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巴黎之秋，1950年

　　{米尔顿} 1950年春天，一位我以前教过、当时正供职于巴黎的“马歇尔计划”工作处的学生，问我是否有兴趣作为他们工作处的顾问在巴黎待几个月。随后他们那里寄来了一封正式的邀请函，因此我与芝加哥大学商量，在秋季学期时离开一段时间。于是，我们在新购置的位于奥福德的房子中度过了第一个夏天之后，没有前往芝加哥，而是去了巴黎。

　　{罗斯}我们首先开车前往纽约，在那年余下的时间里，把车存放在那里，然后登上 了“荷兰美国人号”(Holland American)汽船。我以前惟一一次穿越大西洋的海上之旅是小时候从俄国到美国的部分旅程。尽管我已不大记得小时候那次航行，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次航行要愉快得多。我们的好朋友伯恩斯一家要去伦敦，与我们同行，他们在南安普敦下了船，而我们则继续乘船去瑟堡。

　　美国政府接管了位于利沃利大街(rue de Rivoli)的沃格拉姆饭店，作为因公务在巴黎工作的美国人的临时住所。我们在那儿住了大约一个月，直到找到其他住处。我们到巴黎后的首要任务是为7岁的珍妮特和5岁的戴维选一所学校。我们认为在一所法国学校学习对他们大有裨益，即使只是短暂的学习。向法国朋友咨询后，我们选择了位于左岸的一所名叫l諆cole du P弐e Castor的小学校。

　　我们的孩子不懂法语，而戴维的幼儿园老师、珍妮特的二年级老师以及学校的其他学生都不懂英语，但这并没有阻碍他们之间的交流。他们用面部表情、手势，无疑还有其他权宜之计替代了语言，而不久后，珍妮特和戴维都学会了一些法语。事实上，我们对于他们的法语在三个月内取得了如此大的进步感到很惊讶。

　　不仅是语言上的差异，他们还面对着一个与他们所熟悉的一切迥然不同的环境。法国孩子在他们的午餐盒中带酒(经水稀释的酒)，而我们的孩子带牛奶。法国孩子比我们的孩子要守纪律得多，对餐桌上的礼仪也要讲究得多。

　　由于学校在塞纳河左岸，而沃格拉姆饭店在塞纳河右岸，交通状况又很糟糕，所以我带着孩子们乘出租车上下学。把他们送到学校后，我就在巴黎四处漫步、探路，并在途中练习我的法语，到了适当的时间再回去接孩子们回家。

　　我从未忘记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发生的一件事。出租车开到沃格拉姆饭店附近后，戴维比我先下了车，向饭店走去—糟糕的是，他走错了方向。他一发现自己迷了路，就拦住身边的一位年轻女士，试着用结结巴巴的法语向她询问去沃格拉姆饭店的路。这位好心的女士用英语给戴维指了路，并把他带回饭店，因为她和戴维一样，也是一个住在巴黎的美国人。

　　在沃格拉姆饭店住了一个月后，我们得知一个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打算回去两个月，并有意出租他的位于第16区的房子。这完全符合我们的要求，因为我们只打算在巴黎再待两个月，而且不喜欢住在饭店里，特别是带着小孩子的时候。作为租房合约的一部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还享受一位管家的服务，并得到了一辆汽车的使用权。

　　那所房子比我们所住过的任何一所房子都宽敞，还有一位管家，好像正是为我们愉快地度过那两个月的时光而准备的。惟一令我们扫兴的是饭菜过于油腻，以至于我们都长了好几磅肉，回美国后不得不减肥。在短暂的美妙体验后，我发现这种生活方式也有其缺点，也许这是由于我不习惯过奢华的生活。我们的管家是一位法语说得含糊不清的友善的捷克妇女，她让我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却感觉自己像位客人—我甚至无法吃到一顿自己做的只有面包和咖啡的简单早餐。如果我不在餐厅里坐等她给我端上早餐，她就会深感不安。我总是对此感到不自在。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当我们在自己的房子里宴请法国或美国朋友时，这种在自己家里还被当成客人来招待的感觉却很令人愉快。另外，由于有这样一位住在家里的保姆，我们能够更方便地在晚间外出，体验巴黎久负盛名的娱乐活动。

　　去位于巴黎较高地带的蒙马特(Montmartre)游玩是一项很受欢迎的家庭活动，那里可以俯瞰整个城市，还有着大量的画家、画室和不错的餐厅。有很多画家怂恿我们买几幅他们为孩子们画的肖像画，作为在巴黎的纪念。所以有那么一周，每天下午画家都为孩子们画像，而我则或是在一旁端详他们，或是从山上向下俯瞰，欣赏迷人的景色。我非常喜欢那景致，以至于还花钱买下了那个画家画室里一幅描绘此景的油画。我相信那个画家夫勒莫克斯先生后来也不曾出名，但我们仍很欣赏他画的蒙马特景色，还有他为孩子们画的像。

　　我们游览了不可不去的巴黎圣母院，并像初次观光的游客那样，登上很多级台阶，鸟瞰著名的怪兽。我们还买了几个石膏做的更吓人的复制品，其中的两个现在还仍然用来装饰着(如果这个词可以用于此处的话)我们在海边牧场的另一个住所的露台。

　　我们与米尔顿以前的学生，当时在巴黎工作的马克斯韦尔·奥伯斯特和他的妻子一起在停战纪念日去看香榭丽舍大街的游行。观看游行的人非常多，但秩序井然，我们耐心地在一个中央空旷、一面朝向大街的广场上等待着游行队伍的到来。然而当游行队伍出现的时候，躁动的人群顷刻间乱成一团，人们都挤上前去，想看得更清楚。混乱中，我们发现孩子们不见了。我们着实紧张了一会儿，直到我们发现了他们，或者说，他们发现了我们。

　　我还记得那次参观夏特勒大教堂的事，不仅是因为教堂的雄伟壮丽，还因为我的尴尬经历。那时教堂里正在做礼拜，而戴维忽然绕着教堂过道跑起来，我尽量不引人注意地赶紧把他抓住。

　　另一个难忘的经历与这完全不同，那是我们在莫里斯·阿莱斯那里吃午餐时的事，他于1988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那时阿莱斯是个单身汉，习惯于我称之为法国式吃法的午餐，我和米尔顿此前都从未享用过那样一顿午餐，从那以后也再没享用过。我无法确切地回忆午餐中上了多少种不同的酒，但我记得后果是什么。午餐结束时，该去学校接孩子了，我感觉天旋地转。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叫出租车，并到学校去接孩子的，但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我一到家就倒在床上，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那是我用过的最好的安眠药。

　　我们还喜欢在清晨(对我们的作息习惯来说是半夜)去Les Halles菜场，那是当时巴黎最重要的各类食品批发市场，各种食品都在那里分装并发送到各个商店。吸引我们的不是观看巴黎的食品怎样运来又怎样重新发走，而是名副其实的法式洋葱汤，我们十分怀念它，并且认为打那以后再没有品尝过那种美味。我们还去过几次法国的跳蚤市场，买了一些漂亮的铜壶—还有一支决斗手枪，那是戴维的珍藏之一。由于我们是要坐船回美国，所以行李不成问题，再加上这是我的第一次欧洲之行，所以我想要把每一件东西都买回去。因此到我们离开巴黎时，行李箱已经不够用了。箱里的很多东西，像一些好看的坎佩尔盘子，在我们到家之前就打碎了。

　　{米尔顿}这次旅行为我提供了与一些法国经济学家重新建立友谊的机会，我是在朝圣山学会认识他们的，如莫里斯·阿莱斯和贝特朗·德·儒弗内尔。不仅如此，我们还结识了其他法国经济学家，在他们当中，有研究纸币历史的经济学家让·福拉萨蒂，还有经济哲学家路易斯·富吉尔。在随后的几次巴黎之行中，我们还经常见到富吉尔一家。

　　{罗斯}出于工作原因，米尔顿认为有必要去一趟德国的法兰克福，于是我们决定全家去德国旅行。我们从巴黎一路开车(我们的车是一辆小型的里诺)到法兰克福，因此沿途所见的战争造成的破坏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印象就算是看新闻报道甚至是电视节目也无法体会得到。当我们开车经过鲁尔山谷中的德国乡村时，那里仍是盟国轰炸后的萧条景象，对战乱岁月的记忆如此真切地重现眼前，我们几乎感觉自己在重新体验那可怕的年代。没有一座建筑物显示出修复过的迹象。

　　那次旅行中，我们也更多地了解了我们自己，体会到了战争年代对我们的影响是多么深切。我们认为自己是很理性的，觉得大多数德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没有什么不同，也和我们一样对纳粹的暴行深恶痛绝。但是，当我们看到穿着白色短上衣的德国警察在指挥交通时，就想起纳粹冲锋队，憎恶和恐惧使我们无法控制自己，无论如何也不想停下车去吃午餐，直到傍晚时在高速公路旁看到一家美国军队的小吃店(另外，很多年后我们从西柏林前往东柏林时，柏林墙仍然存在，同样的感受再次出现，以致我们没有在那里久留)。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得不停下来给车加油，这就提出了一个有趣的经济学题目。在同盟国军队占领时期，德国的商店不准接收外国货币。而我们离开巴黎前并未费心去兑换德国货币，因为我们要前往法兰克福的美国领事馆，在那儿会得到一笔用德国货币支付的经费，用于我们的各项开销。但用什么付汽油钱呢？米尔顿设法用差劲的德语向接待我们的妇女解释我们的窘境，那个妇女非常配合。她用德语回答说：“你有什么商品吗？比如咖啡？”米尔顿回答说，我们没有咖啡，但有一条香烟。那个妇女点头同意了。她卖给我们相当于4美元的汽油。对她来说，一条香烟价值4美元。于是我们给了她一条香烟作为油钱。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在巴黎的陆军消费合作社买这条香烟只花了1美元，如果我们在法兰克福的陆军消费合作社买汽油，也要花1美元。换句话说，对那个妇女来说，她卖给我们价值4美元的汽油，得到价值4美元的香烟，而对我们来说，我们付给她1美元的香烟，得到了对我们而言价值1美元的汽油。那另外3美元哪儿去了？在后来的几年里，这个故事又像一道考试题目一样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

　　我们到达汉堡饭店，也就是米尔顿在法兰克福工作时我们的住处后，我的不安全感仍然存在。这个被接管作为美国人住处的饭店坐落在一个可爱的公园里，我经常带孩子们在公园里散步。对我来说，让他们像在家里所习惯的那样在公园里自由玩耍是个困难的决定，因为一种恐惧感总是困扰着我，怕孩子们会突然失踪。我当然知道这个公园里没有纳粹分子，但是尽管如此，在我的潜意识里，那些纳粹时期发生在犹太儿童身上的可怕故事也总是萦绕心头。那次德国之行在很多年里一直像梦魇一样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米尔顿}邀请我作为顾问去巴黎工作一个学期的是设在巴黎的一个机构，它的任务是监督旨在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的执行。

　　“舒曼计划”

　　我的首要任务是分析“舒曼计划”—这个方案由法国外长罗伯特·舒曼于1950年5月率先提出，旨在建立欧洲煤钢联营。这个方案的成果是一部于1951年签订的六国(法国、西德、意大利和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经济同盟)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建立起欧洲煤钢共同体，即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前身。

　　美国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这场讨论中来，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这个方案关系到马歇尔计划专项基金的使用，而且，正如欧洲经济共同体后来的发展所证明的一样，它对国际贸易和金融也有潜在的重要意义。法国的方案提出者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都把它看做是向“欧洲合众国”迈进的一步，它可以结束几个世纪以来法国和德国之间的竞争，而这种竞争很可能引发战争—在使用共同货币的初步建议提出后，反对之声依然存在。

　　在一份于1950年10月25日完成的长篇报告中，我写了以下的话：“这个计划就大家所期望的一般性国际贸易提出了原则性的问题。是否应该继续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彼此隔绝，而其内部各国享受极大程度自由的优惠贸易区？还是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实行贸易自由更为合理？”以我的观点，对我们来说，这至今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尽管欧洲共同市场这个例子显然获得了成功，最近关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讨论就证明了这一点。

　　关于这个计划本身，我要讨论的是：“在我看来，考虑到美国的政策，舒曼计划的草案显然是无法接受的。创立单一竞争市场这一令人钦佩的目标已经被用来当掩护，以便授权最高当局和地方集团，它们努力的结果极有可能是以独家垄断取代现在的集体垄断……目前的草案中用来防止这种后果的条款不过是没有任何实际效果的泛泛之谈。”

　　我继续阐述使这个计划被美国接受所必须做出的修改。在后来的一个讨论远期发展的备忘录(写于1950年11月29日)中，我陈述说，所谓的发展“是极其恼人的，这还是说轻了。他们加重了我们最深的恐惧，那美妙的词汇‘竞争’和‘市场一体化’被理解成集中管理和控制的行业的代名词。”

　　第二年夏天，一位比利时议员向我征求意见，问我应该在比利时议会中支持还是反对舒曼计划。在回信中，我这样概括了我的观点：“总之，如果我必须就舒曼计划投票，那么，如果最后的计划永久反对市场一体化，我肯定会对这一计划投反对票；如果不是这样，我会在犹豫不决中更倾向于投赞成票，尽管很不确定。

　　现在看起来，事实已经证明，我对舒曼计划持保留意见是相当正确的。最初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要消除生产过度，并建立单一的钢铁市场。43年后，《华尔街日报》的一篇关于英国钢铁业所获成功的报道中说，“现在这一行业又到了危急关头……在欧洲大陆上，国有钢铁企业把这一行业视为民族骄傲和就业率上升的源泉，大多数企业宁愿补贴也不削减产量。”

　　汇率

　　法兰克福之行是我接受的另一项任务。德国存在贸易支付差额问题，我被要求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最佳解决方案的建议。在提交的备忘录中，我分析了各种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我的结论是，对德国来说，最好的办法是浮动汇率，也就是说，在自由市场中允许私人交易决定汇率的高低。在完成备忘录之前，我前往法兰克福与德国当局讨论这一问题，特别是浮动汇率在政策上的可行性。讨论的结果相当明确：没有任何人支持我的建议。

　　如上所述，我在备忘录中总结说：“相比其他目前可行的德国贸易危机的解决方案，灵活的汇率有其优势，对于这一点，我提交的文件中提供了激动人心的相关证据……如果简单地允许汇率自由浮动，其他的所有方案就都完全没有必要了，到那时，大部分的方案看起来都是纯粹的胡闹……更有甚者，这些方案没有化解危机的真正把握。”

　　这就是我后来的那篇多次再版且备受赞誉的论著《弹性汇率的案例》(The Case for Flexible Exchange Rates)的由来。

　　我们乘法国邮轮“自由号”返回美国—那是我们所经历的最愉快的航行之一。当时正值新年，因而船上有着节日特有的欢乐气氛。不仅如此，按照法国的优良传统，孩子们有他们自己的娱乐区，那里有人照看他们，还有食品和娱乐活动—这真是对孩子和父母的盛情款待。在这个美妙的假期过后，我们回到芝加哥，不久就搬进了肯伍德大街的新家，在那里一住就是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