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华盛顿，1941~1943年

　　{罗斯}我们到华盛顿后，洛伊丝·克拉克送我到洛克维尔，让我看我们的新家是什么样子。这是一个灰蒙蒙的雨天，旧农舍显得荒凉破败。我已经身心交瘁，这种情形只能徒增我的空虚感。当米尔顿和阿伦远去华盛顿时，我一人无法独自长时间面对如此冰冷的环境。洛伊丝立刻建议我们在华盛顿找到一处自己的住所前和他们一起住。我知道阿伦会很失望，但是他会理解的—他确实理解了。

　　华盛顿很大，我们没用多长时间就在杜邦广场附近找到了一处正在建筑中的公寓楼，保证一个月后完工。我们买下了其中的一套公寓，我们的朋友洛厄尔·哈里斯夫妇也买了一套。洛厄尔和米尔顿一样，也是舒普的学生，此时已经在财政部工作。在我们都搬进去后，洛厄尔和米尔顿经常一起步行约一英里从杜邦广场到财政部大楼去上班。①

　　{米尔顿} 1939年战争在欧洲爆发后，特别是1941年12月7日美国因“珍珠港事件”参战后，华盛顿又出现了新政早期特有的激动情绪。华盛顿再次成为中心，也再次为我们这一代人提供了学术研究的机会，还为我们提供了参与重大事件的机会。在我的印象中，我在华盛顿工作的两段时间，也就是1935~1937年及1941~1943年，情况很类似。许多我在第一段时间认识的人，到第二段时间仍留在华盛顿或是又返回了华盛顿。第一段时间建立的友谊在第二段时间成为重要的支持关系。

　　就我而言，两段时间的一大不同在于职业上。在第一段时间，我是作为统计学与经济学的技术人员参加工作的，不负责制定政策，与其没有接触。第二段时间我在财政部税务研究处工作，因此参与了政策的制定与改进。但是在这两段时间中，我都承担了在我这样的年纪一般不可能被赋予的责任。在第一段时间里，我参与设计了从未有过的最大、最全面的预算研究项目，我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项目耗资1 000万美元。在第二段时间里，我有机会参与了税务制度的重大改革，改革要使税收纳入战时财政，我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次对税务制度的修订决定了战后和平时期税务制度的形成，有些方面更好了，有些方面更糟了，但是引起的变动之深刻是此后不曾有过的。两段时间的经历极大地丰富了我的阅历，也决定了我未来的职业生涯。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联邦政府在华盛顿特区的雇员已多达12万人，战争一结束就从这个数字迅速下降至6.4万人，然后又逐渐上升。到1933年，新政开始时，是7万人。到1940年，人数大约翻了一番，达到14万人。在战争的推动下，到1943年，人数再次翻番，达到28.5万人。

　　当时的华盛顿还没有逐渐发展成后来那样的繁华的大都市。当时的人口只有60多万，或者说接近70万，随后迅速下降，现在也还在缓慢下降。它周围的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居住区当时还基本上是乡下，人口稀少，不像现在，成为全美的高收入人士住宅区，加上华盛顿地区，人口已高达400万[1]。举一个例子，阿伦居住的洛克维尔当时与其说是城市不如说是乡村，而且人烟稀少。和阿伦不一样，多数政府雇员都住在城里，而且大部分人，像我和洛厄尔，都住在步行可以上班的区域内。不像后来，成堆的国会说客挤入周围的居住区。当时还没有修建地铁，早晨人们涌进市区，夜间城里一片空荡。

　　对我们这些中产阶级专业人士来说，华盛顿和前几年我们在这里生活时一样有吸引力。还是像以前那样，“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士，主要是一些年轻而又精力充沛的人，努力工作，经常加班，而且表现卓著。虽然工作时间很长，但是社交活动照样活跃，有许多跨部门的工作是在社交聚会上完成的，官僚与政治方面的小道消息是聚会上的主要话题，而且小道消息永远集中在谁要获提升谁会被免职上。这里和世界各国的政治首都一样，走漏消息与玩弄权术永远是社会舞台的主要节目。我们到华盛顿时正是“珍珠港事件”前几个月，来自英国及其盟国的订货、美国对英国的援助和国家军事力量的发展，已经使美国转入战时经济。战时经济繁荣的早期阶段正在引起对通货膨胀的严重关注。1939~1940年消费价格只增长了1%，而1940~1941年却增长了5%。

　　在财政部工作

　　财政部正为战争而全身披挂。人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还记忆犹新。当时每年的税收只够政府一年开支的1/3，其余的要借，借的钱中的绝大部分以印纸币的形式隐匿起来。政府鼓励作为联邦储备系统成员的商业银行借钱给客户用于购买政府债券。为了保证由此增长的保证金之需，商业银行可以将贷款从联邦储备银行贴现储备金—这就是说，商业银行以贷款为抵押从联邦储备银行借钱，由政府债券为贷款做附带担保。由此而产生的结果之一是，当最有力的货币—现钞和在联邦储备银行的保证金，增长到250万美元时(相当于增长了60%)，其中只有大约1/10直接用于购买政府债券，剩余部分都记在各成员银行的账户上。

　　其结果是使货币供应增加了50%，因而造成1920~1921年的战后严重经济收缩，危机期间，物价大幅下降，批发价格下降44%。财政部的决策者这次下决心要做得更好。

　　“通过税收防止通货膨胀”，这是卡尔·舒普说服卡内基基金会与公共政策所同意资助的研究项目，这个项目是财政部决策者的决心的一个体现。另一个体现是将税务研究局扩大。经卡尔·舒普推荐，税务研究局局长罗伊·布劳接受洛厄尔和我到这个局工作，后来他成为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

　　我们加入时，税务研究局已经开始着手准备对现有税务制度做重大调整，包括其所有部分：个人及公司所得税、执照税、地产及赠予税(这是洛厄尔的专业领域)。其后两年的重大改革至今仍决定着联邦税务制度的主要特征及许多具体规定。虽然我们不能准确地指明税务研究局具体赞成哪些修改，但改革主要是由这个机构来制定的。

　　{罗斯}当我们计划搬到华盛顿去住时，我并没有打算重新工作，因为我们觉得对我来说，带孩子比全日工作还要费力。但孩子流产了，医生又建议我推迟下一次怀孕，我们必须重新考虑原来的计划。住在克拉克家时，我用了一个月时间恢复心情和身体。我不可能请到比路易丝更好的心理医生。她正巧也刚刚在临近分娩时不幸流产，虽然她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但是失子之痛依然存在。她花了许多时间安慰我，到一个月结束时，我已经能够做一些搬家和在新公寓中收拾的家务活。这又用掉了一个月的时间。

　　我和米尔顿都认为孩子是完整幸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无法摆脱不能再生孩子的恐惧，于是安顿下来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见路易丝的产科医生，他是我所认识的最让人喜欢的医生。这是一位老人，他是华盛顿一家医院的院长。他对我的态度就像是安慰一个孩子，尽力让我摆脱恐惧。我要求他答应将来为我做剖腹产手术，因为我不愿意自然分娩，他一开始有些犹豫。但是当我说，我不能因为担心重蹈第一次怀孕的覆辙，而在恐惧中度过9个月时，他向我保证，他将按我的要求做。他兑现了承诺，尽管在手术结束时，他承认，非常不愿意以后对年轻医生说，他做了一次剖腹产，而胎儿只有6磅重。但是无论如何，他的承诺对我精神状态的作用是任何其他办法都不能比的。

　　我决定在我能够考虑再次怀孕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出去工作，如果去工作，即使是只干一段时间，也许就能让等待变得快一些。既然只能是一个临时性的工作，我也就没有考虑重返联邦储蓄保险公司。我在消费者购买行为调查项目工作时认识了多萝西·布雷迪，她此时正在国内经济局工作，做一个关于收入与储蓄之间关系的研究项目。

　　从做人的角度来说，多萝西几乎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完美无缺的。也许因为自身的经历，她好像永远都在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她当然总是在关心我，不止一次地援助我。没有一个人能像她那样，在别人需要帮助时迅速地伸出援手。虽然她的生活并不容易，但是她从不抱怨。她有数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当年这在女性中是十分罕见的。她曾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布雷迪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在儿子迈克尔出生后不久两人就分道扬镳了。从那时起，抚养儿子的重担就落在了她一个人的肩上，直到迈克尔自立。尽管是全职工作，而且专业成就卓著，但她从未因为忙于工作而忽视过迈克尔—她似乎有用不完的精力。她对所有的事都感兴趣：数学、音乐、物理学、园艺，而且在每一个领域几乎都有着渊博的知识。她能让各种年龄的孩子都喜欢她，就像所有的成年人都喜欢她一样。她是我们的密友，后来也成为我们孩子的朋友—对孩子们来说她永远是“多多”(孩子们对多萝西的昵称)。

　　后来她来到我们在新罕布什尔的度夏居所与我们一起长住，当时我们的孩子还小；后来孩子们长大后，她又到佛蒙特与我们一起长住。她不仅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感到快乐，而且能像玩一样解决眼前的问题。有一件事我一直记得。夏天过完了，该收拾行李回芝加哥了，可是花园里还有许多青西红柿挂在枝上，而且当时大约有五到七个孩子在那里玩耍，非常闹。她把这两样看起来不相干的事结合起来，向孩子们提议，每摘一个西红柿付一分钱，孩子们把西红柿摘下来，用报纸包起来，放进箱子里，准备运到芝加哥去。这样一来，解决了所有的事，而孩子们也非常高兴，因为一分钱在当时还是值点钱的。结果我们兴高采烈地把西红柿带回芝加哥，一个月后西红柿就都成熟了。

　　多萝西一听说我想重新工作就忙了起来，我知道的第一个消息就是一个和她一起做研究的临时工作。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份工作更能让我忘记自己的烦恼了。至于我为多萝西的研究做了什么贡献，我不敢妄加评论，但是多萝西以她惯有的慷慨，在我们的研究成果成文发表时，坚持把我列为作者之一[2]。

　　与战争有关的新机构建立起来，原有的机构扩大了。我与多萝西一起工作非常愉快，这时战时运输委员会问我是否愿意接受一个在那里工作的临时职位。多萝西当然尊重我的任何选择，于是我们决定我离开国内经济局去运输委员会工作。

　　但是这次换工作最终却以彻底失败告终。我到的第二天，和我一起工作的人就住院做手术。我的办公桌在我和他共用的一间大办公室里。他突然离去时，对何时返回只字未提，而另一个新来的同事加林·库普曼斯博士搬进了我的办公室。库普曼斯博士认定他应该独自使用这间办公室，坚决要求我搬出去。用今天的话说，这是显而易见的性别歧视，但是在当时，我只将此视为没有风度。这件事为我后来对加林的看法定了调—后来他和米尔顿在芝加哥大学共事多年。因为完全不知道我的领导何时回来，看起来也没有人知道为什么雇用我，我很痛快地又回到国内经济局与我的朋友多萝西一起工作。

　　六个月后，我的医生认为我们可以考虑再次怀孕。我们太着急了，奇迹当然不会如我们希望的那样立刻发生。我们决定，我辞去工作，多休息，这样可能会有所帮助，经过我们的努力，再加上医生对我的多种鼓励，我们终于如愿以偿，一个小生命又开始孕育了。

　　{米尔顿}对我而言，在华盛顿度过的这段时间充满了兴奋、激动，而且受益匪浅。也是我第一次实际参与制定政策，也是我第一次知道如何让立法付诸实施，如何准备在国会听证，如何为别人写讲稿，如何在国会委员会作证。我第一次直接了解到了华盛顿为许多知识分子提供的进身阶梯，理解了决定美国国家命运的观念，理解了政治程序的运作，同时也切身体验了置身于权术争斗、欺骗和追逐私利中的滋味—这是政治程序中固有的内容。无私地为公众谋求利益的人与私欲满腹的人，并不总是很容易就能分辨开来的。

　　我这些年的经历使我后来经常向我的研究生提出这样的建议：要尽量争取在华盛顿工作几年，但时间不可太长。如果你在华盛顿工作的时间超过两三年，你就可能不由自主地沉溺其中，而无法回到学术界。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官僚政治上的追逐私利与所谓的客观分析是如何互动的。1941年春，总统利用行政命令建立了物价管理局(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目的是要避免“物价飞涨、生活费用提高、牟取暴利和通货膨胀”。总统任命利昂·亨德森为局长，他在新政时期是活跃的经济学家，因预测了1937年的经济紧缩而声名大振。据我所知，他曾先后三次预测经济紧缩，前两次都错了。但是，既然他永远是少数，他的不准确预测也就无人注意，而他的正确预测却在业界和政界广为传颂。我后来以此为例，说明这种做法可以万无一失地博得预言家的声誉。我在财政部工作期间，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是局长助理，后来升任副局长。物价管理局有一个研究部门，理查德·吉尔伯特是这个部门的主要人物，该部门不时会雇用一些知名经济学家，其中有乔治·施蒂格勒、沃尔特·萨伦特和赫伯特·斯坦。

　　我在财政部的第一项工作是参与附加税估算，附加税将用来抑制通货膨胀，这是舒普的项目的延伸部分。我们与物价管理局的货币银行学研究室讨论了我们的评估结果，也与联邦储备银行及其他政府机构的经济学家进行了讨论。虽然我们基本上按照同样的方法(凯恩斯的方法)进行分析，但是，物价管理局的经济学家起初对所需税收的数额估算要比我们的估算结果低得多，而且他们坚定地捍卫他们的估算结果。在官僚政治争斗中，他们成功地说服物价管理局不认可我们的估算结果，这样我们的估算结果也就不能成为物价管理署向国会要求增税时的依据。

　　1942年初，物价管理局的经济学家突然又修改了估算结果，这次却比我们的评估结果要高得多！现在回想起来，原因很简单。美国国会于1942年1月底通过紧急物价控制法，授权物价管理局冻结物价与工资，该法案于1942年1月30日经总统批准生效。在向国会游说这个法案的过程中，物价管理局要论证，尽管冻结物价与工资不得人心，但却是制止通货膨胀的惟一办法。他们不希望因为财政部提供了提高税收这样一种可选方案而把水搅混。因而，他们成功地阻止了财政部向国会要求增税。

　　一旦得到了他们疯狂追求的法律权力，物价管理局的经济学家的利益就改变了。他们和我们一样明白，用税收抽走部分收入能够减少日益增长的物价压力与工资压力，这时，在他们眼里，财政部已经不再是对手了，而是变成了盟友。对所需税收额的所谓客观的科学估算就被大加修改，数额向上调整。物价管理局此时甚至敦促财政部提出比我们的估算结果还要高的税率。这样做到底是为了提高他们的权力，还是因为这是一种必要的策略，只有这样才能维护他们坚定相信的公众利益？无论答案是什么，如此操纵估算结果，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在我看来都纯粹是欺骗。

　　我自己的资料中几乎没有什么在财政部工作那两年中的文件。毫无疑问，我在这两年中写的大量备忘录、报告和信件都淹没在财政部的文档中了。但是我并不想得到它们。因此，我要提醒读者，这是发生在半个多世纪前那令人兴奋的两年中的事情，下面的叙述主要是依据我不太准确的记忆，再用公布的文件加以验证，这意味着主要还是依靠记忆，而不是完整的文件来叙述我所参与的美国赋税制度发生革命性变革的过程。

　　我找到一份保存下来的文件，是我1942年5月7日在众议院赋税委员会的说明—这也许是我第一次在国会委员会作证。这份说明的内容是高度学术性的陈述，分析了造成通货膨胀的各种力量、税收在抵消这些力量的各种努力中所扮演的角色、为什么避免通货膨胀会减少“美国人民所承担的战争经济成本”、为什么所得税比销售税“能更有效地避免通货膨胀性的物价上涨……并使战争成本更好地得以分担”。我在总结时这样说：

　　通货膨胀对物价的压力已经很大，而且还在月复一月地增长……如果避免了通货膨胀，物价面临的压力就会被限制消费的措施中和。税收是这些措施中最重要的一个，除了迅速地、大力度地使用它，其他任何措施都不能防止通货膨胀。

　　证词中与提议中的法案有关的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字：“财政部建议的870万美元的附加税是用以防止通货膨胀的最低数额。”为什么这样一份学术性的证词会出现在这里？能让我有机会去作证是因为财政部内部对税收建议有意见分歧。财政部已经计划好就建议的细节作证，但是没有准备好，于是我就在最后一分钟被当成替补送去履行财政部的责任。虽然作证是在5月7日，但是打印的说明稿上所标的日期是5月14日，这说明没有提前准备好说明的全文，只有一份速记稿。

　　这份说明最鲜明的特征在于，它体现了彻底的凯恩斯主义特征。我甚至没有提到过“货币”或是“货币政策”！我只是在税收之外提到“防止通货膨胀的办法”以及“物价管制与配给、控制消费信贷、减少政府开支和发行战争债券”。同样具有凯恩斯主义特征的是我此前就沃尔特·萨伦特的《通货膨胀缺口》(The Inflationary Gap)一文写的评论，他是物价管理局估算结果的作者之一，在这篇文章中，他将物价管理局的方法与舒普-弗里德曼-马克的方法做了对比[3]。当我1953年重新发表我的评论时，我“做了补充，以纠正初版中的一个严重错误”，说明“初版中忽略货币的作用……是不能原谅的，但是也许可以用当时占优势地位的凯恩斯主义潮流加以解释。”[4]

　　要不是为了准备撰写本书而重读我的说明，我已经忘了我曾经是一个彻底的凯恩斯主义者。我显然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就转变了观念，或者某些人会说，是变质了。

　　除了参与一些一般性的讨论(主要是赋税政策及如何应对国会策略的讨论)，我的专职工作是研究个人所得税和保险公司所得税。这后一项内容在某个方面可能极有启发性，也许能引起一般读者的兴趣。我当时主要与两类保险公司打交道：(1)大型人寿保险公司，如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保诚人寿保险公司(Prudential Life)等，其中绝大多数是相互保险公司，少数是股份保险公司—例如杰佛逊标准保险公司(Jefferson Standard)，它的首席执行官是一位固执的肯塔基上校，我已经忘记了他的名字。由于法律的漏洞，他的公司虽然是最小的保险公司之一，但是所交的税却占了这些人寿保险公司全部上缴税额的1/3。这位上校因此成为我们审计中的重要参与者。(2)中等规模的意外伤害保险公司，主要承接火灾和意外事故保险，其中多数是中西部的。大型保险公司都雇有专职的律师和精算师代理出面，中型保险公司(包括杰佛逊标准保险公司)则是普遍由在公司有大量股份的首席执行官出面。

　　两类公司代表的态度和反应极为不同。首席执行官们乐于接受从国家利益出发，以及为进行战争而征收高额税收的理由。我们能够客观理性地讨论拟议中的赋税制度改革是否公平合理。他们花自己的钱，认为资助战争是一个重要的目标，因而心甘情愿地同意：法律上的某些改革，即使会让他们支付更高的税，也是合理的。大公司的律师和精算师们的态度就不一样了。他们花别人的钱，按一般估计，本来应该对高税收无动于衷，但是情况正好相反。他们是别人手里的枪，对这件事的判断标准只有一个：能否成功减少他们所代表的公司的税额。是否公平合理对他们没有意义。相比那些花自己钱的人，他们的个人利益使他们更关心所代表的雇主的私利(私利这个词是一个经常用来形容私有企业的贬义词)。由此可见，不妥协的官僚主义者并非只存在于政界。

　　我从另一个小插曲中学到了重要的一课。我曾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作证。得克萨斯州参议员汤姆·康纳利是一位极富个性的人，他的标志是在别人系领带或是领结的位置系一条光滑的黑色围巾。他问我为什么要改动某一具体规定，我以绝对学术的方式做出回答，例如：“有三个理由，第一……第二……”没等我继续说下去，这位参议员先生就打断我的话说：“年轻人，一个充分的理由就足够了。”

　　另一件让我了解了人性的事就是国会议员对个人所得税税率表变动的反应。据我的记忆，当时一位议员的年薪是1.5万美元。每当我们在国会委员会就拟议中的改动作证时，意料之中的第一个问题都是：“现在，请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例如，1.5万美元。”这种反应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拟定的税率表总是以1.5万美元为基准。

　　国民收入账户是最近才发展起来的，但是当时在考虑改革税务制度时它发挥了重要作用。俄亥俄州参议员罗伯特·A·塔夫特也是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成员，他希望了解新的数据，请财政部派人为他讲解。我有幸被指派担任这项工作，因此而有了这种独特的经历，指点一位四次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著名参议员。他是一个聪明好学的学生，也有可能成为任何一所大学的优秀教授。我认为他可以与尼克松总统相媲美，在我密切接触过的政治人物中，尼克松总统是最具智慧的一位。

　　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另一位成员小罗伯特·M·拉福莱特与塔夫特形成鲜明对照。他在智力上只能算得上二流水平，1925年在他父亲过世几个月后填补其父遗下的席位而首次当选议员。他又连任了三届，这充分证明了在任权力的重要性，以及一个著名姓氏的号召力。我因为在威斯康星州工作过一年，知道拉福莱特家族在这个州占压倒性优势，我特别有兴趣知道名闻威斯康星州的“年轻的鲍勃”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是结果让我大失所望。我必须说明，我此前与他并无接触，更没有不愉快的交往，我的评论完全基于我对他的表现的观察。我曾多次出席过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会议，偶尔是作证，多数是作为财政部长的联络员或财政部其他官员的联络员。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财政部官员在制定重要政策时，都有三份打印稿：一份正常字号的，一份特大字号的，一份很小字号的(这是在可改变字号的IBM Selectric打字机发明之前)。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是老花眼，但是又很爱面子，希望能够不戴眼镜读材料。他能容忍长文件，所以只要专为他打出的文件，一律用大字打，不管多长都没关系。另一方面，罗斯福总统要求给他的备忘录只能是一页纸，但是对字号没有要求，因此，给总统的文件都不能超过一页纸，用小字号，必要时用长纸。许多文件就这样用三种字号打印。

　　我偶尔也会被指派去为财政部长或是伦道夫·保罗起草发言稿，伦道夫·保罗是财政部的法律顾问，也是财政部长的税务顾问。这是我仅有的几次为别人写讲话稿的机会，我发觉非常有意思。我可以让自己信笔写去。因为是别人去讲这些话，所以我可以毫不犹豫地使用一些政治性演讲中的陈词滥调，如果是我自己，肯定不会在公开演讲中用这些让人听了可笑的词。这个经历出于另一个原因让我获益匪浅：这逼着我用所谓“街头巷尾的人”能听得懂的语言来表达复杂而具有高度技术性的内容。米切尔关于写作的教诲这时帮了我的忙。

　　由于我深入参加了财政部当时最重要的工作—改革赋税制度以便为战争提供财政支持，所以我和部长有很多接触，他也逐渐依靠我来应对国会听证会，有时甚至给我打电话确认我肯定参加有他作证的听证会。部长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历来无懈可击，而且坚定不移地忠于总统。作为罗斯福的密友，他在罗斯福担任纽约州州长时就在州政府担任过比罗斯福职位较低的不同职务，并于1933年与罗斯福一起来到华盛顿，又担任过不同的职务，直到1934年被提名为财政部长，在这一职位上一直干到1945年7月，罗斯福去世不久他就辞职了。他是除了艾伯特·加勒廷外担任这一职务时间最长的人。但是，让我吃惊而又失望的是，部长的智力很有限。我常常感到有趣的是智力如此有限的人可以占据这么重要的职位。从此我对世事理解得更深了。他智力贫乏的实例信手可拈。其中之一是他出席听证会时总是坚持要有一个助手跟着。另一个例子是，在听证会上，他只要一被问及专业性问题，就让他的下属回答。我记得，至少有一次，在这种情况下，一位众议员或是参议员说：“部长先生，我想知道你的观点，而不是你的下属的观点。”

　　还有一个更好笑的例子，他和我们一起开会时有个习惯，总是说这样的话：“我们必须要让普通老百姓听得懂，比如，我的女儿琼，她正在上中学。我希望你能讲得让琼听得懂。”后来，应该是在1942年秋天，在一次这样的会议上，他又开始这样强调，说到一半忽然停下来说：“我想我不能再拿琼做例子了，她现在上大学了。”

　　财政部与联邦储备委员会有一个根据固定日程表安排的联合午餐会，参加的人有摩根索部长和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马里纳·埃克尔斯，还有这两个机构的专业人士。埃克尔斯和摩根索一样，是罗斯福的主要顾问。摩根索与埃克尔斯显然不同。摩根索话不多，说也是说些轻松幽默无关痛痒的话。埃克尔斯总是主讲，讲起话来详细又清晰，涉及各种话题，永远知识渊博、思想深刻。他显然有独立见解，表达非正统观点时一点不含糊。他让我着迷，虽然我觉得他喋喋不休起来有点离题。他的反对者有失公允地将他贬低为“说话像腹泄，思想如便秘”。

　　埃克尔斯从他1934年被任命为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到1951年7月从委员会辞职，一直是联邦储备委员会中的重要人物。他的独立性使他在杜鲁门总统连任后与之发生冲突，1948年4月，总统拒绝再次任命他担任主席[5]。埃克尔斯继续留在联邦储备委员会，虽然他被迫交出主席职务。据我所知只有两位主席曾经这样做过。1951年，他对杜鲁门干预本应独立的联邦储备委员会感到不满，在一个星期天，所有联邦储备银行和政府部门都不办公时，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公布了最近在白宫举行的一次会议的内容—杜鲁门在这次会议上坚持，要求联邦储备委员会改变政策，而埃克尔斯却认为这种做法不妥。记者招待会后，埃克尔斯随即辞职。

　　摩根索智力有限，意味着他异乎寻常地依靠顾问与下属。许多人不喜欢有比自己能力强的下属，甚至与自己能力同等也不行。应该说摩根索完全没有这种性格缺陷。他让一群极为出色的下属围在身边。几乎从他担任部长职务之初，他就依赖我过去的老师雅各布·瓦伊纳，瓦伊纳是他的部外顾问，瓦伊纳因而负责推荐有能力的人到财政部任职，其中有些人，虽然能力很强，但是由于同情左翼，引起了严重的争议。

　　哈里·德克斯特·怀特

　　摩根索在财政部内最引人注目的顾问是哈里·德克斯特·怀特，他是货币研究局的局长。他来财政部任职前一直是威斯康星州劳伦斯学院的经济学教授。作为货币研究局的局长，他成了部长的主要顾问，和他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我记得有一次在部长办公室开会，大约有十几个人参加，会上对某事观点不一致，讨论非常热烈，怀特与部长意见不同。突然，怀特站了起来，表情激动，说了这样的话：“我在说出不该说的话前，最好先走。”说完跺跺脚就出去了。那个样子好像是学校里的男孩子吵架。

　　另一件我至今记忆犹新的事发生在1942年秋季。夏天时我们制定了一个“支出税”的方案，以此取代高税率，作为所得税的补充[6]。在1940年出版的一本题为《如何为战争付钱》的小册子[7]里，凯恩斯提出一个彻底的方案：强制储蓄，战后还款，以此种方式削减战时消费，战争结束后再扩大消费以防止战后经济萎缩，凯恩斯及其追随者最害怕的就是战后经济萎缩。怀特和财政部的一些人非常赞同这一思想，一直想要找个机会提出来。他们后来将这两个新奇的方案结合起来：以支出而不是收入为依据从公众手中抽取资金，至少将其中的一部分拿出来作为强制储蓄取代税收。我们这些在税务研究局负责制定支出税的人坚决反对将这两种新奇思想结合起来。

　　在我们将支出税方案提交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前一天(1942年9月2日)，争论还没有解决，因此又在部长办公室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解决分歧。我记得大约有17个人参加了会议。经过充分讨论，部长提议投票表决。结果是16∶1，主张税收方案的是16个人，只有怀特主张部分强制储蓄。但是部长决定提交部分强制储蓄方案，这证明部长的一票是决定性的。最终的结果是这个方案不了了之。人们对其付之一笑：提出如此稀奇古怪的方案，一分钱的税也不收！“多愚蠢的想法！”这就是财政委员会成员的反应。

　　人们普遍认为是怀特负责制定了后来以“摩根索计划”闻名于世的处置德国方案，这个方案提出“将德国变成一个主要以农牧业为特征的国家”。1944年9月战时盟国初步接受了这个方案，但是后来被更为缓和的方案取代。影响更为深远的是怀特在1944年7月举行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会议产生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怀特和凯恩斯是这次会议上的两个主要人物，“怀特方案”与“凯恩斯方案”是会议上供选择的两个主要方案，两个方案结合起来，成了此次会议上产生的上述机构的基础。此时我已经离开财政部，正在为纯军事问题做数理统计学研究(见第8章)，因此我对这些活动所知不多。

　　惠特克·钱伯斯曾提到：

　　怀特无休止地谈到“部长”(亨利·摩根索)，他的情绪是部长情绪的精确晴雨表。如果怀特情绪高涨，我就知道部长在微笑。如果他情绪沮丧，我就知道部长这一天不高兴[8]。

　　这和我在前面评论怀特与部长的密切关系所指出的是一样的，也正是我所认识的那个怀特。依我的观察，怀特极为能干、思维敏捷，但是不深刻。他对某一问题经过简短思考后，就能做出比多数人更好的分析，这些人也在评估同一问题，但是三天之后，他的分析还是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而其他分析者已经有更深入的进展。

　　个人所得税：双重争论

　　修改个人所得税引发了许多具体争论：如何控制医疗费用，在涉及医疗费用时，确定一个基本数额(占收入的5%)，只有在超过这个基本数额后，才能减免收入中应纳税部分的税收；如何制定夫妻共有财产和自有财产的征税标准和免税标准；如何处理资本收入；此外还有无数具体问题。一个反复争论尚待解决的问题是将要提交的税率表。这个问题要涉及的是，如果对基本数额和税率表做一两处修改，会对国内税收产生什么影响，要准备对此做出评估。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来自国会议员和其他人的建议挡在我们的路上，这些建议需要分析，有时还要分析对国内税收的影响。

　　我还记得一个这类的特别建议，要对与上年度相比增加的收入征税。出于显而易见的理由，我们不喜欢这种做法，但是这个建议来自有影响的人，因此必须要认真对待。结果我花了一个周末来估算这种税可能产生的税收额。没有什么可靠的证据可以作为估算的依据—况且，即使有这样的证据也没有计算机可以用来进行快速、复杂的计算。我不记得我是如何计算的，但是确实记得我最终得出了某个数字①。

　　两个主要的问题在这日复一日的煎熬中浮现出来：第一个是豁免问题，第二个是代扣问题，两个问题都来自同一考虑：如何当时就收到所得税。

　　1942年前，一年收入的所得税可以在下一年按季度分期付，没有代扣税，也没有预付税，由纳税人自己决定符合自己纳税能力的税额。只要所得税很低，而且只有少数人必须纳税，就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即使最高税率已经从1929年的24%上升到了1939年的79%，但是因为这样高的税率只适用于极高收入的人，因此只与很少的人有关。直到1939年，在所得税类里，只有不到400万份纳税申报表。全部税收额只有不到9亿美元，只占纳税收入的4%。我们家属于400万个双工资中产阶级上层家庭中的一个。我们1939年交的所得税是119美元，占我们应纳税收入的2%。这个金额不用费力就在1940年3月15日用一张支票付清了，然而仅仅在4年之后，最高税率就达到了88%，报税表数量增长了10倍，收到税额增长了近15倍，占到应纳税收入的15%。以我们为例，我们的收入只比1939年略高一点，但是由于只有一个人挣钱，我们交的税额是1704美元，占应纳税收入的23%。这就需要认真地做计划，准备1944年分四次付清，不可能再用一张支票就能付清了。

　　在财政部工作的所有人都清楚，要将从个人所得税获得的税收提高几倍，其实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能建立一种制度，在收入刚刚到手时就要缴税，而不是一年后再缴。

　　改为当时缴税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如何解决两年的税放在一年收。在以前的税务制度下，1941年收入的所得税可以在1942年付。但是在当时缴税的制度下，1942年收入的所得税也要在1942年付。需要采取措施避免这种结果。财政部内外都提出了多种方案供选择，几乎所有方案都涉及某种程度的豁免，豁免两年中一年的税，或是两年中的每一年都豁免部分税。但是豁免哪一年的，怎么豁免？对不同立案的讨论变得非常技术性，非常热烈，简直就成了钻牛角尖。而至今还让我感到有意义的是，这场讨论让我了解了新闻界。

　　我们自然是在财政部制定方案。外面的方案主要来自比尔兹利·拉姆尔，他曾经担任过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院的院长，但是当时已经离开学术界，担任R·H·梅西公司(当时就在纽约)的财务官，同时担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董事会主席。他的计划的基本内容是，如果1942年开始当时缴税，只要豁免1941年的税就行了[9]。《纽约时报》和纽约大多数金融团体都坚决主张拉姆尔方案。

　　我是财政部方案的制定人之一，这个方案只豁免很少的税项，我自然密切注意有关新闻报道。让我气愤的是，一些大报，特别是《纽约时报》，报道这一争论时带有明显的偏见。当拉姆尔第一次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作证后，《纽约时报》在头版报道了他的证词，接着是至少3篇社论(8月14日、8月26日、8月29日)和两篇署名评论，都是支持拉姆尔方案的。有一篇评论是阿瑟·克罗克写的(1942年8月28日)，他也许是当时最著名的公共事务评论家，另一位评论的作者是戈弗雷·N·尼尔森，他被形容为“税务方面的权威”，他的评论文章刊登在星期日《金融与商业》专栏的头版(1942年8月23日)。当财政部法律顾问伦道夫·保罗在全美广播网发表广播演说抨击拉姆尔方案时，有关报道被放在第22版，正如人们所说，“夹在袜子广告里”。当部长或是保罗在国会委员会出席听证会时，同样待遇不断重复。

　　我能够理解《纽约时报》编辑部支持拉姆尔而反对财政部立场，但是不希望看到新闻专栏这样有派性。惟一的一张将编辑部观点与新闻报道分开的报纸是《华尔街日报》。编辑部也支持拉姆尔，尽管支持态度不像《纽约时报》那样疯狂，但是它的新闻专栏却以同等版面来报道两种方案，如实地报道了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开始支持拉姆尔方案、后来又转而反对的前后变化。例如，当保罗抨击拉姆尔方案的广播演说发表后，它在总计16版报道的第3版上全版报道了他的演说，而且在第1版上做了提要。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是我还是没找到理由改变我对这两家报纸的最初评价。

　　1943年6月9日，经罗斯福总统签署，最后一稿当时缴税方案《1943年现扣税法》正式生效，这个法案包括了经修正的拉姆尔方案。该法案取消(拉姆尔方案反对使用“豁免”一词，主张使用“取消”一词)了一年50美元及50美元以下的税，及1942年和1943年中较低一年应付税的75%，其余25%在两年内以同样数额分期付清。这一妥协是经过一年的无休止的争论才达成的。在法案通过后，《纽约时报》以《妥协后的税法》为题发表社论(1943年6月3日，第20版)，《华尔街日报》社论的题目是《公平的税法告胜》(1943年6月3日，第3版)。

　　代扣所得税

　　为了能当时就收缴个人所得税，采取了两种至今仍在使用的方式：一种是针对工资收入的，在发工资时就从雇主处收缴；另一种是针对其他收入的，由获取收入的人提前估算(代扣所得税在提出时是为了收缴利息及分红收入中应付的所得税，现在仍然用于征收某些工资外收入的税款，但是它进入立法是后来的事)。如果你问现在国内税务署的官员，如果没有代扣工资所得税，是否可能收到现有水平的所得税额，他肯定会毫不含糊地告诉你：这是不可能的。但是1942年时，正是国内税务署的官员成为代扣所得税的主要反对者。1942年8月，《华尔街日报》有一篇报道，内容是：“国内税务署的盖伊·T·赫尔弗林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作证”，报道提到：“该委员证词的细节没有披露，可以理解，他认为任何代扣税的规定无疑都会增加税务部门的工作量。”(1942年8月21日，第2版)

　　当我们向英国与德国的税务专家咨询时，官僚政治的第一定律—做任何事情，惟一可行的方式是正在使用的方式，给我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两个国家都实行代扣工资所得税，但是方式不同。两个国家(德国是缴当时工资的所得税，英国是缴过去工资的所得税)代扣所得税的数额都被视为是最终缴税额，不再事后调整。而我们坚持要制定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代扣税的数额只是一年后才最后确定的纳税总额的一个估算，如果最后计算的总税额与预付额有差额的话，多退少补。德国和英国的专家都肯定地告诉我们，他们也考虑过这种可能性，但是发现根本不可能实行，只有最终缴税额才是可行的。那位德国专家是从纳粹德国逃出来的难民。

　　为了深入阐述我们方案的具体规定，也为了争取国内税务署的官员的全面合作，并说服他们相信我们的方案是可行的，我们组成了国内税务署官员与税务研究处人员的联合小组，深入现场研究几个企业的收缴情况，与他们讨论如何找到最有效的方法代扣所得税。我参加的小组访问了底特律、多伦多、纽约和威明顿。

　　我记忆中最鲜明的是赫德森百货公司与福特汽车公司收缴所得税方式的差别，两个公司都在底特律。我们发现，赫德森公司有一个极有效率的自动收缴系统，对这个系统的研究让我们获益匪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福特公司与我们见到的许多公司一样，收缴系统效率很低。当时几乎所有的公司都用支票发工资，只有福特还在用现金发工资。理由很简单。福特公司1931年或是1932年前也用支票付给雇员工资，但是在大萧条中金融系统发生严重混乱，许多银行倒闭了，出现了货币兑换所来取代其职能，这些兑换所，也许还有某些银行，在支票兑现金时要收手续费。老亨利·福特这时还在全面掌管着公司，得知他的员工还要为拿到自己的报酬付钱，非常愤怒，于是下令所有的工资都付现金！让我们觉得滑稽的是，一个代表着零售业这样的古老行业的公司，收缴税金的方式在技术上很先进，而一个代表着现代化大规模生产方式的公司，其收缴方式却如此落后。

　　无论如何，我们最终都建立了一个与英国和德国不同的税收制度，但是达到了我们自己的目的。无疑，几年后，如果有人请我对其他国家建立所得税代扣制度提出建议，我肯定会告诉他们，我们的方法是惟一可行的方法！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当时的代扣制度，我们不可能在战争期间收缴那么大数额的所得税。我们当时只考虑一个问题：如何增强作战能力。我们没有考虑任何长远的影响。我当时绝没有想到，我正在帮助发展一种机制，它使得政府过大，干预过多，而且严重破坏了自由经济，这是我多年后严厉批评的现象。但是这千真万确是我当时所做的。

　　多年来罗斯反复责备我，因为我们俩如今激烈批评的政府权力过度膨胀问题，在其形成过程中我也曾经发挥过作用。不过，无论我是否参与，代扣所得税都会实行，既然如此，这种责备就只是个笑话。我最能接受的责难是我的参与使之更有效率，否则这个制度可能不会这样顺利地实行。这里有一个深刻的教训。实施一项政府计划要比取消它容易得多。正如这个例子所证实的，似乎总是有非常充分的理由实施这个方案，当初的需要已经消失时，它却仍然会继续存在下去。确实，通往地狱的道路也是用良好愿望铺就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规律也适合非营利组织。例如为治疗与预防小儿麻痹症而发起的“一毛钱运动”募捐，在发明了疫苗，小儿麻痹症已基本绝迹后，并没有宣告结束，而是又找到了存在下去的新理由。

　　{罗斯}我停止工作后，我们在华盛顿的生活对我而言非常愉快、非常轻松。我们有许多老朋友，而且还不断结识新朋友，所以总有客人要招待。既然没有什么必须要做的事情，就专心享受做家务的快乐。米尔顿总是及时告诉我外面正在发生的事，在我们的共同生活中他多数情况下都是这样做的。从某一角度看，时间过得不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快，但是一切都很顺利，以至于我都没有注意时间。时间又到了2月底，劳森医生认为把我们的女儿迎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刻来临了。2月26日早晨，我收拾了几样我在医院需要的东西，就和米尔顿一起走了。到中午，我们就自豪地成了一个美丽的小女孩的父母，我们给她取名珍妮特—所有人都认为，她是婴儿室中最漂亮的孩子。

　　我没有受罪，没有等合适的自然分娩时机到了才被送进产房，如果那样可能有时还要用器械助产，有时甚至像我第一次怀孕那样，什么苦都受了，却没有保住孩子。我听到过各种关于应该尽量自然分娩的理由，但是有时(我不知道概率有多大)自然分娩会让你筋疲力尽。是否要剖腹产，最好让父母与医生决定。我认为惟一的问题是医生是否不带偏见地介绍了两种方法的利弊。剖腹产一般是在已经出现困难时才实施，婴儿死亡率自然就高(我不曾研究过这方面的统计数据，因而这是一个缺乏实例证明的观点)。

　　{米尔顿}珍妮特出生是我们在华盛顿的这段时间里最快乐的事，但是也标志着这段生活的结束。这时，无论税制改革对战争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我能做的事情都已经做了[10]。因此我很愿意接受艾伦·沃利斯几个月前提出的让我去纽约和他一起工作的建议，他当时正在哥伦比亚大学组织一个统计学货币银行学研究室，专做与战争有关的研究。我作为一个数理统计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度过了余下的战时岁月。

　　我惟一的遗憾是，如果留在财政部，我可能会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的战后金融重建工作，财政部为此做了大量工作。

　　注释

　　[1]首次定义城区是在1950年人口普查时，当时华盛顿—弗吉尼亚—马里兰城区的人口是150万。

　　[2] Dorothy S. Brady and Rose D. Friedman,襍avings and the Income Distribution,?Studies in Income and Wealth, no. 10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47), pp. 247-65.

　　[3]沃尔特·萨伦特1941年12月在美国经济学会的一次会议上提交了这篇论文，论文和我的评论发表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2 (June 1942): 308-320。

　　[4] Milton Friedman,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pp. 251, 253.

　　[5]一个董事会成员有14年任期，一个主席只有4年任期。埃克尔斯担任董事会成员的任期已超过14年，他第一次被任命是在1934年11月，替代1934年6月辞职的尤金·布莱克未完的任期，然后有一个完整的任期到1944年2月止。参见Marriner Eccles, Beckoning Frontiers: Public and Personal Recollections, ed. Sidney Hyman (New York: Knopf, 1951), pp. 165, 175, 384, 434。

　　[6]一个副产品是我的论文:襎he Spendings Tax as a Wartime Fiscal Measur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3 (March 1943): 50-62。

　　[7] J. M. Keynes, How to Pay for the War: A Radical Plan for the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London: Macmillan & Co., February 1940).

　　[8] Whittaker Chambers, Witness (Nwe York: Random House, 1952), pp. 383, 384.

　　[9]首次实施当时缴税是在1943年，但是在讨论拉姆尔方案时，还是准备1942年就开始当时缴税。

　　[10] 1942年10月21日通过1942年税收法，1943年6月9日通过1943年个人所得税法，这两个法完成了税务制度的重建，我参加了其中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