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定居芝加哥

　　{罗斯} 1946年9月，我们回到芝加哥，感觉就像回到家里一样。周围的环境和众多面孔都非常熟悉。不仅如此，我的哥哥阿伦也在同年从华盛顿回来，到法学院工作，他是第一批在法学院做全职工作的经济学家之一。阿伦和凯瑟琳在他们的房子重新装修期间可以住在我们房子的三楼，这就是拥有一所大房子的好处，可能也是惟一的好处。

　　大学里的环境依然如故，但我们却变了。我们已不再是10多年前离开芝加哥时年轻 的大学毕业生了。这10多年中，国家经历了艰难的时世，之后又爆发了全面战争。尽管如此，对我们个人来说，这10多年却是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们开始了共同的生活；米尔顿的宏伟事业迈出了第一步；他在学术界也积累了一些经验，还有在战时做统计员的经历。而我们身边又多了两个孩子。正如我在《东方经济学家》杂志中简短的传记里写的：

　　回首往事，我丈夫回到芝加哥大学取代刚刚离开去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雅各布·瓦伊纳的位置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他们的身材非常相似，两人个子都很矮，但都是宽肩膀，所以并不显得瘦小。如果看到他俩坐着的样子，你会很惊讶地发现他们站起来后居然那么矮。他们的头脑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敏锐，精确，富于逻辑性和条理性。但他们的个性却大相径庭……

　　当我丈夫刚回到芝加哥大学时，我确信他试图像瓦伊纳一样，做一位严厉的教师，甚至比瓦伊纳更严厉。从某一方面来说，他确实做到了。很多学生在他的课程上跌了跟头，就像在瓦伊纳的课上一样。但我想，米尔顿的任何一个学生，在回忆自己学习这门课程的经历时，都不会把他描述成一个冷酷的人。他们会记得米尔顿热情的微笑，他的友善，还有他对学生全方位的、不仅限于教学工作上的兴趣。就像他的一些学术界的同辈一样，他们在直率地批评米尔顿的论著或是政治立场的同时，仍然保持着彼此的友谊，米尔顿和他的学生也成了朋友。听到爸爸用如此亲热的语气与学生交谈，孩子们总以为这位客人是一位亲戚。

　　在芝加哥的第一年，我和米尔顿都很忙。米尔顿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他第一次教授的课程和结识同事上，总之，就是适应大学的生活。尽管我认识到他这么做是必要的，但我还是觉得他应该帮助我把房子弄得更舒适些。最后，我们做出了决定：如果我们要求的只是一个廉价的住所，那么我们在这所房子上花费的时间已经太多了，但要想让它更加舒适和漂亮，这点时间又远远不够。因此，搬进这所房子不到两年，我们就把它卖掉了。

　　尽管我们不需要房地产经纪人的帮助也可以毫不费力地把房子卖掉，但我们还是找了一家当地的房地产经纪公司充当经纪人，而作为回报，他们会帮我们找一套出租的公寓(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赚了600美元)。他们为我们找到的出租公寓和我们原来的房子在同一街区(肯伍德大街5701号)。如果让我自由挑选的话，我不会选择这套公寓，好在我们并没有买下它，而且一旦我们找到一个更好的住处，可以随时搬出去—我们在1950年时找到更好的房子而搬离了那里。那所新房子还是在同一街区(肯伍德大街5731号)。我们认为，它是那一地区最好的房子。和我们的第一所房子一样，它是在1893年世界博览会举办时修建的。但不同的是，这房子在20世纪30年代被里里外外彻底地重新修缮过了，由一座独立的三层建筑改为一座二层楼外加三层上两间有单独出口的小房间。这所房子的价格是4.15万美元，超出了我们的支付能力。但是，有两个因素使这笔交易成为可能。芝加哥大学同意按照与第一次抵押贷款同样低的利息提供第二次抵押贷款，而那两间小房子尽管处于出租管制之下，仍然有一些收入，帮助我们凑齐月付款。我们在这所房子中过得很快乐，直到1962年。

　　来到芝加哥后不久，我把珍妮特送到一所幼儿园。而戴维还不到进幼儿园的年龄，所以他和我一起待在家里—他因为想念姐姐而闷闷不乐。第二年，他们两个都进了幼儿园，戴维的不快才得以缓解。我觉得戴维还是太小，但没有姐姐在身边他就不高兴，而他们两个每天在幼儿园待一段时间也使得我有了一点额外的时间做其他事情。戴维也乐于在幼儿园里小睡片刻。

　　1947年4月，米尔顿第一次离开美国，去参加朝圣山学会的成立会议。我没有陪他一起去，而是带孩子们去里诺拜访姐姐贝基和她的丈夫米尔顿，而我的丈夫米尔顿此时正在欧洲。我们应该是在那里待了将近6个星期，因为我记得曾开玩笑说要在内华达州定居，那样的话，如果米尔顿对我不好，我就可以很容易地离婚。而孩子们得到我姐姐和姐夫的特别关爱。贝基的朋友们都很喜欢孩子们，使他们感觉像在家里一样。因此，总的来说，我并不在乎没有和米尔顿一起去欧洲。

　　{米尔顿}朝圣山之行和我后来与这个组织的联系是我的一生中至关重要的事件。最初的38个成员中有3个来自芝加哥大学(弗兰克·奈特、阿伦和我)，还有两个几年后也进入了芝加哥大学的人(哈耶克和施蒂格勒)。朝圣山之行为我提供了第一次出国机会和结识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其他领域学者的机会，我和其中的一些人成为亲密的朋友。那次旅行还使我对政治哲学和公共政策刚刚萌发的兴趣增强了。它在几年中一直影响着我，我在第21章中将对此进行详尽的论述。而这次旅行的代价是我和家人分开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在那以前我们从未分开过那么久，那以后的惟一一次就是1955年的印度之行(见第18章)，那次旅行远不如这次快乐。

　　我不记得我是如何安排教学时间表，以便在学期中离开6个星期的。但考虑到芝加哥大学处理问题的灵活性，和系里教员们在修改教学计划上的互相帮助与合作，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难题。

　　我能被邀请参加朝圣山会议要归功于阿伦，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工作的那年认识了哈耶克。阿伦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出了不少力，哈耶克也曾与他商量筹备会议的有关事宜。因此，我和乔治·施蒂格勒才被邀请参加会议，而无须承担一切费用。这次会议在瑞士的朝圣山召开，从1947年4月1日至10日，为期10天。

　　前一年的12月，我收到乔治的一封信，信中提到他就“吉芬悖论”(Giffen paradox)问题与哈耶克的通信，他还写道：“4月份去瑞士的公费旅行打算拯救自由主义。我想你和阿伦也会去。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我们首先教阿伦打桥牌，然后我们再找一个自由主义者一起打，教教阿伦。”尽管我们在朝圣山的确找到了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我们并没有教阿伦打桥牌。那个自由主义者就是挪威人特莱格维·霍夫，我们一起打了几局难忘的桥牌，并且成为终身的朋友。

　　我们三人乘坐战后经过修理的伊莉莎白女王号前往欧洲(那时乘飞机穿越大西洋的旅行还远未普及，尽管乔治的确是坐飞机回去的)。那是我和乔治第一次出国旅行。

　　我们在南安普顿下了船，继续前往伦敦，然后在伦敦待了几天，住在豪华的多契斯特宾馆(我和阿伦在会后又返回伦敦住了几天，由于是自费，我们选择了一家便宜一些的宾馆)。战争结束两年了，但伦敦仍然是一片凄惨的景象。食物很糟糕，而且是限量配给的。物价、工资和汇率处于广泛的严格管制之下，人们普遍地接受并遵从这种控制。黑市无疑是存在的，但规模很小，也很隐蔽。

　　我们此行的下一站是巴黎，情形与伦敦截然不同。那里的食物要好一些，而且有一种在英国所感觉不到的生机与活力。乔治很喜欢讲述这段故事，正如他在回忆录里写的：

　　在我们住的格兰德宾馆，我找到一位服务员，问道：“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去能兑换现金的黑市，最近的路怎么走？”“不用找了，先生。”他一边回答一边从夹克衫里掏出钱包。”

　　离开巴黎时，乔治概括了他的感想：“现在我知道英国、法国和美国的不同之处了。英国人遵守一切法律，法国人不遵守任何法律，而美国人只遵守正确的法律。”在亲眼见到英国因遵守法律而恢复缓慢(必须记住那是50年前，从那以后，英国人明白了许多，或许不是这样，随你怎么想)，而法国却为黑市所拯救后，乔治得出了这样一个精辟的结论。

　　我的第一次欧洲之行如此有趣，而真正的高潮还是在朝圣山—就像我在写给罗斯的信里说的：“这个地方美得令人难以置信。”关于会议，我写道：“我们一天开三次会—上午、下午、晚上各一次……虽然很累，但也非常激动人心。”在那儿，我是个年轻、天真的乡下来的美国人，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结识，我们都献身于同样的自由经济原则，又都局限于自己的国家之中，尽管在那些学者中，有的人已经享誉世界，其他人则注定将要闻名于世。我们的友谊使生活更加丰富，我还参与了这个组织的筹建，它在维护并发扬自由经济的信念上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①。

　　几年后，第一次会议的参加者，著名记者约翰·A·达文波特回忆起那次会议：

　　在瑞士维维(Vevey)的索道站台上，小型的缆索铁道向山上爬升。当我坐上缆车，并感觉到缆绳拉紧时，我模糊地感觉到，山顶上有某种新鲜且令人兴奋的东西。

　　事实的确如此，因为这次后来被称为朝圣山学会的第一次会议，确确实实是一次无与伦比的集会，它成为大多数与会者的人生转折点。

　　以下是达文波特对一些与会者的描述：

　　哈耶克当时五十几岁，那段日子里，他大部分时间都叼着一支欧石南烟斗；路德维格·冯·米塞斯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中德高望重的人物，哈耶克、弗里茨·马克卢普和戈特弗里德·哈伯勒都经常向他请教问题；快活而又威风凛凛的威廉·拉帕德是日内瓦高级研修学校(僣ole des Hautes僼udes)的校长，还是多次争论激烈的会议的主席(在大家有目的地集会在一起时，朝圣山学会还远远不是一个像普莱托戏称的那样“观点”一致的组织)；威廉·罗普克也来自日内瓦，他正与弗赖堡大学的瓦尔特·欧根合作，启动伟大的1948年德国货币改革；牛津大学的约翰·朱克斯是《计划的严酷考验》(Ordeal by Planning)的作者；还有卡尔·波普尔，这是一位身材矮小的哲学家兼逻辑学家，主张如果一个命题可以被驳倒，那么它才是科学的；亨利·黑兹利特,即使是在与《纽约时报》打交道时，他也是这个组织的永不疲倦的捍卫者；另外，更确切地说，还有来自芝加哥大学的几个人：弗兰克·奈特，阿伦·迪雷克托和米尔顿·弗里德曼，那时弗里德曼距离完成著作《自由选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与会者中，德国的瓦尔特·欧根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吃七八年来吃到的第一个橘子时的喜悦。更重要的是，他使我清楚地知道一个被战争被占领政府强制执行的僵化政策彻底摧毁的极权主义国家中的人民生活是什么样子。他与纳粹斗争的勇气已经成为一个传奇故事。他是路德维格·艾哈德的老师，艾哈德在1948年进行的货币改革也得益于他的帮助和启发，那次改革带来的经济恢复和发展被称为“德国经济奇迹”。更具有广泛意义的是，他的理论奠定了西德“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

　　尽管全体与会者有着共同的基本价值观，但在这种价值观的基础上，大家对如何应对打击以及实施应对措施时所必需的政策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因此，在会议上，我们总是在激烈地争论建立贸易共同体的作用，以及政府决策的合理性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等问题。

　　在给这个拟成立的组织命名时，我们的分歧就更严重了。名字最终确定为“朝圣山学会”，就是会议举办地的名字。这并非毫无道理，因为“培勒林(Pelerin)”的意思是“朝圣者”，但选中这个名字的惟一原因是，这样不会得罪任何人，这是其他被提出的名字所做不到的。

　　与之相似的是，莱昂内尔·罗宾斯绞尽脑汁才起草出一份除一人外全体通过的《目标声明》。

　　周六和周日暂时休会，我们乘私人火车去施维茨和艾因西德伦游览。这次游览和整个会议一样，最大限度地展示了瑞士人的高效率。所有安排都由一个瑞士商人艾伯特·胡诺德博士一手包办。他负责为在瑞士召开的会议筹款，在很多年里，他一直是这个组织的干事。来参加会议的美国人的路费是由圣路易斯的沃尔克基金(Volker Fund of St. Louis)资助的[5]。

　　这不仅仅是一次惬意的旅行，它还给与会者提供了私下交流的机会，这在任何会议中都是至关重要的。会议结束后，胡诺德印了一本相片集，其中还有一些原始的文件。这是我最珍爱的纪念品之一。

　　{罗斯}在这次会议后的10年里，我和米尔顿都再没有参加过朝圣山会议。直到1957年，孩子们长大了一些，我可以毫无顾虑地把他们留在我姐姐家，我们才一起参加了那年在圣莫里茨(St. Moritz)召开的朝圣山会议。自那以后，米尔顿差不多参加了后来的所有会议，而大多数时候我也陪同前往(见第21章)。

　　{米尔顿}在30年中我一直在芝加哥大学执教，我们过着分居两地的生活。合同要求我每年教三个学期的课，尽管第四个学期不必教课，但可以理解的是，那段时间将主要用于学术研究工作。1947年在芝加哥度过夏天后，我和罗斯认为这个城市不适于消夏。那以后，我们在夏季学期中总是到别的地方消夏，最常去的是新英格兰，后来，每年有两个学期都在别处度过。就这样，我的大部分研究和著述工作都在离开芝加哥的学期中完成。当我住在芝加哥时，授课、教员会议、监督指导学生完成论文、参加研讨会、偶尔到校外讲课以及其他类似的活动，使我很少有时间搞研究。

　　芝加哥的生活和离开芝加哥的时光，两者我们都很喜欢，它们是相得益彰的。这是个令人愉快的结合，使我们能够享受两种截然不同的快乐。

　　注释

　　[1] Rose Friedman, Oriental Economist, August 1976, p. 21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2] John A. Davenport,襌eflections on Mont Pelerin,?The mont Pelerin Society Newsletter, special supplement, July 1981, p. 1.

　　[3]同上，p. 2。

　　[4]那个例外者是莫里斯·阿莱斯(Maurice Allais)，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法国经济学家，他经过详尽而复杂的理论分析后得出结论，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佳的利率是零。零利率就意味着任何永久性可动用的经济财产(permanent appropriable economic good)(地产是惟一有意义的例子)都具有无限的价值。在此基础上，阿莱斯继亨利·乔治之后支持国家土地所有制(government ownership of land)，并对《声明》中的一些词句提出反对意见，如“本组织坚信……没有权力的分散和对这些制度(私有财产和竞争的市场)的积极赞同，很难想像在这样一个组织中，自由能被有效地维护。”

　　后来阿莱斯改变了自己的观点，重新加入了这个组织。因此他的不同意见也只是暂时的。

　　[5]沃克尔基金是推动此类活动的先行者，这类活动使人们了解了成立一个自由组织的重要性。它不仅资助了朝圣山学会的第一次和以后的会议，哈耶克作为社会思想委员会的一位教授来到芝加哥大学也是依靠它的帮助。多年来，它还资助了沃巴什学院(Wabash College)、克莱蒙特学院(Claremont College)以及在其他地方的夏季会议，邀请年轻学者听自由市场方面的重要学者的演讲。我的著作Capitalism and Freedom就是在1956年沃巴什的一次会议中的演讲的基础上完成的。沃克尔基金的创立者哈罗德·W·鲁诺先生颇具远见，他明确规定这笔资金必须在指定的年限内用完。在指定年限内的最后一笔资金被拨给胡佛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