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在国外的第一年

　　{罗斯}我们都觉得，定居下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渴望新的冒险，米尔顿因此申请了1953~1954学年度的富布赖特奖学金，由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厄斯学院邀请他担任访问研究员。邀请是由斯坦利·丹尼森促成的，他是朝圣山学会第一次会议的与会者之一。斯坦利是一流的经济学家、冈维尔与凯厄斯学院的研究员，也是高级导师，1952年米尔顿在伦敦经济学院做讲座时认识了他，当时他提出米尔顿访问凯厄斯的可能性。

　　米尔顿获得了奖学金。这时美国经济学会主席请米尔顿作为学会代表团成员出席国际经济学会的会议，会议1953年8月在意大利利吉里亚区的圣玛格丽塔召开，这让我们在前往伦敦之前有机会游览意大利。

　　去意大利走的是漫长的南部航线，乘坐汽船走了大约10天。这次海上旅行，正如米尔顿写给安娜·施瓦茨的信中所说，“一路上风平浪静，美妙无比”。安娜是他最固定的通信人，因为他们一起做货币研究。我们8月29日到达热那亚，直接前往圣玛格丽塔。

　　圣玛格丽塔的海滨非常令人失望。回想起儿时在俄勒冈和华盛顿海滨度过的快乐时光，我原以为在意大利海滨胜地玩几天会是我们假期的一个美好开端。不幸的是意大利的海滨(就像大多数法国海滨胜地一样)和想像的完全不一样。没有细腻的白沙，只有岩石、岩石，还是岩石—没有大到可以坐人，却大到可以磕人的脚。

　　{米尔顿}就在罗斯为海滨感到失望，忙于照看珍妮特和戴维时，我已经坐在有趣的经济学讨论会上了。我不记得那次会议的内容了，但是清楚地记得会议的一个特色。绝大多数与会者都会说英语，几乎所有的发言都用英语。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是法国人：即使他们能说流利的英语，还是用法语念论文。法国代表团有一位成员曾在华盛顿度过战争岁月，为了照顾说英语的同行，他只好屈尊说英语，但是遭到法国代表团其他成员的白眼。这不是我第一次领教法国人的盲目的排他主义，但却是一个特别鲜明的例子。

　　参加这次会议的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是伊夫西·多马，他刚作为富布赖特访问学者在牛津待了一年。通过学术界朋友的帮助，我们和伊夫西取得联系后，买了他的二手希尔曼·明克斯车。当我们在英国为期一年的生活结束时，我们又按学术界的惯例，将车卖给了另一位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因为下一年他要在英国生活。

　　出于某种历史原因，这辆车是在法国注册的，因此会议后我和伊夫西驾车去尼斯过户。原以为这不会费多长时间，于是我把罗斯和孩子们留在怪石嶙峋的海滨，就和伊夫西一起去面对法国的官僚们。结果过户所用的时间远远超出我的估计，但是罗斯坚守在海滨。天晚了，海滨空了，气温下降了，罗斯开始担心我们是不是出事了。最后她决定带孩子回旅馆，到了旅馆后，还考虑是否要报警。我总算在她报警前回来，见到了忐忑不安的家人。

　　{罗斯}第二天非常愉快。我们在瑞昂莱潘游玩，这是一个人造海滨，沙子是从外面运进来的。我们在意大利游览了3个星期。这是我们第一次到意大利，因此希望去看所有听说过或是在书上读到过的地方。不用说，在3周时间里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我们以典型的旅游者的做法，尽可能多玩一些地方。尽管在佛罗伦萨两个孩子都病了，我们还是参观了标准旅游线路中的绝大多数地方。

　　到剑桥大学后，我们发现，虽然斯坦利·丹尼森已经为我们选择了一幢有美丽的英国花园的住宅，但是要两三个星期后才能入住，因此我们住进了花园之家饭店。这是我们第一次尝试英国中产阶级的饮食，有机会看它是否名副其实。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饭后点心中有七色水果馅饼，所有颜色的馅饼味道都一样。我们在饭店遇到的最好玩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戴维沿着剑河试骑新买的自行车，结果翻了车掉进河里。

　　我们租住的房子有三层，我们住了下面两层，一对为房主工作的夫妻住在顶层。我们听说这所房子有中央供暖系统，但是很快就发现英国人的中央供暖系统的含义和我们大不一样。我们搬进去后不久就不得不关闭宽敞的起居室，因为烧木柴的壁炉和薄薄的暖气根本无法让人觉得舒服。我们改用餐厅作为起居室兼餐厅，因为餐厅小一些而且有煤气炉。卧室多数时间冷得像冰库一样，幸好有人建议我们用电热毯，这才让床变得暖和些。低温让起床也很麻烦。

　　在剑桥有件事是我们第一回遇到的。有两个星期温度降到零度以下，当我们走进前厅洗手间时，吃惊地发现水龙头下面挂着冰柱。房子外面，我们的邻居站在屋顶上向外面的水管子泼水，防止管子上冻。我们听说，只有这样外面的管子才不会因为结冰而损坏内墙。也许在美国也有类似的做法，但是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

　　在斯坦利·丹尼森的建议下，我们把戴维送进珀斯男校，这所学校是史蒂芬·珀斯博士于1615年创建的，是冈维尔与凯厄斯学院的附属学校。当时学校所有的教师都是女性，但是入校第一天早上，我们发现小学生们在欢迎老师时都说：“早上好，先生！”所以我们见到校长时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小男孩称女老师‘先生’？”他回答说，传统上教师都是男性，但是战争期间男性的缺乏迫使学校转而雇用女教师。学校希望不久就能换成男教师，因此不想把小男孩弄糊涂了！而女教师们似乎并没有表示反对。我不知道现在那里的教师是否还是女性，她们是否还被称为“先生”。

　　英国，至少在公立学校中有一个惯例，男孩都要穿制服。在珀斯，校服从头到脚都是紫色黑条纹。戴维很喜欢校服，我也觉得他穿上很精神，但是米尔顿在一封信中称珀斯的校服“令人讨厌”。但是戴维那段时间看上去确实比他过去和后来都整洁。

　　学校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复杂的。这里比我们所习惯的教育方式更强调纪律和自理。我们不反对纪律，但是觉得僵化和刻板的纪律扼杀了年轻人的想像力，也压抑了聪明孩子天生的好奇心。我们的小儿子当时就表现出(而且至今仍然有)和他父亲一样的好奇心与独立思考的能力。如果一件事因为有人告诉他如何去做而变得很容易，他就不愿意去做这件简单的事。他总是有充分的理由去做某事或是不做某事。珀斯的教师对这种态度很不习惯，因为这肯定让他们觉得很难应付，而戴维同样觉得很压抑。但是他和父亲一样，有讨人喜欢的微笑和开朗的性格，再加上他是外国人，所以经常能被原谅，至少没有人找家长告状。我们很满意孩子在这里受到的写作训练，要求每天写一篇短文。学校教学重视文学、历史、地理，这是我们最满意的。另一方面，戴维每天晚上都要花时间练书法，这看来是浪费时间，因为他的水平没有什么提高。我们的住房中有一个老式书房，戴维总是比我们早醒，于是他用这段时间系统地浏览了书房中的书，这对他在学校的学习是一个补充。他还因此成为一个吉卜林①爱好者，此后经常大段地引用他的诗句。

　　我对纪律还有另外一个看法。我们总是听说英国孩子比美国孩子更规矩，但是在观察了一些来家里玩的小男孩后，我们的结论是：如果他们的父母在旁边时他们可能表现得更得体一些，但是当他们自己玩时，就和我们的孩子一样不懂规矩。如果高兴，他们会毫无顾忌地喊叫着跑上楼梯，再从楼梯扶手上滑下来。他们好像知道什么时候要表现得体，什么时候可以为所欲为。

　　我们送珍妮特进了花园之家中学，这所学校原来在伦敦，战争期间搬到剑桥。珍妮特在这所学校的经历和戴维有些不一样。她的学校更宽松一些，也许应该说更开放一些。另一方面，她当时正好11岁，对英国孩子来说这是一个关键性的年龄，因为有11+考试。这个考试将决定谁能进文法学校，这个学校的学生将来要进技术学校。因为这个考试太重要了，所以珍妮特的同学把所有课余时间都用来做作业，几乎没有课外活动。而所有的作业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为了备考，此举有可能提高他们的智商。这对珍妮特不过是一场游戏，因为考试成绩对她的前途没有影响，让她觉得失望的是学校不让她参加考试。我不相信一个人的智商可以提高或是降低，但是这种训练消除了珍妮特参加考试时的紧张心理。

　　珍妮特这段时间学到的英国历史给她带来了长远的影响。她对英国王室及其历史产生了持久的兴趣，还收集了许多王室的图片。她对马和骑术的兴趣也是在这里培养的。她还开始学习跳越障碍(这是她的爱好)，但是让我很担心。我在骑术课上观察到的英国人的斯巴达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一次，马掉过头来咬在旁边骑马的孩子，并没有伤到珍妮特，但是我好像比受害者的家长和教练还要惊慌，而他们两个人都把这看成是小事一桩。当珍妮特练习跳越障碍从马上摔下来时，我几乎是立刻就跑到她面前，而教练则好像不太在意。我们在盖伊·福克斯日①看到鞭炮扔进人群时，再次感受到这种满不在乎的作风。

　　剑桥大学的一个特点让我和米尔顿都感到吃惊和不安。我们特别觉得不舒服的是，不同的政治与经济学说非常对立，尤其是在经济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人主张中央控制及计划经济，认为这是解决经济与社会问题的惟一办法。一些人数不多但是很著名的学者和我们一样，认为个人自由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主要目标，由千百万个人在不因政府控制而被束缚的状态下做出的计划才是最有效率的经济体系。因为我们是外国客人—米尔顿总是还要加上一句：比两个派别的人都更极端，所以两派人都欢迎我们。在聚会上的其他客人不是这一派的就是那一派的，绝不会出现两派共处一室的场面。

　　最让我们感到不安的是两派人所表现出来的互相仇视，两派人之间几乎完全没有学术对话。当时我们虽然已经习惯了我们的政治与经济观点在大多数美国的校园里总是少数派，但是在美国没有一个大学像剑桥大学这样，学术观点对立如此尖锐而且如此夹杂感情色彩。1953年后，剑桥大学的这种平衡被打破，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更倾向于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对英国来说很不幸的是，这些学者中的一些人成为工党政府的顾问，负责制定了许多措施，在玛格丽特·撒切尔担任首相前，把英国越来越推向集权国家。我们的朋友斯坦利、彼得·鲍尔和其他人，离开剑桥去了其他地方。

　　{米尔顿}作为富布赖特讲师，我并没有被要求教学，但是我很想知道剑桥的学生和我们的学生相比有何不同，我也对剑桥的导师制很好奇。斯坦利·丹尼森是冈维尔与凯厄斯学院的高级导师，我请他从经济专业挑选六个学生来由我指导，并提出要他的学生中两个最差的，两个一般的，两个最聪明的。

　　正如我写给安娜的信中所说的，说到天生的智商，这些学生“(和我们的学生)区别不大，但是他们的文字和语言表达能力很强，写和说都比我们的学生强。然而他们在社会和个人交往方面不够成熟，他们太看重自己了。他们(或者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明确地知道，他们是被作为未来英国的统治阶级来训练的，而且事实也正是这样”。我的结论是英国学生与美国学生最大的区别是在中学教育。等级制度下的英国与民主的美国很不一样，与这种区别相应的是，英国名列前茅的中学与大多数学生要进的学校之间有着巨大差别，而在美国，除了极少数的精英私立中学，两类学校区别没有这么大。

　　担当导师的经历让我非常敬佩英国的教育制度。被指导的学生，一般是两个人一组，每周见导师一个小时，导师布置他们读书，并提出一个题目让他们写一篇短文下周讨论。我指导的三组学生从同一水平开始，但是学年结束时，他们所达到的经济学论辩水平却不一样。最好的一组达到了我们所认为的研究生水平，至少达到了经济学101课程的水平。最聪明的一组中的塞缪尔·布里坦，现在是《金融时报》的撰稿人。另一位是基思·马斯顿，他在日内瓦的国际劳工组织工作得非常出色。

　　乍一看，个别指导比起我们一次教20个学生或是30个学生(有时甚至学生数还要多)的班相比，仿佛成本要高得多，但是当我仔细计算后，考虑到因体制不同—例如较短的学期、由挑选出来的教师主持的有较多听课人的讲座，我的结论是：这种体制成本显然不高。一个主要的平衡手段就是系列讲座相当短，我记得一个学期大概是8次，但是每次讲座都准备得非常充分和认真。讲座在结束时可能会回答几个问题，但是中间不中断。我记得一个英国教授的故事，他应邀到美国的大学讲课，被告知：在18周内，每周3节课，分两个班上。他吓坏了，不明白怎么才能把8个小时的系列讲座拉长，填满54小时的课。但是当第一次讲座开始不久，第一个学生举起手来时，他就觉得有救了。

　　总而言之，我认为导师制与讲座制相结合的剑桥体制对教授的要求没有我们那样高，它向学生提供的是更个别的指导。

　　除了担任导师外，我在冈维尔与凯厄斯学院接触最多的两个人是斯坦利·丹尼森和彼得·鲍尔，他们当时是在冈维尔与凯厄斯学院工作的经济学家。斯坦利战争期间曾在政府部门担任过重要职位，是一位有名望的学者，几年后离开冈维尔与凯厄斯学院，担任了赫尔大学的副校长(基本上是行政领导人)，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工作到退休。彼得离开冈维尔与凯厄斯学院后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教授。在冈维尔与凯厄斯学院时及后来的年月里，他的专业兴趣都是发展经济学，特别是外国援助的影响。传统理论认为，外国援助将自动影响资本与劳动的比率，使之增长，但是他以大量的证据证明这种理论是不正确的，他因此而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世界知名专家。更为重要的是，彼得数十年来一直坚持认为外援对受援国弊大于利(我长期以来也同意这一观点)。在这数十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彼得的声音只能是荒野中的呼唤。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终于认识到他是对的。彼得因对发展理论的贡献而被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提名获得终身爵位，所以他现在是彼得·鲍尔勋爵。斯坦利1993年去世。和我一样，彼得现在仍然在工作。而且就在我写下这句话前，他还和我们在旧金山共进晚餐。

　　在冈维尔与凯厄斯学院时，有两件与彼得有关的事很有趣。有一天，他很生气地告诉我一件事，他和他指导的一位学生讨论工资理论。讨论中，他指出这一理论的含义是：成功地增加了工资的工会实际上同时减少了这个行业中的就业人员的人数，造成了失业或是降低其他已经就业人员的工资。他告诉我，那位学生说：“但是，多布先生肯定不同意这个观点。”(莫里斯·多布是三一学院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彼得说：“如果在一个尽人皆知的基本原则的简单逻辑含义上都不能取得一致，经济学还是什么科学？”(我和罗斯在经济学家为什么会有分歧这个问题上一直持不同观点，正巧，这是一个支持罗斯的有力证据。)当晚，我在学院的晚宴上正好坐在R·A·费希尔旁边，他是一位伟大的统计学家和遗传学家。我当时将上面那件事作为经济学中的专业问题讲给他听。他对这种观点嗤之以鼻，告诉我在他的专业领域中也有同样的情况。只要他知道了一位来访者的政治观点，他总是能够预见访问者在遗传学领域纯粹是自然对自然的争论中站在哪一边(当然，这是罗斯的观点)。

　　另一件事完全是另一种性质。有一天我和彼得在他的房间里聊天，他给我看他刚收到的理查德·卡恩的信，出于某种我现在已经不记得的原因，信中的内容让彼得很生气。我一看到信就对内容失去了兴趣，因为写信人有一种特有的书写风格：每一行都明显地向下斜。我告诉彼得：“卡恩肯定是一个悲观主义者。”1933~1934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威廉·克罗默法塔特同学时，他让我相信了从笔迹可以看出人的性格，从此我成了一个业余笔迹学家。

　　正巧，我第二天要与卡恩在剑桥艺术剧院一起吃午饭。我们讨论了他和凯恩斯作为财务主管的不同政策。讨论中，卡恩评论说：“最大的不同是凯恩斯是一个顽固不化的乐观主义者而我是一个顽固不化的悲观主义者。”我再次对实质性内容失去了兴趣，而是问他：“凯恩斯的笔迹是不是这样？”(我向他比划：每一行都明显地向上斜)。卡恩说，他对此一点儿都不知道，但是等我们到他的房间参加雪利酒会时，他可以给我看些凯恩斯写的东西。

　　雪利酒会像所有这类场合一样是分派的，不是按民族而是按意识形态：左派对右派。过了一会儿，我提醒卡恩关于凯恩斯的笔迹的事，他拿来一些凯恩斯写的东西。果然像我预言的那样，每一行都明显地向上斜，这足以说明他是乐观主义者。很自然，这样一来，许多人出示书写的东西让我分析。这时我已经喝了不少的雪利酒，因此我的想像力自由驰骋。最后，一位重要的也是激进的凯恩斯主义者—琼·罗宾逊拿了一个样品让我分析。我说了这样的话：“这显然是一个外国人写的，因为我很难分析它。但是我想说，这样写字的是一个艺术家，但是是一个智商不太高的天才。”原来这是黎亚·洛波卡娃写的，她是世界知名的俄国芭蕾舞舞蹈家，嫁给了凯恩斯。这肯定是我在剑桥大学这一年中最伟大的胜利！

　　琼·罗宾逊是一位备受争议、引人注目的经济学家，我个人和她相处很好，尽管我们的观点尖锐对立。她1926年嫁给了奥斯汀·罗宾逊(也是一位经济学家)，因20世纪30年代出版了关于非完善竞争的开拓性著作而得到学术界认可。她随后继续在剑桥大学教书，并成为所谓的“新剑桥学派”的一个主要成员，这是一批凯恩斯学说的年轻信徒，他们后来沉溺于对凯恩斯《通论》续作的评论。她后来成为极左派。在我看来，她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她是一个一流的技术经济学家；另一方面，她是坚定不移的意识形态者。

　　举一个例子。一位朋友有一天来看我，告诉我琼将在下一次的讲座中批评我关于弹性汇率的主张，这是她正在做的系列讲座中的一个。这位朋友建议我去听她的讲座，我因此打电话给琼问她是否在意我去听她的讲座。她非常欢迎。在讲座上，她宣布我就在听众中，而我们两人在弹性汇率上有不同观点，她问我是否愿意到讲台上来和她一起讨论。她还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聪明的经济学家，两个人有分歧并不意味着逻辑上或是道理上的错误，并不能因此而认为这是我们在对事实做出推测及价值观上有分歧，因而学生们会从我们对分歧的探讨中受益。随后我们进行了精彩的讨论。

　　几年之后，她在我们系的主持下在芝加哥大学做讲座。我们和她一起在我们家里吃晚饭，还有一些同事也在座。她穿着作为她的标志的印度式凉鞋，刚一到就宣布她刚从古巴回来，还说“那里有美国人不能容忍的奇观—在他们海岸以南90公里的一个小岛上，没有失业，没有贫穷，也没有种族歧视”。

　　理查德·卡恩、琼·罗宾逊和尼古拉斯·卡尔多是当时剑桥大学凯恩斯学派的领军人物。卡尔多是匈牙利人，20世纪20年代移民到英国。他先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然后又教书，后来成为国王学院的教师，再后来是剑桥大学的教授。他也是工党及工党政府的主要顾问，并于1974年获得终身爵位(几年后，另一位匈牙利经济学家托马斯·巴洛格也获得爵位)。卡尔多和巴洛格被人称为“布达佩斯勋爵”，人们常说不难分清谁是“佛”，谁是“妖”；卡尔多个子大，有些胖，总是兴高采烈，显然是“佛”；而巴洛格削瘦、严肃，总是郁郁寡欢，活像是一个“妖”①。若干年后我在电视上与巴格洛讨论(辩论)—是在芝加哥，但是是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我一直称他为“先生”而不是“勋爵”，气得他几乎说不出话来，他肯定把我的称呼理解为对他不够尊敬。

　　我第一次见到卡尔多是在1934~1935年，当时我是芝加哥大学的学生，正在读二年级，他得到洛克菲勒奖学金在芝加哥停留了几个星期。他是一流的技术经济学家，我与他有过许多非常有趣的讨论，特别是在资本理论领域，多年来，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并没有影响我们的私人关系，尽管我们在出版物中毫不留情地批评对方的观点。在剑桥大学时，他和他的妻子给了我们许多帮助。

　　人数不多的是“保守派”，即非凯恩斯派，他们的思想领袖无疑是丹尼斯·罗伯特森爵士，尽管他得到这个地位并非出于刻意追求。他是一个腼腆、孤僻、单纯的学者，专业研究领域是货币理论。他是凯恩斯的学生，而且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到1946年凯恩斯去世一直是他的好友。在凯恩斯的大量内容广泛的通信中可以看出，他们经常互相交换手稿，以极为坦率(当然是非常友好)的态度批评对方。罗伯特森反复阅读过《通论》，提出过详细修改建议。尽管凯恩斯非常愿意接受他的批评，但是罗伯特森发现自己不能接受凯恩斯的新理论，因此没有参加“凯恩斯革命”。虽然两人关系变得紧张，但是他并没有像疏远凯恩斯激进的信徒(卡恩、卡尔多，尤其是琼·罗宾逊)那样疏远凯恩斯[1]。罗伯逊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理论家，而且和凯恩斯一样，也写得一手好文章。他的一本篇幅不多的书，题为《货币》，出版于1922年，至今仍是阐述货币理论最清晰透彻的著作之一。

　　我有幸参加政治经济俱乐部每周一次的会议，这是罗伯特森在他位于三一学院的房间里举办的。会议吸引了对经济学有兴趣的最杰出的本科生，还吸引了许多担任研究人员或是教师的青年经济学家，因此是一个非常活跃的论坛。每周宣读并讨论一篇经济学专题的论文，一般是由本科生写的。有一个星期一晚上，论文是关于英国农业政策的，它的部分内容涉及当时正在实施的一个法律，这个法律规定由县农业委员会监管农田使用，该法律还规定提供补贴以确保对农田的使用“恰当”。

　　在讨论中，我评论说，如果土地租金和其他价格是经过竞争而确定的，政府就没有理由对土地的使用加以控制。如果土地使用不当，土地的经营者(不论他是承租者还是所有者)应承担使用不当的全部成本。丹尼斯爵士贸然打断我的发言，宣称我的论点证明我们的立场非常不同，因此不利于我们深入讨论。

　　于是立刻就终止了直接交换意见，但是我从过去的经验知道，丹尼斯爵士和许多在牛津-剑桥受过教育的学者一样，觉得书面讨论比口头讨论要舒服得多。因此几天后，我在一封信中继续讨论这个问题。接下来的是友好的讨论，在讨论中我们发现我们之间的分歧其实并不大。将近20年过去了，丹尼斯爵士已经去世了，我偶然翻到这封信，拿给哈里·约翰逊看。哈里当时是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和乔治·施蒂格勒同为《政治经济学杂志》的编辑，我是在剑桥大学认识他的，当时他在国王学院任职。哈里认为这封信会引起广泛兴趣，经我和罗伯特森的侄子同意，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2]。

　　总而言之，在剑桥大学一年中度过的每学期8周的那3个学期，极富激励性与启发性，而且形成了工作上的友谊，使我在此后的几十年内获益匪浅。

　　{罗斯}除了由于知识与理论上的分歧引起的对立外，我还发现，剑桥的女性活动场所也像英国其他地方一样令人沮丧。举一个例子，与美国形成对比的是，当一位外国经济学家访问剑桥大学时，男人们会在学院里招待他。妻子们与他几乎没有任何接触。除此之外，剑桥大学的雇员定期在学院聚餐，他们的妻子和孩子都不参加。我认为这是难以忍受的。但是幸运的是，米尔顿和我的感受一样，因此他只在某些特殊情况才参加这类晚宴。

　　我们也以其他方式打破常规。我们在自己的家里和冈维尔与凯厄斯学院的同事，还有其他新朋友和外国来访者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晚上。剑桥大学学院体制中让我们特别喜欢的一点是，它让我们有机会既认识了经济学家也认识了非经济学家。我们有幸认识了罗纳德·费希尔，他是冈维尔与凯厄斯学院的研究人员，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杰出学者。他的兴趣非常广泛，从教会史到天文学，而且他对有兴趣的专业都有着全面深入的了解。

　　我们经常给别人讲述罗纳德访问我们家的故事。米尔顿去罗纳德的房间接他来我们家吃饭时，还带着戴维。米尔顿向戴维介绍，这是罗纳德爵士，戴维问他：“你是哪一种骑士？”他的回答是：“我是有着五个女儿、两个儿子的最低级的骑士。”整个晚上，戴维都在试图让费希尔注意到他知识渊博，他从恐龙开始，但是很快就发现关于恐龙的知识，费希尔忘掉的都比他知道的多，于是他又转向天文学，结果也一样。绝望中，戴维改谈连环漫画，发现费希尔在这方面也知之甚多，他这才放弃了努力，并对罗纳德爵士无比钦佩。

　　在冈维尔与凯厄斯学院，每天有两份伦敦的《泰晤士报》送到休息室，仅仅是为了完成《泰晤士报》上著名的拼字游戏。人们分成两群，一群人合作完成拼字游戏，一群人专门观看罗纳德独自完成。关于罗纳德的传奇是，他永远是赢家，但是也传说他有时提前偷看谜底。米尔顿偶尔也参加游戏，但是在剑桥的一年访问结束时，他只完成了这些难以捉摸的拼字游戏中的1/3。

　　我们在伦敦和牛津原来就有一些朋友，他们是我们在美国时就认识的，或是米尔顿在朝圣山学会成立大会上认识的。莱昂内尔·罗宾斯多年前访问华盛顿时我就认识他了，当时他还不是勋爵。莱昂内尔和艾里斯来剑桥看望过我们，我们也多次去伦敦看望过他们。来自南非的赫伯特·弗雷克尔和莱尔·弗雷克尔当时在牛津，他们来剑桥看望过我们，我们也和他们在牛津一起度过了许多愉快的周末。我们和孩子一起去伦敦看风景，同时看望朋友。我们发现与剑桥大学相比，伦敦经济学院的学术气氛更健康，更接近我们的想法。米尔顿不必每天指导学生，所以我们能够利用较长的周末在英国各地旅行。

　　{米尔顿}英国僵化的等级制度与我们更富流动性的社会形成鲜明对比，有几件事让我们对此深有体会。

　　有一次我们家来了两位客人，一位是彼得·鲍尔，另一位是他的朋友乔治·萨斯。两个人都出生在匈牙利，在那里读完中学，两个人又都是移民，彼得到了英国，乔治到美国成为物理学家。我们问他们两个人同一个问题：“你是哪国人？”彼得毫不犹豫地说：“我是匈牙利人。”而乔治说：“我是美国人。”

　　另一次我们家来了一位客人——《悉尼时报》的专栏作家乔治·施瓦茨。他曾经在伦敦经济学院学过经济学，并在那里执教过一段时间。乔治出生在英国，但是因为他的父亲是从德国移民到英国的，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被禁止参与战争工作，其他“敌对联盟”国家的人也一样，即使他的才能非常有用也不行。我记得他站在壁炉前，说到“他们”——这是指英国人而言的。他至今仍然不把自己看成是英国人。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也一样，他是奥地利人，1931年因接受伦敦经济学院的教职而移民英国，但是即使是在1938年得到公民权后仍然被排除在战争工作之外。这让哈耶克因祸得福，在伦敦经济学院为了躲避轰炸从伦敦搬到剑桥时，他有了闲暇专心写巨著《通往奴役之路》。

　　由于等级制度，英国几乎在所有事情上都表现得比民主的美国更为不平等。最大的汽车是大人物的，最小的汽车是小人物的；最大的房子是大人物的，最小的房子是小人物的；根据其生活方式就可以判断出，真正有钱的人看上去就有钱，而穷人看上去就穷。在一个小小的英国，不同地区之间口音的差别要比幅员辽阔的美国还要明显。不同阶层的口音与生活习惯的差别也同样明显。我们曾经惊讶地看到管子工来干活时穿着套装打着领带，这是尊重上等阶级价值观的标志。而且，上等阶级与“工人阶级”(我们可能也有这种分类但是并不承认)的关系自然就让人想到优越与服从，而不是想到所有美国出租车司机对乘客所表现的亲切态度，这种态度与乘客的地位无关。

　　举另一个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在剑桥大学，给学生的奖学金不仅包括学费和日常生活费，还包括正式着装。奖学金获得者要像“绅士”一样生活，不需为开销去挣任何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根据我们在美国的经验，大多数本科生的奖学金及许多研究生的奖学金只包括学费，不包括生活费；而且多数学生要打工完成学业。

　　虽然与我们在那里时相比，现在英国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是我相信与美国的这种不同仍然很鲜明。我相信，主要的变化是接近上等阶级比以前容易了。但是上等阶级与工人阶级还是存在，而年轻人最终的命运还是几乎在十几岁时就决定了，此后就没有多少起伏了。我在剑桥指导的学生中有几个来自工人家庭，他们经常因为与父母交流困难而感到非常烦恼：他们说话是剑桥口音，不再使用他们父母习惯的俗语。但是现在广播与电视已经对改变这种状况起了很大的作用。

　　{罗斯}我们在伦敦的一次旅行是特别难忘的。我们弄到了票去旁听下院的会议。我们去时正是质询时间，让我们非常高兴的是，温斯顿·丘吉尔出席了会议，还回答了一些问题。我们大为震惊的是他看上去那么老，正如米尔顿后来写给安娜·施瓦茨的信中所说：“处处都可以看出他的年龄，他步履蹒跚地走进来，坐下后再重新站起来会很费力，耳朵里塞着助听器，还有他多皱纹而又显得疲惫的脸也很显老。但是他看上去非常睿智，最初的几个问题写在纸上，他的回答是读事先写好的稿，此后再进行一些讨论，他都能听明白并能做出措辞得体的回答，而且面带笑容。”我们在庆幸自己有幸见到丘吉尔的同时，也为他这么衰老而感到难过。

　　在剑桥购物是我在实际生活中的一个经历。我已经不记得有多少年没有一次买很多米、面、糖这些商品了，这些商品在我购物的剑桥商店中是成批地出售的。这种销售方式，还有面粉、通心粉等都装在木桶里的销售方式，让我想起了佛蒙特乡村的商店。当时冷冻食品在美国已经很普遍，但是在剑桥却不多。这里有许多我过去不太习惯的服务，诸如每天将杂货送到家门口，但是毫不在意是否会使货物损害。例如鱼，用报纸包好放在后厅的桌子上。当时似乎并不缺少食品，但是品种很单调。我们没有觉得缺少肉类，但是质量很差。我在英国最讨厌的事是在伦敦买东西时或是等汽车时排长队，但是英国的家庭主妇从来看不出有任何不耐烦。在排队时碰到邻居聊天，似乎是她们放松的机会。

　　{米尔顿}在英国，几乎做所有事情都要排队，这个经历让我想出了一个谜语—每个国家都有国旗、国歌、国徽，只有英国有国家字母，这个字母是什么？答案：Q。

　　{罗斯}我们特别欣赏剑桥的课程安排：一个学期8周，放假4周。长假使我们有可能参观欧洲的许多地方。圣诞节假时，米尔顿开车去苏黎世做讲座，我和孩子留下，几天后他们就放假了。事先安排的是，随后我们坐飞机从伦敦到巴塞尔，米尔顿在那里接我们，然后我们一起去瑞士的阿罗萨，我们将在那里体验第一次滑雪的乐趣。去伦敦很容易，但是离开伦敦就不那么容易了。我们在伦敦机场等了一天，英国欧洲航空公司每小时宣布一次航班延期，我们听到的最后一次通告是：“航班取消，你可以到售票处退票。”与此同时，米尔顿也在苏黎世与英国欧洲航空公司联系，他们向他保证会照顾我们，但是照顾的意思是我们能退票，而不是能登机或是安排第二天的航班。英国欧洲航空公司太让我气愤了，后来许多年里我都拒绝再搭乘他们的航班。

　　从伦敦前往巴塞尔的旅程有趣但是有点儿磨人。有一位来自瑞士的年轻人，他比我们认识路，还有一位来自里约热内卢的女士，带着一个小姑娘，和我们一样去巴塞尔，也不认识路，我们组成了一个小团体。我们认为前往巴塞尔最有把握的路线是坐火车，所以我们就去火车站，但是到那儿才得知，当天没有去巴塞尔的火车。我们被安排坐第二天的火车，然后我们在离火车站很近的地方找了一个破破烂烂的旅馆住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我们坐上火车出发了。我反复回忆起来的是旅途中珍妮特和戴维的表现。这次旅行要在火车上过一夜，还要在法国换车。我们惟一可能睡觉的地方(据我记得)是6个人的卧铺车厢。火车非常拥挤，去餐车的通道挤满了人，我们无法过去。一个年轻姑娘占了一个铺位提供惟一的食品——一些巧克力，但是我没有听到孩子们的任何抱怨。相反，他们还安慰我。最后终于到达车站时，米尔顿看到我们满面笑容，让人觉得比平时更让人高兴。

　　阿罗萨是一个高海拔的人间仙境，正如米尔顿写给安娜·施瓦茨的信中所说的：“按照美国标准，一个旅游者可能想要的所有东西都很便宜(我们住在一个干净、暖和、舒适的食宿公寓里，每天每人住宿费用是6美元)。”

　　弗里德里希·卢茨和他的妻子维拉·史密斯也和我们一起来阿罗萨滑雪，他们两位都是杰出的经济学家。离开阿罗萨前，我们和他们一起过了除夕之夜。我们全家都爱上了滑雪，决心回芝加哥后还要把这项活动继续下去。但是我们只坚持了一小段时间，因为在芝加哥滑雪和阿罗萨不一样，逐渐地，最后除了米尔顿我们一个接一个地都放弃了。我是第一个失去兴趣的，随后是孩子们，他们离家上大学后也不再滑雪了。米尔顿一直坚持到1995年，他放弃了滑雪是因为健康问题。

　　在滑雪天堂玩了两个星期后，我们按预先的计划乘车经德国、比利时和荷兰回到剑桥。德国让我们产生了复杂的感情，主要是为整个欧洲民主思想发展停滞不前而感到沮丧。

　　我们的下一次旅行是意料之外的。米尔顿受邀到马德里做两次演讲，他决定接受邀请。这次旅行我们没有带孩子，也是我第一次离开他们几天之久。幸运的是，米尔顿过去的一位学生和他的妻子来跟珍妮特和戴维住在一起，他们是朗多·卡梅伦和克莱丁·卡梅伦。克莱丁住在我们房子的三楼，帮我管家做饭、料理其他家务。我们回来时几乎可以说孩子们还没有来得及想我们，而我们买回来的托莱多剑和其他礼物也弥补了父母不在家给他们带来的不快。

　　我们在马德里的游览极为有趣。我们从来没有受到过如此友好的接待，就像对来访的宗教领袖一样。我们到机场时，我就看见一个人站在远处，手里拿着一大束鲜花。我跟米尔顿开玩笑说：“我打赌，这些鲜花是给我的。”他不以为然，回答说：“你以为你是谁？好莱坞明星？”当这个人直接走向我们，把鲜花递给我时，想想我们有多么惊讶。当我向他表示感谢时，他回答说：“我们对所有的外国客人都这样。”他是西班牙礼宾司的官员。复活节星期天，又有复活节百合送到饭店。在我们访问期间，这类热情洋溢的欢迎始终不断。

　　接待我们的一些西班牙教授带我们去游览托莱多时，我们想要买一些托莱多手工艺品，但是很快发现只要我们欣赏某样东西，主人就立刻为我们买下来，因此我们不再对任何东西表示欣赏。这部分是因为西班牙的友好传统，但是肯定也是因为西班牙一度与世隔绝。这说明西班牙人民感觉到与世界接近了，渴望与世界其他国家接触。

　　按日程，演讲大约是在每晚8:00。我们被告知会有车在演讲前到饭店接我们。我们当然在7:30分准备好，等车来接我们。欢迎我们的一行人从容地在将近9:00，而不是8:00到达，我们因此估计一到大学，将立即前往演讲大厅，但是又听说校长和几位高级神职人员正在校长办公室等着欢迎我们。等我们被簇拥着到演讲大厅时，已经将近10:00了，我们惊讶地发现演讲厅外的大厅里坐满了学生，我估计他们从8:00起就等在那里了，而演讲的房间却是空的。西班牙的礼节要求学生在演讲人和他的随行人员进入之前不得入内。

　　西班牙的现实与我们预想的大相径庭。西班牙曾经是一个法西斯专政国家，但是人民可以自由讲话，批评佛朗哥和他的统治。除了在钱币上，佛朗哥的像并不多见。大学图书馆里有各种杂志，其中包括左派的杂志《新政治家与国家》(New Statesman and Nation)。当我们的主人开始批评佛朗哥，而且不是悄悄地说。让我们感到非常吃惊。虽然他说的是英语，但是他说他可以肯定站在远处的服务生听得懂英语，不过这没有什么问题。他解释说，他之所以没有什么顾虑，是因为只要不批评教会和军队，只要不出版你的批评性著作，就是安全的。这似乎比我们预料的要自由得多。米尔顿可以自由地选择他的演讲专题，而且没有人提前问他要讲什么。

　　在经济学方面，我们吃惊地发现西班牙在许多方面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很像当时的英国：广泛的社会保险，雇主不能解雇工人，正在进行工业国有化，国家管制投资和外汇。我们听说工商界不是一股有实力的势力。权力掌握在军队、教会和长枪党的手里。

　　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不平等及财富悬殊的程度没有让我们吃惊，而且我们在马德里并没有看到什么贫富悬殊的现象，这是一座可爱的城市，我们参观了所见过的最令人激动的博物馆——普拉多博物馆。但是在我们去托莱多游览时，当主人为了让我们欣赏风景而在某处停下时，一些孩子和成年人聚过来乞讨，这时我们的主人很尴尬，尽力假装没有看见他们。

　　下一个假期在春季，我们是在荷兰、丹麦和瑞典度过的。全部旅程都是自己开车，部分是因为我们觉得这是了解一个国家的最好方式，也因为这是最便宜的旅行方式。春天去挪威不太适宜，所以这次只好放弃，直到许多年后我们才有机会去。我们在瑞典感觉非常舒服，令人吃惊的是它很像美国。当我们第一次驾车到乡间时，戴维说：“味道闻着像是在新罕布什尔。”确实如此。这里也是地势起伏的乡村，有河流和湖泊，有同样的树木—云杉、松树、冷杉、白桦等等。这里和欧洲其他地方不太一样，而更像美国，出于同样原因，房子也是用木料修建的。还有一个像美国而和欧洲不一样的是，我们见到的是个体农场。

　　像我们的多数旅行一样，这次也是米尔顿的工作和假期结合在一起。我们认识了许多经济学家，去他们家里做客，米尔顿也被请到几个大学演讲。在瑞典，他做了题为《为什么美国经济是萧条的证据》的演讲，后来收入论文集《美元与赤字》。他所说的萧条，不是一般的周期性衰退，而是指的世界在20世纪30年代经历过的那种破坏性的经济收缩。他用来证明自己的结论的是这样几个事实：建立联邦储蓄保险机构，以及理论界从害怕通货膨胀转为由于害怕因而决心要不惜任何代价避免经济萧条。

　　当我们结束旅行，汽车驶入剑桥时，阳光灿烂，树木繁茂，我们几乎是同时说：“春天来了。”回来后不久，我们的朋友斯坦利就来看望我们，我告诉他我已经将所有冬天的衣服收起来了，他笑着说：“我可不这么着急。”他太对了，没多久我又把衣服拿出来了。

　　离开英国前的最后一次旅行是去湖区，然后去威尔士和苏格兰。尽管天气不尽人意，但是米尔顿和戴维还是爬上了本尼维斯山(Ben Nevis)，从此他们可以夸耀自己登上了英格兰的最高峰。让我和米尔顿感到兴奋的是我们参观了亚当·斯密的出生地，还有他的墓地。他的墓虽然比陵园中的其他坟墓都大，但是却是最荒凉的，无人理会。米尔顿觉得无人理会是因为单身汉斯密没有后人，而不是因为他的理论逐渐不为人接受，我也这样想。

　　游完苏格兰后，我们回到剑桥，开始收拾行装准备启程回国。行李很多，其中包括两辆自行车，这是在剑桥买来让珍妮特和戴维上学用的，他们当然不愿意留下。我记不清回国的旅程，只是清楚地记得我们到达的是纽约码头。把我和孩子安顿下后，米尔顿去取我们的汽车，我们把车放在拉维的米尔顿姐姐家。但是他忘记把钥匙留给我，好让我打开箱包通过海关检查，幸运的是我的运气和无辜的样子再次解决了问题，海关官员不知是预先考虑还是偶然的决定，只是看了一眼我们没有上锁的一个包，里面装的是我们路上的脏衣服，他几乎没花什么时间来检查这个包。我们安然通过海关检查，米尔顿也从拉维回来了。然后我们去坎布里奇度夏，直到米尔顿和孩子们的学校开学，才返回芝加哥。

　　注释

　　[1] D. E. Moggridge, Maynard Keynes: An Economist Biograph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p. 597-603.

　　[2]以上三段全文引自我对“A Milton Friedman-Sir Dennis Robertson Correspondence”的介绍，载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1 (July/August, 1973): pp. 1033-1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