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校园政治的牺牲品

　　{罗斯}是哈罗德·格鲁夫斯促成了威斯康星大学聘用米尔顿为教授，任期为1940~1941年。格鲁夫斯是该校公共财政专业的教授，负责威斯康星州收入研究项目，他积极参与了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组织的收入研讨会的活动，而米尔顿是研讨会的第一任秘书，他们就是这样认识的。

　　哈罗德·格鲁夫斯是一个极有个性的人。他和人文与科学学院的院长乔治·塞勒里 ，都认为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系已经开始走向衰败，需要注入新鲜血液。格鲁夫斯对米尔顿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工作印象深刻，因此认为让他来威斯康星大学，有利于加强统计学与经济学理论的教学，而这正是经济系的薄弱环节。

　　1940年2月，他第一次写信给米尔顿，询问他对一个年薪4 000美元的副教授级别的职位是否感兴趣。格鲁夫斯意识到，让他的同事们同意这一任命可能会有些困难，因为他对经济系的未来发展与同事们持不同意见，而且一些积怨正在加深。系里开始分派，很伤感情—这是校园政治中常有的现象。

　　格鲁夫斯教授是一位乐观主义者，而且自以为自己擅长政治—但是据我看来，实际上并非如此。在米尔顿表示他至少对考虑这一前景有兴趣后，格鲁夫斯在信中说：“我应该说明，这件事情的前景并不很确定。但是我们可以考虑提供一个在我们的项目(指收入研究项目)中做雇员的工作机会，而且我们所有的人可以考虑以我们自己的名义组织一次合作……至少这值得一试。”

　　在后来的通信中，格鲁夫斯教授指出，在当时经济系的形势下，得到终身职位可能不太容易。米尔顿建议，他本人也还没有考虑好是否接受威斯康星大学的终身职位，更合适的也许是一个一年期的任职机会而不是终身职位。回信中，格鲁夫斯建议，这个职位将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在经济系教书，另一部分是在收入项目中帮忙。现在回顾往事，看了与这一事件有关的文件后，我倾向于认为格鲁夫斯是用收入研究作为特洛伊木马将米尔顿送进经济系。

　　经济系最后建议，给米尔顿一个客座教授的职位，时间是1940~1941年，工作内容是在收入项目中做顾问，此外每学期上两门课(他们还特别说明，两门课不包括在两门已有的统计学课程中，目的是再次向那些正在讲授这两门课的人保证，他们不会被取代)。校董事会秘书给米尔顿的任命通知中说，这是一个教授级的统计学讲师职位，时间是1940~1941学年，在此期间的年薪为4 000美元。任命通知里没有提收入研究项目。

　　当时大学教授的工作量与现在明显不同。现在，一学期两门课会被认为是正常工作量，如果在一个以研究为主的大学就算得上是比较重的工作量；但在当时这却被认为是半工作量，另一半是为收入研究保留的。

　　我们当时很年轻，对校园政治一无所知；而且米尔顿和格鲁夫斯一样，永远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再加上我们当时既没孩子也没有什么俗务缠身，因此觉得新经历很富于挑战性；最后，还因为米尔顿急于进入学术界，他希望学术研究能成为他的终身职业。因为所有这些原因，我们雄心勃勃地抓住这个机会，接受了挑战。

　　我们三个月前在去西部的途中预订的位于弗洛斯特的住房非常舒服，非常适合居住。居民区更像是乡村而不是城郊，不远处还有一个湖。总而言之，我们在麦迪逊的居住条件是令人愉快的。

　　头几个星期的情况与格鲁夫斯的描述是一致的。的确有两派。我们已经作为格鲁夫斯的保护对象，被列入其中一派。另一派以装聋作哑的方式欢迎我们，不过没有公开的敌视也没有什么失礼的举止。但是我现在尽力回想，只记得有两对夫妻请我们吃过饭。一对是格鲁夫斯夫妇，他们尽了很大的努力让我们能接触另一派的人，因为他们认为只要这些人了解了我们就会喜欢我们。另一对是珀尔曼夫妇，男主人塞利格·珀尔曼是经济系终身教授中惟一的犹太人，女主人叫范妮。我们还受到了法学院的一些教授的欢迎，特别是威拉德·赫斯特和查尔斯·邦恩，到了那一学年末，米尔顿决定不再考虑继续任职时，他们表示：“什么时候，等所有这一切都过去了，我们希望你能回来。”

　　我记得我们没有因为另一派的冷漠而特别感到不安。格鲁夫斯夫妇和珀尔曼夫妇都是非常好的人，这极大地补偿了陌生人的冷漠。更重要的是，我们和研究生及年轻的研究助理或是教师的关系，要比和那些年长的教授的关系密切。我们和他们是同一代人，比有些人年轻，比另一些年纪稍大。我们和他们一样，还有着年轻人的热情和好奇心，这种热情和好奇心，许多年长的教授就算过去有过，现在也没有了。我们的家永远对学生敞开，他们中一些有头脑的人抓住了这个好机会。我们最喜欢的娱乐是谈话。在这些人中，有后来成为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沃尔特·赫勒，有后来在布鲁金斯研究所担任过多年的税务专家的约瑟夫·佩奇曼，(这个研究所是在野的民主党人的家园)，有卫生经济学领域的已故著名学者赫布·克拉曼，有在华盛顿大学担任过多年经济学教授的亨利·布切尔，还有从事过多种职业，都成绩卓著的本·斯蒂芬斯基，他曾出任美国驻玻利维亚大使及驻美洲国家组织代表，还担任过就业研究所所长。即使我们属于不同的政治派别，但一直都是朋友。

　　感恩节我们邀请了一些学生和年轻教授吃饭。这确实是我们的一次新经历。我从当地农场订购了一只火鸡，他们按时把火鸡送来，但是，让我沮丧的是，火鸡虽然是死的，却是一只没有收拾好的整鸡。我从来没有收拾过也没有烹制过家禽，尽管以前母亲做的时候我在一旁看过，但却还是根本不知道从何下手。后来还是我们信赖的《波士顿烹饪学校烹饪大全》帮了大忙，这本书是洛伊丝·克拉克送给我的，我现在还在用。米尔顿逐行念330页上的说明，我跟着书的指示做。经过一番艰苦努力，一只收拾干净、肚子里塞好调料的火鸡终于进了烤箱，让美味的晚餐能按时开始。

　　{米尔顿}我印象最深的是年轻人与资深教授之间的鲜明对比：年轻的研究生和研究助理们聪明好学，而那些资深教授却单调无聊、无心向学，虽然不是所有年长的教授都那样。在后来的岁月中，我不断地观察我的研究生如何变化，让我感到沮丧的是，同一个人的研究生时期和成为终身教授后的状态，经常会体现出前面提到的那种鲜明对比。我经常想，在他们还是学生时，我们做了什么，而在后来的岁月中，学术生活又是如何影响他们的，才使得这么多聪明的、本应前程远大的学生变成了二流的、迂腐的、没有进取心的教授。

　　{罗斯}约翰·R·康芒斯(1862~1945)早期的影响使威斯康星大学的教授和学生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倾向于现代自由主义思想与凯恩斯经济政策。康芒斯从他1904年加入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系后就一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按照权威说法，他“制定了大量立法，使威斯康星州成为美国其他各州和联邦政府的试点实验室，主要试点项目有：文官制度、公用事业、工伤赔偿及失业保险等的立法。他还积极参与了货币政策的制定”[1]。

　　这些内容在当时成为了相当一部分谈话的主题。严重的分歧并没有伤害感情。正如伦纳德·西尔克在35年后的1940年讨论康芒斯对威斯康星大学的深远影响时所说的：“弗里德曼来到威斯康星大学时的形象，就像是自由主义者丹尼尔走进了制度学派狮子的窝里①，这是‘芝加哥’主义与‘麦迪逊’主义的历史性冲突。”他又进一步指出：“其实并没有这样的冲突。尽管弗里德曼在思想上同情的是自由市场，但是他当时还没有为了自由市场而拿起这根大棒。他与韦斯利·米切尔的密切关系就是一个绝好的证明，因为米切尔是索尔斯坦·维伯伦的学生和崇拜者，他本人也是美国制度学派中最‘科学’的一位。”[2]冲突虽然不是历史性的，但是我和米尔顿在芝加哥大学所接受的观点与在威斯康星大学通行的观点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当时的谈话中，另一个重要话题是欧洲的战争。美国对这场战争采取中立政策，虽然全美国的人民都同情英国及其盟国。威斯康星是一个例外。其居民中有多数是德国移民，这里本来亲德情绪就很强烈，政府的中立态度又使之进一步强化，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自由知识分子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主张美国中立。米尔顿和我是坚决反纳粹的亲英派，强烈主张美国援助联合国家，甚至主张美国积极参战。虽然这一话题从未在教授中公开讨论过，但是它是这一年中使气氛热烈的许多话题之一。

　　研究生和研究助理们清楚地意识到威斯康星大学经济学项目的不足之处，强烈希望米尔顿能获得终身职位。当时的威斯康星大学就像首都华盛顿一样容易走漏消息，也许现在仍然是这样。塞勒里院长建议聘米尔顿做3年副教授，不是终身职，但是教授们没有批准，当研究生得知这一消息后，17名年轻的教学与研究人员联名递交了一份致经济系全体教授的书面请求，建议增加经济理论与统计学课程的数量与种类，以此来表达留下米尔顿的希望。在整个事情过去之前，这群人中的有些人还表示了抗议，希望能留下米尔顿。但是教授们不欣赏学生擅自闯入他们领地的行为。

　　{米尔顿}在后来的岁月中，沃尔特·赫勒和我在公共政策问题上经常持对立观点，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一次是关于货币与财政政策的争论[3]。同样，乔·佩奇曼(约瑟夫·佩奇曼的昵称)也经常和我持不同意见，但我们也仍然是好朋友。直到1988年，在一封致收入研讨会成立50周年庆祝活动组委会的信中，乔还提到：“(1941)学年结束时，由沃尔特·赫勒发起，一些研究生联名请求经济系将米尔顿增补为教授。经济系拒绝了我们的要求，威斯康星大学因此而失去了将米尔顿留在麦迪逊的机会。”沃尔特和乔都已去世，他们生前一直很乐于向那些认为政见不同就意味着个人仇恨的记者表示，我们是终身的好友。

　　{罗斯}与某些教授不同，学生们并不觉得米尔顿对他们造成了任何形式的威胁。他们主要是因为他的实力才希望他留下来，而不是像那些教授那样优先考虑他是否威胁了他们的职位，或是拿到了比同等级别的人更高的工资，或是格鲁夫斯将米尔顿引进经济系的做法是否光明正大。教授们特别加以考虑的主要因素不是他的加入对经济系是否有利—一般而言，这一点对于许多大学和院系最终都充斥着平庸的教授的现象具有普遍解释力。

　　米尔顿花了许多时间来准备和整理他的讲稿。其余时间主要用在为收入项目做顾问，或者是撰写他的专著《独立执业人士的收入》。

　　这一年是我自学生时代以后第一年不去从事全职工作。我利用闲暇参加了一些“兴趣课”，一个是制陶，另一个是钩地毯。我非常高兴地上了3个月的课，然后发现自己怀孕了，情况不是太好，所以不能过多地活动。

　　这一年的美国经济学会的年会在新奥尔良举行，我们决定开车去。会后，又和同去参会的朋友玛奇拉普斯夫妇一起开车去了比洛克西。除了我每天早晨的呕吐和经常感到不适外，这是一次愉快的假期，所以踏上归途时我没有遗憾，但是回到家时看到的情形却让我们气急败坏。我们是除夕夜回到弗洛斯特的，结果发现房子是冰冷的，卫生间的水开始结冰，因为油箱空了。我们忽略了应该定期付钱好让油箱一直有油。

　　米尔顿做的第一件事是在炉子里生上火，让我坐到炉子前，然后开始行动。他找到一个燃油公司的应急电话，不过这可能给了他一个毫无顾忌地发泄情绪的机会，不用解释，他也知道接电话的人不该为这种事情负责，但这是他在这类情况下的一贯做法。他肯定还是把事情解释清楚了，因为没多久，公司的老板就穿着全套礼服来灌满了我们的油箱。他得到消息时正在参加一个除夕晚会，于是立刻就赶来了。虽然责任诉讼的时代还远未到来，但是他明白温度达到冰点的威斯康星的冬天会是什么样。

　　因怀孕带来的不适时有时无，而这次怀孕从一开始似乎就显示出不好的征兆，除此之外，冬季学期顺利地过去了。我受到了一位邻居细心友好的照顾，她的态度与多数教授的冷漠截然不同。只要我短期住院回来，她总是在我家门廊处放一篮子她做的菜或是烤制的面包。冬天她还给我提供了许多其他帮助。后来我知道她已与丈夫离婚，3个孩子由她抚养，我心里很为她难过。

　　在威斯康星大学的那一年里，有一个美好的回忆是与我们的朋友格鲁夫斯一家一起过圣诞节，他们是教友会派信徒。从那次圣诞节至今，许多年已经过去了，价值观与习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我却经常回忆起那次圣诞节的情形，并将其与今天的庆祝活动进行比较，尤其喜欢将格鲁夫斯家人的礼物和今天一味追求越贵越好的礼物选送标准进行比较。我记不得所有的礼物了，只记得其中的几件。一个孩子拿来一小捆他自己劈的引火柴，另一个孩子拿来的是她自己缝的洗碗布，如此等等。父母给孩子的礼物也是孩子想要的或者正好需要的：给一个孩子的是网球鞋，另一个是雪地鞋。同样，赠给亲友或是从亲友那里得到的礼物也都是有用的，而不是华而不实的。更重要的是，每一个人都很喜欢自己收到的礼物。

　　据我们所知，直到4月，还没有任何有关我们在威斯康星大学的日后安排的公开消息。我们只是听传闻说，院长已经提出建议，并得到校长的批准，准备给米尔顿终身职位。我现在推测，我们当时已经意识到了要得到经济系的批准有困难。但是直到1990年，正在编写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系系史的经济系教授罗伯特·兰普曼把一份他所写的“米尔顿·弗里德曼事件，1940~1941”的初稿送交米尔顿时，我们才得知当年详情。他的文稿中有许多我们一无所知的事情，还附有我们从未见过的文件[4]。

　　我们从这份文稿中得知，为了易于得到批准，院长改变了建议，将终身职位改为3年的副教授任期。米尔顿一直反对学术上的终身职位，但是由于经济系的教授们反对他的任职，无论有没有终身职位，都让他对接受3年任职犹豫不决。他在1941年4月11日的信中将自己的顾虑告诉了院长，请他帮助判断一下3年任职的结果是什么，考虑教授们是否有可能再次重复这次的做法。米尔顿接着说：

　　如果我认为再次任命是完全以我的表现与能力为依据的，我会毫不犹豫地接受它(3年任期)而且没有理由反对3年结束时终止任职。我并非不愿意冒

　　险……我当然认识到，能力与表现是你和校长对我的任职做判断的依据，但是我担心这不是经济系做判断的依据。

　　他在信中继续就3年任职的最终结果及这3年的工作情况做了分析。(我还没有发现塞勒里对这封信的答复，但是后来的备忘录证明米尔顿接受了这个任职。院长写了一个便条给校长，并将其内容手写在给经济系主任埃德温·威特教授的信上：“我已经告诉弗里德曼这个职位是他的了，而且他也不太愉快地接受了。我不同意让他走。”)院长决心要推进这件他认为对经济系、对威斯康星大学都有利的事，而且得到了校长的同意，因此决定即使经济系不批准也要促成此事。

　　就在这时，某个教授或是某些教授向新闻界发出呼吁，这在这所大学或是其他大学都是不同寻常的。1941年5月14日，威斯康星州《州府时报》(Capital Times)在头版头条登出了一篇文章，题为《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系3 500美元年薪的教授职位引起不满》，而前一年它还对我们到威斯康星大学表示过欢迎。文章先简要说明了事情的经过，然后从系预算委员会3月的第一次会议说起，这是第一次考虑并否决了米尔顿任职的会议，当时已经很明显，无论是终身副教授还是非终身的助理教授的任命，都会遭到经济系的反对。文章又继续说，虽然经济系已经否决任职，但是还将向校董事会的下次会议推荐。然后文章基本完整地引用了由系主任(威特教授)写给院长的信，尽管文中并没有指明是谁的信，只是说“经济系一名重要成员”。这封信解释了为什么不应该继续讨论米尔顿的任职问题，理由是：“米尔顿虽然是一个前程远大的青年(前哥伦比亚大学教师)，但却并没有出类拔萃到可以得到比其他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教授更高的职位和工资。他还只有20多岁……他在威斯康星大学讲授的代表最新研究成果的统计学课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好的教师，同时也是一个有经验的统计学家……总而言之，他是一个大有前途的人，但是还不能说已经达到了应有的水平。他在本专业领域内也还没有太大的名气。”①

　　随后几天，其他报刊，如《时代》周刊、《州新闻》(State Journal)和校园报纸都报道了威斯康星州《州府时报》上的消息。惟一增加的内容就是5月26日的校董事会不再考虑米尔顿的任职，这正是《时代》周刊预言过的。实际上，据我们所知，当时虽然有关于校董事会是否考虑米尔顿任职的各种说法，但是因为我们已经决定不要再在经济系许多复杂矛盾中受折磨，并且将这个决定告诉了有关方面，因此校董事会不再考虑米尔顿的任职问题。

　　1941年6月2日，米尔顿正式写信给校长戴克斯特拉：

　　如果你能将我的名字从提请校董事会考虑给予经济系副教授职位的名单中撤出，我将不胜感激。

　　他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是：

　　我们国家正处于危急状态，这使我认为应该为国防问题而工作。而且我坚信，只有加强国防，多方援助英国，才能维护民主与自由。

　　虽然这个理由准确地表达了米尔顿对战争的看法，但是并不是他要求撤消他的名字的真实理由。

　　戴克斯特拉校长的答复也很有趣。在说了他理解米尔顿想为国家目前的形势做点什么的愿望后，接着说：

　　你在威斯康星大学工作一年后，即将离去，我希望你知道这里的人对你的能力和教学成果的一致评价。在这些方面我所听到的都是对你的赞扬，所以我对你在和我们一起工作的一年中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

　　戴克斯特拉校长所说的一切可能都是真的，但是只会引起误解。塞勒里院长6月28日给韦斯利·米切尔的信说得更为准确：

　　我和戴克斯特拉校长深感遗憾的是，我们提出的给予米尔顿·弗里德曼博士助理教授职位的建议没有通过。弗里德曼的工作与人品都让人非常满意，他是一位君子也是一位学者。但是不幸的是，他被卷入了经济系两派的斗争之中。经济系大多数人都希望他留下。反对者卑鄙地利用舆论做宣传，米尔顿因此决定不再要求任职。

　　这个故事的其他部分来自兰普曼的报告，它涉及此前发生的事情。他交给米尔顿许多信件和备忘录的副本，希望他能了解一些细节。这些材料让我们知道了这一年中在幕后发生了什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正是一些错综复杂的因素，再加上人为的推波助澜，促成了最后的结局。某些教授害怕米尔顿会威胁他们的地位，另有一些人担心米尔顿会讲授他们正在教的课，还有一些人担心米尔顿的任职会危及他们建立一个独立的商学院的努力，他们希望这个商学院不要附属在人文科学学院内。塞勒里院长和戴克斯特拉校长明确认识到，将经济系放在商学院内意味着商业将压倒经济学占主导地位，而且，正如塞勒里写给校长的便笺中所言：“这是危险的。”个人竞争也起了部分作用。另外反犹情绪也起了部分作用，因为经济系会因米尔顿的任职而有两个犹太人。

　　商学院某些人利用的另一个证据是米尔顿写的一份备忘录，这是应格鲁夫斯教授的要求而写的。由此也可以看出经济系是否有人认真地读过这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中主要有两个内容引起了反感—题目和最后两句话。这个倒霉的标题是：《拟议中的威斯康星大学与社会科学相关的统计学专业课程》。备忘录中被经济系教授与新闻界反复引用的最后两句话是：“一个学生在威斯康星大学所受的培训不能使他胜任最新统计学课程的教学，也不足以让他在使用统计学方法的领域内从事独立的工作。即使他修了所有可选课程，仍然不能胜任需要应用现代统计学的研究工作。”

　　这个备忘录的主要部分讲的是发生在统计学领域中的革命性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统计学课程教学的深刻影响。然而却从来没有人提到过备忘录中的这方面内容。米尔顿和艾伦·沃利斯准备编写统计学的教科书，在威斯康星大学流传的这份备忘录正是拟议中的教科书前言的主要内容。备忘录有十几页，在前七页中只有一处顺带提到威斯康星大学。最后三页专门讲威斯康星大学的现状，但是一开始就明确表示：“现在正在社会科学系或是数学系讲授的下列这类课程，目前还只停留在目录说明的程度。”这里并没有批评任何特定的课程或是教师。这些内容之后才是被解释为是在尖锐地批评经济系的课程和教师的那两句话。

　　有趣的是，这个备忘录后来发挥了更为建设性的作用。不到一年之后(1942年10月7日)，艾伦·沃利斯在写给米尔顿的信中说：

　　(哈罗德·）霍特林表示有兴趣考虑你写的开设统计学课程的建议……他现在是数理统计学研究所下属的一个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委员会将在圣诞节提出一个关于“统计学课程教学”的一般性科目，这就是他为什么对你的文件特别有兴趣的原因。

　　米尔顿因为这个备忘录而成为委员会的成员，备忘录的部分内容被收录入委员会的最后报告之中[5]。除了收集备忘录与其他资料外，兰普曼教授还请沃尔特·莫顿就“弗里德曼事件”写一个回忆，并在1979年9月18日完成了他的备忘录。莫顿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反犹主义者和有强烈亲德情绪的人，他是事件中的主要人物，自始至终反对米尔顿的任职。他于39年后自己80岁时写下的备忘录中有些显而易见的错误，例如说米尔顿“当时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米尔顿在1933~1934年时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更有趣的是，莫顿在提到米尔顿时，无论是针对能力还是针对人品，没有一句负面评价。举一个例子：

　　米尔顿·弗里德曼给教授和学生都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他在课堂教学中表现得能干、智慧、语言生动，许多研究生都希望他能在经济系任职。毫无疑问，他是一个优秀的教师和出色的经济学家。

　　为什么当时他投票反对米尔顿？莫顿的回忆是，他在与塞勒里院长的谈话中称赞了米尔顿，于是“院长向我指出，既然我认为米尔顿是一个有着广博的经济学知识的优秀青年，是一个生动有趣的教师，是一位深受学生喜爱的好老师，他认为我就应该投票同意他的任职。但是他没有仔细听我的解释，我犹豫不决，不愿意无端地得罪福克斯、高姆尼茨(Gaumnitz)和厄尔利教授，我还要在经济系日复一日地和他们相处。而且，我相信任何一位教授都不能靠哄骗而弄到职位，而福克斯和高姆尼茨却显然认为格鲁夫斯正企图这样做。塞勒里院长告诉我，他无论如何要给米尔顿职位，还说：‘这里不是第三帝国。’”

　　至少莫顿在后来的岁月中，对自己的反犹情绪充满了负疚感—这种情绪在他的早期岁月中是显而易见的。他在1981年致塞利格·珀尔曼的儿子马克·珀尔曼的信中，对他寄来的有关反犹主义的一篇文章[6]表示感谢，莫顿说：“整个事件不是因为反犹情绪而是因为哈罗德·格鲁夫斯愚蠢的政治态度导致的。”他重复了与院长谈话中称赞米尔顿的内容，然后得出结论：“因而塞勒里的态度部分与我有关，因为我把米尔顿能力向他如实相告。”

　　莫顿1979年写给兰普曼的备忘录和1981年写给马克·珀尔曼的信中，将所有谴责都加到格鲁夫斯头上，而将所有赞扬都放在米尔顿身上。当然，到这时，米尔顿的远大前程已不再需要寄望于未来，他声名显赫，而且获得了诺贝尔奖！

　　兰普曼报告中一个又一个的备忘录揭示了威斯康星大学事件中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无处不在的校园政治中的普遍现象：教授之间的意见分歧由于背后的流言蜚语和狭隘的心胸而加剧。有一个报告讲的是1941年4月16日在院长办公室召开的会议，让人读了忍俊不禁：“院长开门见山地解释此次会议的目的。他说，他因为要把这些成年人叫到一起讨论他们的行为举止而感到难过。他认为经济系内部的争执和互相攻击是因为道德素质下降导致的。”会议的其他时间主要用来点名和对不同人的道德品质提出质询。当讨论开始转到弗里德曼的任职问题时，一位教授指出，这不属于会议的议题，因为会议是为讨论教授间的互相指责而召开的。院长和全体与会者都同意还要举行另一次会议讨论弗里德曼的任职。

　　显而易见，互相敌视和流言蜚语在我们走后还持续了很久。直到1979年，沃尔特·莫顿在给兰普曼的备忘录中仍然忍不住要加上几句话，讲讲弗里德曼事件在后来几年中对涨工资的影响：“弗里德曼事件让那些支持他的任职的人在经济上得到了好处，而那些反对他的任职的人在经济上受了损失。”

　　我们在威斯康星大学时，助理教授詹姆斯·厄尔利不在系里。虽然在列举因米尔顿加入经济系而受到威胁的人时偶尔会提到他的名字，但是他本人并没有参加争执。事实也是如此，1989年他在给兰普曼的信中写道：

　　我的确……同意格鲁夫斯和研究生们的意见，经济系需要大幅度的“改造”。和其他人一样，我认识到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系已告别它的巅峰时期，严重衰落了，因此，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来，我都主张改造它。经济学理论和统计学是特别薄弱因而也特别需要重视的领域。一般而言，我认为经济系主要是受累于裙带关系和保护人陋习。

　　厄尔利还说：我倾向于认为弗里德曼事件是一场正在进行的战争的一部分，这场战争是沃尔特·莫顿和其他人争夺对经济系及其发展的控制权之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真正白热化，直到埃德·扬成为系主任才告结束。

　　{米尔顿}在威斯康星大学度过的这一年，是我走入全职学术生涯的开端，也是我陷入学术政治漩涡的开始。我成了系内矛盾的牺牲品，由此而懂得了在此类矛盾中一些知名学者会变得多么狭隘。争执越琐碎，政治手段就显得越肮脏。我很幸运，很早就学到了这一课，而且当时的大环境淡化了这种争斗可能会给我未来职业生涯带来的任何影响，因为战时经济为我提供了至少是以后几年的学术工作，使我不必回到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去。如果不是这样，正如人所皆知的，威斯康星事件对我今后的学术前途产生的危害可能要严重得多—这是又一个例子，说明我有多么幸运。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它烟消云散了，只在我心中留下一点儿苦味。

　　小插曲不算，总的来说我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一直极为幸运，避免了深陷校园政治之中。但是我在威斯康星大学形成的印象此后却被广泛地证实。假设系里的某一成员在彩票中赢了100万的大奖，他的同事会拍拍他的肩膀，说他很幸运，这种显而易见的嫉妒不会变成怨恨。但是如果新获得的财富来自畅销的教科书或是其他专著，别人的反应就不会这么宽容，而相比之下，如果一个人比其他人多加了工资(也许只多了100多美元)或者安排了更好的职位，别人的反应就更不一样了。嫉妒是最轻的反应，最为严重的是怨恨，其中的问题在于他和别人之间出现了引人嫉恨的差别，其他人会觉得低人一等。

　　我要赶紧再补充一点，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非学术行业里，虽然它可能表现为不同的形式。

　　{罗斯}这个学年结束时，我们决定不再继续留在威斯康星大学，而是去了东部。米尔顿是开车去的，我则根据医生的建议坐火车前往。我们在纽约会合，我在那里见到了今后负责我的孕产期健康的产科医生。他正好也是我们以前在纽约时的一位朋友。他建议了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当时我仍然有一些问题，而且体重过重。

　　然后我们前往佛蒙特州的诺维奇。此前米尔顿已经同意和卡尔·舒普及鲁思·麦克一起做如何通过税收防止通货膨胀的研究项目，这个项目在诺维奇进行。研究结果要在1941年秋天递交财政部，并于1943年以《用税收防止通货膨胀》为题发表。卡尔·舒普是著名的财政学专家、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米尔顿因参加收入研讨会的工作而认识了他。

　　除了我身体不适外，这个夏天还是很愉快的。许多朋友来看望我们，有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同事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还有达特茅斯大学的朋友。阿瑟·伯恩斯和海伦·伯恩斯夫妇也在诺维奇度夏，后来他们在厄利有了一处房子，我们1948年起也在新英格兰的同一地区度夏，1968年又在附近的西法尔利建了一处房子。鲁思·麦克和艾迪·麦克在泰特福德有一处房子。有一件参加麦克家晚餐时发生的事让我们现在想起来觉得很有趣，但当时的感觉可没有这么好。他们家的房子在一座小山陡峭的山顶上。我们和伯恩斯夫妇一起从诺维奇驱车去麦克家。当我们到山脚下时，阿瑟坚持要我从车里出来，和米尔顿一起爬上山顶。在当时和其后的许多年中，他处处以我们的家长自居。以我当时的身体条件，单是从车里跳出来就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在7月的某一天离开诺维奇，主要是为了我的第一次生育而去一个安全的地方。但是这个孩子并不像我们盼望他那样急于来到这个世界上，而且等待似乎遥遥无期。这次怀孕最后无果而终。经过极为困难和长期的辛苦，婴儿还是流产了。我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打击对我们比威斯康星大学的经历要更让人伤心。但是共同承受这两件不幸带来的痛苦，让我和米尔顿的关系比原来更加亲密了。我们不再是孩子，突然之间就长大了。

　　{米尔顿}夏季项目的结果之一是为我提供了一个在财政部税务研究局的工作。随着战争在国外激烈进行，美国国内主张参战的倾向也越来越强烈，在这种形势下，到财政部工作比回到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更有号召力。因此，罗斯稍作康复后，我们就去了华盛顿。

　　此时，阿伦住在马里兰州的洛克维尔，他在那里买了一所旧农场的房子，他准备自己重新加以设计，因此建议我们和他一起住。我们同意了，当时我们还期待着小生命的降生。去威斯康星大学前我们已将纽约的房子转租出去了。夏天从诺维奇回来时我们将家具运到洛克维奇，准备孩子出生后就搬到那里。虽然最终那个孩子没有加入我们这个小家庭，我们还是决定和阿伦住在一起。

　　注释

　　[1]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70 edition, 6:165.

　　[2] Leonard Silk, The Economist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p. 58.

　　[3] Published as Milton Friedman and Walter Heller, Monetary vs. Fiscal Polic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1969).

　　[4]我下面引用这篇报告的内容时未加特别说明。鲍勃·兰普曼给我们的报告，有一个大加缩略的版本,褽ssay 2, The Milton Friedman Affair at Wisconsin, 1940-1941,?in Economists at Wisconsin, 1892-1992, ed. Robert. J. Lampman (Madison: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1993), pp. 118-21。

　　[5]襎he Teaching of Statistics,?Annals of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19 (March 1948): 95-115.

　　[6] Mark Perlman,襃ews and Contributions to Economics: A Bicentennial Review,?Judaism 25 (1976): 3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