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明尼苏达

　　{罗斯}明尼苏达的友好气氛与我们在威斯康星大学的感受大为不同。这里有我们的朋友施蒂格勒夫妇，而且我们很快就认识了其他教授，他们中有些和我们年纪相仿，有些比我们年长。统计学家布鲁斯·马杰特和他的妻子都是又令人愉快又亲切友善的人，他们后来从佛蒙特的塞特福特退休，离我们后来的第二居所不远，因而我们经常见到他们，两家的情谊不断增进。布鲁斯非常爱好木工活，是一个能工巧匠，制作了很多精美的家具。

　　在明尼苏达期间，我还经常看望伊迪丝·玛格丽特和她年幼的儿子乔纳森。她当时很孤单，因为她的丈夫阿瑟在军队任职，是盟国驻奥地利司令部的美方财政部门主任。我当时在家里带两个孩子，而伊迪丝和我有许多共同的兴趣，互相做伴非常愉快。

　　我们住的房子就像我小时候住的那所房子那样，是一所几乎没有现代设施的老房子，一点也不像我们在华盛顿和纽约住过的那两套新建的公寓。我已经习惯了现代设施，而且也确实非常喜欢现代生活方式。我永远忘不了我们有过的一台洗衣机，它有一个老式的滚动式甩干筒。有一次，可能是因为我太着急了，也可能因为不小心，我的手卷进了滚轮中。我把滚轮翻过去，才把手弄出来，但是手已经碰伤了，而且立刻肿起来。幸运的是当时是星期天，米尔顿在家；不幸的是，因为手肿了，结婚戒指拿不下来了。米尔顿用修指甲工具里的指甲锉刀和指甲剪，费了半天劲才把戒指取下来。我们采取了常用的家庭消肿法—浸在冷水里，到星期一，照了X光片，没有骨折，我们才放心了，但是肿痛持续了一段时间，而且戒指也和原来不一样了。

　　我们的好朋友艾伦·沃利斯是在明尼那波利斯长大的，他警告过我们，那里的冬天冷得厉害。最可笑的是，他告诉我们，如果没戴手套，绝不要碰门把手，因为皮肤会粘在门把手上。我开门时从来没有戴过手套，但是手也没有粘在门把手上。而且我不觉得这种寒冷的天气令人不快，因为只是干冷。我经常在冬天不穿外套就跑到街对面去找我的女儿—她有一个玩伴住在那里。但是长时间下雪会让我觉得不舒服。记得头一场大雪是在感恩节前夜下的，正好我们应邀去和安妮·沃利斯的父母一起过感恩节。米尔顿超额完成了每天锻炼身体的运动量才清理出一长段车道，让我们能够出行。我记得，直到春末我去波特兰和父母一起度夏天前，都没有能再看到地面。不过米尔顿认为我夸大了冬天的漫长。

　　虽然米尔顿最初的任职只有一年，但是因为双方都很满意，所以在学年还远没有结束时，米尔顿就接受了学校给予的终身职位，职务是副教授。于是我们开始计划，要在一所什么样的房子里住许多年。我们第一步是再找一所房子，结果找到一处让人非常喜欢的房子，立刻花了1万美元买下来，然后我们就迫不及待地盼着搬进去。但是后来的结果是，我们只在明尼苏达待了一年，根本就没有住过这处房子，于是又在离开前设法把它卖了，我记得赚了1 000美元。

　　{米尔顿}我一学期教两门课：一门统计学课，一门经济学课。学生主要是本科生，但是当时明尼苏达大学已有研究生，而且后来又进一步扩大招生，形成了质量高、数量多的研究生培养体系。我此前已经熟识了明尼苏达大学的一些经济学家，到这里以后又很快就认识了其余的人。经济系的气氛与我们在威斯康星大学所经历的一切相比，非常愉快，这里没有派系斗争，所有成员都友好相处，我们很快就发现自己已作为平等的成员被大家接纳。

　　在明尼苏达大学度过的时光中，我记得最清楚的事情是与乔治·施蒂格勒共用一个办公室。我们从芝加哥大学读书起就是朋友，后来又因共用办公室而成为密友，这种友情一直持续到1991年乔治去世。他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办公室伙伴，一个富于激励性的谈话对手，一个极具启发性的批评者，而且和我一样，为经济学而生，而呼吸，而睡眠。

　　这年冬季的某一天，乔治在冰上摔了一跤，进了办公室还在揉他的胳膊肘。我看了一下，宣布没关系，告诉他只不过是轻微扭伤。他随后照了X光片，发现是骨折。事后他总拿这件事取笑我，甚至后来，只要一提到医疗方面的事，我就成了弗里德曼“医生”。

　　这一年里我们合写了一本小册子，批评房租最高限价政策，标题是《房顶还是天花板》①(Roofs or Ceilings)，意为我们是选择拥有头上的房顶还是保留限制房租的天花板。这么醒目的标题当然是乔治想出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物价管制从1943年开始实施，其中包括房租最高限价，直到我们这本小册子出版时还继续存在着。美国经济学教育基金会1946年9月出版了《热点问题大众谈》(Popular Essays on Current Problems)一书，这本小册子是其中的第1卷，第2册。这个问题因此成为一个广受争议的话题。这本小册子的缩写本被基金会提供给美国房地产协会，该协会在反对房租最高限价运动中将此书分发了50万册。

　　这是我首次尝试参与公开辩论。《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的一位不友好的评论员罗伯特·班斯在他的专栏文章中将这本“文笔流畅、论证严密的通俗小册子”形容为“政治传单”。《美国经济评论》当时拥有大量读者，他在这篇专栏文章结尾处这样激烈地抨击这本小册子：“写出这种蠢话的经济学家不是为他们所从事的专业服务的②。”一位不友好的记者写道：“如果你们的学生在读了你们的小册子后依然佩服你们的观点，我为他们感到遗憾—而不是为你们感到遗憾。”

　　关于这本小册子的另一番争论则属于与此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性质。美国经济学教育基金会那时刚刚在伦纳德·里德的领导下宣告建立，里德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我们后来和他有过许多接触，但是第一次合作却一波多折。里德和他的副手奥瓦尔·沃茨坚决反对小册子中的一段内容，并建议我们将其删掉，理由是这可能被解释为“基金会支持的某种让我们非常反感的集体主义思想”。他们反对的那段内容是这样的：

　　事实是，在自由市场条件下，较好的住房将会落入高收入或是有钱人的手中。如果事实确是如此，那么这是采取长期措施减少收入不公与财富不平等现象的一个主要理由。像我们这些人，希望看到有比现有政策更平等的经济政策，不仅是住房政策，还包括所有的商品与服务，对我们来说，最好还是直接解决收入与财富源头上的不公问题，而不是对已有的几百种商品与服务中的每一项都重新配给，正是这些商品与服务构成了我们的生活标准。允许一些人获得不平等的货币收入，然后再采取精心设计、成本高昂的措施去阻止他们支配自己的收入，这是最为愚蠢的做法。

　　我们拒绝删掉这一段，并宣布，如果他们坚持这样做，我们将撤回出版授权，并放弃基金会付给我们的微薄费用。这到底是由于我们年轻而充满理想主义，还是一种不卑不亢的恰当答复，也许一时难以说清，但无论如何我们都有充分的理由为后来发生的事感到愤怒：这段内容仍然保留在出版的小册子里，但是未经我们同意，加了一个匿名的“编者按”(在这本小册子里没有提到过这位编辑的名字)：

　　作者没有说明他们所说的“长期措施”是否要超出消灭特权的范围，例如由政府保护的垄断特权。但是无论如何，他们这一论点都值得特别关注，因为它意味着即使是那些将平等放在公正与自由之上的人，也认为房租最高限价是极为愚蠢的。

　　我们两个人都很看重这个编者按，这实际上是在谴责我们将平等放在公正与自由之上，他们这种做法是不能原谅的，因此我们在一段时间里不和基金会，也不和伦纳德·里德有任何来往。

　　我最终和伦纳德和解，是借了我们同去参加朝圣山学会的会议后一起在巴黎奥利机场候机的契机，我们在机场等了几个小时换乘同一航班。在那几个小时里，我们化解了分歧，而且我发现伦纳德是一个非常让人喜欢而且原则性很强的人，从此他成为我们忠实的朋友。

　　20世纪30年代后期，伦纳德是洛杉矶商会的主席，此时他开始认为，由罗斯福新政引发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将危及自由经济。战争结束时，他成功筹集了足够的资金，在纽约的欧文顿-赫德森建立了经济学教育基金会。在他的指导下，经济学教育基金会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坚定而有力地维护自由社会的机构之一，他们维护的自由包括经济自由、社会自由与政治自由。他在原则问题上拒绝妥协，我们和他的争论就是明证。同样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面对那些反对他坚决维护的彻底自由贸易的人，他绝不低头。在为那些商业界人士组织的研讨会上，他为自由贸易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辩护。

　　经济学教育基金会还为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路德维格·米塞斯提供了精神之家。米塞斯移民到美国后，没有一所知名大学为他提供过任何职位，这无疑是因为他坚定不移地维护自由企业与自由市场的立场。他曾经在纽约大学举办过一次著名的研讨会，但是之所以能够有此举，也是由于得到了来自私人而非来自大学的资助。

　　伦纳德除了在提倡自由市场经济的活动中非常积极能干外，还是一位美食家，他曾经几次访问芝加哥，每次都为我们和几位喜欢美食的朋友烹制了美味佳肴。

　　{罗斯}我清楚地记得伦纳德头一次来我们家的情景，他为我们和大约10位客人烹制了法式海鲜杂烩。来之前，他给米尔顿写了一封信，列出这道菜所需的原料让我们准备。这些原料非常复杂，包括活龙虾和各种贝类及蟹类。最后一个要求是“由一位小姑娘取和送”这些原料。这一条最让米尔顿觉得好笑。他告诉伦纳德，在这个家里只有一个小姑娘可以取和送原料，她将负责这项任务。其实伦纳德几乎不需要什么帮助，他不单做了饭，还会在每一种原料拿出来时，为它们照相。

　　{米尔顿}当房租最高限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和其他地方实施时，我和乔治已经预见到了这种做法将要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因此我们的小册子不断重印。

　　美国全国性的房租最高限价和其他物价管制一起在1949年终止，但是允许各地自主选择延续这一政策，1971年8月15日，作为尼克松所实施的物价与工资管制的一部分，房租最高限价又恢复了。1971年初我在《新闻周刊》(Newsweek)上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用的是与小册子同样的标题，我在其中评论：“纽约城以其一以贯之的自我毁灭本能，成为惟一还在实施房租最高限价的大城市。”纽约至今仍在控制房租，但已不是惟一一个这样做的城市。一批其他城市在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时期也采取了房租最高限价的措施。

　　1979年旧金山计划实施房租最高限价时，我要求《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重发我在《新闻周刊》上的文章，并加上篇头评论：

　　作为旧金山的新居民，看到这里要实施房租最高限价，我非常沮丧。难以置信的是，在了解了其他城市与国家的经验后，在阅读了对房租最高限价所造成危害的大量报道后，除了骗子和傻瓜，还会有人草草验证一下就投票支持房租最高限价。

　　房租最高限价不仅将危害这座城市，而且将伤及这座城市中最不幸与最贫穷的居民。为了表明我个人的利益所在，我要说明我拥有一套合作公寓。实施房租最高限价必将导致房屋短缺，而房屋短缺无疑会抬高合作公寓与共有公寓的价格。最终的结果是，我，或者是我的继承人，将由于实施了房租最高限价而发一笔横财。

　　虽然监督委员会的成员既不是骗子也不是傻瓜，但是他们照样出于短期政治利益而决定实施房租最高限价。而且我预见的结果随即出现，其中包括我们的合作公寓价格飙升。

　　{罗斯}直到春天，我们在明尼苏达大学的生活一直按部就班地前进，这是学校生活的正常规律。以后的故事乔治记录在他的回忆录中，下面由他来讲述：

　　1946年春天我得到了芝加哥大学授予的教授职位，我当然对此机会非常高兴。这一任命还要经核心主管部门面试后批准。我前往芝加哥大学面见校长厄恩斯特·科尔韦尔，因为当时教务长罗伯特·赫钦斯正在生病，但是我被否决了！科尔韦尔说，我太注重经验了(我当时确实是这样)，因此教授职位最终授予了米尔顿·弗里德曼，而科尔韦尔校长和我创建了一个新的芝加哥学院。这一结果对我和弗里德曼两人都恰如其分，尽管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肯同意科尔韦尔的这一看法。

　　米尔顿认为这件事显示了乔治的宽广胸怀，米尔顿因乔治的损失而获利，但是这丝豪没有影响他们之间深厚的友情。

　　{米尔顿}乔治没有去成芝加哥大学，而是去布朗大学工作了一年，然后到哥伦比亚大学工作了10年，尽管在此期间有人几次试图吸引他到芝加哥大学来工作。最后，1958年，当时担任芝加哥大学商学院院长的艾伦·沃利斯终于让乔治重返芝加哥大学，而他也本该属于这所大学。这一事件及其影响是又一个例子，再度证明机会影响了大多数人的人生。

　　罗斯和我都为重返芝加哥大学的机会感到非常高兴，那里从来都是我们的精神故乡，教授中有许多我们的朋友。在明尼苏达大学我们受到善待，和教授们也很合得来，在芝加哥大学的职位到来之前，我们毫不犹豫地决定留下来—尽管芝加哥大学头一次与乔治接触时，我们知道他可能离开，这一点曾使明尼苏达对我们的吸引力有所减弱。明尼苏达生活的惟一缺点是因为有雪，从感恩节到复活节都没有见到过地面。

　　等到芝加哥大学的任命最后决定下来，我立刻前往芝加哥找房子，准备全家在秋天搬去。房租最高限价使我不可能找到一处满意的房子或是公寓，因此我们开始考虑是否要买一处房子，尽管我们原本希望先租一个公寓住下，再花时间找一处永久住房。但是买一处房子也并不容易。由通货膨胀及房租最高限价造成的对房屋市场的压力，再加上房价对市场调整的迟钝，潜在的购房者比出售者的数量要多。碰巧，一所位于出行非常便利的肯伍德大街5725号的房子正要出售。房主是一位女士，她在隔壁还有一所房子，而且她正巧是明尼苏达人，这种偶然因素使我们在与另一位有购买意向的人竞争时，成为胜利者！听说我曾在明尼苏达大学教书，她把我当成是“同乡”，这是德裔犹太人的一个意味深长的说法，我因此而险胜。

　　这所房子与我们理想的住所相差甚远。这是一个三层楼的房子，曾经做过学生公寓，而且外观很难看。房价是1.25万美元，但是各方面都不如我们在明尼苏达花1万美元买进又以1.1万美元卖出的那所房子。

　　{罗斯}米尔顿从芝加哥买了一处房子后返回明尼苏达，他向我形容，这所房子只有一点还算得上是差强人意，那就是位置，其他方面都很让人失望。这回轮到他留在圣保罗和孩子们在一起了，而我要去芝加哥，看看能够做些什么，好让这所房子可以居住。奈特夫妇建议米尔顿让我住在他们家里，这正是我盼望此行的一个原因。当我到芝加哥时，奈特太太陪我去看房子。这所房子的外观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非常之大。这条街上的所有房子，除了一所之外，其余的都是一样的，所有的房子都是1893年哥伦比亚世界博览会召开前后建的，只是某些房子估计从内部翻修过，外面好像也粉刷过。这套房子是空的，我有钥匙，奈特太太和我一起进去，从一楼开始看起。厨房是我所见过的最大的厨房，但是没有橱柜，倒是有一块黑板，上面写着以前住户的一些说明—以前的住户是学生，在我们买下房子前他们曾在这里住过。所有墙都污秽不堪，厨房地面上的漆布已经磨损，起居室与餐厅的地板也已破旧。我们又上到第二层，这一层有四个卧室和一个卫生间。出于某种原因，我总是对塑料天花板和墙壁上的破洞非常敏感，而卧室恰恰不乏破洞。我对第三层没有什么兴趣，因为我不打算用这一层。我记得，当我们完成这番巡视后，谁也没有说话。但是走出前门时，奈特太太终于说了一句话：“罗斯，让我高兴的是，”她叹了一口气，接着说，“好在你还很年轻！”

　　返回圣保罗之前，我必须要列出需要修理与打扫的清单，米尔顿随后将返回芝加哥，在夏天安排这些事情。

　　我们在俄勒冈度过了夏天，部分时间在波特兰与我的家人在一起，多数时间则是在坎农海滨(Cannon Beach)租的一所小房子里度过的，这是一处靠海的住所，非常美丽舒适，离波特兰几百英里。多数时间里，我的姐姐贝基和她的儿子巴里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假期。惟一破坏了这个夏天快乐气氛的是，我们听到了亨利·西蒙斯去世的噩耗，他是阿伦最好的朋友，我们都和他很熟，而且从学生时代就喜欢他，正盼望着与他在芝加哥大学重逢。他却在此时自杀了，身后留下妻子与年幼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