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

　　{米尔顿}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是福特基金会建立的，目的是要促进新命名的行为科学的不同领域之间的互动—行为科学指的是社会科学加上其他与个人行为有关的学科，如生物学、精神病学等。正如研究中心的小册子所说：“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研究中心挑选了杰出的或是有潜质的学者，向他们提供有吸引力的待遇，从其他职务中脱身出来，专心从事研究，并提供必要的奖学金，旨在方便个人或合作研究。”中心在1954年9月揭幕，由芝加哥大学原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拉尔夫·泰勒担任主任。待遇确实很有吸引力：气派的研究中心坐落在 起伏的斯坦福山上，房间开阔，而且是独立的房间，这是为研究人员提供的书房，配有书桌、书架等等，但是没有电话，而且邀请了一批外来学者，鼓励研究人员在空余时间交流意见。

　　泰勒邀请我去研究中心工作。舒尔茨和艾伦·沃利斯1956~1957学年度担任过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两人都对在那里的工作经历给予高度评价。因此我接受了拉尔夫·泰勒的邀请，担任1957~1958年度的研究员。

　　{罗斯}我很高兴能在帕洛阿尔托生活一年。不在芝加哥过冬天也是一个让人高兴的变化。我还可以离在里诺的贝基和在波特兰的父母近一些。我想我们可以经常去旧金山旅行，27年前我第一次去那里就爱上了那个地方，那里至今对我仍然充满吸引力。不算短期访问，20年后我才再次回来(但是我必须说，我们并没有像我预期的那样经常从帕洛阿尔托去旧金山游览)。珍妮特虽然一开始有点儿不想去加利福尼亚，就像我第一次出门一样。她发誓要回来，不再离开，但是她并没有像她母亲过了很久才再回来，在布莱恩莫尔待了两年后，她转学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在那里取得学士学位，然后又继续在博尔特霍尔法学院取得法律学位。此后她在加利福尼亚从事法律工作，除了短期旅行，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个州。

　　和我不一样，珍妮特和戴维并不希望离开他们在芝加哥的同学和生活达一年之久。因此我们在坎布里奇度夏时，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计划我们来年的生活。给戴维的补偿是答应在返回芝加哥时去野营探险，说服珍妮特的是有机会经常骑马，还有去波特兰看望我父母时可以去滑雪，再加上去迪斯尼乐园和墨西哥游玩也同样有说服力。

　　朝圣山学会的会议拟于1957年在圣莫里茨举行。米尔顿自1947年学会成立大会以后再也没有参加过会议，而我则一次会议也没有参加过。于是我们想参加在圣莫里茨的会议，然后从那里去帕洛阿尔托。我姐姐贝基建议，在我们去圣莫里茨时，让孩子们和她一起待在里诺。

　　我们在坎布里奇度过了愉快的夏天后，收拾行李去黎巴嫩机场，经过短途飞行到波士顿，然后从那里出发，珍妮特和戴维去里诺，我和米尔顿去圣莫里茨。虽然已经不记得这次会议的演讲和讨论，但是我很高兴认识了许多米尔顿和我讲到过的曾经参加过第一次会议的人，还认识了出席会议的其他有趣的人。在那些日子里，参加会议的人数很少，因此我们有机会处得很熟。

　　会议结束前我就离开了圣莫里茨，因为要为珍妮特和戴维安排进新的学校。没有米尔顿在身边的旅行，我似乎从来都不太顺利(有时我不明白，在他来之前我是怎么安排好的)。从圣莫里茨开始的旅行也不例外。坐火车去伦敦的旅途很愉快，我有一个旅伴安东尼·费希尔，他在伦敦开设了一个经济事务研究所。当我到达伦敦，前往机场时，我得知没有预订从伦敦去旧金山的机票，朝圣山学会负责此事的人本应确认机票，但是他忽视了这件事。我在机场待了大半夜等另一趟航班。最后终于等到一趟航班，才离开了机场。

　　一位朋友梅尔·雷德到机场接我，最后我终于到了研究中心为我们租的房子。艾伦·沃利斯离开帕洛阿尔托时，我们买下了他的车，现在车就停在车库里，有了房子，有了车，我为第二天贝基带着珍妮特和戴维到来做好了准备。他们在里诺玩得非常高兴，现在已经准备好开始新的生活。珍妮特将在卡伯利中学开始她高中第一年的学习，这所中学离我们家只有一个街区。戴维在约旦初级中学读初中最后一年，这所学校离我们家也在步行或是骑自行车的距离内。两个中学都是公认的很好的公立中学。

　　虽然我对珍妮特的学习经历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我记得，她已经15岁了，对男孩子的兴趣仅次于骑马，因此约会频繁。学校里的情况是老一套，没有什么可说的，而约会还是新现象。我记得戴维在学校发生的两件事—两件事都是与他的社会科学课有关。第一件事与辟尔唐人①有关。据戴维说，教师将辟尔唐人列入古人类，但是戴维说辟尔唐人是一个骗局，教师说他是错的。于是他第二天拿来了证据。教师从来没有在课上承认自己错了，但是后来我们在家长会上见到这位教师时，她特别解释，她知道这是一个骗局，只是想要戴维把证据带来。第二件事和一篇论文有关，还是同一位教师，她将戴维的论文退还给他，说她没法读，因为字迹无法辨认(戴维在剑桥接受的书法训练对改进他糟糕的书法毫无帮助，这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的基因)。只要我为戴维打出论文，他再交上去，就能得A。此后不久，戴维学会了打字，现在他用电脑。

　　我也进了学校，但不是写我的博士论文，而是重新学习制陶—这是我在威斯康星开始，后来因怀孕而放弃的爱好。在帕洛阿尔托我提高了技艺，现在还保存着一些没有被打碎的作品。

　　除了研究中心的社交活动—野餐、四人舞会外，还有其他许多活动，我们和莫·阿布拉莫维茨与卡丽·阿布拉莫维茨夫妇在一起度过了愉快的时光，当然还有其他不在中心的朋友。最重要的是我能经常看望贝基和我的母亲，她不太愿意去芝加哥，但是频繁到帕洛阿尔托来看我们，这让我非常高兴。同样，我们也发现乘飞机或是乘汽车从帕洛阿尔托去波特兰要比芝加哥容易得多。不管是否明智，我们是在一个现代家庭环境中养育孩子的，因此他们从未经历过犹太人的节日，无论是快乐的还是伤心的，而我们从小就熟悉这些节日。我们回到波特兰的家中过逾越节，这是一个快乐的节日，也一直是我喜欢的一个节日，头两夜的活动能让孩子们得到许多礼物。我们的孩子非常高兴，我的父母当然因为孩子们和他们共度节日而更加高兴。

　　{米尔顿}这一年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组成，无论从所涵盖的专业还是学者的水平都是空前的—这都归功于拉尔夫·泰勒和他的同事成功地挑选了学者。47名学者来自5个国家13个领域。除我之外还有3位经济学家：梅尔文·里德，当时在斯坦福大学，后来去了芝加哥大学；罗伯特·索洛，当时和现在都在麻省理工学院；还有一位是乔治·施蒂格勒，他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已决定下一年去芝加哥大学。4位经济学家中的3位后来相继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还有5位来自芝加哥大学的其他专业的学者[1]。路易斯·戈特沙尔克是芝加哥大学的历史学家，我在学校只是偶然见到过他，他在这里每周组织一次扑克比赛，我因此认识了他，但是和他可爱的妻子弗鲁玛更熟一些。我记得，参加扑克比赛的人里还有乔治·施蒂格勒和西德尼·西格尔，他是一位极有创新精神与想像力的心理学家，也是一位扑克高手(可惜他英年早逝)。在我们返回芝加哥后，扑克比赛换了参加者仍继续不定期进行。

　　来自以色列的社会学家约瑟夫·本-戴维是外藉研究员之一。他和妻子米里亚姆成了我们的好朋友，我们叫他乔西，后来，在他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做长期访问和我们去以色列访问时，都再次见到他们。

　　另外一个在社交和专业方面与我们都相知很深的研究员是弗兰克·纽曼，他曾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法学教授，后来成为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的法官。他的儿子和珍妮特年龄相仿，开始和珍妮特约会，让两家人都很高兴。

　　还有一位研究员是我战争期间在统计学研究小组时就认识的约翰·图基，他是一位杰出的数理统计学家，也是我一生中所认识的人中为数不多的、可以毫不犹豫地称之为天才的人之一①。我和他花许多时间探讨问题，我们认为应该进一步发展比较方法，但是始终没有付诸实施。图基以热爱四人舞而闻名，我相信是他将四人舞介绍到中心的。

　　还有一位我在统计学研究小组就认识的研究员是泰德·安德森，他和图基一样是数理统计学家。我们十几年前在统计学研究小组曾做过一项研究，这时我们要合作将研究成果撰写成文，这是我写的最后一篇纯统计学论文[2]。

　　对我而言，研究中心完全做到了它的承诺。我得以加快我与安娜·施瓦茨合写的《美国货币史》的进程。我写了一些登在杂志上的论文，与其他专业的学者交流，此外还有大量家庭与社交活动—还打了许多场网球，特别是和乔治一起。

　　为了实现对孩子们的承诺，我们多次在加利福尼亚州内游览，我自己只单独旅行过一次，是参加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个面向全美的电视节目，主题是“我们的经济有多么强大”，这是一个题为《伟大的挑战》的公众系列节目的第三部分，由著名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华盛顿记者霍华德·史密斯主持。虽然我曾因为芝加哥大学圆桌会议(参见第13章)的原因，多次参与过广播电台的节目，但是这次是我第一次上电视。

　　电视节目无疑比广播圆桌会议更生动，但是在我看来，不适合表达观点。正如我后来写给制片人的信中所说的，人太多—除主持人外还有7个人，观点太多，讨论范围太广、太分散。[3]

　　后来的多次经历让我感受到人们对电视与广播的不同反应，这次是这些经历中的第一次。和电视讨论不同的是，广播讨论节目的听众来信一般是负面的和批评性的。我相信其原因是广播脱离现实：如果某位听众不同意广播中的观点，他不费什么劲就能在心目中把表述这些观点的人妖魔化。在电视屏幕上，所表达的观点可能与广播中是相同的，但是它们来自一个真实的人。在广播节目中，思想是主要角色，而不相干的剧场效果作用较小。不幸的是，电视是强势媒体，它已经基本取代广播成为流行的讨论论坛，至少在最近广播谈话大量出现之前是这样。

　　我在中心期间所参加的几次谈话中，一个话题是乔治·施蒂格勒在研究中心工作这一年中从哥伦比亚大学转到芝加哥大学，乔治几次拒绝了舒尔茨让他到芝加哥大学工作的邀请，艾伦·沃利斯得以做出安排是因为他成功地控制了沃尔格林基金会[4]。

　　这是一个好消息。这意味着自从1945年以后，我们三个人—艾伦、乔治和我第一次能够在一起工作。但是这种情形并没有持续多久，1962年，艾伦离开芝加哥担任了罗切斯特大学的校长。虽然我们之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再也没有在同一单位工作过。

　　{罗斯}我们在研究中心为期一年的工作结束时，实现了承诺，在回程中安排了野营旅行。让我吃惊的是，我本来有些担心的这次野营旅行成为一次非常快乐的经历。

　　旅行之初，在拉斯韦加斯停留时，发生了一段小插曲。我们的汽车没有空调，当时有空调的车极少。随着我们向南走，也就渐渐进入了接近拉斯韦加斯的沙漠地带，热得难以忍受，直到一个有空调的汽车旅馆才凉爽一点儿。我记得我们买了一个广告上介绍的汽车用制冷机。我始终不明白它如何工作。它有一个圆筒挂在车窗上，里面装满了水，水的蒸发会使空气变凉。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根细绳子，但是只要一拉这根绳子，就会喷我一身水。

　　从拉斯韦加斯出发，我们前往美国国家公园参观：第一个是锡安山，它有着炫丽的色彩；然后是布赖斯峡谷，里面怪石嶙峋，早晨一醒来就看到这一景色，戴维至今还认为这是“这次旅行中最令人难忘的时刻”；然后是大峡谷、石化林国家公园、落基山国家公园，最后是黄石公园。每到一处，我们都先在公园营地登记，米尔顿和戴维卸下车顶行李架上的宿营装备，搭起帐篷，而我和珍妮特就去准备晚饭。我们在一个地方待一两天，再收拾起行装继续去下一站。当时的公园没有现在这样设备完全，但是也维护得很好，而且没有那么拥挤。我记得，我们到任何公园都不用提前预订。

　　戴维和米尔顿计划步行到大峡谷的底部，然后从另一面爬上来—这无疑是他们旅行中的一个高潮。我们先开车到峡谷北侧入口，一起步行到峡谷底部，然后我和珍妮特开车从北侧到南侧，在饭店舒服地过了一夜。

　　{米尔顿}我和戴维下到峡谷底部后，就从温带进入一个温度逐渐升高的酷热地带。下到峡谷再上去的确很神奇，随着由下而上气温的变化，植物与动物的分布也不同。在峡谷入口处，我们还处在温带，而到了峡谷底部，我们已经到了热带。

　　到了中午，已经非常热了。我们发现了一个角落，有一个小瀑布，水还比较凉，我们停下来吃午餐。吃午餐时我们听见一些声音，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什么声音。几天后我们参观一个响尾蛇养殖场时，才知道这是响尾蛇发出的声音。吃完饭后，我们商量了一下是在角落中休息几个小时，等气温下降后再走，还是继续前进。我们决定继续前进，理由只有一个：我们在谷底住过一晚，看到关于梦幻农场的宣传手册，上面有一个非常有诱惑力的画面—游泳池。

　　因此我们继续穿越温度不断增高的酷热地区。到达农场的小屋时，我们问服务员游泳池在哪里，她指了一下右边就走了。我们穿上游泳裤(这是我们为了这一时刻提前买下的)去游泳池，到了那里才发现里面只有烂泥—游泳池正在清理！而服务员没有说游泳池是空的。

　　尽管如此，我和戴维还是觉得爬上爬下非常有趣。从一个气候区转到另一个气候区，都能相应地看到不同的植物和小动物。向下走并不那么有挑战性，但是更愉快，因为坡度缓和更便于欣赏沿途风景。

　　我和罗斯差不多是在20年前曾经从南侧上下过，但是那次是骑驴。这次戴维和我是自己爬上去再下来的。虽然这次更累，但是休息几天后，并没有像我和罗斯那次那样事后不舒服。这是因为我们这次爬得很从容，而且我们两个人都保持着很好的体格。不过我可不想再试一次！我和戴维都庆幸我们爬过了一次。

　　我们在黄石公园的最后一个早晨，罗斯在火上烤放在长叉子上的面包时，她的背部出了问题，她肯定是脱了臼，几乎不能动了。我们把她平放在汽车的后座上，尽可能快地收拾好行李，搬到我们能找到的第一个比较像样的汽车旅馆。我们在那里住了三个星期，直到罗斯觉得她能继续走了—旅行中的这个意外没有让罗斯，也没有让我和孩子们感到不愉快。

　　{罗斯}我们回家后，珍妮特返回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读高中，这时到了该考虑上大学的时候了。学年结束时，米尔顿带着珍妮特去参观了她有可能进的大学。她已经喜欢上了布莱恩莫尔学校。她选择这所学校还因为我们在剑桥时她培养起来的对英国历史的兴趣，当时一位知名历史学家卡罗琳·罗宾斯就在布莱恩莫尔教书，这对她很有吸引力。她对申请其他学校没有兴趣，很早就申请了布莱恩莫尔并被接受。

　　1960年新生入学注册选课时，珍妮特发现罗宾斯教授这一年不教课，由另一位教授上她的课。学期还没有结束，她已经非常不喜欢这位替代者了。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珍妮特春天回到家里说，她希望转学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我们对她换学校不太高兴，劝她回去再念一年。她听从了我们的建议，返回学校，把专业从历史改为戏剧，但是这一招并不灵。她继续留在布莱恩莫尔还是不快乐，于是申请转学到伯克利，也被接受了。

　　戴维在珍妮特之后一年也开始参观大学。他申请了斯沃斯莫尔和哈佛。斯沃斯莫尔没有接受他的申请，估计是因为他们有太多的来自实验学校和芝加哥的申请者，也许是因为其他原因。哈佛则接受了他的申请。我不太愿意戴维进一个规模比较大的大学，他才16岁，社会经验不够，仍然是我的小男孩，我觉得他最好进一个人数较少的学校。但是结果证明我错了，他在哈佛很快乐，找到一小批志趣相投的朋友，其中有些人后来一直是好友。

　　戴维从小就对经济学有兴趣，而且一直表现出不同寻常的热情。尽管如此，他在哈佛学的却是物理与化学专业，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要求。既然他同时表现出数学和物理学方面的兴趣和才能，我们觉得他最好学一个和他父亲不同的专业。戴维听从了我们的劝告，不仅在本科学的是物理，而且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后，又在哥伦比亚大学做了两年博士后研究。

　　但是他对经济学的兴趣是无法否认的。在芝加哥大学，他是“自由美国青年”组织的活跃人物，在这个组织的刊物《新卫士》(The New Guard)上撰写专栏文章，他还写了一本书，分析自由市场的无序状态，书名为《自由机制》(The Machinery of Freedom)，此书已成为某种经典性的自由主义专著，至今已修订出了第二版[5]。

　　在哥伦比亚大学做了两年博士后之后，戴维认定自己这一生应该做经济学家而不是物理学家，因此争取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奖学金，这笔奖学金使他能够改学经济学，并足以支付他的伙食费。从此他开始专攻他的舅舅所开创的专业：法律与经济学。

　　注释

　　[1]布雷纳德·科里，法律专业；戴维·伊斯顿，政治学专业；本森·金斯伯格，生物学专业；路易斯·戈德沙尔克，历史学专业；还有米尔顿·辛格，人类学专业。

　　[2] T. W. Anderson and Milton Friedman,Limitation of the Optimum Property of the Sequential Probability Ratio Test,?in Contributions to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ed. I. Oklin et al.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57-69.

　　[3]参加讨论的人除了我还有：芭芭拉·沃德·杰克逊、利奥·彻恩、J·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罗伯特·L·海尔布伦、尼尔·H·雅各比和利昂·凯泽林。

　　[4]乔治在他的《回忆录》中讲了这段往事，第157页。

　　[5] The Machinery of Freedom: Guide to a Radical Capitalis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3; 2ded., LaSalle, Ill.: Open Court, 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