我收集到了我写给多萝西·布雷迪和姐姐贝基的信，还有米尔顿写给安娜·施瓦茨的信。

　　1962年8月29日，我们乘“伊丽莎白女王号”从纽约出发，多萝西、珍妮特和戴维到码头为我们送行。我当时心情的最好描述如我在船上写给贝基的信中所说的：“海上的第二天快要过去了，我开始意识到我们真的是人在旅途了。说实话，当我对孩子们说再见时我就清楚感觉到了，我看着简(珍妮特的昵称)和戴维站在码头，我头一次意识到我在离开他们，我觉得有一种奇怪的愿望，想要从船上下来和他们在一起。我知道这很愚蠢，因为即使我不离开他们，他们很快也会离开我。”我在信中评论孩子们的反应：“简对我们的离去显得若无其事，我觉得她是假装没事。戴维和她不一样—他似乎希望快点儿结束，他像我一样几乎要掉眼泪了。”

　　巴黎

　　我们下船乘坐拥挤的船车联运火车取道前往巴黎。我们在塞纳河左岸的一个小旅馆—圣西蒙饭店住下，它既符合我们的需要，又与初游巴黎的袖珍指南介绍的一致。然后我们去散步，这是我们过去在巴黎时喜欢的消遣。第一天我们在联邦快运的办事处办理此后旅行的各种具体手续，剩下的三天我们去看望朋友：鲁吉热斯、德儒弗纳尔斯，还有我们的老朋友莫·阿布拉莫维茨和卡丽·阿布拉莫维茨，他们正巧要在巴黎待一段时间。

　　我们从巴黎去了比利时的克诺克，参加朝圣山学会的一次会议。我们在比利时度过了一个星期—旅游、演讲、接待、宴会，然后从阿姆斯特丹前往华沙。

　　华沙

　　我们到达华沙时，几乎所有的波兰著名经济学家都离开华沙去参加波兰经济学会的会议去了。我们得到的回报是会见了波兰著名经济学家艾杜阿德·卢宾斯基(Eduard Lupinsky)，他因为已经退休而没有参加会议。我们怎么见到他的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是他是一个疯狂的向导，我们从他那里了解了大量波兰的事情。我们后来又在杜布罗夫尼克见到他。

　　{米尔顿}我回到芝加哥后不久，卢宾斯基教授来到美国，我邀请他访问芝加哥，在我的课堂上演讲并与我的货币银行学研究室的成员见面。大家发现他的观点非常有趣，与他们事先想的很不一样。

　　苏联

　　{罗斯}华沙是去苏联的中间站[2]。我们决定坐汽车而不是乘飞机去莫斯科，为的是能够更好地了解苏联。我们得到的比预想的多。在华沙停留两天后我们参加了汽车旅行团，这是莫平旅行社组织的最后一次从赫尔辛基—华沙—莫斯科—列宁格勒—赫尔辛基的旅行。

　　南斯拉夫

　　我们到达贝尔格莱德是清晨4:00，感觉到南斯拉夫比苏联要自由得多。离家之前，米尔顿就请将要与他一起工作的南斯拉夫中央银行的经济学家(迪米特利杰·迪米特利杰维奇)为他预订住房。我们找到出租车，告诉司机送我们到莫斯科饭店。我们没有当地货币付给出租车司机，到达饭店时我们请前台的人替我们垫付车费，他毫不犹豫地就同意了。

　　在贝尔格莱德待了两个星期后，我们希望更多地了解南斯拉夫，并认为租一辆车前往杜布罗夫尼克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佳方式。这里没有赫兹租车这类的服务，但是我们有一位朋友认识一位可以将车租给我们的人。本来已经见到这个人了，但是他听说我们想要去的地方后就不同意租车给我们了。他说道路非常糟糕，车会损坏的。我们只好改变计划，飞到萨拉热窝，在那里停留了两三天，然后坐汽车去杜布罗夫尼克。车上带着一位机械师，他沿路几次换轮胎、修汽车，我们立刻明白了那位车主的顾虑。沿途的景色不可错过。我们到达杜布罗夫尼克后，发现这个城市确实是亚德里亚海的骄傲，城市令人心醉神迷，有着厚重的古代城墙，圆石辅的街道层层向上，石头台阶是惟一的入口。我不愿意想像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城市被恶意破坏后还剩下了什么，我们觉得庆幸的是曾经目睹过某些现在已被毁掉的名胜。

　　{米尔顿}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货币制度，所以我们第一个访问的是中央银行(Narodna Banka)，这是由南斯拉夫中央政府控制的银行，在各共和国与自治省有分支机构。它后来参照我们的联邦储备系统转变为一个有着八个独立银行的体系，六个共和国一国一个，两个自治省各一个。

　　与苏联完全不同的是，这里不缺乏货币发行量及其他经济数据。中央银行为我提供了一个办公室及所有帮助。迪米特利杰维奇(Dimitrijevic)博士与我的一位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学生曾经有过许多合作，因此对我关于货币理论的著作非常熟悉。他非常希望与我一起工作，并为我的研究提供了许多便利，因为这样他在与中央银行有关的工作中可以使用我的研究成果。对可用数据的最初分析就显示出，我们为美国建立的货币关系在南斯拉夫也适用。

　　除了在银行的研究外，我还在银行就货币理论与政策做了几次演讲，在计划委员会就消费函数理论做了一次演讲。

　　后来我还继续与迪米特利杰维奇博士和其他南斯拉夫经济学家保持接触，其中有几个人访问过我在芝加哥大学的货币银行学研究室，迪米特利杰维奇博士1969年作为访问学者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待了一年，他开了一门研讨课：中央计划与混合经济国家内的货币制度。迪米特利杰维奇后来又安排出版了我的货币理论文集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版—这是在1973年我们访问南斯拉夫时。

　　{罗斯}当我们离开南斯拉夫，尤其是贝尔格莱德时，我们的感觉好像是离开了好朋友。我们不知道是否还能再见到他们，担心他们今后会遇到什么事。

　　我们只在雅典参观了两天，因为我们计划回来时多停留一些时间。我们只去参观了雅典卫城，看望了一位过去的学生，还有几位来自希腊银行和经济研究中心的人。

　　土耳其

　　我们访问的下一站是以色列，因为顺路我们决定在土耳其停留三天，参观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极力建议我们在土耳其停留的是我们以前的一个学生奥克塔尔·耶纳尔，他已经返回伊斯坦布尔；提出同样建议的还有两个以前在土耳其待过一段时间的美国学生，他们是迈克尔·博多和奥维斯·施密特。我们参观了必看的旅游景点，如蓝色清真寺、阿塔图克陵和王宫，此外，奥克塔尔还安排我们访问了当地大学与计划委员会。

　　{米尔顿}在大学里，我们和校长谈了很久，他对自己的成就非常自豪，特别是他最近为大学新修的建筑。他花很多时间讲到下一步的扩展计划。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态度：他不像一个我们本以为他应该是的那种文官，而更像一个私营企业家—他的大学、他的计划、他的成就。此前与此后，我们在其他地方也见到这种态度，但是表现得如此鲜明是绝无仅有的。

　　{罗斯}伊斯坦布尔比安卡拉更令人兴奋—它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几乎完全被海水所包围，它连接东西方，许多民族的人往来于此。我们头一次有机会看到此前多次听人介绍过的巴扎(市场)，正如我在寄回家的一封信中所说：“我们最难以适应的是总有一条胳膊在你旁边捡起这个，拿走那个。我们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中长大的，独立而且精力旺盛，开始我们抗拒这种做法，但是这很难，只好勉为其难地接受了。另一个让我们感到羞愧而他们显然没有同感的做法是，只要听到我们出发了，就在我们的房间外面排成行。付小费的方式总是让我们感到很尴尬，这里的人几乎是在乞讨小费。”

　　以色列

　　{罗斯}三天后，我们启程去以色列。在那里有许多我们过去的学生。唐·佩廷金过去是芝加哥大学的学生，后来做过客座教授，多年前全家移民以色列，成为希伯来大学的教授。迈克尔·米凯利也是我以前的学生，正在希伯来大学教书，他到机场接我们。在去总统饭店和等待唐为我们安排好的汽车时，迈克尔简单地告诉我们会在耶路撒冷看到什么。首先，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希伯来语是这个国家的通用语言，而我们不懂希伯来语。我回答说，我不认为这会是一个问题，因为我能讲流利的意第绪语，但是迈克尔回答说，聪明的做法是不要说意第绪语，这让我吓了一跳。这似乎是因为以色列正在努力消除犹太人流浪者的形象(但是在此后的旅行中，我发现人们越来越接受意第绪语)。

　　一个让我们感到吃惊的反应是我们没有回家的感觉。虽然我们不是严格遵守教规的犹太人，但是我们原以为在以色列会有回家的感觉。然而实际上，这里对我们来说比在英国和法国还要陌生。因为一无所知的语言以及和我们所熟悉的欧洲犹太人非常不同的东方犹太人的面孔，这两样合起来使以色列在我们眼里成了外国。

　　因为米尔顿在希伯来大学有两个系列的研讨课，所以我们每周有三天待在耶路撒冷，另外四天在以色列的其他地方旅行。我们的朋友坚持要我们在旅行时带上一个以色列人同行，以免我们误入敌对国家。这对我们大有益处，因为在和我们的同伴一起旅行的同时，我们还可以了解一些参观地的历史。我们在耶路撒冷参观了许多名胜。当约瑟夫·本-戴维带我们走过耶路撒冷老城时，看到的名胜是最多的，因为他是在那里长大的，熟悉那里的每一个角落。

　　我们在耶路撒冷旅行的第一站是伊莎拉和舒勒·萨达姆带我们去的基布兹公社(Kibbutz Moravia)，伊莎拉在那里有两个叔叔和两个姑姑，他们是许多年前(在他们还是只有20岁的年轻人时)从波兰来到以色列的，他们是基布兹最早的开拓者。我在给贝基的信中写道：

　　我从未见过如此令人惊叹的人—极为慷慨、宽容、善良和理想主义……这里的老年人属于这一类人(这里说老年人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因为年轻人是另一类人)，除此之外，最让人感到有意思的事是他们简朴单调的生活。他们一起吃饭，不是在餐厅里，而在是一个像谷仓的房子里—木制的小桌子上当然没有桌布，最近才有了纸巾。我实在无法描述上菜的方式……我只能说：我一坐下来就没有了胃口，看了一眼食物也没有改进……孩子们一出生就不和父母生活在一起，而是住在公共房子里。父母只能在下午去看望他们几个小时，星期六可以和他们在一起，因为负责照看他们的人这一天休息……

　　这些人大约在1920年来到这里，从一开始就非常辛勤地劳动，男女都一样，孩子们稍微轻松一点儿，这就是他们的成果。到现在，即使是老年人也对这种组织形式感到有一点儿失去信心，年轻人显然对此不喜欢。许多年轻人已经离开了，但是老年人别无选择。如果他们想走，当然可以走，但是他们只能跟来时一样离去—在艰苦工作、没有任何享受后，一无所有……

　　开始的时候，他们当然有充分的理由以这种方式生活，虽然这也许并不是他们生活中某些具体方式的理由。而现在，就总体而言，他们定居的基布兹姆是战略要地，一旦阿拉伯人进攻，这里是一个出口，就这一点而言，当你看到边界离敌人多么近时，全以色列都应该对他们充满感激之情。

　　一次难忘的旅行是我们从耶路撒冷前往贝尔谢巴，从贝尔谢巴出发，我们驾车穿越内盖夫沙漠(这里曾经是美丽的禁地)前往埃拉特。顺路我们停在一些农业站，这里的人尝试能够将种植谷物的用水减至最少，包括圣经时代居民使用过的方法。埃拉特当时是一个小村庄，还不是与埃及讲和后形成的那个大型海滨城市。米尔顿在给乔治·施蒂格勒的信中说：

　　这是一个值得流连的神奇地方，尤其是在12月份。星期六(今天是星期二)我们去埃拉特海湾游泳，这个海湾通向红海；星期一我们到由流入死海的溪流形成的游泳池去游泳。其间我们参观了贝都因营地，和劳伦斯①的《七根智慧之柱》里描述的一样。我们赞不绝口，然后开着嘎嘎作响的敞蓬军用车穿过沙漠返回城里，沿途骆驼、羊群等从眼前一晃而过。

　　我在给我的朋友多萝西·布雷迪的信中用了更多的篇幅讲述对贝都因营地的参观：

　　在贝尔谢巴的那一天，当地驻军司令官带我们参观了贝都因营地。他们肯定事先得到了通知，我们受到酋长和贵族的欢迎。这是我们有过的最有趣也是最尴尬的一次经历。和帐篷外的接待委员会的成员握过手后……我们被带到沿墙摆放的椅子前，墙面对着贝都因。我们喝了三小杯很苦的咖啡，然后是一大玻璃杯甜茶。整个过程中我们不舒服地坐在那儿看着他们，他们也看着我们。有时司令官用阿拉伯语与酋长说话，酋长也回答他。有五六个阿拉伯人过来友好地与司令官握手，他告诉我们这几个人刚从监狱里放出来，这些人是被他以妨碍公务罪送进监狱的，但他们似乎对他没有任何怨恨。又来了一个阿拉伯大人物，和我们握手后，坐在酋长旁边喝那三杯免费咖啡！这最后一个人来后又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司令官告诉我们可以走了。我们走前开始说感谢词，酋长说阿拉伯语，米尔顿说英语，翻译极其糟糕。然后我们又穿越沙漠疾驰而回—非常像阿拉伯的劳伦斯。非常令人兴奋，但是让人累得有点儿骨头疼。

　　我们这次旅行中游览的死海大约比海平面低1 300英尺(是地球上最低的水面)，因为没有出水口而且蒸发得很厉害，因此蕴藏着丰富的化学物质，它是以色列和约旦的主要收入来源。去死海的主要目的与其说是为了死海不如说是为了去马萨达。它在死海源头以北几英里，是一座1 400英尺高的山，“这里是犹太人起义时抵抗罗马人的最后一个据点……要塞坚不可摧，罗马人从未攻破过，在三年的围困后，守卫者宁愿赴死也不愿落入敌手。公元73年，马萨达陷落标志着犹太人的独立从此终结”[2]。

　　1962年那里只有一条路可以进入要塞(我不知道今天是否有所不同)，要沿台阶步行上去，旅游指南警告说“要保证有足够维持半天的食物和水”。但是值得一登。这个古代要塞修复得很好。它的景色是最令人难忘的—能让守要塞的军队在三年围困中生存下来的宽大的储存食物的仓库，用来收集和储存珍贵雨水的蓄水池，还有在岩石上凿出来的生活区等等。

　　游完马萨达，我们在一个名为大卫泉的美丽地方休息—这是一个瀑布和一个小池塘，它的水清凉可口，米尔顿在他给乔治的信中提到过。我在给多萝西的信中是这样写的：“我们在池塘中轻松游动时，我一直在想着你，这实在是我们所见到过的最美丽的地方。美丽的瀑布有四五层，从布满岩石的山顶冲下，上面覆盖着掌叶铁线蕨和许多当地特有的植物。我一直盯着看那些蕨类植物。”

　　我给贝基的信中这样说：

　　每个周末我们都去游览一个地方，每次我都想这是这个国家最美丽的地方，其实我们去过的所有地方都令人神往。

　　当然，我们不可能选择这个国家作为生活的地方。在某些方面，这个国家(或者至少是城市)就像个小城镇。人们互相都认识，知道你是谁，你在做什么，你在想什么，你的问题是什么。我觉得我会得幽闭恐惧症。正如昨晚我们在特拉维夫以北30英里处的一个匈牙利餐馆吃晚饭时所说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你不知道这是以色列，不知道这里所有的人都是犹太人，你其实说不清他们是什么人。他们看上去和你在纽约的餐馆看到的混合人种很相似。这是某种双重社会，有来自西欧和美国的犹太人(不是很多)和东方犹太人。当然负责管理事务及与我们打交道的主要是西方犹太人。其他犹太人我们主要是在街上看到的，如果你见了这些人，绝不会把他们当成犹太人。

　　访问以色列让我高兴的意外收获是找到了一些亲戚，据我所知，他们是我母亲那一边的亲戚，住在以色列。他们是一些让人喜欢的人，现在我们只要去以色列就会去看望他们。

　　{米尔顿}罗斯已经提到，我在大学有两门研讨课，在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做了几次演讲，还和以色列银行就货币和其他一些我希望分析的题目做了研究。主要是因为唐·佩廷金的帮助，以色列的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能去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而后来我们某些最出色的学生就是以色列人。因此我们有许多过去的学生可以为我们提供研究的便利，并在今后进一步推进研究。更重要的是，他们也是我们周末游览的导游，我们几乎游遍了这个虽然很小但却非常多样化的国家。

　　因为陪我们游览的都是经济学家，因此旅途中有许多专业谈话，这使我们在欣赏以色列的地貌与历史遗迹的同时也了解了它的经济。

　　足智多谋的以色列人善于逃避政府规定，这一点在我研究银行业的某些具体问题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像以色列这样，银行业必须要遵守那么具体细致的规定、那么多的政府法规，还能经营得那么好。原因很快就找到了。犹太人以金融才能而闻名于世，这是在流浪岁月中锻炼出来的，聪明的犹太人经营着银行，聪明的犹太人在政府机构中监管着银行。政府中的犹太人制定法规，银行业中的犹太人逃避法规；政府中的犹太人想办法弥补漏洞，银行中的犹太人再想出办法来逃避；一轮又一轮，终于造就了世界上最复杂的银行法规体系。

　　在我们后来对以色列的几次访问中，能够看到这一体系如何发展，但是没有一次像这次这样富于启发性(也许应该说这样有意思)，这次是我们时间最长的一次访问(参见第27章)。

　　和孩子们共度圣诞节

　　{罗斯}我们在圣诞节前一个星期离开以色列，按计划到奥地利滑雪过节。我们计划让珍妮特和戴维来和我们一起过圣诞节。

　　圣诞节前不久我们得知珍妮特得了传染病，不过已经痊愈。这让我比以前更急于见到她。母亲有时很难意识到自己的孩子正在长大，能够自己照顾自己。

　　我们全家相逢在慕尼黑机场，当我看到女儿时，我断定她没有照顾好自己。这是独自一人适应校园生活的后果。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圣诞节。戴维和他父亲长时间地滑雪，我则是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帮助女儿恢复健康，让她多数时间睡觉，少数时间滑雪，这样在返回加利福尼亚时，她看上去和实际上都比刚来时好多了，但是还是让我牵挂，盼望着来年6月的再次相聚。圣诞节过完，我们返回慕尼黑，珍妮特和戴维回美国，我们去阿罗萨和朋友彼得·鲍尔滑了两天雪，然后去雅典，这是我们的下一站。

　　希腊

　　和这次旅行中的主要停留地一样，我们把米尔顿的研究和游览结合在一起。他在希腊中央银行和经济研究所做研究，同时我们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驾车出游，在雅典、科林斯和特尔斐，还有许多历史遗迹中流连忘返。有一段时间，米尔顿希望能有一个安静的地方完成他为《社会科学世界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写的文章，而我则可以读一遍《美国货币史》的手稿。米尔顿以前的一位学生告诉他，罗得省的省长以前在芝加哥大学获得过政治学的学位，愿意安排我们去罗得岛。我们在雅典待了两个星期后，暂时中断那里的工作去罗得岛住了一个星期。

　　那位省长的热情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期待，他不仅到机场接我们，在我们逗留罗得岛期间热情招待我们，还在我们飞回雅典前到机场送行。

　　我们租了一辆汽车，由埃丽诺·内夫陪同，她当时正在罗得岛，我们和她成了朋友。在她的陪同下，我们游览了三个古老的城市：菲勒莫斯、林多斯、卡米洛斯，这三个城市组成了罗得省。因为爆了两个车胎，我们又没有备用胎，只好把车停在山上，步行下山到环岛的公路上，乘公共汽车回到城里，然后通知汽车租赁公司去取车。

　　我在1963年圣诞节写的信中说：

　　就像此前去所有地方时一样，在希腊最让我们感到高兴的是新老朋友的友情与热情接待。我们再次体会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聪明孩子在我们的指导下接受研究生教育，我们也从中获益匪浅。我们还体会到学术界与科学界是一家，体会到曾经在芝加哥大学学习过的人对它的持久感情。除了苏联，所有我们去过的国家，无论访问时间长短，都有米尔顿以前的学生或是芝加哥大学以前的学生，或者是我们因其名气而知道的经济学家或是认识我们的经济学家。在每一个地方我们都受到欢迎，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我们满载而归，深为感激他们给予我们的热情接待。

　　{米尔顿}在希腊，我在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这是由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主持的，他最近刚由伯克利返回雅典。当时他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卷入政治活动，只是一个活跃的经济学家，利用他的研究中心探讨希腊的经济问题，提出政策建议以便解决希腊严重的低收入问题。他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不仅为我提供工作场所，而且带我进入中央银行和其他地方。在中央银行，我与总裁艾克思诺弗·佐洛塔斯(Xenophon Zolotas)和他的部下有多次长时间的讨论。佐洛塔斯博士长期担任希腊中央银行的领导人，国际知名，有许多货币方面的著述，我在见到他之前就久闻其名。我们相处得很好，后来通信多年，尽管(在原则上而不是实践上)他是一个硬通货论者(主张严格的金本位)而我不是。

　　希腊货币体系中一个让我特别感兴趣的特点，是低水平的银行储备金。我很快就发现用支票付款非常少见，严格局限于大企业的大笔支付。很多交易是用现金，其中包括付工资、租金等。在一次银行的会议上，我问与会者谁有支票账户(这在美国是习以为常的)，结果是谁也没有—包括佐洛塔斯博士。

　　这种现象激起了我极大的好奇心，我在此后的旅行中一直调查的主题之一就是如何推广使用支票。我知道了世界上的国家和地区分成两类：一类是很少使用支票，另一类是普遍使用支票。这种区别与发展水平并不一致：支票在希腊和日本都很少使用；在中国台湾地区和在美国、英国一样普遍。我最终提出一个假设，区别在于是将开出一张无效支票作为一种民事过错(例如在希腊和日本)还作为是刑事犯罪(例如在美国和英国)。如果这是民事过错，任何人接受了无效支票，惟一可以求助的就是向民事法庭提出起诉—这是一个费钱又费时的过程，因此支票不容易被接受。相反，如果签发一张无效支票是刑事犯罪，接受了无效支票的人就可以报警，请求帮助找到赖账的人，强制他付钱。

　　司法制度对货币形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在所到之处调查的内容中有：货币数量、货币与存款的数量，再有就是货币的平均面额。我发现这些数据在分析美国的货币关系时非常有用，在其他方面也证明同样有用。

　　黎巴嫩

　　{罗斯}我们下一个目的地是印度，这是米尔顿要去研究货币体系的第四个国家。我们计划顺路访问黎巴嫩。在雅典海关，一位工作人员警告我们，我们有可能得不到黎巴嫩签证，因为我们的护照上有以色列盖的章。我们决定试试运气，如果有困难就直接去印度。到贝鲁特机场后，我们叫了一个搬运工，让他把我们直接送到签证处。他微笑着说，最好把还贴在我们箱子上的以色列航空公司的标签取下来，他取下标签，把我们送到应去的工作台，我们没有遇到任何困难，花了几美元就拿到了签证。黎巴嫩尽管不断有政治冲突引发的暴力活动，局势基本上还是稳定的。贝鲁特位于地中海岸，是一个诱人的城市。黎巴嫩已经成为西方与中东的转口贸易城市，成为主要金融与商业中心，极为繁荣。

　　贝鲁特是一个美丽而有趣的城市，我们还想看巴贝克(Baalbek，这是彼得·鲍尔极力推荐的)和黎巴嫩雪松。我们租了一辆车，第二天早晨就前往巴贝克，事后证明此地非常值得一去，正如我给贝基的信中所说：“在从贝鲁特出发，长驱直入的一个半小时中，我们至少看到有一个人在下了雪、有人滑雪的气温下在地中海里游泳。”除了旅行本身，我还在给多萝西的信中讲到：“寺庙的遗址在许多方面都比雅典卫城更令人难忘。遗址保留得非常好，而且完全没有商业化。”第二天早晨，我们离开巴贝克返回贝鲁特，又再次下雪，大雪覆盖着雪松。开车上山(至少是最后半个小时)我认为不好玩。天渐渐黑了，还下着雪，但是米尔顿喜欢这种冒险。因为天太晚了无法看清雪松，因此我们在饭店过了一夜，我在写给姐姐的信中说：“这个饭店被认为是这里最好的饭店。”准确地说，是这里惟一的饭店。无论如何，这个饭店是一个大怪物—庞大、杂乱、肮脏、昏暗而且空荡荡。我们似乎是惟一的客人，仿佛置身于英国通俗小说的某座凶宅里。

　　早晨我们才看到了著名的雪松。哎，在看过加利福尼亚红杉后，黎巴嫩雪松显得并不特别。我的反应让我想起了我们第一次去欧洲时对海滨胜地的感想。

　　我们从黎巴嫩继续前往下一个目的地—印度。

　　印度

　　从贝鲁特飞到孟买是我们迄今为止最长的一次飞行。我们乘坐的是泛美航空公司的航班，这家公司当时正处在其全盛期，提供出色的服务。我们先飞到卡拉奇，清晨4:00到达，航空公司把我们送到一个舒适的饭店休息了3个小时，吃早餐，然后7:45再把我们送回机场，8:00起飞，10:30到达孟买。

　　印度储备银行的V·V·巴特(V.V.Bhatt)和他的小女儿到机场迎接我们。到达入住的泰姬饭店时，接待委员会在那里用鲜花和花环迎候我们。主人致完欢迎辞后，我们被带进一个宫殿般的套房，我们立刻上床睡觉，睡了一天，要了三明治，吃完又接着睡。

　　{米尔顿}孟买是印度的金融中心，也是印度储备银行的所在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选择它作为我们印度之行的第一站的原因。在五花八门的流派中，孟买有两个主张自由企业制度的组织：经济教育委员会和自由企业论坛。我在储备银行做了几次演讲，主持了几次研讨会，并在经济教育委员会赞助下做了两次公开演讲，都是由M·R·帕依(M.R.Pai)安排的。这些演讲由经济教育委员会以《通货膨胀：原因与后果》(Inflation: Causes and Consequences)为题出版[3]。

　　储备银行在提供数据与协助分析印度的货币关系方面非常合作。因为我以前访问过印度，所以我在分析它的数据时要比在其他访问过的国家准备得更充分一些。

　　此时我们驻印度的大使是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他是我们的一个老朋友，尽管我们的政治观点尖锐对立。在孟买时，我给他发了一封信，告诉他我们将去新德里，询问能否见到他。他在一封非常客气的答复信中邀请我们到大使馆共进午餐，还说了这样的话：“如你所知，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你的观点在印度造成的危害将比我能想到的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小。”

　　{罗斯}我们在豪华的泰姬饭店住了一个月，游览了许多地方，北到丘陵地区的乡间，南到马德拉斯及其周围地区。我们的所见所闻因地区而异。旅行多数是乘汽车，当然是由印度司机开车。道路上尘土飞扬再加上高温，让我们总是非常口渴。在路上解渴的惟一安全的办法是买一个椰子或是喝椰子汁。只要我们停车买东西解渴，当地人，尤其是孩子就会立刻围着汽车，盯着我们看，仿佛我们是来自太空的陌生人。当然有时也是因为这给了他们乞讨的机会，但是有时只是出于好奇。

　　正如我从印度写给多萝西的第一封信中所说的：

　　我们正在孟买，这是一个令人心醉神迷的城市。比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任何地方都更独特—生活水平差异如天壤之别，无论是在我们的旅行中还是在美国，这样极端的分化也是最严重的……走出我们住的饭店不远，而且是很近的地方，就有最让人难受的景象，一些畸形或是残疾的人走过来或是跟着你乞讨。我必须承认，在其他国家到处也有一些孩子或是成年人乞讨，也是很让人难过的景象，但是都没有这里所看到的这样让我反感。我们认识的印度上层人士似乎对此熟视无睹，还建议我们也这样做。从理智上讲，这是惟一的解决办法，否则，就会随时随地被这些人包围着。另一方面，这几乎是难以接受的做法。我几乎不敢走出饭店，但这也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写给贝基的信中我再次讲到同样的内容：“印度人对此已经习以为常，第一，人们必须习惯对此做到完全熟视无睹，小孩为你翻跟头，然后伸出手，或者是大人做同样的事(不翻跟头)。对此熟视无睹真是够难的，但是如果一个人不熟视无睹那会更糟，因为孟买半数的人会跟在你的周围。”

　　我在给贝基的信中也写了对所见到的上层印度人的第一印象：“也许是因为他们与我们所熟悉的人太不一样了，但是我必须说，我发现了他们乏味的一面，没有情趣，没有感情，没有骨气，什么也没有。但是也许我不应该仓促下结论—我丈夫这样说，尽管我认为他同意我的结论。”

　　我在给多萝西的一封信中说：

　　昨天晚上，一家周报的老板兼主编请我们吃饭。我们事先听说他是一个有个性的人，但是没有告诉我们更多。他没有结婚，我是惟一的女性，加上七位男性。当我们坐下吃饭时，半数人(都是大学毕业而且在国外待过)用右手(这就是说不用餐具)，我希望在离开印度前能有熟悉的印度人可以就此为我做出解释……聚会结束时，主人用手电筒照着我们下楼，差点拌到睡在路上的人。

　　对我而言，在印度的高潮是参观阿默达巴德、阿默德和巴罗达。谢诺伊教授负责安排了我们的巡游，我想我们是此前在朝圣山学会的一次会议上认识他的。

　　此次旅行和往常一样，将游览名胜与米尔顿的演讲(谢诺伊教授为了让他的同胞多受点儿教育)、与印度人(偶尔还有外国人)的非正式讨论结合在一起。米尔顿在此前的旅行中认识了H·M·帕特尔(H.M.Patel)，在他的赞助下，米尔顿发表了一次演讲，我们在他家里住了一晚。

　　我们驱车从阿默达巴德(Ahmedabad)去巴罗达，这是一个可爱的小城市，有着许多山和管理良好的公园。我们的印象是，巴罗达是一个王公统治下的土邦，比英国人直接统治的地区要好得多。1979年我们拍电视片《自由选择》时，这个印象再次得到加强。独立前，土邦的统治者视其领地为个人财产，密切关注维护土邦利益。独立后，当王公将土邦转交印度或是巴基斯坦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仍然是其前领地中的主要领导人，在地方政府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当然有些人在中央政府中也同样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在另一些地区，地区的设施属于所有人，其实就是不属于任何人。这是一个证明私有财产的力量的有趣例子。

　　我们在南印度的一个星期里，参观了著名的寺庙和印度洞穴，这是另一个高潮。在这里我们又有了一个特别的主人—帕德马，这是我在芝加哥大学认识的一个印度学生，他为我们安排了许多游览活动。正如我写给好朋友多萝西的信所说的：

　　这些洞穴与我们所见过的不一样，它们纯粹是人工杰作，只有见到才会相信。虽然立在那里的许多精美石刻在经过了几个世纪后几乎保存完好，但是墙上的壁画已几乎完全毁坏，不过仍然可以肯定以前非常美丽。但是我必须说，我印象更深的是在岩石上凿出的巨大神庙，这是艺术作品所不能比的……没有人真正知道那些吃不饱、半裸体的人花了多少世纪才完成了这些石刻。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今天印度的许多事情可以通过寺庙和洞穴时代的印度来理解。简而言之，我们是在用两种语言说话和行事，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词语放在他们的嘴里，但是他们说出来却是另一种意思……我们不应期望能把我们称之为现代文明成果的思想体系引进他们的神秘主义与宿命论的体系中去。

　　在给多萝西的另一封信中，我讲到米尔顿在与印度经济学家交谈时所感到的沮丧：“但是更让他难过的是在和美国人谈起在这里的各种五花八门的使命时，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们也许不能对印度人有所帮助，但是我们确实为美国那些低素质的所谓经济学家创造了大量舒适的工作。我原来不知道有这么多的这种经济学家。”

　　在不停地观光了五天后，我们返回孟买。

　　{米尔顿}在孟买及在印度南方与北方的旅行中，我们都将参观变成是多重性质的，我们与许多企业家、学者、经济记者和我们能见到的这类人士交谈。我的主要兴趣是继续深入研究我在1955年得出的结论，我的结论所涉及的是：印度的中央计划经济，特别是外汇管制的负面影响。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问题。我们在阿默达巴德参观了一个纺织厂，这是一个机械化程度很高的工厂，和我在美国所见到同类工厂没有什么不同。但是这对劳动力充沛而资本不足的印度而言，没有什么意义。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外汇管制与固定汇率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厂主解释说，政府以低于官方汇率的汇率配给外汇使得他购买机械设备比雇用人工要便宜，因为政府规定的工资限价高—此外没有工会给他找麻烦。

　　另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是汽车业的政策。在“为节约外汇”而限制“奢侈消费”的名义下，印度政府禁止进口汽车，不管是新车还是旧车，一律禁止，结果是屡禁不止。同时，照抄外国图纸的新款汽车，在印度为数不多的几个工厂里高成本、低产量地生产着。受影响最严重的是二手车市场。在逛二手车市场时，我们看到几辆1950年生产的别克车，比我离开美国时以22美元卖掉的那辆车的车况差多了，但价格是7 500卢比到10 000卢比，按官方汇率相当于1 500至2 000美元，或是按自由市场汇率相当于1 000美元[4]。印度获得运输工具的实际可行而又便宜的方式是从国外进口二手轿车和卡车。除了买便宜汽车直接节约的钱之外，这一政策还带来间接益处：可以提高工人技能，充分利用印度大量现成劳动力，同时节约了资本。但是印度人却说：“我们太穷了，不能买二手汽车，只能买新的。”我不知道印度的这种政策现今是否改变了，如果还没有改变，我并不感到吃惊。最近几年印度才开始改变这种由中央政府对经济的所有具体方面都严加控制的体制，这种体制在我1955年访问印度、1963年再次访问和1979年短期访问时都占主导地位。

　　美国的政策同样愚蠢。当美国在世界汽车市场占优势，还是汽车净出口国时，汽车公司都是坚定的自由贸易论者。一旦日本高质量、低价格的汽车开始涌进美国时，形势就变了。迫于工业界压力，里根总统错误地支持所谓的日本汽车“自愿”进口配额。贸易壁垒促使日本人在美国建立工厂，因为美国市场如此之大，这些工厂有可能大到足以从规模经济中获得好处，因此不会像不发达中国家中的小工厂那样效率低下。然而，如果美国在汽车业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现在美国的外国工厂会比当时少。同样，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91年的《制造业报告》致使美国为了保护“弱小的”国内钢铁业对进口钢材实施高额关税—经过了两百年，而今这种政策还存在着。

　　在马德拉斯，我们看望了C·拉贾高帕拉杰里(C. Rajagopalachari)(他为人熟知的称呼是CR或是拉贾吉)。那时他已80多岁，他是从1948年印度独立到1950年的过渡政府的总督，至今仍然是自由党的实际领导人，这个党是他在1959年建立的，这是印度惟一支持自由市场经济的政党。拉贾吉通常将印度经济定名为特许、许可和配额制。他是我有幸见到过的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印度人。

　　在马德拉斯，我在当地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弹性汇率的文章。这使我有可能会见了一些学术与公共政策方面的团体。

　　{罗斯} 3月6日，我们离开孟买前往新德里，抵达后住进了克拉里奇饭店，在此后的三个星期里，这里是我们的基地。在新德里，我们看望了米尔顿1955年在印度时接触过的一些人，和以前的一些印度学生，还有一些正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援助的印度项目里工作的过去的学生。

　　我们接受了肯的邀请，高兴地与他和他的妻子基蒂一起吃了午餐，午餐设在刚竣工的爱德华·D·斯通使馆大楼中，这座楼正如《不列颠百科全书》所描述的，有着“网状铁栅栏、水上花园、喷泉和人工岛”。

　　我们前往就餐的大使官邸非常漂亮，但是我怀疑住在那里需要逐渐适应环境。为了获得“网状”效果，仿佛在任何一个地方说话，其他任何地方都能听见。

　　{米尔顿}一开始我就印象非常深的是，自我1955年访问后新德里似乎出现了很大的改进。但是随着对新德里的深入了解，我发现主要改进仅限于国际级饭店的奢华和服务水平，其中包括阿斯霍卡饭店，这是政府建造的一家豪华饭店，也是政府摆阔挥霍的一个好例子。老百姓的生活条件几乎没有什么改进。当我深入了解人均食品消费(印度普通人的食品消费占了消费的最大部分)和人均服装消费时，这种印象被再次强化。这两项数字，自印度独立以来，如果有任何增长的话也不多，而且确实低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曾达到的水平。

　　在新德里，我在经济发展研究所和新德里大学发表了几次演讲。在新德里大学所做的演讲主题是货币理论与政策。会议主席是R·K·V·R·拉奥(通常称他为阿尔法贝特·拉奥)，他是剑桥大学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位狂热的凯恩斯主义者。印度通行的模式是，先由主席对演讲人做一个赞扬性的介绍，在演讲结束时动议一个致谢投票。但是这次演讲不一样，我讲完后，没有致谢投票，而是由拉奥发起了对我所表述的货币主义观点的愤怒攻击。我记得，他说了些这样的话：“弗里德曼教授也许极富煽动性，但是我要警告听众中的学生，如果你在货币学考试中按弗里德曼的观点回答问题，你就会不及格！”

　　我们在印度期间最受鼓舞的经历是参观卢迪亚纳和朱伦杜尔，这是印度北部旁遮普邦的两个中等城市。卢迪亚纳正在成为机床、自行车、缝纫机和类似产品的中心，而且长期以来就是针织品生产中心。这里是印度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我不断感觉到我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了在经济史中读到的19世纪末的曼彻斯特与伯明翰。这里有着数以千计的小型或是中型工场，各自承担着极为具体的特殊职能。三个人的小厂专门安装自行车座，部件是其他小企业制造的；一个几百人的自行车工厂，也要从小工场购买部件。一位自行车工厂的老板带着我在他的厂里到处看，他特别感到自豪的是他们在帮助员工建立独立公司中发挥的作用。在卢迪亚纳不缺少企业或是干劲和技艺，这里有的是从缝隙中绽放出来的自信的、充满轰鸣声的原始资本主义[5]。

　　卢迪亚纳和朱伦杜尔的企业家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得到足够的钢材，因为钢材是由政府计划部门配给的。对自行车的需求及由此引发的对钢材的需求迅速增长，而他们的配额是根据过去的产量定的，跟不上发展步伐。我们听说，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买已部分完成的钢材产品，再把它们熔化。他们从其他钢材使用者手里直接购买配额肯定是违法的，但是显然这种间接购买的方式不违法。

　　印度发展强大工业经济的先决条件在于，政府应放松对绝大多数经济活动的严格控制。印度人移民到其他国家后，会出现大量活跃而又成功的企业家。南非和斐济岛就是最好的例子。在这两个地方，印度人在私人企业的大多数部门中都占据着主导地位，经营得非常成功。只要给他们自由，他们在本国也可能成功。

　　一个以前的芝加哥大学学生戴维·霍珀，当时作为农业经济学家受雇于福特基金会，我们参观卢迪亚纳时他一直陪着我们，他说：“你去卢迪亚纳后，我又见了几个那里的企业家，他们觉得在所有的西方来访者中，‘弗里德曼最为深入地了解了这个城市运转的内幕，他问了一些非常好的问题’。他们仍然在与一些知名人士激烈地争论你的货币贬值主张，虽然有些害怕……人们肯定会有这样的印象：弗里德曼要在印度的‘19世纪的曼彻斯特’‘煽风点火’……围绕扶轮国际分社(Rotary Club)的讨论仍然带有弗里德曼的色彩。”[6]

　　{罗斯}我们计划在加尔各答结束我们的印度之行。3月26日我们到达加尔各答，打算待到4月6日，但是在加尔各答待了两天已让我们忍无可忍。正如米尔顿此前指出的，近1/10的人无家可归，只能住在街头—他们在街上吃喝拉撒睡。垃圾与恶臭难以忍受，是我们在所有的访问中条件最差的地方，贫困与乞讨也比我们访问过的其他地方要严重得多，因此我们决定离开这里。

　　{米尔顿}我们在加尔各答的一项学术活动是访问印度统计学研究所，研究所由P·C·玛哈兰诺比斯领导，我1955年访问印度时曾经见过他，1963年他是印度计划委员会成员。印度总理(尼赫鲁)曾任命他担任一个委员会的主席，专门研究工资收入的变化。我们在印度时，他的研究报告还没有公布，但玛哈兰诺比斯教授和他的助手已在统计学研究所为该委员会做了部分研究，他给我看了他们的研究内容。

　　复杂精细的统计研究，尤其是对城市与乡村家庭的样本的概括分析，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分析概览发现：印度最穷的1/3人口在50年代的10年中人均食品消费并没有增长(这正好大致是在头两个五年计划期间)。这一发现显然没有影响玛哈兰诺比斯对中央计划效率的信念，两个五年计划体现了中央集权，而这主要是由他负责制定的。这让他有些不安，但是并不疑惑。无论一个人的性格如何，最难的是让他承认自己制定的重要计划是有缺陷的；比较容易让他相信的是：计划是好的，但是实施中有一些缺陷，只要加以纠正，一切都会好起来。只有谢诺伊教授和我这样不相干的人，才预见到了后果。

　　{罗斯}我在给多萝西的信中总结了我们在印度的这一段时间的见闻与感受：

　　我们快要结束印度之旅了，实话说，离开这里我并不感到遗憾。在所有感想中最有趣而又最说不清的是，一切都是互相交错的。我们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这里紧密相关地存在着两个社会，有着完全不同的经济、文化、教育水平。在现实中，两个社会互相都意识到对方的存在，但是都对对方漠不关心，而且认为这是命里注定的。如果你走在主干道和高级住宅区，显然是到了一个现代化的、相当富裕的国家。但是仅几步之遥，你就被送回到16或17世纪—一片悲惨景象、神牛到处游逛、粪便混合着垃圾的臭气、没有衣服穿的孩子和衣不蔽体的成年人躺在路边或是蹲在街边。很难说清怎样才能设法改进民众的生活条件，但是有两点是确定无疑的：印度现行的计划看来并不成功，不管使用何种方法，都需要很长时间。尽管证据确凿，统治阶级似乎仍很自信：承认迄今为止的失败仅仅是因为错误的体制，认为将短期计划改成长期计划就可以改进不足……在他们看来写下的计划就是成功的象征……

　　我们在阿格拉度过了愉快的一天，欣赏了泰姬陵，它美丽得无法形容。然后我们又在贝拿勒斯(现在叫瓦拉纳西)停留了两天。虽然也很有意思，但是总体上说，是一次令人难受的经历。各类有身体与心灵残疾的人都聚集到这里，既有人想从富人在生命行将终结时用钱来赎罪的行为中得点儿好处，也有人出于迷信，想用恒河的圣水治病。我们接受建议，早晨乘小船在恒河游览—幸好是在早饭前，否则我们返回后会吃不下早饭。成群的人在院子里用城市下水道里的污水洗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认为就算水不能真的抵御所有疾病，也能既保佑他们又让他们长寿。你怎么可能劝说这样迷信的人相信接种疫苗的好处呢？你从何开始？在人们吃不饱但仍将牛当成圣物，不想让它提供奶与肉的情况下，你怎么让他们知道这有多愚蠢？

　　和环保主义者坚持保护所有有生命的个体而无视代价相比，这种偏见有何不同呢？

　　我又继续向多萝西讲述我对印度及国家计划的看法：

　　在完全不同的水平上，很难评价大学的总体风格。学校建筑和校园都比我们的好，政府建筑也比华盛顿奢华—所有这一切都让人以为穷人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对于越来越多的外国援助是否需要，是否合理，文官基本上把它看成是权利而不是民众的福利，因此可以大量地滥用于公共开支，而不是用于为穷人谋福利，这种态度一点儿也不让我同情。福特基金会似乎并没有能从总体上让它的美国雇员过上好日子(也许将某些好处给了他们每个人雇的6个佣人了)。

　　正如你可能估计的，访问印度并没有改变我们对国家计划，或是福利国家的基本观点。至少此地的美国人及少数印度人开始与我们的观点一致，但是也无能为力。大多数人就像我们不赞同他们的观点一样不赞成我们的观点。我们将身处何处？

　　离开加尔各答，我们另外安排了一次计划外的旅行，前往喜马拉雅山脚下的大吉岭，这是英国占领期间英国文官和军官的避暑地。去大吉岭旅程的最后一段是坐在呼哧作响的火车上爬上蜿蜒曲折的陡坡。大吉岭的人与加尔各答的人完全不同：刚毅自强的山地人。没有乞丐，没有流浪汉。喜马拉雅山景色壮丽，落日灿烂辉煌，空气清新凉爽。印度之旅在愉快中结束。

　　{米尔顿}这次访问再次坚定了我在上次访问中得出的结论[7]。有某些改进的迹象：乡村的道路明显改善，城市和农村都有了更多的自行车和汽车，乞丐仍然数量众多，但是似乎不那么无处不在了[8]。建了许多新建筑，有些非常醒目，还有了更多更好的饭店；有了许多新的工厂和少数迅速扩展的小型企业中心；开办了一些新的大学，有明显迹象表明老大学扩大规模了。但是发展显然不均衡，进步表现的某些方面方向不对。最令人难忘的是某些新做法不是进步而是浪费的表现，例如工厂以远高于从国外购买的成本来生产某些产品。更重要的是，以无偏见的眼光来看，没有证据表明广大民众的生活条件正在改善。到处可见的是极端贫穷，让从未到过印度的人难以置信。

　　我发现探讨经济政策的学术氛围似乎与我认为需要有的变化背道而驰。在印度，尤其是在经济学家中，有一种令人窒息的现象：观点一致。我在与若干个大学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和教师、计划委员会的成员、文官政府中的经济学家、金融领域的记者及企业家谈话时，一次又一次地听到的回答都是完全相同的套话，仿佛是在重复问答教学，死记硬背，甚至成为信仰。而且，不管是回答明显与事实相矛盾时，还是回答得到证明或至少不与之矛盾时，都一样。

　　只有少数年轻人和不太知名的经济学家偏离主导立场，多数人都持有主流观点，只是在某些具体方面有些不同。大多数企业家虽然在具体问题上发牢骚，但是接受专业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在主要方面还是正确的。我曾经受到过一位著名的成功企业家的挖苦，他无疑从我的评论中听出了我对印度现行经济政策的委婉批评。当然许多当前成功的企业家都与现行体制利害相关。

　　曼谷、吴哥、西贡

　　{罗斯}我们只在曼谷停留了两天，既因为这里又热又潮，还因为我们计划在日本和孩子们会合后再返回这里度暑假。与印度相比，曼谷是一个让人愉快的地方。这里的人看上去幸福健康。我们像米尔顿八年前那样坐船参加水上游，这是最愉快的早晨之一。格辛·戴维斯和他的妻子维维恩带我们吃广式早茶。我们盼望着能再见到孩子们。

　　我们下一个神奇之旅是去吴哥窟。我记得我们是从曼谷飞到暹粒，在那里停留了三天，我们用大半天参观了许多名胜古迹，然后返回住了一夜。寺庙就像我们听说的那样令人难忘，我们觉得应该在那里待一周而不是三天。越南战争对吴哥窟的破坏要比游客可能造成的损坏严重得多。

　　我们去香港前的下一站是西贡，但是我对西贡几乎没有什么记忆，只记得好像是一个美国军事基地(据我推测，是将要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最美丽的景象是穿着传统的束腰长外衣和宽松长裤的越南妇女。我印象最深的是她们优美的身材。我忍不住为自己也买了一套越南民族服装。

　　香港

　　我们从越南去香港，这是我第一次来这里，米尔顿1955年去印度时曾在这里短暂停留。

　　香港与我们以前和以后去过的地方完全不同。当时和后来，香港都是购物天堂。在我到达后给儿子写的信里说：“除了购物外，香港是我们去过的最有趣的地方。有点儿像是把旧金山、纽约和其他几个地方合起来。第二天我们去了新界，到处都是人，人口爆炸显而易见，与印度相比，这里的人看上去比较富裕，但是，按绝对量，他们当然还是很穷。”以后到香港的几次旅行，每次都发生了变化，而且越变越好。

　　1997年我们最后一次去香港时，城市外貌与居民的居住条件已发生变化。半岛酒店不再保有它的地位，有了更多的一流饭店，我估计比美国和欧洲的任何一个城市都要多。服务水平仍然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的可比较的饭店要高得多。

　　再回到1963年，我们在嘈杂混乱的购物天堂里住了一个星期后，决定搬到港岛的九龙湾酒店去享受日光浴。我们认为可以利用去日本前剩余的几天放松一下，因为到日本后的旅行日程和演讲任务都会非常繁重。

　　{米尔顿}半岛饭店是某种奇迹。它有一个中心大楼，这里有大堂、餐厅和公用房间等等，然后是两侧各有一个巨大的长翼，里面是客房。我记得从我们的房间步行到前面大堂，距离是1/4英里。饭店建在一个美丽的海湾，坐公共汽车可以到维多利亚湾，这里是香港的中心。肯定很容易就能到海滨，因为罗斯写给她姐姐的一封信中讲到我们多次去游泳。

　　饭店的两翼早已不存在了，因为随着香港人口的增加和日益富裕，土地用于修建住宅比饭店更值钱。当年几乎空无一人的乡村现在成了高级住宅区。

　　我们在香港的几天中多数时间是休息，但是我也利用这个机会深入了解香港的经济，特别是它的货币体系。当时香港货币钉住英镑：16港币相当于1英镑(5.714港币兑1美元)。我感兴趣的是维持这一联系的金融机制。我与美国总领事馆的经济学家和香港的银行家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中没有人清楚地了解这一体系是如何运转的，而我认为我做到了。

　　因此我与香港财政司司长郭伯伟(现在是约翰爵士)约了见面时间，这是一次值得纪念的会见，从此我们开始了长期交往。我告诉郭伯伟我的疑惑，他立刻答复我，正如我所料。然后我说：“但是，汇丰银行(香港的主要银行)不懂得它是如何运转的。”我肯定还列举了与之讨论过这一问题的其他经济学家。我记得这位财政司司长回答说：“他们不知道更好，他们要是知道会把事情弄糟。”当我问到国民收入及其他香港的统计数据时，郭伯伟解释说，公务员要求提供这些数据，但是他一直抵制，因为一旦公布了这些数据，就会受到压力，要求政府使用这些数据干预经济。

　　郭伯伟就是使香港成为许多人视为“天堂”的功臣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英国在香港实施了最极端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在官员调动的阴错阳差之中，殖民部的郭伯伟被任命为香港财政司司长。虽然在香港政府的等级中，最高的是总督，但是财政司司长对经济事务有着很大的权力。苏格兰人郭伯伟是他的古代同乡亚当·斯密的信徒，而且将其信念付诸实施。人们公认他创造了经济奇迹，在香港人口翻了几倍的情况下，奇迹般地提高了平均生活水平。

　　日本

　　{罗斯}日本是我们这次无比美好的环球旅行的最后一个目的地。1963年5月1日夜里，我们在暴雨中到达。西山(Chiaki Nishiyama)教授组织的无比热情的欢迎队伍让我们完全忘掉了大雨。正如我给贝基的信中所写的：“当我们到达机场时，一大束鲜花不是给我而是给我的丈夫，这是真正的日本作风。但是第二天下午，米尔顿在大学做演讲时，一位女学生献给我一束同样大的鲜花。他们确实正在从传统的男性世界过渡到男女同样重要的世界。”我应该再加一句，比起在西欧和美国发生的女性革命，他们还差得很远。

　　我们预计在日本会比在已经访问过的国家里更有异域他乡之感，因为我们不仅不会说日语，而且看不懂街上的标识，但是很快就发现我们错了。日本人友好、慷慨，无论萍水相逢的日本人还是迅速成为朋友的日本人都是这样，这就弥补了语言不通的困难。除此之外，虽然文化与西方不一样，但是其他方面却非常类似我们所熟知的西方国家。如我们可以直接喝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水。这里到处干干净净，人们文明有礼，这让我们特别愉快。但是当我们返回芝加哥与一对刚从日本返回的夫妻探讨对日本的印象时，我们对清洁程度的评价与他们大不一样。我们最后认定，评价的不同反映出我们是从印度去日本，而他们是从西方去日本。

　　{米尔顿}在印度，我印象很深的是自1955年以来民众的生活条件没有什么改进。在日本我的印象完全相反。当年我在去印度的途中在东京停留过一天，我给罗斯的信中强调的是贫穷。8年后当我故地得游时，发现这里的变化是巨大的。肯定还有许多穷人，但是普遍的景象是经济增长与繁荣。

　　{罗斯}西山负责安排我们在日本的所有活动，他曾经在芝加哥大学读过几年研究生，现在是立教大学(Rikkyo)的教授。他和妻子是出色的主人，他的妻子茂子也在美国受过教育。西山建议我们住在东京的国际之家，这是一个极好的选择。它没有城市饭店特有的喧哗与杂乱，还有一个闻名世界的日式花园，这是饭店所有者在几个世纪前修建的，花园让我产生了一种我非常喜欢的和平与宁静之感(尤其是在我刚到的时候)。此外，国际之家因为有一个美丽的花园，还是举行日式婚礼的好地方，5月在日本似乎也是一个举行婚礼的好月份。我们从窗子里既可以看到有传统东方服饰与发型装扮的传统婚礼，也能同时看到西式婚礼。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日本人的一本正经，即使是在家人与好友之间也要鞠躬。

　　我想解释一下日本人友好的概念，这的确是独一无二的。我在给贝基的一封信中说：“(我们的主人)西山在我们到达的第一个星期也住进国际之家，以便更好地照顾我们，而把妻子和孩子留在家里。后来他们两个人都出于同一原因搬进国际之家住了几个星期。”在更多地了解了东京后，我又写到：“我们对这个国家感受最深的一点是……虽然我们绝对不可能看懂标识上的语言，但是除此之外，我们就好像是在纽约、旧金山、巴黎和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城市里……我已经逛过几个百货商店，它们看上去极其漂亮，一派繁荣。”日本人很有艺术修养，这体现在他们所做的一切里—从插花到商店的柜台和橱窗的布置，到包装一件并不贵的商品。举一个例子，大众餐馆展示的是最便宜的菜，也极有吸引力。

　　另一方面，某些风俗习惯非常奇怪。如果这样做不会有所冒犯，我们肯定会拍一部两个日本人(男人或是女人，或是两者都有)如何互相致意的电影。他们不停地鞠躬，我不知道如何决定什么时候停止。我可以肯定的是，这和许多其他的事情一样，一定有着某种礼仪规范，只是我们不知道它具体是什么。即使是只有两个人的时候也一本正经，我想他们一定不能理解我们的随便。但是因为他们同时又非常礼貌，所以他们不会批评我们。

　　我迷上了日本插花，决定学一点儿这方面的技艺。我参加了一个很现代化的学校里的插花班，但是那里让我很失望，因为他们似乎是在模仿西方的插花技艺，而不是传授日本传统的插花技艺。最后我还是找到了一个教授传统风格的插花班，在班上听到和看到的一切都让我很高兴，因此又学了一期。我在给多萝西的信中说：“当然，这又是典型的弗里德曼作风，我一直在忙于购买各种书，以便回国后还可以继续自学。”不幸的是这些书现在冷藏在我的书柜里，只是偶尔才有人翻阅。

　　日本花园也是我关心的重点，我成了一个热情的园艺家。我试图向多萝西解释日本花园对我的影响，她曾经花了不少精力在园艺方面帮助我。我从比较东京与我们两个人长大的波特兰的不同开始说起：

　　正如你可能已经知道的，东京和波特兰的气候与植物大同小异。这一星期下的雨比我们过去三个月中见到的还要多。东京与波特兰的不同是，日本人在园艺方面确实有一些难以言传的诀窍……很难形容他们的花园给人的感觉，它让人产生了美丽、和谐、清高、和平、宁静融合在一起的复合感觉。用形容词形容人们的感受是一回事，但是在如何表达出这些花园给人的感受时，确实只能意会，难以言传。

　　在日本，我们比在访问过的其他国家游历了更多的地方。肯定也了解了比任何其他地方(包括印度在内)更多的习俗。但是和印度不一样，即使在城市之外的地方，我们也没有被当成是外星人那样让人盯着看。我不知如何解释这一点。当时的普通日本人并没有到日本以外的地方旅行过。这反映的是日本人的全球观念，还是教育程度，还只是因为他们注重礼貌？

　　我觉得东京比世界上的任何国家的首都更多样化。你能在一个餐馆中吃到任何风味：除了日本料理之外，还有法国、德国、美国、中国等国的菜肴。任何一个晚上，你都能看莎士比亚戏剧、西方音乐喜剧、日本歌舞伎，可以听日本音乐会、爵士乐，或是古典交响乐，或者看棒球比赛、相扑等等。

　　朋友们不仅介绍我们吃了各种日本食品，而且向我们介绍了不同的习俗和娱乐方式。我发现了一些有趣的日本餐馆设有由艺伎陪客的小型私人宴会。这样的宴会是日本人喜欢用来招待特殊客人的一种方式，无论客人是日本人还是外国人，有时是由私人招待的，更经常的是由企业招待的。例如，米尔顿在这一年里，一开始就在《日本经济新闻》(Nibon Keisai Shimbun)的赞助下做过一些演讲，这是日本的《华尔街日报》。每次演讲后，报社社长都要在这样的餐馆招待我们。其他人包括报纸的主编和作者，还有西村，他为演讲担任翻译。这类宴会很轻松，很愉快，同时让我们能与有见识的人讨论一些我们和他们特别感兴趣的经济与政治问题。

　　在这些宴会上，和一些常规的晚宴上一样，我永远是惟一的女性。这种情况正在逐渐转变。但是直到1980年我们在日本做《自由选择》的电视节目时，在招待我们的宴会上，我和艺伎之外的惟一女性是主人的妻子(他的艺伎也在场)。这次经历再加上我在一次宴会上对分派给我的艺伎的了解，让我对日本艺伎有了与最初完全不同的看法。为我服务的艺伎有一个和我的女儿年龄相仿的女儿，我们就这个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交流了看法。显然，就如同有不同的餐馆与剧院一样，我相信，肯定也有不同的艺伎，但是我无法做出判断！

　　我无法忘记在这类宴会上的一次经历是在吉兆(Kit-chko)—东京一家著名的餐馆。这次宴会经历让人难忘，同时也让人难以置信。在你和主人还有其他客人到达时，迎接你的是老板娘和一群穿着和服的年轻姑娘(艺伎)。她们帮你脱鞋、换拖鞋、陪你进入预订的包间。宴会中有许多道菜，每道菜量都很少，单独放在碗碟里，再放在可爱的漆盘里端上来，当然还有为有嗜好的人准备的米酒和大量啤酒。其中有一道菜是小牛肉，是和独立的陶制烤盘一起上给每个客人的，在艺伎的帮助下，客人自己动手烤制美味的牛肉。甜点是最好吃的甜瓜(一种我们只在日本见到过的品种)。然后艺伎开始表演：唱歌、跳舞、说笑话，都是日本风格的。

　　有一次，在我们作为《日本经济新闻》的客人在吉兆吃饭的同一个星期里，可能就是第二天晚上，我们第二次被邀请到吉兆。饭店老板娘和艺伎的表现及整个晚上的经历，给了我们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我们领教了日本人的讲究礼数与顾全面子的特点。老板娘和艺伎肯定认出了我们，但是并没表露出来，为了顾全我们第二个主人的面子，他们假装我们是第一次来。虽然菜肴和第一次一样好吃又好看，但是食物绝不重样，上菜的器皿也不同，只有米酒是一样的。

　　另一次有趣的事发生在我们的朋友西山请我们一起在日式旅店度周末时。这是一个典型的为日本人服务的旅店，没有旅游者。没有人说英语，这并没有让我们不安，因为西山可以翻译。我们到达的当天早晨，他点了煮鸡蛋做早餐。我们的早餐送来时，鸡蛋是冰冻的—他们头天夜里就煮好了鸡蛋，然后冻在冰箱里！我们想这是因为日本人不吃煮鸡蛋，所以不知道向客人提供什么样的鸡蛋为宜。我们还有一次类似的经历，发生在我们坐夜船去九洲岛时。我们到餐桌前吃早餐时，冰冻鸡蛋已经在桌子上了。这次我们没有点鸡蛋，但是显然厨师知道美国人吃鸡蛋，因此认为他们应该上冻鸡蛋。

　　我们向南到了京都、大阪、奈良、神户，向北到了仙台，米尔顿在每个城市都做了演讲，我们还与小部分人私下见了面，一般都是经济学家(都是男人)。此外，观光也是每次旅行的重要内容。特别值得一提的旅行是去京都，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所长、日本著名学者木内信胤(Nobatani Kiuchi)是我们的导游。京都曾经是日本的首都，有许多令人惊叹的寺庙和其他历史遗迹。木内信胤热爱日本文化，又知识渊博，他让我们更多地了解了所游览的地方。他是朝圣山学会的第一位日本成员，后来积极地为学会在日本组织会议。

　　我在最初给贝基的信里已经讲过对日本的总体印象，几年后的旅行和与许多日本朋友密切接触后并没有使之改变。“我们并不真正理解这些人。理解任何外国人都很困难，但是日本人是最难理解的。他们是多种性格的复杂混合体，你会永远觉得虽然你听懂了他们说的词，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正如我以前说过的，他们确实是我们所遇到过的最友好、最慷慨的人，但是你永远拿不准，他们的慷慨是因为他们真的愿意慷慨，还是因为他们的行为规范要求他们这样做。”此后，我们又因为各种目的去过日本九次，到过许多地方。

　　在我们离开去仙台的头一天晚上，立教大学授予米尔顿名誉学位。还有两个同时获得名誉学位的人是约克大主教和另一位宗教界人士，这让米尔顿在饭后讲话中说，这让他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夹在两块圣饼中的鸡蛋。这个大学是一个圣公会大学，所以仪式让我们感觉不是在大学而是在教堂。

　　{米尔顿}我得出关于日本人性格的结论时，曾经这样说过：任何关于日本人的正确说法都有相反的说法，而这种相反的说法同样是对的。正如罗斯所说，日本人的亲切与友好得让人难以置信，但是你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中知道他们同样能残忍得令人难以置信。据说在日本是政府管理经济，这是真的，但是同样真实的是：企业家操纵政府。日本是一个垄断的社会，同样也是一个高度竞争的社会。

　　我发现了一个理解日本人的最好线索，这就是日语。有一句话让我受到震动：“在日语中，不可能写出一个不模棱两可的词。”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证据支持这种说法。模棱两可是做到不伤面子的重要手段。

　　关于日语，我的结论是：日语是理解某些日本人性格的主要线索。

　　将汉字融入日语是一个说明日本人性格的例子，积极吸收外来文化而不是发明，开发录像机也是一例，其他例子还有计算机小零件及类似的东西，还有所有非发明性的东西。这也有助于解释日本人为什么对外国东西评价非常高。我听说日语中“外国人”这个词与“超级”这个词的意思接近。学习读写日语时所使用的强制性方法也有助于解释日本人性格中的高度纪律性，还有他们的极强记忆力。统一的教育也强化了他们的一致性。

　　我在日本的主要任务是研究货币关系，在这方面我很成功。除了日本银行的合作之外，一位在美国使馆工作的年轻人也对我帮助很大，他叫迈克尔·克伦，曾经在明尼苏达大学读过研究生。他已做了很有成效的前期研究，发现日本的货币关系与美国非常相似，而且货币增长的变化也极大地影响了经济的变化，他以此为题撰写了他的博士论文。虽然他的学位是明尼苏达大学授予的，但是这的确是我在芝加哥大学的货币银行学研究室的产品，而且由我们作为系列著作中的一本出版[9]。迈克返回美国后，担任过多年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的研究部主任，以及万全人寿保险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

　　我在此认识的一位好朋友是一位年轻的英国人，叫约翰·格林伍德(又译祈连活)。他正在研究日本的产业结构，在听完我在《日本经济新闻》的演讲后，他找到我做自我介绍。他已经学会了说写日语，并且对日本经济有了广泛的了解。他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离开日本后，他担任过多年G.T.管理(亚洲)有限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开办了双月刊《亚洲货币导报》(Asian Monetary Monitor)，这份杂志发行了20年后在1996年停刊。1983年，约翰是香港货币改革的设计人，这次改革的结果是使港币与美元联成一体。他之所以能发挥重要作用是因为他在《亚洲货币导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分析香港的货币体系，指出它的缺陷，并设计改革方案。在最终形成改革方案的谈判过程中，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和艾伦·沃尔特斯和我通电话，我们对计划中的改革细节提出评论与建议，当时艾伦·沃尔特斯在伦敦担任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的顾问，我在旧金山。在成功地使他的改革方案被接受后(顺便提一句，这次改革非常成功，取得了他期望的结果)，约翰做了三个银烟灰缸，用以纪念这一事件，也纪念我们三个人的合作。约翰最近搬到旧金山，G.T.在这里也有分部。

　　我也认识了一些在日本银行工作的经济学家，他们对我这次的研究帮助很大，我后来一直与他们保持接触，这就是我后来几次访问日本的原因。我与一些日本人建立的友情在此后的岁月中继续带来益处。其中有几个人后来成为朝圣山学会的成员，并帮助学会组织了在日本召开的会议。

　　{罗斯}大约在6月中旬，珍妮特和戴维来东京度暑假，假期中的一个周末，他们和几位年轻的日本人一起去了箱根。交流困难并没有妨碍他们度过快乐时光：这由英语来解决了。他们也和我们一起游览了我们喜欢的东京周边的几个地方，还帮助我们在国际之家举行了纪念结婚25周年的晚宴，晚宴非常成功，除了我们一家人外，大多数来宾都是日本人，有些是我们过去就认识的，其他都是这次才认识的新朋友。这真是最愉快的时光。

　　某个周末，我们和田中教授一家去关西地区旅行，这是一次愉快的重游，我们还去了京都(这也是我们最喜欢的地方之一)、奈良、富士山顶，同行的有田中的妻子和孩子，他们的两个孩子和我们的孩子年龄差不多。

　　乘船从日本到新加坡

　　我们乘半岛航运公司的轮船，经中国香港和马尼拉前往新加坡。我们发觉经历了愉快的日本之旅后，接下来的航程对我们是一种休息，尤其是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让我们觉得更愉快。在香港的三天，我们有充裕时间游遍了九龙，每晚返回船上吃晚餐，住在有空调的船舱里。

　　在去新加坡前我们在马尼拉停留了一天，但对没能游览马尼拉并不在意。我们下船改乘飞机，在新加坡停留了6天，这其实比我们希望的要长，但是我们不能立刻找到去巴厘岛的航班，这给了我们更多的时间参观开发区。我在给贝基的信中说：“除了航空公司和钢铁厂之外，这一地区有着所有不发达国家都有的开发区。这就意味着，一批公务员花着政府的钱，也就是花着穷人的钱，设计建造了一个区，让工业企业等机构和90万人落户其中，并给予资助。看到这些模型和计划，让人觉得这是某种介于儿童玩积木和艺术家雕塑之间的东西。”我还说：“如果20年后再回来看它成了什么样子，一定很有趣，我的孩子有这种可能，而我估计不会有机会了。”

　　巧的是，我们17年后又来到新加坡，发现我对开发区所做的暗示性预言大错而特错。在此期间，新加坡在李光耀总统的统治下已经迅速发展成了一个繁荣的大型城市国家。

　　巴厘

　　我们从新加坡飞往巴厘，这次旅行以扫兴开始，最后却成了我们最愉快的经历之一。我们到巴厘时情绪低落，因为在雅加达过了不舒服的一夜，印尼当局规定所有去巴厘岛的游客必须在那里停留。在我们看来，雅加达是又一个印度，我们被扔进了一个非常不舒服的旅店。最让人沮丧的是贫困和不卫生。

　　刚一到巴厘，我们就住进了芝加哥的旅行社为我们预订的饭店。饭店和房间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让我们恨不得坐下一班飞机回家。饭店不仅黑暗而且房间很脏乱，整体上让人心里不痛快，的确不是一个轻松度假的地方。还没有打开行李，我们就去海滨散步，我们的运气也由此改变了。我们偶然地碰见一位英国女士，像外国游客之间常做的那样，我们向她打招呼，她也答礼。她也住在同一个饭店，对饭店的印象也和我们一样。她告诉我们这是岛上惟一的饭店，原来很好，但是最近几年毁坏得很厉害[10]。

　　看见我们不高兴，她提出一个解决办法。她的一位与英国女人结婚的印度尼西亚朋友正要在巴厘开一家小型汽车旅馆，他有可能为我们解决住宿。根据她的指点，我们满怀希望地去找这个人。小旅馆有四五个小房间和主人沃沃伦塔先生的住房，屋顶是茅草的，还没有完工。幸运的是他在家，我们将进退两难的窘境告诉他，他说，其实旅馆还没有开业，如果我们愿意，可以住在其中的一间房子里，在他的房间里吃饭。这真是救了我们，不仅因为这里干净明亮，还因为他成了我们这一个星期中的导游—而且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导游。他带我们长途驱车环游全岛，向我们介绍附近的艺术家，我们和孩子们还在他的帮助下买了一些后来一直珍藏的木雕。

　　{米尔顿}有一个木雕是一只青蛙。就在几年前，我的一位朋友来我们在旧金山的公寓做客，他叫雨果·范雷金，是荷兰人，看见那个青蛙，他说：“我认识雕这个青蛙的人。”原来他在巴厘还有一个家，有一个邻居擅长雕青蛙。常言说得好：“世界真小。”

　　{罗斯}这位主人带我们看巴厘人的音乐舞蹈表演，甚至安排我们参加了一次葬礼。他解释说，巴厘人的习俗是要庆祝死亡，但在人真正死亡之后很久才举行庆祝仪式。我们看懂了部分仪式内容。所有的朋友和熟人都要参加。尸体似乎做了防腐处理，直到亲属有了足够的钱举行庆祝仪式。仪式上的主要活动是拔河赛，双方争夺装有尸体的棺木，一边代表天使，另一边是恶魔，双方争夺死者的灵魂。要有多次反复，最后总是天使胜利。全部活动都贯穿着豪饮和歌唱。

　　这一周中，一个附加的安排是和主人一起庆祝米尔顿的生日。他做了烤乳猪，这是我们第一次吃到这种食物，我在野外用的煤油炉子上做了米尔顿最喜欢的土豆饼，还喝了许多酒。这是一次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的生日聚会。

　　吉隆坡、香港、台湾

　　{罗斯}一个星期来，我们潜水、游泳、在海边漫步，彻底恢复体力后，我们前往吉隆坡，在那里度假，米尔顿还要进一步做中央银行的研究。接待我们并为我们导游的是一位好朋友克利夫顿·沃顿，他是一个出色的主人，还帮助我们将我们的战利品运回美国[11]。

　　{罗斯}我们和孩子们返回曼谷游玩，然后又到香港(主要是购物)，然后再去台湾。在台北市逗留的几天里会见了几位经济学家后，又参加了戴维的一位中国朋友安排的郊游，这位中国朋友在波士顿地区的大学读书，回来与祖父母一起度暑假。她非常熟悉这里，介绍我们去台湾中部的日月潭游览。她和我们同行让旅游增加了不少乐趣。我非常欣赏日月潭及沿途的乡村风光。多萝西和我一样热爱园艺，我在给她的信中说：“我认定稻田是我所见到过的最美的乡村景色，田间杂以茶园，还有香蕉树和棕榈。多么可爱的景色！”

　　{米尔顿}去台湾前，我们在香港买了一些台币，为的是到达时手里就有当地货币。数量不大的台币就有一大包。台湾在此前的几年出现过严重的通货膨胀。虽然通货膨胀最终控制住了，但是已不能改变货币的最大面额，这就是说，即使是最大面额的纸币也只能代表很小的数额。在台北讨论货币问题时，我问他们为什么没有发行更大面额的纸币，得到的是我在其他类似形势下也遇到过的回答：发行更大面额的纸币会进一步引起公众对通货膨胀的恐惧。我跟他们说，相反，公众对政府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的了解及实际的通货膨胀将会影响公众对通货膨胀的预期。我不知道我是否说服了任何人，因为此后我并没有关注台币面额[12]。

　　另一个现象我在其他地方也见到过，但是在当时的台湾却很常见，这就是使用延期支付的支票作为短期信贷方式。小企业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同样重要的是，高利贷法限制贷款的利息，这也是小企业得不到贷款的部分原因。一个解决这一问题的较好办法是由借款人给朋友或是业界同仁开一张延期支票，贷款人不是按支票的实际数额付款，而是按照双方都能同意的数额付款。随着担保人数量的增加，支票的贷款数额也随之增加。这种现象特别让我感兴趣，是因为我在第3章中提到过，我的父母在资金短缺时就是用类似的方法筹措资金，开了杂货零售店—这在当时是最通用的办法。

　　取道檀香山回国

　　{罗斯}游完台湾后，我们返回日本最后游玩一次。我们还没有去过南部的九洲岛，但是听说过那里的温泉与火山，我们的朋友西山极力建议我们和孩子们花几天时间一起去那里欣赏风景。最后我们决定去那里玩，西山一如既往地与当地的朋友联系，让他们在旅行中陪伴我们。

　　我们去别府是坐汽船而不是火车，因为我们想这会更舒服一些，事实也的确如此。我们已经没有了关于游览别府的详细记录和备忘录，我还大概记得我们在看到沸腾的温泉时觉得特别好玩。强烈的硫磺混合其他矿物的气味是另一个鲜明的记忆。

　　我们又在东京逗留了几天与许多朋友道别，又去游览了几个喜欢的花园，这令人兴奋的一年环游就此结束了。我们决定乘船回美国，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离开横滨前往夏威夷。我们有些犹豫，是否要全程坐船，因为想到这可能会很单调，因此决定在夏威夷下船，改乘飞机到西海岸。但是航行中的日子非常愉快，让我们觉得似乎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尽管在夏威夷的那几天玩得也非常高兴。

　　这次旅行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但是回到家里，见到老朋友，恢复正常生活，我们还是非常高兴。

　　{米尔顿}虽然我没有根据在这次旅行所到国家和地区中收集的材料写过书(我曾经有过写一本书的想法)，但是我还是认为这次旅行在学术上收获颇丰。除了我自己写的东西外，我还鼓励我进行深入研究的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就货币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就我个人而言，更为重要的是，这给了我一次机会实地了解与货币有关的政治与经济情况，我认为这是用其他途径所不可能得到的。同时，这次旅行也让我接触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以色列、中国香港和日本，在今后的年月中，这种接触发展为双向合作。因此这次旅行对我和罗斯而言是学术与个人生活的双重成功。

　　注释

　　[1]法国、比利时、波兰、俄国、土耳其、奥地利、黎巴嫩、巴基斯坦、柬埔寨、越南、中国香港、中国台湾、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

　　[2] Zev Vilnay, The Guide to Israel, 5th ed. (Jerusalem, 1962) p. 287.

　　[3]这本篇幅不长的书后来收入我的《美元与赤字》(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8)。

　　[4]这辆车是1958年在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时，我和乔治·施蒂格勒花300美元合买的。当我们环球旅行前决定卖掉它时，我们能够卖的最好价钱是22美元，这还是因为我们有好几个完好的轮胎！

　　[5]这一段来自题为《印度的经济计划》一文的初稿，日期是1963年5月6日，这是我到日本后不久写的。这篇文章本来是要在美国发表的，但是却从未发表过。

　　[6] W·戴维·霍珀1965年6月21日的私人信件。

　　[7]此段及下面的段落来自注5中提到的文稿。

　　[8]在评论我的文稿时，谢诺什教授说：“自行车与汽车的增加并不是‘改善’的证明，而是收入转移的证明。”

　　[9] Michael Keran,monetary Policy and the Business Cycle in Postwar Japan,?in David Meiselman (ed.), Varieties of Monetary Exper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pp. 163-248.

　　[10]《不列颠百科全书》1970年版，第3卷，第5页对巴厘的评论是：“巴厘平衡贸易的重要产品是手工艺品和旅游业。后者的规模本应更大，但是由于不鼓励发展饭店设施及中央政府控制的阻碍，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我们可以证明这两段评论的准确性，现在饭店的状况已经大有改观了，但是也改变了岛上的气氛。

　　[11]克利夫顿在我们系获得博士学位，他在马来西亚指导一个农业研究项目。此后他们担任过大学校长、TIAA-CRE的首席执行官和副国务秘书。

　　[12]这一段所说的现象与今天的美国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