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教学

　　{米尔顿}在芝加哥大学的30年中，我主要是教价格理论(1948年~1962年，以及1971年~1976年)和货币理论(早期是基础课，1963年~1970年是高级课程)。我在1953年指导过各种经济学专题的研讨会，还组建了货币银行学研究室。我的学术研究涉及了广泛的领域，尤其是早期，但是后来更集中于货币经济学，货币银行学研究室为我的研究既提供了激励又提供了批评，而且是我与研究生及同事一起从事的相关研究的补充。这些条件共同促成了后来闻名于世的芝加哥货币经济学学派的形成。

　　早期及《复员军人法》

　　战争结束后，出现了一种我所经历过的最独特的教学环境，这种特点又因《复员军人法》而强化。战争期间，大学学生人数大幅下降，战后学生人数一下子翻了一番还多。我们系必须要适应学生数量急剧增加这一转变。更重要的是，学生与普通学生大不一样。他们更为成熟；许多人已经是军官并承担过相当重要的职责；大多数人已经结婚；所有的学生都很认真，渴望早日完成学业，开始工作。他们无疑是我有幸教过的最有能力也最有意思的学生。

　　大学不得不特别努力来应付学生数量急增的状况。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每天我从家里去办公室都要经过第58街上的临时住房区，这些房子盖在原来的空地上，孩子、三轮车、自行车、婴儿车(这就是集中于此的年轻家庭的生机勃勃的写照)一一在眼前掠过。

　　经济系也必须做出调整。我的主要工作是讲授研究生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课—我和罗斯14年前曾经听过雅各布·瓦伊纳的这门课。我们上课时，学生大约是30人，后来一直保持这个人数。我在芝加哥大学教书的初期也承担了这门课，我记得，因为学生数量猛增，有些班的学生达到60人。不仅如此，在一些年中，在一个学期里同一门课我要分别给不同的班上，因而要重复讲两次。我记得，起初我想这会很乏味，但是我惊奇地发现并非如此，因为这种做法虽然是有不足之处，但是能改进教学，我讲第二遍时，听课的学生确实得到了好处，因为我也从第一遍讲授中学到了东西。

　　我只在少数几年内一学期教两遍课，多数时间我是一年教两轮经济学理论课，一轮是在秋冬季学期，一轮是在冬春季学期。早期我还担任本科生的货币银行学这门课，这类课通常是每周3次，每次50分钟。研究生部的正常工作量是两门课，也就是每周6学时。如果不做科研，这个工作量是很轻松的。我记得一个关于州立法的小故事，这个立法要考虑对州立大学的拨款，一位议员是农场主，他问：“他们教多少小时课？”回答是“12个小时”，他的评论是：“一天干这么多工作真不错。”

　　当然，实际上用于教学的时间要多于上课的时间，因为要花时间备课，为学生答疑，为试卷评分。除此之外，我们系还实行“初选考试”，所有研究生都要参加，通过了才能获得硕士或是博士学位。这些考试覆盖的是专业领域，而不是专门的课程，由教授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出题并阅卷。这种指导硕士或是博士论文的工作通常要比课堂讲授花费更多的时间—但是也有所得，因为学者同时完成了自己的研究。

　　当我65岁从实际教学工作中退休时，我曾半开玩笑地说，我之所以要退休是因为我一生中已批改了足够多的考卷。我始终非常喜欢教学，喜欢和学生交往，但是批改卷子是另一回事。我从来都不会满足于选择题测试，这种题能立刻给出分数，但我认为如果考试的功能仅仅是给学生打分，考试就是浪费时间。考试对学生应该是再教育，同时也是经验积累的过程，因此我在出考题时总是尽量避免纯粹重复课堂讨论中的或是要求阅读的材料，而是尽量出这类考题：要求学生将课堂上学的原则应用于他们没有遇到过的问题。批改这样的卷子是一项繁重的工作，同一问题可能有30~60个答案。更麻烦的是这对自信心是一个打击。你会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你自认为讲得极为透彻，而学生其实根本没有理解。他们可能能够重复你讲的内容，但是只有少数人能应用于新的问题。做教师的失败感使得批改卷子不仅辛苦而且令人沮丧。

　　非常有趣的是，同样是这些学生，一两年后参加同一专业的初选考试时，虽然没有选更多的课，但是却显示出他们理解了以前不理解的内容。正像我自己还是学生时就认识到的，学生更多的是互相学习，这比从教授那里学到的更多。

　　价格理论

　　和瓦伊纳一样，我在书目中强调阅读原著，在课堂上向学生介绍一些重要经济学家，同时也介绍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也像他一样，我讲授经济学理论，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话说，这是“发现具体真理的发动机”[1]，而不是数学的一个分支。这曾经是，而且我相信现在仍然是“芝加哥经济学”的显著特征，这与某些一流的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培养中心形成鲜明对照。正如乔治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芝加哥大学的传统……源自这一假设：现代价格理论是理解经济行为的强大武器，它不是一套仅用来显示一个人的机智的、华而不实的理论。”[2]

　　我评分时不仅要看学生的书面考试而且要看我安排的课后作业。这些作业普遍涉及如何将理论应用于具体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中的多数来自我与同事的谈话，尤其是与乔治和阿伦的谈话，当我安排学生在课外作业中回答这些问题时，任何文献中都没有答案。总有一天，我以前的学生或是同事会在论文中回答这些问题①。

　　我这样做是因为在讲授这门课的初期遇到的一件事。我在一个班里安排了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所做的最具原创精神、最透彻的回答是一个中国学生提出的，而他在学期末的书面考试中成绩很差。虽然他对价格理论掌握得很好，而且在运用中具有创新精神，但是他思维太慢，在书面考试中迅速地回答一系列问题有困难。这件事让我明白了书面考试有其不当之处，这使我在评价学生时要将书面考试与课外作业同等看待[3]。

　　我讲授价格理论课几年之后，两个富于进取心的学生(戴维·I·法恩德和沃伦·J·古斯塔斯)共同将我这门课的内容做了一个摘要。经我修订补充后，形成一个油印本，给上我课的学生使用，其他教这门课的教授也使用这个油印本。我在为1962年正式出版的《价格理论：暂行课本》写的前言中写道：

　　自这本书的内容以油印本形式出现，并在芝加哥大学价格理论课中使用，至今已经十几年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一直非常犹豫是否要将这些笔记出版。我的犹豫是因为不满意它的不完整，我希望它能作为一部更完整和更令人满意的、关于价格理论的基本阐述著作出版，而且我乐观地以为我随时能做出一个完整的阐述。但是，作为一个注重实践的经济学家，我不能无视十多年来累积的成果。显然我必须否定这一前提：完整的阐述随时可做。而油印本又不可能广泛流传，因而，尽管我仍然不满意，但是出版似乎是一个最佳选择。

　　与书名中使用的“暂行”一词相配的是，当时出版的是一种很简陋的平装大开本。14年后(即1976年)，又出版了修订补充版，这次是精装本，题目简化为《价格理论》(Price Theory)。我在这一版的序言中写道：

　　在本书初版后不久，我就从讲授价格理论改为讲授货币理论，一直讲了近10年。3年前我又开始讲授价格理论。明年(1975~1976学年)，我打算最后一次讲授这门课，因而，如果我要对1962年的暂行课本做一次认真的修改，现在似乎是时候了。

　　我不能假装现在的版本是我讲授这门课之初心目中的(或是年轻时梦想中的)完善版本，但是这的确是一个扩展了的版本，我也希望是一个改进的版本……

　　在结束序言时，我不能不提到由于向几届出色而又充满热情的研究生讲授价格理论而生出的满足感。价格理论的体系具有一种美感，它总是让我想起济慈的一句名言：“‘美即是真，真即是美’—世人皆应知此理。”[4]

　　读者可能还记得，济慈的这些诗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高中时教平面几何的老师曾经提到过它。

　　虽然这本书并非畅销书，但是一直作为教科书使用，至今仍然年复一年地以相当数量售出。早期版本被译为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和日文；最新的版本被译为德文和法文。依我个人所见，更重要的是，早期的油印本和印刷本使我能够在讲课时停下正式的讲授(为的是要加进新的材料)并利用课堂时间与学生讨论，我相信学生(肯定还有我)都发现这比正式讲授能得到更多的收获。

　　我忍不住要吹嘘一下我为了让学生按时上课而使用的一个小伎俩。在第二次上课时，有一两个学生照例迟到。当他们中的一个进来时，我让他站住，这样对他说：“如果你晚进教室，你是将损失强加于其他人，如果你仅仅是不来，你只是自己有所损失。因此如果你不能按时到，为什么不干脆逃过这堂课呢？”用这个办法，我保证了学生按时来上课，还含蓄地教授了一个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外部影响。

　　货币理论

　　我改教货币理论课程，是因为我的研究集中于这一领域，但主要原因是经济系感到自劳埃德·明茨之后货币理论这门课已失去了连续性(当年我和罗斯曾跟他学过这门课，而他已在1953年退休了)。此后的10年里，经济系有几个教授陆续讲授过这门课，这门课的内容因此变得非常不一致。虽然我所研究的正是货币经济学，但是我从来没有教过货币理论。为了尽力避免自己的专业领域过于狭窄，我情愿讲授与我所研究的领域有所不同的课程。

　　起初我想要以讲课的内容为基础写一本货币理论的教科书，而且已经将讲课内容录了音，并将录音内容誉写成文。但是这个录音稿非常糟糕，罗斯花了许多时间想要把它整理得像样一些，但是后来我们还是认识到无法胜任这份工作。

　　货币银行学研究室

　　1953年我开始建立一个新型的自然科学实验室，其模式是经过芝加哥大学早期尝试之后确立的，特别是舒尔茨的试验。货币银行学研究室及芝加哥大学在其他领域中的类似货币银行学研究室非常成功，许多大学都随后都建立了同样的机构。

　　货币银行学研究室一开始设在社会科学楼的地下室里—这是我争取来的，里面摆放着别人不要的桌椅。我用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经费资助了几个学生，还买了几台二手台式计算器。我记得，每台的价格是300美元，这相当于1996年的1 800美元。由此可以看出计算技术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现在作为广告赠品的手持计算器，也许只值10美元，就可以做当年那些笨重的台式计算器所能做的一切，甚至还更多。

　　货币银行学研究室由10个左右从事货币研究的研究生组成。他们一周集中一次，一起讨论问题，随着研究的进展，再向小组提出研究结果以征求批评与建议。过了一段时间，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也参加到货币银行学研究室里，其中有些是经济系的，有些是商学院的。除此之外，其他研究所的一些学者也不时地来这里介绍他们的初步研究结果。

　　在超过1/4世纪的时间里，我一直主持货币银行学研究室的工作。它有两项主要规定：第一，任何人不能例外—这是指参加的人要在(广义的)货币领域从事实际研究工作，否则他/她就不被接受，而且要同意至少提供一篇论文；第二，所有的讨论会前都要传阅论文，作者只有5分钟时间来纠正论文中的错误，做出修正或是增加内容。

　　我认为这些规定对货币银行学研究室的成功至关重要。这些规定使之成为一个由积极的研究者组成的集体，他们互相帮助，互相批评，不至于落得仅是一个信息交流会—那种信息交流会虽然有用，但许多研究生的研讨课已经提供了这种功能，这与货币银行学研究室的功能还是不一样的。

　　货币银行学研究室的成功在于教会了学生研究方法，促使学生尽快完成博士论文，同时也促进了芝加哥大学与其他大学与研究机构在货币领域的研究工作，这是因为货币银行学研究室逐渐成为货币研究的某种试验场所，无论这些研究在哪里进行。这些研究中的绝大多数成果在货币银行学研究室鼓励下没有变成埋没在图书馆书库里的博士论文，而是成为刊载在杂志上的论文，或是成书出版。研究室自己出版了4本书，其内容与在货币银行学研究室完成的博士论文的内容基本一致。这些书中的有些论文已经成为它们所属专题中的经典[5]。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对相关问题所做的研究累积起来，帮助我们加深了对货币现象的理解，这是任何一个学者独立从事研究都不可能做到的。

　　在担任芝加哥大学教授的同时，我在英国的剑桥大学待了一年，在那里我尝试了导师教学法(这一经历我写在第17章里)。除此之外，我还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夏威夷大学各教了一个学期的课。我还因工作需要在其他地方做过一天或是几天的短期停留。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1967年冬季学期(1~3月)，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担任客座教授，这是一段愉快的时光。我有许多朋友在这所学校当教授。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经济系与商学院长期以来被称为芝加哥大学的西部分校，因为它是除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之外，为数不多的有坚定的自由市场学派代表的经济系之一，这些代表有：艾智仁、比尔·艾伦、杰克·赫舒拉法、尼尔·雅各比、克莱·拉福斯，詹姆斯·布坎南也曾在此工作过一段时间，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代表人物。我还在那里认识了一些商业界的人，他们在政治上很活跃，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是亨利·索尔瓦托利，他是罗纳德·里根的密友、支持者和赞助人[6]。他介绍我认识了里根，我拜访里根时，我们有一次非常愉快的长谈。里根当时是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他对教育问题非常感兴趣，特别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教育，当然他同样关注中小学教育。我非常高兴地发现，他不仅是一个热情、充满魅力的人，而且在教育问题上的观点与我本人非常接近。

　　里根州长的方案之一是提高州立大学与学院的学费，这在学生中当然很不得人心，因而引起学生抗议和游行。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系(也许是学生的经济学会)决定组织一场关于这一问题的辩论。迈克尔·英特利吉特教授是反对增加学费的代表，而我却同意为这一方案辩护。毫不奇怪，当我走进房间时，迎接我的是沉闷的掌声，而我的对手则赢得发自内心的欢呼。但是他论证不充分，而我振振有词。我告诉学生，他们是受益者，没有一项政府方案像政府补贴高等教育那样明显地将收入从低收入者转给高收入者，用一个教条主义的说法，这是由洛杉矶瓦茨区的人为贝弗利山庄的人付大学的学费—这一比喻用于在洛杉矶进行的辩论中尤其恰当。

　　这次辩论中听众的反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着辩论进行，气氛由敌视转为支持，最后，听众投票中多数支持我的立场。这是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经济学家在劝说人们接受一个观点时，不能狭义地辩解，而是要通过他们的个人利益来论证，而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呼吁学生超越他们的个人利益，他们至少在当时是这样做的。我们所有的人在年轻时都比成年后更具有理想主义，更愿意超越个人利益考虑问题，但是所有年龄的人都有理解个人利益的能力。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也是由他的《道德情操论》来平衡的。

　　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另一个收获是加深了与特洛伊·艾伦的友谊。他是洛杉矶的一个经纪人，几年前他突然给我打电话，而后一次又一次地问我是否愿意和他讨论金融问题。他说他愿意在每次电话讨论后付我一小笔钱。这对我很有吸引力，不是因为这笔钱，而是因为他是第一个寻求建议的人。我第一次见到他本人是在那个冬季学期。那时，特洛伊正经营着一家小型金融公司，专营小企业管理，即为小本生意提供贷款担保。几年后，当我在一次心脏手术后来到棕榈泉休养时，在特洛伊的好心帮助下，我们发现在艾智仁租的房子的车库里有一辆租来的汽车，厨房里有电咖啡壶和美味的咖啡。我们与他的最后一面很让人伤感，他正因肺癌而生命垂危，我们在旧金山的费尔蒙特饭店与他告别。

　　夏威夷

　　1972年冬季学期我是在夏威夷大学度过的，我的工作包括讲授我从来没有教过的本科生经济学基础课。曾经有一些出版商建议我写一本初级教科书，我的答复是，我认为这样讲授经济学原理可能不太合适。当我们在夏威夷时，普莱蒂斯-霍尔出版公司(Prentice-Hall)的代理人托马斯·霍顿交给我一本厚厚的模拟教科书，假设的作者是我，想要以此引起我的兴趣。但是这个企图没有得逞，因为我一直认为，一本好的教科书应该由长期教授这门课程的人来写。但是我和托马斯的友谊却因此而持续到今天。他后来创办了自己的出版公司，根据我的建议，他的公司命名为托马斯·霍顿父女公司(因为他只有一个女儿，没有儿子)。他的公司以几个版本出版了我在《新闻周刊》上的专栏文章的选集。

　　大多数初级教科书都是先讨论竞争性公开市场上抽象的供求关系，然后再转向由政府和专卖引发的复杂情况，但是我把顺序颠倒过来，围绕政府价格管制组织教学。由特殊价格管制(例如农产品最低限价和房租最高限价)导入特殊市场的供求概念—相对价格理论；由一般价格管制(例如尼克松总统前一年实施的那种)导入确定一般价格水平与货币理论；由政府固定汇率(尼克松政府1971年停止美元兑换黄金，1972年这个问题再度成为争论热点)导入国际贸易与金融理论。我们能够说的是，这门课非常成功。不走运的是，我再也没有机会重复和改进这种教学方法。

　　除本科生的课之外，我还指导研究生的研讨课，与教授和研究生讨论他们的研究计划。教授们都与我志趣相投，其中至少有一位是我以前的学生，还有几位是老熟人，此外我又交了几位新朋友。

　　在这所大学的工作让我们有许多时间享受夏威夷的自然风光、气候和文化。我们花了许多周末去参观周围的岛屿(我们以前从未到过其中的任何一个)。我们在温暖的海水里游泳和潜水，参观活火山，游览不同的旅游胜地，还走马观花地到丛林中探险。我们还参观了夏威夷的许多文化景点，体验了这里和谐而又繁荣的多元文化。我还在商业与其他行业的团体中做过一些演讲，我们两个人都非常喜欢这里的友好气氛，而夏威夷当地人觉得这是很自然的。

　　结论

　　回顾在芝加哥大学及其他地方长达30年的教学生涯时，我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幸运。那是既愉快又富于创造性的经历。教学工作补充并完善了我的研究。讲授某一专题无疑是你研究这一专题的最好途径，你可以从中发现你在这一领域还有什么知识欠缺。芝加哥大学的学生素质非常高，当你不能将问题解释得令他们满意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让你知道这一点。我和他们教学相长。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同样学识渊博。此外，由于舒尔茨及他之后的系主任领导有方，我们幸免于“校园政治”之害，而这种歪风在其他高等教育机构中是普遍存在的，我们自己在威斯康星大学就受害不浅。芝加哥大学的绝大多数教授住在大学附近的海德公园地区，我们也住在那里，这鼓励教授之间、教授与学生之间互动，形成了一种密切友好的同事关系。

　　教学并不局限于教室之中。我一生从事教学，在各种环境和场所学习，本章只叙述了其中正式的、有组织的部分。例如，有一篇由货币银行学研究室出版的博士论文是由迈克尔·克伦撰写的，他从未在芝加哥大学做过一天学生，而是我在日本时认识的。他是惟一没有正式听过我的课却被我发自内心地看成自己学生的人。他，还有许多其他的人，同样也是我的老师—教书是教学相长的过程。

　　注释

　　[1] Alfred Marshall, The Present Position of Economics?(1885), reprinted in Memorials of Alfred Marshall, ed. A. C. Pigou (London: Macmillan & Co., 1925),P.159.

　　[2] Stigler, Memoirs, p. 162.

　　[3]我与这个学生后来的交往将在第30章中讲到。

　　[4]这一段及下面几段的内容引自Friedman, Price Theory, pp. ix and vii。

　　[5] Milton Friedman(ed.), Studies in the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A. James Meigs, Free Reserves and the Money Suppl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George Morrison, Liquidity Preferences of Commercial Bank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6); David Meiselman (ed.), Varieties of Monetary Exper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 Press, 1970).

　　[6]索尔瓦托利后来资助建立了位于克莱蒙特的亨利·索尔瓦托利中心，专门从事自由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