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经济系

　　{米尔顿}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自1890年建校以来就一直是全美一流的经济学研究生培养中心。经济系第一任系主任詹姆斯·劳伦斯·劳克林是由校长哈珀从康奈尔大学聘请来的，他为经济系创立的教学与科研模式沿用至今。他本人持保守主义观点，但是在招聘教授与处理系里事务方面，他表现得极其宽容。他从康奈尔大学带来了索尔斯坦·维布伦，这是一位引起争议的学者，也是著名的古典经济学批评家，他在经济系工作了14年，在他风波迭起的职业生涯中，这是他在一所大学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份工作。劳克林在芝加哥大学做的第一件事 是创办了《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他自己担任编辑，而由维布伦担任主编。这份杂志迅速成为(而且至今仍然是)经济学专业的一流学术刊物。

　　约翰·内夫(曾在芝加哥大学长期担任经济史教授，是我和罗斯的老师)1934年在为劳克林写的悼词中说：“劳克林经常选用顶尖人才，哪怕这些人所持观点与他大相径庭……因而美国大学中最保守的经济系系主任打造了一个政治上最自由、经济学观点最不正统的经济系。”[1]

　　劳克林重视教授的素质超过意识形态，同时重视教授的科学研究，而且将研究生的科研能力作为他们专业训练的一个部分。由此而来的一个必然结果是他相信个人讲学方式要比那种课堂正式讲授的效果更好。这成为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延续至今的传统。

　　就像在劳克林时代一样，直至近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一直被公认是自由市场经济学的研究中心。经济系理所当然地享有这一赞誉，因为在这一时期内，经济系有着主张这一理论的杰出教授，而且他们成功地发展了这一理论。但是他们始终是少数。经济系的特点是政策观点多样化而不是追求一致性。芝加哥持普遍流行观点的经济学家(他们是20世纪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能够与其他学院竞争；而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却不行。

　　乔治·施蒂格勒1964年在约翰逊-戈德华特竞选时明确讲到这一点。他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能够迅速地既为约翰逊又为戈德华特组成一个经济顾问委员会，这在美国是独一无二的。许多大学的经济系可以为约翰逊组成顾问委员会，还有少数大学的经济系可以为戈德华特组成顾问委员会，但是能同时为两个人提供顾问委员会成员的，却惟有芝加哥大学经济系。”

　　其多样化的观点经受了实践与时间的考验，并被用于阐明许多经营管理与政策方面的重大实际问题，再加上强调经济学也是严肃的科学问题，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因此独树一帜。这正是劳克林留给他创建的经济系的遗产。

　　1946年我到经济系工作时，西奥多·W·舒尔茨刚担任系主任不久。他连续任职15年，是一位杰出的系主任。他在需要做出的任命及其他系里事务方面，充分考虑系里成员的意见，在取得多数人的共识前，他始终很有耐心。聘用教授时，他能够始终如一地以学术水平而不是个人性格及意识形态为衡量标准，他在评价聘用人员的学术水平时，总是表现出出色的判断力。在他担任系主任期间，经济系平稳运行，与其他大学建立了友好的合作关系，没有那种尖锐的人事纠纷(就像我在威斯康星大学所经历的，这也是学术界普遍的现象)。就个人而言，我十分感激舒尔茨，因为他，芝加哥大学为我的教学与研究提供了非常有利的环境。

　　舒尔茨1943年来到芝加哥大学，此前他在艾奥瓦州立学院经济学与社会学系担任了近10年系主任。在那里工作期间，他在聘用一批青年学者时表现了与众不同的组织才能，这批学者不仅为学校与系里赢得了声誉，而且后来还成为各领域的知名学者，其中许多人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包括乔治·施蒂格勒、霍默·琼斯、阿尔伯特·哈特、肯尼思·博尔丁。舒尔茨本人最初的专业是农业经济学，他所在的艾奥瓦州立学院的经济学与社会学系后来被公认在这一领域出类拔萃。

　　舒尔茨离开艾奥瓦州立学院的决定表现出他具有很强的原则性，事情的起因是系里一位年轻教授奥斯瓦尔德·布朗利所写的小册子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舒尔茨公开地严厉批评学校行政当局没有保护学术自由①。

　　芝加哥大学这样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城市大学，因为舒尔茨的加盟而成为农业经济学领域成绩卓著的教学与研究中心。

　　舒尔茨对农业的兴趣使他进而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这又使他在经济发展方面及人力资本的系统研究方面做了开拓性的工作。他因此而获得了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布朗利与舒尔茨的另一个学生D·盖尔·约翰逊随他一起来到芝加哥大学。布朗利后来转到明尼苏达大学，他在那里工作得非常出色。约翰逊则一直留在芝加哥大学，在我执教的30年中，他一直是一位好同事。后来他成为社会科学学院的院长，再后来又担任了芝加哥大学的教务长，但是他从未中止经济系的教学工作，也从未停止从事重要而又有影响的研究工作。

　　从我到经济系起，我们敬畏的老师弗兰克·奈特就一直在经济系任教，直到1955年退休。无论是在他退休前还是退休后，我们与他的关系都特别密切，一方面是因为罗斯与奈特夫妇的亲密关系，另一方面是因为阿伦与奈特是挚友。

　　奈特经常(特别是在有来访者时)在他的家里举行非正式的讨论会，他的家在中路的另一边，而我们居住在海德公园，可以步行过去。参加者每次都不同，但是阿伦、后来的格雷格·刘易斯、罗斯和我是固定参加者。我们记得最清楚的是两次讨论会。

　　一次是关于浮动汇率与固定汇率的激烈讨论。其中一位参加者是梅尔基奥尔·帕利，他是匈牙利人，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欧洲是享有盛名的银行问题专家，后来移民到美国。他在成为市区一个银行的官员前曾在芝加哥大学短期执教。罗斯至今对他记忆犹新，因为她在本科期间曾为他做过研究工作，罗斯第一次交给他一份手写的研究报告，遭到严厉批评，但是当她未做任何修改，只是打印出来再交给他时，他却又认为这是一份出色的作业。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浓重的口音，所以当他说“银行业的发展”时，听起来就像是“银行业的邪恶化”①。在这次特别讨论会上，他因为主张金本位，所以对我为浮动汇率所做的辩护极为气愤。一两天后，他向我道歉，但是我记不得他是打电话还是写信给我的了。

　　我记得另一次讨论会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查尔斯·哈迪是一位著名经济学家，他从前曾执教于商学院，但是当时他就职于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所，只是芝加哥大学的名誉客座教授。我们一个接一个地讨论可能的政府改革方案，而他则始终反对这些方案，坚持认为弊大于利。最后弗兰克有些生气了，说：“查尔斯，请告诉我，这个世界是不是有什么毛病了？”哈迪的回答迅速而又经典：“的确如此，世界上有太多该死的改革者。”

　　虽然阿伦不是经济系的教授，但是他为系里的学术氛围增色不少。我们早就注意到，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是第一个教师中有经济学家的法学院。亨利·西蒙斯是第一个在法学院得到职位的经济学家，同时也是经济系的成员。阿伦是第二个，而且正因为他的积极参与，法学院、经济系和商学院之间才有了大量互动学术活动。他还是法律与经济这一学科的创建人，这个学科的建立既得力于他的教学活动，也得力于他所创办的《法律与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他是这份杂志开办后头5年(1958~1963年)的编辑。这一领域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已经大为拓展了，而且这也是戴维的专业。阿伦和奈特一样，就住在附近的社区，偶然也在家中举办非正式学术讨论会—这也是经济系多数教授多年来常做的事。

　　从事经济史研究的约翰·内夫和切斯特·莱特此时仍在经济系执教—我和罗斯在学生时代就曾听过他们的课，尽管莱特已快要退休。莱特爱好网球运动，经常打网球(我后来也成了网球爱好者)。在一场由方庭俱乐部(Quadrangle Club)举办的网球双打赛中，参加者的年龄之和是280岁，尽管其中有一位的年龄只有五十几岁！每天下午打完网球后，莱特都会从存衣柜中拿出杜松子酒和苦艾酒，和其他球友一起享用它们调制的马提尼酒，因为莱特太太很古板，不许他在家中饮酒。

　　约翰·内夫在经济上很宽裕，而且对人文学科有浓厚的兴趣，认为需要有一个学术领域更宽泛的团体。基于这个出发点，他建立并资助了社会思想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至今仍活跃在芝加哥大学。许多委员的学术兴趣与我们经济系的人相近，其中最突出的是弗里德里希·A·冯·哈耶克，他在1950年加入委员会。

　　保罗·道格拉斯是我和罗斯从学生时代就认识的另一位经济系教授，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生于1892年，1920年成为芝加哥大学产业关系专业的助理教授时，已是劳动经济领域享有盛名的经济学家。他著述丰富，超出常人。在我们还是学生时，埃里卡·舍恩伯格做过他的助理，后来我们经常听到埃里卡诉苦，说道格拉斯写文章比她读校样还快。道格拉斯有着广泛的兴趣，在公共事务中很活跃，曾于1939~1942年担任过芝加哥大学周边行政区的长官，同时也是大政府的主要辩护人。阿伦1927年到芝加哥大学时，最初是与道格拉斯一起工作，而且共同出版过一本书[2]。后来阿伦受到奈特的影响，与道格拉斯分道扬镳[3]。

　　道格拉斯对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对生产的研究，他的研究所形成的“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几乎已为经济学家熟知。

　　在罗斯的印象中，道格拉斯是一位极其有趣的教师。她在芝加哥大学读一年级时选了他的经济学原理这门课，某一天，他进教室时提着一包橙子，为的是向大家解释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他依次将橙子一个一个抛给学生，直到他们大叫“别给了”。在这样演示后，谁还会忘记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呢？

　　她至今仍然对道格拉斯记忆犹新，是因为她一年级时曾为他做过一点儿研究，道格拉斯总是和蔼可亲。他慈父般的教导，对她的自我—用今天流行的说法是“自尊心”大有好处。

　　虽然道格拉斯终生都是教友会派教徒，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和日本人的暴行促使他在50岁时还以私人身份加入海军陆战队。1946年退役时，他的军衔已升至中校，一只受伤致残的胳膊是他曾参加实战的见证。他退役后和我同一年回到芝加哥大学。1947年他成为美国经济学会的主席，他在主席任职演讲中，用统计数据对“有无生产法则”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4]。1948年他竞选并当选为美国参议院民主党参议员，此后在参议院服务18年。

　　在我与他同为经济系教授的两年中，关系虽友好但并不特别密切。后来道格拉斯成为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主席时，我曾数次在他的委员会作证。在任何一个对他没有直接政治影响的经济学争论中，道格拉斯都能站在正确的一边。他是一个杰出的经济学家，我们经常在货币与财政政策争论中结为同盟，这在后面的章节中将要进一步阐述。

　　道格拉斯在1966年争取连任竞选时败给查尔斯·珀西，珀西也是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生，校董事会的成员。乔治·施蒂格勒在道格拉斯竞选失败后，邀请他来学校为沃尔格林讲座(Walgreen lecture)做一次演讲。我们和他一起吃午餐时，我说他看上去很轻松，体形也比他在参议院工作时或是竞选时好得多，我还说：“因此，保罗，你竞选失败也许是坏事变好事。”但是他的反应非常强烈：“噢，不！这是我遇到的最糟糕的事。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当美国参议员更好的工作了。”

　　H·格雷格·刘易斯1946年在经济系担任助理教授，几年前他是道格拉斯的研究助理。后来他讲授劳动经济学，并成为这一领域的知名学者，虽然从未担任过系主任，但是他承担了大量不同研究任务的行政管理责任，并且及时高效地履行了职责。同时，他指导了大量的博士论文，并且有着令人羡慕的学术成就。1975年他接受了杜克大学提供的职位，在那里度过了他学术生涯的剩余时光。

　　格雷格和他的妻子朱丽娅住得离我们很近。他家的地下室里有一个装备完善的木工车间，我和阿伦在地下室一起做木工活，格雷格也参加进来。他做木工活时是一个仔细、勤谨的工匠，就像他从事学术研究一样，但是他和我一样，都承认阿伦才是真正合格的木工师傅。关于这个联合项目，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做了六张沙发，一人两张，沙发是硬核桃木的—当时核桃木远没有后来那样昂贵。这个联合项目让我们度过了许多愉快的夜晚和周末，制作了许多真正的艺术品。我的两张沙发至今还放在我们二楼的房间里，坐了30多年依然很好。阿伦的沙发也还摆在他的家里。我已经有几年没有见到格雷格的沙发了。

　　我加入经济系时，系里一个重要的团体是考尔斯经济委员会，这是艾尔弗雷德·考列斯1932年建立的，“目的是要发展并推进与数学及统计学有关的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这个委员会最初设在科罗拉多，1939年转到芝加哥大学，1955年又搬到耶鲁大学。考尔斯经济委员会在促进经济学研究中使用数学与统计学的理论与方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是在美国经济领域中建构大规模统计学模式的先驱者。劳伦斯·克莱因1980年因构建此类经济学模式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早期的研究工作就是在考尔斯经济委员会中进行的，其研究成果也是作为考尔斯经济委员会的专著出版的[5]。在考尔斯经济委员会设在芝加哥大学期间，还有三位参与过委员会研究工作的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奖：肯尼思·阿罗(1972年获奖)、佳林·库普曼斯(1975年获奖)、特里夫·哈维默(1989年获奖)。

　　虽然考尔斯经济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研究组织，有自己的成员与预算，但是因为它的两位领导人也是经济系的教授，因而与经济系有着密切联系，他们是：雅各布·马萨克(Jacob Marschak)，他从1943~1948年是委员会的科研主任；库普曼斯，他从1944年起担任委员，后来接替马萨克担任科研主任。因此考尔斯经济委员会与经济系之间有许多交往与合作。委员会中有一批研究人员后来成为数理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领域的一流学者，他们的参与使考尔斯经济委员会组织的研讨会非常精彩，我和经济系的其他教授经常积极参与。同样，考尔斯经济委员会的成员也参加经济系的研讨会并有所贡献。考尔斯经济委员会还资助由访问学者主持的讲座，因此活跃了学术氛围。

　　1955年，尽管经济系与芝加哥大学都力劝艾尔弗雷德·考尔斯将委员会留在芝加哥大学，但是它还是被转到了耶鲁大学。我认为我们失败的原因是由于考尔斯与耶鲁大学的密切联系，他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而且耶鲁大学所提供的经济资助显然是芝加哥大学无法相比的。无论原因是什么，芝加哥大学在这一点上损失重大。

　　马萨克与库普曼斯都是在国外开始其学术生涯的。马萨克生于俄国，他的教学生涯始于德国的海德堡大学。希特勒执政后，马萨克先是移民到英国，然后又来到美国，很快就以富于创新精神与著述丰富而闻名。库普曼斯生于荷兰，他曾在荷兰与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简·丁伯根一起工作。1940年库普曼斯移民到美国，在1944年加入考列斯经济委员会之前，他在战时海运署工作。

　　马萨克与库普曼斯的性格大不一样。马萨克是一个热情直爽的人，相比之下，库普曼斯显得冷漠又专制。马萨克是一位真正博学的人，他对经济学的不同领域有广泛的兴趣和贡献。我们两人都在经济系讲授货币学课程，而且我们经常一起在系委员会上为货币学专业博士初选考试评分和选拔人才，虽然我们之间总是很友好，但是我们对每个考生的评价却经常不同。

　　库普曼斯原则性很强而且一本正经。他的专业领域很狭窄，集中在经济学与统计学的理论问题上，这一研究使他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和马萨克不同，他在经济系的事务上不太合作。我还记得一件让我印象很深的事，经济系决定每年一次对《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当年最好的文章颁奖，因此每年都要成立一个小型委员会，该委员会要从由经济系教授提名的文章中做出最后选择，我记得要求每个人提名3篇文章。有一年我担任了这个评选委员会的主席，最后收到了经济系所有教授(除了蒂加林)的提名名单。我给他打电话，问他的建议。他回答我说，他曾投票反对授奖，所以认为自己没有义务必须选择优胜者。这件事让我认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任何一个以多数原则为基础的社会组织都是脆弱的。

　　艾伦·沃利斯在结束统计学研究小组的工作后就返回了斯坦福大学。就在我来到芝加哥大学的同一年，他也面临着一个获得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职位的机会，主要是教统计学课程。如果接受这个职位，他就必须放弃已到手的博士学位，他已达到了芝加哥大学的所有要求，只差博士论文。芝加哥大学有一条规定，不将学位授予有终身职位的雇员—这是一条保证水准的好规定。当时和现在不同，博士学位不是获得成功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从艾伦后来事业的发展看，与一个已到手的博士学位失之交臂并不是一个重大的牺牲—他后来获得许多荣誉博士学位。而他来到芝加哥大学，对我们而言，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社交上都是一件大好事，对芝加哥大学也是如此。

　　同年，吉米·萨维奇来到芝加哥大学的放射生物学与生物物理学研究所工作，他是作为洛克菲勒学者来这里研究如何将数学应用到生物学中的。第二年，数学系聘用他讲授统计学，再后来，芝加哥大学建立统计系，他担任了多年的系主任。吉米(无疑是我所认识的最具有原创精神的人)和我在统计学研究小组就曾经合作过(我曾在第8章中提到他)，他到芝加哥大学后，我们合作写过两篇文章，内容是关于在不确定性下的选择[6]，这两篇文章至今还被涉及不确定性的专业论文广泛引用。此外，他还深深影响了我对统计学基本原理的理解，尤其是对可能性原则的理解。

　　以上是对1946年我加入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时系里教授情况的简要介绍，这一介绍是不完全的(我省略了一些同事)，但是仅此已显示出我有幸加入的经济系是一个精英荟萃、研究领域又多么广泛的学术群体。后来还有人加入其中使之更为出色，其中两个最突出的人是哈里·约翰逊和阿尔·哈伯格。

　　{罗斯}我们在芝加哥大学时的朋友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记忆。有些好友是其他系的：政治学系的埃德·班菲尔德和劳拉·班菲尔德，他们先于我们离开了芝加哥。幸运的是他们在佛蒙特选择的夏季住所和我们的消夏住所在同一地方，我们的友谊因此得以长青。夏天我们在他们家或是我们家共度了许多愉快的时光，分享美食，轻松聊天。历史系的阿尔玛·拉赫和唐纳德·拉赫，他们的女儿桑迪和我们家的珍妮特是实验学校的同学，也是放学后的好朋友。阿尔玛以擅长烹饪出名，她不仅能做出美味佳肴，而且乐于和我分享烹饪的诀窍。我的烹饪书上，至今还记有“阿尔玛派”或是“阿尔玛食用碗豆”。同是历史系的丹·布尔斯廷和鲁思·布尔斯廷，在我们住宅区的安全成了问题时，他们几乎是逼着我们搬到近郊和他们住在一起，但是我们没有接受他们的意见。他们短期离开后又返回，并在海德公园买了一处房子。丹离开芝加哥大学后成为史密斯研究所的所长，后来又成为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馆长。和我们交往密切的朋友还有法学院的沃利·布卢姆和纳塔利·布卢姆、伯尼·梅尔策和琼·梅尔策、爱德华·利瓦伊和凯特·利瓦伊(爱德华是法学院院长，后来成为校长)。我们在芝加哥大学还有其他朋友，但是这几位是最好的朋友。

　　经济系友好的气氛带动了社交活动。芝加哥大学最大的好处之一是绝大多数教授住在海德公园和肯伍德大街，从校园步行即到(我们从未住在离校园四个街区之外)。这使大家方便来往，相处也比较随意。我们中多数年龄大致相当，因此孩子也差不多大，多数都送进了实验学校。在过去，聚餐非常简单，家庭保姆当时很罕见，我们都是自己做饭，前来做客的女士们帮助收拾清理①。那时妇女解放运动尚未发动起来，丈夫还不分担家务。只是到了后来，我们更富裕一些后，才允许自己偶尔享受一下饭店承办的家庭餐宴。

　　餐后的谈话因人而异。例如，如果是法学院的聚会，谈的一般都是社会问题及一般问题；如果是经济系的聚会，谈话会很快转向经济问题，多是课堂上提出或是报纸上出现的问题。饭后，大家经常是分成两组，妻子们一组，丈夫们一组。作为经济学家，我一般对男士的谈话更感兴趣，但是也要参加部分的女士谈话。

　　一点儿也不让人感到奇怪的是，我们最好的朋友都是从学生时代就认识的—沃利斯夫妇、施蒂格勒夫妇(乔治来到经济系后)。虽然乔治和琪克住在弗洛斯莫尔郊区，但是我们照样经常来往。乔治经常在去学校或是离开学校的途中到我们家喝咖啡。沃利斯和我们一样住在海德公园。

　　许多社交活动都与系里活动有关。例如，有研讨会和访问学者来演讲时，教授中的某一个就会邀请大家到家里进一步深入讨论，而且还可以轻松一下。和米尔顿一起工作的教授中，我们至少邀请过1/4的人来家休息和聊天。这些聊天总是晚间活动的重要内容。总而言之，经济系像是一个家庭；我们和一些人关系非常密切，同时所有人都是朋友。这种友情长存至今。我们也许很长时间见不上一面，但是一旦见面，生疏感都消失了，我们又成了一家人。

　　注释

　　[1]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42 (February 1934): 2.

　　[2] Paul H. Douglas and Aaron Director, The Problem of Unemployment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31).

　　[3]关于奈特与道格拉斯的关系，亨利·西蒙斯与阿伦所起的作用，参见：Stigler, Memoirs, pp. 181-90。

　　[4]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8 (March 1948): pp. 1-41.

　　[5] L. R. Klein, Economic Fluctu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21-41 (New York: Wiley, 1950).

　　[6] Milton Friedman and L. J. Savage, The Utility Analysis of Choices Involving Risk,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56 (August 1948): pp. 270-304, and The Expected Utility Hypothesis and the Measurability of Utility,?ibid, 60 (December 1952): pp. 463-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