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芝加哥大学

　　{罗斯与米尔顿}芝加哥大学以其浓厚又催人奋进的学术氛围而闻名于世。全力发展学术思想，鼓励平等的学术对话，不以学术地位而是以学术能力取人，对非主流观点表现出可贵的宽容，不同领域学者之间能够良好互动—这都是这所大学的标志，而我们则始终视这所大学为“我们的”大学。凡是没有兴趣潜心治学的人，无论是做学生还是当教授，都不会觉得芝加哥大学有吸引力。

　　不论是在我们到芝加哥大学求学时还是1946年我们回到大学时，罗伯特·梅纳德·赫钦斯无疑都是学校里最重要的人物。1929年，他在当了两年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后，被任命为芝加哥大学的校长，那时他才刚到30岁。他是一个出类拔萃而又富有魅力的人，有许多好的想法并决心将其付诸实施。只要与他接触几分钟，你就会发现面前的这个人是个大人物。

　　在美国高等教育界，赫钦斯是一个受到激烈批评的人。这是因为他坚持强调专业教育而牺牲了通才教育，而且还过于看重课外活动，比如体育运动。芝加哥大学曾长期是全美大学体育“十强”之一，在20世纪20年代是足球强校，但是在赫钦斯的坚持下，于1939年退出了大学校际足球赛。

　　爱德华·希尔斯写道：

　　赫钦斯认为学术生活是最有价值的事情，并且认为教学和研究中的学术成就才是一所大学应该追求的惟一目标。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持这种观点的大学校长是很少的，甚至是绝无仅有的这使芝加哥大学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他的领导使芝加哥大学始终保持活力，成为一个致力于学术活动的大学，而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只承担着行政与财务责任、管理着一些自我封闭的院系的大学，也使意志坚强的、天才的和能力平庸的个人都能够从事他们的专业研究与教学……在赫钦斯担任校长期间，芝加哥大学有了一个道德高尚的领导人，没有人像他那样更关注于精神问题[1]。

　　有一个故事，是关于赫钦斯和著名的1910年弗莱克斯纳医学院报告的作者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的，虽然有可能只是未经证实的传闻，但却体现了赫钦斯性格的一个侧面—做事缺乏耐心，许多人认为这是他的缺点。弗莱克斯纳是20世纪20年代一个重要基金会的官员，他资助了一个赴国外学习一年外国大学管理方式的奖学金项目，这个项目直接提高了学校的管理水平。赫钦斯在耶鲁大学时，弗莱克斯纳曾经向他提供过这种奖学金，但是遭到了赫钦斯的拒绝。据传，赫钦斯在自己就任芝加哥大学校长的庆典上，对弗莱克斯纳说：“当初我要是接受了你提供的奖学金，现在可能就不是芝加哥大学的校长了。”据说弗莱克斯纳回答道：“不，如果是那样，你现在可能不是芝加哥大学的校长，但是你将具备担任这一职务的资格。”

　　赫钦斯在1929~1951年担任芝加哥大学教务长及校长期间，提出了许多非常好的想法，其中既有关于大学的，也有关于学校社会生活的。赫钦斯带来了一位哲学家莫蒂默·阿德勒，并在此人的帮助下改进了大学的学习，也推动了被称之为“名著教育计划”的公众学习计划，我想“名著教育计划”所列书目也是由他们拟定的。他和阿德勒多年来一直从事“名著教育计划”的研讨会。圣托马斯·阿奎那①是阿德勒最喜欢的哲学家之一，所以“名著教育计划”中的许多书都是天主教的经典著作。在赫钦斯-阿德勒时期，一个最流行的俏皮话是：芝加哥大学是一个浸礼会派大学，虔诚的长老会派教徒把孩子送来，由一个犹太教徒教他改信天主教。据说阿德勒自己从来都没有能改信天主教，因为他不能表现出必须的谦卑。

　　赫钦斯的两个最重要的计划，一是芝加哥大学本科教育计划，二是教授的4E合同。他认为四年高中课程太长，这是对的。他的计划因此有两个部分，第一，学生在完成高中二年级的课程后就可以进大学。第二，所有学生只要通过一系列课程的考试，可以在任何时候申请学士学位。两个想法都非常好。高中和大学都浪费了许多时间，肯定应该将知识水平而不是时间作为授予学位的依据。我的一个最出色的博士生就是这个计划的最大受益者，他获得学士学位用了两年时间，然后又用三年时间获得了博士学位。

　　赫钦斯原本希望很多大学能够同意将提早获得学士学位作为申请研究生教育与专业学校的一个条件，但是遗憾的是，大概只有芝加哥大学一个学校这样做，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在芝加哥大学，也改回到原来的标准方式(芝加哥大学的实验中学倒是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初中和高中的学制比标准的学校减少了一年，我们的两个孩子都毕业于实验学校，珍妮特念了11年，戴维念了10年)。

　　赫钦斯办事极没有耐心，他不能忍受与他意见不同的人，情愿采取一些有问题的手段把这些人赶走①。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赫钦斯想要任命经济学家雷克斯福德·盖伊·特格韦尔为教授。他要求经济系推荐一个职位。经过一番考虑，经济系认为特格韦尔尚不具备任职资格，因此拒绝提供职位。这难不倒赫钦斯，1946年他在社会科学分部中建立了一个计划研究所，任命特格韦尔为第一任也是惟一的一任所长。这个研究所一直存在到特格韦尔退休，解散后，剩下的成员转到其他系，主要是政治学系。转到政治学系的人中有一位是埃德·班菲尔德，他成为了我们的好友，还成为全美领先的著名政治学学者。他后来去了哈佛大学，并从那里退休。

　　赫钦斯另一个事与愿违的发明是1944年引进的所谓4E合同。这是当时流行于医学院的一种模式，这一模式要求所有新来的教授，也努力敦促现有的教授，全职从事学校里的工作，并将在外面得到的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点收入都交给学校。这与当时的通行制度有着很大差别。据我所知，全美没有一所大学与所有教授签订过类似的合同。正像赫钦斯的许多想法一样，这个想法体现着非常好的原则，但是在实践中有严重的缺陷。赫钦斯相信，一份学术职位应该是全职工作，校外的工作除非是有利于取得学术成就，否则一律不应从事。许多大学和学院的教授在校外兼职创收，这些活动与他们的学术职责没有多大关系，这在当时是丑闻，比现在更让人反感。4E合同就是要遏制这种现象，它给教授们在外面从事自己想做的工作的自由，但是要求他们把业余创收的收入如数申报上缴给学校。作为补偿，签了4E合同的教授可以加工资，所以新来的教授工资高于一般合同通行的工资。例如米尔顿一开始的年薪是6 250美元，而在明尼苏达时仅有3 500美元。

　　这种做法的弊端很快就暴露出来了。4E合同使大学开销过大，对教授也没有吸引力。学校一年估计要为此多支付30万美元，而上缴给大学的钱则要少得多(1944~1945年度是1.5万美元，1945~1946年度是3.5万美元，1946~1947年度是将近9万美元)[2]。正如官僚机构推出的许多类似措施一样，4E合同要做许多文牍工作，让教授们很烦，也增加了行政开支。教授们觉得许多对自己的专业发展有益的业余工作需要额外付出而且不方便，因此理所当然地应该有额外的补偿。就像所有的税收政策一样，4E改变了教授们业余工作的内容：自己动手粉刷房屋，从而省下雇一个职业油漆工的钱(这是当时在校内流传的一个反对4E合同的实例)，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米尔顿}我自己的经历非常典型。起初我表示自己“坚决支持4E合同的宗旨[3]”。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它越来越不满意。这是一个过于僵化和缺乏人性的制度，需要过多的文牍工作；此外，虽然在没有了经济激励后教授们依然去从事许多活动，然而最终的主要受益方却不是大学，而是那些活动的主办者，他们很快就得知了4E合同的规定，改为只向教授们支付象征性的报酬。

　　1950年，我和一位社会学教授菲尔·豪泽组织了一次反对4E合同的请愿活动。抗议不断加强，一两年后，4E合同成为可自愿选签的合同。另一个供选择的方案工资较低，要求在外面承担工作的教授增加10%以上的工作时间，但是允许教授自己留下所获得的任何报酬。这是一个比原来好得多的方案。

　　{罗斯与米尔顿}赫钦斯1951年从校长职位上退休时，芝加哥大学已在财政上陷入困境。为了推行他喜欢的设想，赫钦斯抓住每一个机会使用捐赠的基金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某些这类基金的使用不再符合赠与规定，这就使得一些捐赠大户不再愿意向大学提供捐款。劳伦斯·A·金普顿继赫钦斯之后担任了校长，为学校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以谨慎、节俭的财政管理，弥补了本已不足的捐赠基金，从而恢复了捐赠大户的信任。

　　赫钦斯的这最后一个天才建议，对大学实在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从整体上说，他对大学的贡献是积极的，他的精神长久延续着。

　　在他的任期内有一件引人注目的事，与乔治·施蒂格勒到芝加哥大学工作直接相关，这是在科尔韦尔校长拒绝对乔治的任命12年之后的事了。乔治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老查尔斯·R·沃尔格伦先生1936年让他的侄女从芝加哥大学退学，他指责芝加哥大学竟然讲授自由恋爱这一类颠覆性的教义。《芝加哥论坛报》将这件事炒成热点新闻，伊利诺伊州议会为此组成一个调查委员会，芝加哥大学经调查后被宣布无罪。沃尔格伦先生相信大学是无罪的，因此捐款50万美元给美国研究所(这笔钱最终促成查尔斯·R·沃尔格伦获得教授职位)。大约20年后，我成为第一个获得这一职位的人。”乔治没有讲到赫钦斯在这一结果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赫钦斯在舆论压力下拒绝屈服，竭力维护教授的学术自由。他在议会委员会作证时，广征博引、言辞犀利、雄辩有力。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此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甚至在今天“政治正确”的狂热中也一样，赫钦斯在这一事件中所显示的勇气在大学行政领导中是罕见的。

　　{米尔顿}赫钦斯离开芝加哥大学，被任命为福特基金会的副主席，并于1954年担任了美国共和党福特基金会的主席，只负责一件事，那就是资助民主党研究中心，这个研究中心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巴巴拉，赫钦斯是这个研究中心的主任，特格韦尔是主要领导成员。几年后，在赫钦斯的一位好友，芝加哥大学一位资助人的要求下，我因评估中心的事务而在那里度过了几天。赫钦斯的魅力和智慧一如既往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但是让我沮丧的是，他的才干已经走到末路，只能管理着一些也许只能被形容为是年华已逝的人的连续不断的闲谈。

　　芝加哥大学最吸引人的一个特色是各系之间的友好关系及系内与系际的广泛互动。例如，在许多大学，商学院与经济系是竞争激烈的对手，但是芝加哥大学不一样，两个系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友好的，而且经常合作。经济系的学生在商学院选课，商学院学生也在经济系选课和参加研讨课。我的课上的许多优秀学生同时在商学院注册。

　　由于阿伦是法学院的教授，我们与法学院教授的个人关系也很密切—除阿伦外的其他人还有：埃德·利瓦伊、伯尼·麦尔泽、沃利·布卢姆，还有他们的妻子，这些人都是我们的好友，我们和他们在社交与专业上都互有来往。

　　除了有规律的系内研讨课外，还有许多系际研讨课。其中一个例子是阿伦组织的法律与经济研讨课，吸引了法学院、经济系、商学院和政治学系的学者和学生来参加，阿伦退休后，这一研讨课由乔治·施蒂格勒以“产业关系研讨会”为名继续进行。

　　另一个例子是1950年，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来到社会思想委员会后不久所组织的研讨课。这一研讨课多年来一直探讨方法论上的有关问题。

　　有一个学期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当时担任客座教授的是恩里克·费米，他是著名的物理学家，也是在芝加哥大学体育场的网球馆进行的第一次核反应实验的主要发起人。他讨论了测量问题，并将测量定义为“加以区别”。他坚持认为区别一辆车与一条狗的差别基本上是测量形式的问题，区别越明显，测量就越精确。他举了许多测量问题的例子，以及环境如何影响概念的例子。我记得一个例子，涉及我们认为的太阳表面长度的精确概念，那里的温度非常之高，金属都成为液体或是气体状态。哈耶克的研讨课中有许多内容非常有趣，但是没有一个人像费米这样深入浅出。哈耶克的研讨课不断地请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还有其他方面的专家来主持。

　　费米在评论中引用了大物理学家卡尔文勋爵的话，这段话就刻在社会科学研究楼的入口处：“如果你不能量化表达，那么你的知识仍然是简陋而又不完满的。”据说，某日弗兰克·奈特在思考这句话时，有人听到他自言自语：“如果你不能量化，用户就随时量化。”费米的研讨课最终让我相信，奈特完全误解了卡尔文。卡尔文的意思并不是说量化是创立科学的方法，而是说，正如费米所说，“精确区别”的能力是科学的最终产物，也是对是否获得了科学知识的一个检验。

　　我参加的另一项大学活动是芝加哥大学圆桌讨论，这是全美广播公司星期天早晨的一个为时半小时的广播节目。在电视占主导地位前的许多年内，这是一个深受欢迎的广播节目。这个节目的内容是专题谈话，一般是由三个观点不同的人参加，其中有一个人既是主持人又是参加者。参加者一般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也经常有其他的人参加。其程序是参加者星期六晚上和监制人一起吃晚餐，详细讨论将要谈到的专题。监制人列出一个谈话的提纲，用以指导第二天早晨的讨论。节目的文字稿以系列小册子形式不断出版[4]。

　　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一次不寻常的节目。这次节目是1948年4月18日从加拿大多伦多播出的，而不是通常那样，从当地播出、广播电台的播音间就在芝加哥大学的米切尔广播塔的顶端。那次节目的题目是《加拿大与世界贸易问题》，所涉及的是加拿大与美国的贸易问题。当时，加拿大正与财政赤字做斗争，难以继续维持布雷顿森林协议所要求的固定汇率。加拿大银行的副行长唐纳德·戈登来到节目中。在星期六晚上的讨论中和播出时的讨论中，我的观点是：加拿大的正确政策是让加元浮动。显然，这是唐纳德·戈登这位极为能干的高级管理人才第一次听到有人认真提出这一解决办法，他和我对此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正是这次讨论对1950年9月30日加拿大接受浮动汇率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芝加哥大学有一个方庭俱乐部(Quadrangle Club)，这是一个私人俱乐部，所有教授都是其成员，某些与芝加哥大学有密切联系的、来自广泛社会阶层的人也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俱乐部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会面场所。系午餐会也在那里举行。此外，还有一些大型圆桌会议，例如社会科学专业教授的圆桌会议，物理学教授的圆桌会议，等等。这些圆桌会议成为系际交往的途径。这些会议参加的人很多，经常不好找座位。俱乐部同时也为周围社区与大学教授的交往提供了便利。大学的许多社交活动也在俱乐部进行。

　　总而言之，我们非常幸运地加入了芝加哥大学，这里有着比我们去过的任何地方都更催人奋进的学术环境。

　　注释

　　[1] Edward Shils,襌obert Maynard Hutchins,?in Remembering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p. 194, 196.

　　[2]据传这些钱中的多数来自赫钦斯本人。

　　[3] 1947年1月21日，我在一封给昆西·莱特的信中，应约评论4E合同，我说：“没有任何理由让个人剥削大学，这些人利用自己的教授位置从其他工作中获取报酬。在4E合同下的实际情况已经显示出许多我以前没有预见到的困难。”

　　[4]我有一份第457次圆桌讨论的文字稿，那次的题目是，“全球范围的工资不平等现象能否得到缓解？”(“Can World-wide Income Inequalities Be Lessened?”)播出时间是1946年12月22日，我和社会学系的西奥多·舒尔茨和路易斯·沃思参加了那次节目。这肯定是我所参加的第一次圆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