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我们的夏天，1948~1980年

　　{罗斯}决定不在芝加哥消夏后，毫无疑问，新英格兰正是我们想去的地方。我们于1938年在那里开始了婚后的生活，在威斯康星时，仍能经常回忆起那个美好的夏天。几个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朋友也在那儿消夏。而且那儿离芝加哥很远，这样米尔顿在夏天就无法回去处理事务。我们在新泽西度过的整个夏天中，他从未回过芝加哥。

　　我和米尔顿把孩子们留在表兄莫斯利家，在1948年春天匆匆游览了佛蒙特，那时伯 恩斯一家正在他们的另一所房子中度春季假期，依靠他们的帮助，我们为来年夏天租到了一座位于费尔利湖岸边的房子。那是个相当简陋的地方。据我的记忆，我们在那儿的第一个夏天没有热水，只有凉水，也没有现代的冰箱。当因为交通越来越不便而使得送冰块变得越来越困难时，我们在第二年夏天与房东合伙出钱买了一台二手电冰箱。

　　我们选择新英格兰的这个地方并不是随意而为。费尔利湖位于新罕布什尔州的汉诺威以北25英里，这也是达特茅斯学院的所在地。这样，在附近我们就有了一个不错的图书馆可去。在近几年的知识爆炸以前，去图书馆是搞研究所必需的。这就是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学者们选择这个地点的原因。

　　尽管在租用的村舍中有诸多不便，但我们仍然度过了两个快乐的夏天。房子就坐落在费尔利湖边，这样的位置既令人愉快又十分方便。孩子们喜欢在岸边玩耍，而我可以舒服地坐在门廊处看书或工作，同时关注着岸边的情况，这样可以避免酿成大祸。3岁的戴维不会游泳，但他喜欢把姐姐推下水。这在短时间内没有问题，因为她在幼儿园的浅水池中已经自己学会了狗刨。但珍妮特比戴维先厌倦了这个游戏，却无法用语言说服戴维，于是就把他从岸边推下水，然后，当戴维掉进水中时，珍妮特才大叫“妈妈”。我及时赶到岸边，以防戴维再一次被推下水，然后就平安无事了。这种经历没有使戴维受到伤害，反而使他更加聪明。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这种经历使他逐渐形成了对水的恐惧感，很多年后才得以摆脱。

　　在那儿的第二个夏天快结束时，我们决定把新英格兰作为永久的消夏处，并开始在那儿找一座我们买得起的消夏村舍。不久，我们找到了一座令人愉快的村舍，它是由一位艺术家马金尼斯先生建造的。它与我们租用的村舍在同一地区，对面就是新罕布什尔州奥福德的康涅狄格河。我们把它命名为“隐舍”，因为它被繁茂的松树林遮蔽，树林从乡间公路绵延至马金尼斯先生的画室，并一直延伸到离村舍约300英尺远的地方。

　　马金尼斯先生画室的北面墙上有一扇巨大的窗户，这是他作画的理想光源。米尔顿的大部分研究和写作工作都是在这间画室完成的。除了用做书桌的一张小桌子外，那儿还有一张标准尺寸的乒乓球台。球台上总堆满了米尔顿的文稿，我们使用球台前总要先清理一下。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我们打乒乓球的热情。紧邻画室的是一座里面装满锯屑的废弃的冰室。以前人们使用它时，总是在冬天从1/4英里外的上贝克池塘中取冰。直到我们买了一台通用电气生产的老式电冰箱后，冰室还可以使用。后来当我们卖掉房子时，那台冰箱仍运转正常，而那已是将近20年后了。

　　{米尔顿}对我来说，画室是个理想的工作场所。画室与我家相隔一段距离，这使我能够远离家中的噪音。那里的光线条件也很好。在珍妮特到开车的年龄之前，我们也一直没装电话。

　　在那时，达特茅斯还没有暑期学校，我几乎可以在那个极好的贝克图书馆中借到任何图书。图书馆慷慨地准许访问学者使用各种辅助设施。实际上，访问学者们比达特茅斯当地学院的教员们更需要那些书籍。

　　我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同事们，包括阿瑟·伯恩斯、所罗门·法布里肯特、杰弗里·摩尔，都住在附近，向他们请教非常方便。不仅如此，在写作《美国货币史》(A Monetary History)一书时，我在与布雷·哈蒙德的交谈中获益匪浅。布雷·哈蒙德曾撰写过美国内战前金融史的经典著作，退休前，他还长期担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秘书，退休后居住在佛蒙特州的塞特福德。我教过的一个学生柯林·坎贝尔那时正在达特茅斯教书，他和他的妻子罗斯玛莉合作完成了货币和金融领域最重要的论著之一。我们和他们也成为密友。除了参加社交活动和讨论我们都感兴趣的课题外，他们还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以便我能够更方便地利用达特茅斯的各项辅助设施。

　　以前，大部分乡间公路都不是柏油马路，而是土路。几年间，我们一直试图找到一条连接奥福德和汉诺威的土路，并把这种寻找当做一种游戏。几年过去了，这种寻找也越来越困难，但这个游戏也使我们享受到在小路上远足和迂回前行的乐趣。随着柏油马路的增多，最后我们不得不放弃了这个游戏。

　　在奥福德的最初几年，我在写《消费函数理论》一书，罗斯和我们的两个常客多萝西·布雷迪和玛格丽特·里德都就这一课题进行了大量研究。我仍能回忆起许多愉快的夏夜，我们坐在用当地坚硬的石头垒成的壁炉前，壁炉中火苗跳跃，我们讨论着消费活动的数据和理论。戴维还记得“躺在阳台的床上，在火光和楼下大人们的谈话声中渐入梦乡”的情景。

　　我在奥福德的主要研究课题是货币学，那时我与安娜·施瓦茨一起研究这个课题。我们发现，在相隔一段距离，又没有电话的条件下进行交流确实有不少优点。这意味着必须把一切都写下来，这就避免了口头交流时容易产生的误解。我们对这种交流方式十分满意，以至于以后可以打电话时，我们也很少使用它。那时我拥有的惟一计算设备是一台台式电子计算机，我偶尔会用哄骗的手段让珍妮特帮我操作它。那台IBM计算机在纽约的国家经济研究局里，因此由安娜负责操作计算机—这一工作对《美国货币史》的写作来说无关紧要，但对《货币统计学》(Monetary Statitics)和《货币发展趋势》(Monetary Trends)的写作却有很大帮助。

　　{罗斯}珍妮特和戴维在附近没有同龄的朋友，我们的朋友们家有一些与他们同龄的孩子，但只有去走访他们时才能见到。偶尔会有朋友从芝加哥来看他们，但并不经常。大部分时间里，只有珍妮特和戴维两人一起玩耍。他们有许多共同的爱好，两人相处得很好。他们都痴迷于读书，都喜欢在周围的树林里散步。在那里有很多露营地—有一个步行就可到达的露营地叫穆斯劳克，我们安排珍妮特和戴维到那里骑马。还有一个叫做帕米格沃塞特，坐落在下贝克池塘岸边，我们几乎每天下午都到那里去游泳。

　　有一年，米尔顿要在夏天离开一段时间，戴维的两个来自芝加哥的朋友要去参加帕米夏令营，我想戴维也会乐于去那儿宿营，所以尽管我们的房子就在营地附近，我们还是决定破费一下，把戴维送去和他的朋友们待在一起。我们的决定是个错误。他对宿营的常规活动都不感兴趣，却把夏天的大部分时间用于收集石子，把它们做成标本并加以鉴别。几年后我们偶然发现戴维在那年夏末写的一张纸条，他写道：那是我一生中最糟的夏天。

　　戴维再次去夏令营是很多年后的事了。这次他去的是费尔利湖边比灵营地的基督青年会(YMCA)夏令营。他很喜欢在那里担任少年指导员的工作，在那里待了一个或两个夏天。他参加的第三次夏令营则完全不同。那时他正在上大学，有一两个夏天他在纽约的天才儿童夏令营做指导员。那是戴维最有趣的夏季假期经历之一。那些少年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成了戴维的密友。我还特别清楚地记得几年后当其中一个男孩因白血病去世时戴维的悲伤反应。戴维很喜欢写诗，悲痛之下他写了一首诗来纪念那个男孩。

　　珍妮特也参加过一两次夏令营。她参加过一个“营火女童夏令营”，地点是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柏林。她很喜欢那次夏令营。游泳是那里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与戴维不同，珍妮特从很小时就喜欢水。营地坐落在新罕布什尔州北部的怀特山上，夏令营里的女孩们就在水池中冰冷的水里游泳。我们去那里时，觉得水太凉，根本无法游泳，但珍妮特却不这么认为。

　　在新罕布什尔的几个夏天里，我和珍妮特、戴维都去学习骑马。骑术教练是个令人愉快的老人，名叫舒伦伯格，我们都叫他舒利。他使用的驯马场属于另一家人，他们的独生女非常热衷于骑马。马场离我们的住处约10英里。舒利是个严厉的教练，但不是个出色的老师。当我们认识他时，他年事已高，身材又太胖，因而无法骑马。于是他大部分时间都坐在角落里发号施令。从一开始，珍妮特就是家里最喜欢骑马的，同时也是骑得最好的，到现在仍然是这样。现在她有了自己的马，专攻花式骑术。她正在驯养一匹小雌马，并运用自己的组织才能安排马术表演。至于戴维，我相信他在离开奥福德后就再没骑过马。我也是一样。

　　{米尔顿}爬山是夏天里另一项我们都参加的活动。理查德·韦尔是厄尔哈特基金会的主席，我在厄尔哈特的朋友告诉我，他在新罕布什尔消夏，并且是个狂热的登山爱好者。罗斯玛莉和柯林·坎贝尔夫妇也喜欢登山。他们三人都光荣地被授予了4 000英尺(1英尺约等于0.305米)山峰俱乐部的会员资格，这个俱乐部要求会员攀登新罕布什尔的全部46座高于4 000英尺的山峰。

　　每年夏天，迪克、柯林和罗斯玛莉都会组织多次登山活动，参加者是夏季的游客。在一份柯林给我的《怀特山游览指南》中，我得知在1957~1972年的登山活动中，我们攀登了46座山中的14座，还有相当多其他较矮的山峰。

　　华盛顿山是新英格兰最高的山峰，那次登山活动的情形至今还深印在我的脑海中。戴维和珍妮特参加了登山，罗斯没有去。当我们终于结束了艰苦的旅程回到营地后，我生气地抱怨罗斯把女儿惯坏了，并向她诉说我背着珍妮特上山下山的艰

　　辛—然而只有罗斯发现珍妮特正在发高烧！这件事发生时，珍妮特的麻烦才刚刚开始。当我们坐进车里准备回家时，由于转向装置出了故障，我们的老古董车“恺撒”突然驶离了公路，跌进路边的沟里。我们只得扔下车，搭车到最近的服务区。幸运的是，我们在那儿遇到了一起登山的其他人，得以搭车回家。

　　{罗斯}爬山的事已经是米尔顿第二次误解珍妮特了。第一次发生在珍妮特一岁多一点的时候，那年我和珍妮特在康涅狄格的朋友家住了一个月，那个朋友有一个比珍妮特大一点的女儿。米尔顿也去那里度周末。朋友家的那个小女孩惯于借口想喝水或是她所能想到的其他事情来推迟上床睡觉的时间，而她的要求也总能得到满足。一个周末的晚上，珍妮特在她的小床上叫我们。我也记不清她要干什么，只记得她父亲坚决主张别管她，因为他肯定这是珍妮特跟那个女孩学的坏毛病。我尽力坚持了一会儿，最终还是跑到珍妮特的床前，发现这可怜的孩子呕吐不止，正在喊我们去帮她。在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我都会不时地向米尔顿提起这件事，并警告他不要忘记他的误会。

　　{米尔顿}另一件爬山的事性质完全不同。这和我们的一个邻居，后来成为新罕布什尔州州长的梅尔德里姆·汤普森有关。他凭借“削减税额”的口号赢得了选举，并且确实在使新罕布什尔州免除常规的所得税和营业税方面取得了成功。离我们住处最近的一座山是相对较矮的库伯山(Cube Mountain)，有一条通向山顶的路线，其中一部分在阿巴拉契亚山道上，并且穿过汤普森的“库伯山农场”。有一年，珍妮特和一个来游玩的女友决定去爬库伯山。一小时后，她们两个就回来了，珍妮特还流着泪。原来，当她们开始向山道上攀登时，汤普森先生出现了，他严厉斥责她们未经许可闯入他的土地，并不准他们继续攀登。于是我驾车和她们一起去，并向汤普森先生解释说阿巴拉契亚山道是一条公共的山道，劝说他宽容一些，让女孩们继续向上攀登。

　　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事实上，山道管理机构已经听到很多这方面的抱怨，因而只得改变了山道的路线，让它从库伯山农场边绕过。

　　{罗斯}去新英格兰消夏前，我们一直住在城市里，所以在新英格兰的乡村生活经历让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大部分给我们增添了乐趣，但也有一些并非如此，而这些麻烦事反而是最难忘的。我们遇到的麻烦中，有一件与厨房里的老鼠有关。一年夏天，我们正在准备来到奥福德后的第一顿早餐，把老式烤面包机插上电后，一阵令人难以忍受的恶臭向我们袭来。经过检查，我们发现一只老鼠趁我们不注意时把烤面包机当床，结果被烤成了肉干。另一段和老鼠有关的经历甚至更不愉快。一年夏天，阿伦和他夫人凯瑟琳在游览新英格兰的途中遇到我们，那时我们正在去奥福德消夏的路上。去采购食品时，我认为晚餐吃烤牛肉是不错的选择。回到家后我检查了厨房，一切看上去都很正常(我们的邻居唐纳德·泰瑟姆在我们回来前进来把房子打扫了一下)。我打开电炉准备烤牛肉，但一股令人恶心的气味不一会儿就充满了整个厨房。这气味显然是从烤炉那儿散发出来的，但源头在哪儿？经过仔细的检查和充分的讨论，米尔顿和阿伦断定那种气味是从烤炉周围的隔热板散发出来的。于是他们开始一点一点地把隔热板拉出来。因为有烤面包机的经历，所以我这时有一种模糊的感觉：一只老鼠又闯入了我们的生活。这种感觉很快得到了证实，在全部隔热板被移走前，一只老鼠残存的尸体显露出来。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但却忘了烤牛肉是怎么被烹制出来的，因为要买到新的隔热板，最近的五金商店也在10英里以外，而这件倒霉事发生时，它无疑已经关门了。因此，我现在可以断定那天晚餐没吃成烤牛肉。

　　我们还遇到过豪猪—通过声音而非气味发现的。第一个夏天，我们在这所房子安顿下来不久，在夜里听到一种奇怪的声响，米尔顿解释说，这也许是电火花。我们迷惑不解，第二天就向唐纳德·泰瑟姆询问声响的事。他笑了，说：“噢，那肯定是一只豪猪，它们喜欢厨房的地板。”米尔顿爬到厨房地板下面，发现豪猪在我们买这所房子之前已经啃穿了原有的厨房地板，正忙着啃后来加上去的第二层地板。

　　以后几年，我们知道了很多和豪猪有关的事：第一，豪猪喜欢盐，这也是它们被厨房地板吸引的原因；第二，这里的豪猪很多。一个邻居告诉我们，早些年，向佛蒙特州政府交上豪猪鼻子，就可以得到奖金，而在新罕布什尔州，可以用豪猪耳朵兑换奖金(或者是反过来，我记不清了)。他声称自己几年来一直用奖金交税—摆出少许盐当诱饵来吸引豪猪，当它们出现时，就开枪把它们打死，用鼻子在佛蒙特兑换奖金，用耳朵在新罕布什尔兑换奖金(我相信如果这种奖金仍然存在的话，定会引起动物保护主义者的强烈不满)。

　　米尔顿发现杀死豪猪的最有效武器是棒球球棒，方法是击打豪猪的鼻子。尽管心里很不情愿与豪猪挨得那么近，他还是学会了这种方法。尽可能凶狠地击打其他部位，球棒只会轻轻地弹一下，然而仅仅在豪猪鼻子上一击，效果却是致命的。豪猪还毫无缘由地在夜里出没，而且常常在人们熟睡之时。在我们看来，这种丑陋的野兽简直一无是处。在我们搬到佛蒙特后，仍然面临着豪猪的问题，但那所房子建得好些，因此豪猪无法钻到房子的主体下面，只能钻到门廊下。

　　浣熊是另一件麻烦事。它们对厨房地板不感兴趣，只喜欢垃圾桶和菜园，尤其是菜园里新长熟的甜玉米。它们还十分聪明，安装一个让它们打不开的垃圾桶几乎是不可能的。浣熊也会等到玉米完全成熟，然后设法避开普通栅栏、通电栅栏和陷阱，偷走的玉米远远超出它们需要的口粮。它们不仅聪明，还非常可爱，这一点与豪猪不同。在加利福尼亚，我们仍然遇到了浣熊带来的麻烦，但谢天谢地，没有豪猪的骚扰。

　　{米尔顿}我们还遇到了水的问题。第一次看到奥福德的那所房子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除了厨房水池中常见的那个水龙头外，还有一个水龙头从墙上比地面只高一点的位置伸出。马金尼斯先生告诉我们，这里由一口很棒的井通过重力引流供水，但到了夏末，水位偶尔会变得很低，无法从水池中的龙头流出，于是他们使用那个位置较低的龙头从井中引水。他说，他还有一个备用补充水源，从几百码外的森林里的溪流中引水到房子里。

　　久居城市的人习惯了拧开水龙头就有水流出。对马金尼斯先生的话，我们只理解了表面意思，而真正的含义大部分是从后来的遭遇中了解到的。“偶尔”就意味着每个夏天都是如此。而“夏末”是指7月末或8月初。我们的第一个措施是，带着孩子们到森林里修筑堤坝，试图更有效地利用那作为补充水源的可怜的溪流。我们用镀锌管取代了马金尼斯先生的铅管，我和戴维还把一部分铅管熔化后灌注到模子里，造出一支小铅人组成的军队。当这些措施均告无效时，我们在井的顶部安装了一个水泵，但即便是水泵有时也不管用，我们只好用罐子去提水。

　　后来的房主在为过冬做准备时，终于钻了一口更深的

　　井—这也许是我们早该做的事。

　　{罗斯}我们只在夏天的几个月离开芝加哥，到奥福德的消夏村舍去。当孩子们上大学后，我们决定更多地在新英格兰生活，这样米尔顿就能把更多的时间花在研究上，而在教学上少花些时间。我们首先想到在“隐舍”过冬，但不久就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这所房子虽然漂亮，但对于新英格兰的冬天来说并不适用。我们认为加固房子会破坏它的美。很多年后，当我们去“隐舍”时，发现新主人为过冬而把房子扩建了，而效果确实如我们所料。

　　除此以外，我们也在想，拥有一座我们自己的房子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我们还认为，我们退休后也许会到新英格兰居住，如果那样的话，我们需要一座更坚固的房子(在佛蒙特度过两三个初冬后，对于退休后住在哪里，我们又改变了主意)。

　　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寻找合适的地产。我们很清楚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地产。米尔顿喜欢在远离公路的小路上开车作为消遣，我和孩子们也很喜欢和他一起分享这种乐趣，很多次我们不得不在泥地中开出一条路来。在开车巡游新英格兰的过程中，我们总是特别关注山顶上的地产。那正是我们想要的。

　　作为经济学家，我们理应关注新罕布什尔州的地产—因为那是少数几个不收所得税和常规营业税的州之一。但我们根本没有动过那种念头。

　　我们的朋友杰夫·摩尔在佛蒙特有一所用于消夏的房子，他告诉我们一条信息：附近有一座山顶上的农场，约120英亩(1英亩等于4 046.86平方米)，大部分被树林覆盖(有枫树、白桦、橡树和其他硬木)，还有一座破落不堪的旧房子和谷仓。杰夫几年前就是从那个农场的主人手中买到他的地产的。这听起来正是我们所寻找的，于是我们立刻去看了那个农场。那里令我们十分惊喜。从那里可以眺望费尔利湖边的河谷，直看到远处的山脉，景色美极了。尽管那时新英格兰的地产比我们初到佛蒙特时贵，但还是很便宜的。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我们以50美元一英亩的价格买下了120英亩的农场。

　　尽管在1965年就买了地，但我们直到一年后才开始盖房子。在筹划未来的家时，我们想起米尔顿非常喜爱科罗拉多泉自由学校的小屋。1963年，他在那里做了一系列讲座。那是一项不同寻常的事业，由一位极端的自由主义者罗伯特·勒菲弗主持，还有一群有相同信仰的信徒和合作者。他们自己建造房子，全是小木屋，使用的是从烧荒的土地上弄来的完全风干的原木。他们为自己脱离政府、自成一体而自豪，并通过提供收费的短期哲学课程和自由实践机会来筹措资金。

　　米尔顿那时住在主房里，主房不仅是集体开会的主会议室，还是勒菲弗的住所。米尔顿对那小屋十分着迷，回来后又向我讲述他对小屋的喜爱之情。他试着口头描述，还画了图，但我还是想像不出小屋的具体样子。于是我们下定决心，我一定要亲眼看看那小屋。在后来的一次去西海岸的旅行中，我们在科罗拉多泉停留了一下，参观了自由学校。我也像米尔顿一样被迷住了。鲍伯·勒菲弗非常热情地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建筑方案。临走时，我们给学校捐了一小笔钱。

　　这不是一座传统观念中的房子。首先，它是六角形的。六角形的每条边长22英尺，中央有一个六角形的壁炉，支撑着教堂式天花板。在建造自己的房屋时，我们没有用原木，而是用红木夹板做贴面。我们还修改了建筑方案，增加了消夏的侧厅。这座六角形房屋隔热性能很好，且有电取暖设备，以备全年居住。它包括一间很大的起居室，一间小卧室，一间半浴室和一间厨房，刚好够我们两个人住。勒菲弗的壁炉是用卵石建造的，而我们的是由水泥砌成，表面铺上佛蒙特三色板岩。它不仅看上去赏心悦目，而且很实用。房子是由地板下的电热取暖系统供暖的。这是一座全电气化的房子，因为在那时，用的电越多，电的价格就越低，这与后来的情形很不相同。即使出现整整两天断电的情况，只用壁炉作为惟一的取暖设备，我们仍然能够过得很舒适，因为房子的隔热性能很好。用于消夏的侧厅包括四间卧室，每间卧室都通向露台，在那儿可以眺望南边两英里外的费尔利湖的壮美景色。米尔顿把其中一间用做书房。侧厅没有取暖设备，只供消夏使用。

　　这不是乡村建筑师所惯于建造的那种房子，但我们都是梦想家，并决心实现我们的梦想。我们试着从附近的汉诺威找了一些建筑师来估算建筑所需的费用，但他们的估价把我们吓了一跳。于是我们决定，在成本外再加一定费用，找一位当地建筑师碰碰运气。在那时的新英格兰乡村，任何工程都不需建筑许可证。我们没有签任何合同，一切事情都凭彼此的信任，而且，我们从未对结果如此满意。我可以很高兴地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签过的所有文件就是一堆末尾写有我的名字的小纸片。

　　还有一样文件我们必须签署，那就是允许电力公司在我们的地产上竖电线杆通电。我们试图劝说他们把电缆埋在地下，但他们说服我们打消了这个主意。他们说，如果深冬土地冻结，积雪厚达数英尺时，地下的电缆发生故障，电力公司很难迅速抢修。后来我们发现停电的情形确实经常发生—一般是由于树枝剐断了电缆。最后，他们总算同意把电缆贴着房子的水平面安设在地下。我们也习惯了那些电线杆，其实它们并没有真正破坏农场的景致。

　　我们雇了一个邻居帮我们砍掉树林里的一些橡树、白桦、枫树和白胡桃树，并说服当地的一家伐木公司把砍下来的树木锯开，把木板放在窑中干燥。随后我们把起居室的墙壁镶上3/4英寸厚的白橡木，厨房镶上白胡桃木，并用白桦木和枫木打制了大部分家具—床、梳妆台等等，再把它们安装好。最后的成果完全符合我们的梦想。

　　有了在奥福德的经历，我认为房子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只有在确定有足够的水源后才能开始盖房子；第二，房子必须有防鼠的装置。我们紧张地看着钻井工人钻到地下100米，接着是200米，仍不见一滴水，1966年9月16日，钻机突然钻到土壤的含水层，一分钟内涌出的水已经大大超过了我们的需要。井中的水涌上来，因此水泵实际上安装在地下100英尺的水平线上。第一个条件满足了。至于防鼠的条件，只有建筑承包商的承诺，但这已经足够了。我们只有一次在房子里看到老鼠，还是因为我们不在时有人闯入房子，使得由地下室通向屋里的门一直敞开的缘故。

　　梦想中的房子建成后，我们又觉得要是再有一个池塘就更好了。这并不成问题，因为有块沼泽地下面有四眼天然的泉水。于是我们找人挖了一个占地4英亩，中心深14英尺的池塘，池塘的水全部由泉水供给。我们一连两个夏天在池塘里放养鲑鱼苗，却一条鱼也没吃着。邻居们怀疑鱼被水獭或是浣熊偷吃了，我们也在第二次劳而无获后放弃了努力。给我们的池塘里放鱼苗的人还养殖野鸭，他给我们拿来4只野鸭，但也没能成活—他把野鸭的翅膀别住，使它们在适应池塘环境之前无法飞走，但不幸的是这意味着它们也无法逃脱喜欢吃小野鸭的食肉动物的魔爪。池塘是游泳的绝好场所，也是安置我们的铜制小舟的好地方。

　　我们把这所梦想中的房屋命名为“卡皮塔夫”(Capitaf)，其寓意是希望能用我们撰写的《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一书所得到的版税来支付建筑房屋的费用①。事实最终也如我们所愿。我从未忘记房屋建成后的1967年，我们匆匆返回卡皮塔夫的经历。1967年12月，我们决定在去华盛顿参加美国经济学会会议前回卡皮塔夫去度圣诞假期(那年春天，我们从芝加哥带去了很多家具)。我们去华盛顿前天气很好，没有下雪，但是在会议结束后返回的途中，我们到达黎巴嫩②机场时发现会议期间下了一场大雪。但这并没有使我们放弃大规模购物的计划，因为这样我们在假期余下的日子里就不必出去买东西了。由于从机场到山脚下的路已被清扫干净，我们一路畅行无阻，顺利地把车一直开到我们农场的车道，而那里还没清扫过，因此车立刻陷进了雪里。我们别无它法，只得带着行李，穿着在城里穿的衣服(我穿着高跟鞋，我们俩谁也没有靴子)，在陡峭倾斜的车道上徒步行走了1/4英里。我坚持走完了那段路，但至今仍记得那段路程的艰辛。更丢人的是，我登山一直爬到山顶都没有摔跤，却在离家门还有20英尺的地方摔倒在雪地里！

　　{米尔顿}我设法让学校给我调整了薪水，以便能够只教半年的课，把剩下的时间用于科研工作。因此，我们计划每年六月到来年一月在卡皮塔夫度过，而一月到六月在芝加哥度过。但是，因为两年的大雪，我不得不使用四轮驱动的雪弗莱Blazer卡车和铲雪机清除车道上的积雪，以致浪费了大量的时间。我们决定面对现实，修改计划。不仅如此，春天也有春天的麻烦—那是泥泞的季节。我们克服了这一困难，方法是给车道铺上沥青。现在雪的问题也解决了，而我们还想欣赏秋天树林里色彩斑斓的景色，但那时秋季的课程又开始了。于是罗斯在那里度过10月中旬的日子，我则在完成一周的授课后飞回佛蒙特，和罗斯一起度过那个天堂般的周末，几乎年年如此。

　　{罗斯}乡村生活使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除了上面提到的收获以外，还应补充一点，我们还了解了新英格兰人的性格。与人们通常对他们的描述不同，他们既不沉默寡言，也不冷淡。他们绝不安静，只要你让他们开了口，他们就会喋喋不休，说到令你生厌；他们像任何地方的人一样，也有各种不同的类型，其中也是既有懒汉，也有勤快人。

　　我们的邻居中，这两种人都有。那里的人都姓戈弗雷，但有一个戈弗雷—威廉·戈弗雷，声称他与其他戈弗雷没有任何关系。我相信他是我所见过的最有事业心的人。他是当地很优秀的拍卖商，也是葬礼主管人，并拥有停尸房，同时还是保险代理人。他收集枫树的汁液，煮沸后制成很好的糖浆，再拿到市场上卖。有一年，枫树榨浆的时节我们刚好在卡皮塔夫，戈弗雷先生邀请我们去看榨浆的操作过程。那榨浆的房子是我去过的最蒸汽弥漫、最充满甜蜜气息的房子。我认为正是这次拜访使米尔顿产生了利用我们的几棵枫树榨浆的想法。对于这次经历，我所记得的是，我们好不容易收集到的汁液总在制成糖浆之前就蒸发光了。这并不奇怪，因为后来我们得知，需要30~50加仑(1加仑约等于4.55升)汁液才能制成1加仑糖浆。

　　离我们最近的邻居是阿瑟·戈弗雷夫妇。他们很穷，但很勤劳，而且据我们所知，从不仰仗别人的施舍过活。他们也制作枫树糖浆，但设备比威廉·戈弗雷的要落后得多。阿瑟·戈弗雷就是帮我们砍掉树林里的树，以便制成家具和墙面的那个人。在我们即将离开卡皮塔夫的时候，阿瑟患上了老年痴呆症，我们经常看到他在我们的农场徘徊，找不到回家的路。他在我们离开前几年去世，他的妻子把地产卖给一位达特茅斯的天文学教授福里斯特·伯利。这位教授不仅下了很大力气修整了房子，而且改进了收集和榨取糖浆的设备，并把榨出的糖浆拿来出售。福里斯特从小生长在农场里，他把戈弗雷的农场变成了一个更具生机的地方。他养了几头牛，我想主要是为了活跃气氛，并供我们和他本人食用。他曾说拖拉机里是他思考问题的最好地方。

　　阿瑟·戈弗雷夫妇有两个儿子和两个或是三个女儿。我们从来没见过他们的女儿，因为她们住在别的地方。但我们认识他们的两个儿子，他们不是住在父亲的农场就是住在毗邻的地方。老大是个英俊的小伙子，据我们了解，他经常生病，因此总靠施舍过活。我们刚到卡皮塔夫时，他和他的妻子住在乡间小路尽头的一所废弃的校舍里。我们搬到卡皮塔夫后不久，他花了几年时间在他父亲的土地上盖房子。据我的记忆，那房子一直没有真正建成。

　　我们管老二叫“花生”，尽管他并不是特别矮小。他比哥哥勤奋一些，但是也没有一技之长，总是帮我们干一些杂活，比如到树林里砍用于生火的木柴，清除草地上的树木等等。我敢肯定，他也为其他来消夏的人们干类似的杂活。据我们所知，他没有固定的工作。我猜想他也从政府那里得到一些救济，但我们对此一无所知。“花生”和他的妻子有三个孩子。

　　在1977年搬到加利福尼亚后，我们试图保留卡皮塔夫作为我们的额外住所。但不久我们就发现，在东西海岸各保留一处住所并不明智。考虑到加利福尼亚温和的气候，在这里买一处全年都可居住的房产显得更合理一些(见第31章)。1980年，我们在卡皮塔夫度过了最后一个夏天。

　　想想我们在房子建设上投入的心血，下决心放弃这所我们梦想中的房子并不容易。我们最终把房子低价卖给了芝加哥大学。令我们高兴的是，他们接着又把房子卖给我们在大学商学院的一个同事鲍伯·阿利伯，现在我们仍时常与他联系，他也同我们一样喜爱那所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