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开始婚后生活

　　{罗斯}即将成为我们的家的那间小屋子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令人愉快的。这是一个在树林中的小石头屋子，能看见凯泽湖的风景，有一条小路通向湖畔的私人码头。我们在这间小屋中度过了新婚后的最初3个月。小屋是小说家佩斯利太太的客房，她在湖畔还有一个大房子。我记得我们住在那儿的时候她不在家，所以我们可以随便使用她的私人码头和小船。小屋子已经安装了电线，但是电还没有通到这个地区，不过房子里备有阿拉丁神灯那样的煤油灯，可以提供很好的照明，让我们工作到深夜。我在一个烧柴的火炉上做饭—我对这种火炉很 熟悉，因为以前我母亲总是在这样的火炉上做饭和烤面包，即使是我们劝父亲为她买了一个烧柴和煤气两用的炉子后，她还是要用烧柴的火炉。她用没有温度显示器的火炉烤出的蛋糕，要比多数现代厨师用价格不菲的设备烤出的蛋糕好吃得多。但是我必须说明，我只在我母亲的炉子上烧过开水，从未做过其他事，因为她可不赞成让孩子们自己做饭或是做其他家务。但是，也许是因为我有母亲的基因，或者是我的运气好，我总算是为我们两人做成了饭菜，虽然不是什么美味佳肴。

　　{米尔顿}罗斯和她母亲一样，永远是一位能做出神奇美味的巧手厨师，结婚近60年了，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她烹制的美食，这一点就是她的非凡厨艺的一个明证。如果她母亲真的没有教过她，那她的烹饪技能则有力地证明了遗传基因的重要性。

　　{罗斯}不管有没有现代设施，我们过的是田园诗般的日子。多亏有美妙无比的煤油灯，让我们可以工作到深夜，写我们的博士论文：米尔顿写的是关于专业执业人士收入的论文，而我的题目是资本理论。我们分担必须去做的工作，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互相帮助对方承担手稿的打字工作，也分担家务活。我比较擅长家务，比如做饭；而他比较擅长其他活计，比如劈柴。这里的问题不是男人的活儿或女人的活儿，而是谁做更有益，还有就是谁手头有时间干某样活儿。

　　下午的时光，我们经常在湖里游泳或是划船。我没学过游泳，米尔顿就坚持不懈地给我讲各种要领，不厌其烦地教我，然后才让我从船上下到水里。我始终游得不好，但是足以让他满意。不游泳的下午，我们就在乡村周围散步，或是开车在这个地区闲逛。

　　有一次我们看望了我们的朋友克拉克夫妻，他们当时住在缅因州南伯维克洛伊丝的祖父母家里。洛伊丝的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死于一次事故，她和两个兄弟是在祖父母的抚养下长大的。洛伊丝非常爱她的祖父母，她觉得有责任照顾他们，特别是她的祖父—他是我所见到过的最让人喜欢的绅士之一，所有的人都忍不住要喜欢他。在这第一次的走动之后，我们又多次前去造访，后来我们到新英格兰度夏以后，还不时地前往南伯维克。但是，我尽力回忆，印象中后来还是再没见过她的祖父母。

　　最初三个月的共同生活，而今回想起来，细节已经模糊了，留在记忆中的只是一个快乐的夏天。当然也需要磨合，因为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多年的独立生活。我们想出了一个让磨合变得容易又省时间的好办法，那就是用数字来代替某些常用的口头表达。我记得我们有10个数字，但是沿用至今的只有数字2，它表示：“我错了，你是对的。”这个数字能留下来，是因为说“2”比承认自己错了要容易。

　　夏天结束时，我们决定在回纽约前先去游览魁北克(此后的两年内我们家都会在纽约)。我们把不多的几件行李放在汽车里，向北穿过人烟稀少、树木繁茂的林区。我清楚地记得这次旅行：沿途赶上狂风暴雨，树木都被连根拔起。车继续向前行，我们眼看着天黑了，但是经过的房子和汽车旅馆都没有电灯，只是偶尔会看见一扇窗子里有蜡烛。这显得很奇怪，但是我们那时还是没有把没有灯和我们刚遭遇的暴风雨联系在一起。我们总算找到了一个汽车旅馆，决定停下来过夜，这才听前台的人说，我们刚刚遇到的是大飓风。后来我才知道，1938年是新英格兰的“飓风年”。

　　车载收音机还不像后来那样普遍，我们的汽车里就没有。就算是有收音机，天气的信息服务也不像现在这样全面。无论听起来多么难以置信，我们当时确实对面临的灾难毫不在意。是不是因为我们太愚蠢，或者是过于互相关注，以至于完全不在乎外面的世界？

　　我们到魁北克时，飓风已经过去，阳光灿烂。我们愉快地游览了老魁北克，然后掉头驱车返回纽约。

　　临去度夏前，我们没有租公寓，回来后我们先住在旅馆，第二天就开始找房子。我记得我们没有看太多的房子就订下了一套很豪华的公寓，公寓在一座新建的楼里，位于纽约中央公园与104街交会处。这个位置对米尔顿来说非常理想，因为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就在哥伦布广场(百老汇与59街交会处)，乘第八大道的地铁只需几站，而在许多年前乘地铁是非常愉快的事。我希望我上班时也能非常方便。这个居民区的安全现在很成问题，但是在当时却是一个高尚社区。阿瑟·伯恩斯和海伦·伯恩斯夫妻的公寓位于几个街区之外的97街与中央公园西交会处，这无疑是我们在这个地区租公寓的原因之一。

　　我们花了一段时间才把公寓布置好。我们一生中都是这样，因为我们两个人都认为，除了买房子，买其他东西都应该用现金。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这是我们梦想的房子，所以我们希望它能完美无缺。我们把公寓布置好以后，都觉得这是我们拥有过的最漂亮的家，其中米尔顿做的书柜也让我们非常满意(我不记得米尔顿是在哪里干的木工活了，估计是在一套空的公寓里。他其实从高中的“手工训练”课以后就再也没有做过木工活)。我们尽情享受着新家。

　　我们在纽约有许多朋友，而且来往密切。除了伯恩斯夫妻外，我们所有的朋友都和我们一样，刚结婚，没有孩子，其中以米尔顿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居多。而且，他们多数成为我们终身的朋友，即使我们生活在其他地方时也一样—实际上我们多数时间生活在其他地方。我们经常旅行，只要有可能就顺路访友。

　　最近我们在一部家庭录像上看到了其中的五对夫妻，他们是晚宴上的嘉宾：伯恩斯夫妇海伦与阿瑟，阿布拉莫维茨夫妇莫与卡丽，哈里斯夫妇洛厄尔与阿格尼丝，沃利斯夫妇艾伦与安妮，贝内特夫妇罗林与珍妮，我们只与其中的贝内特夫妇一度失去了联系。也许是因为罗林离开了学术界，而其他人的职业都集中在学术界。但是我们已经重新联系上了。最近我们去加利福尼亚的养老院看望了他们。

　　我们这群人中的男人多数是经济学家，女人中也有一些人是，所以我们的聚会是一个讨论经济学问题的机会，而这些问题正是这些人当时心中经常考虑的。

　　此外，日益恶化的世界形势也困扰着我们。1939年9月战争在欧洲爆发，大约就在我们离开纽约的前一年，战争是讨论中除了经济学问题外最主要的内容。

　　米尔顿与阿瑟·伯恩斯的友谊要比其他人开始得更早，而且一直持续到1987年阿瑟去世。

　　我们所有朋友的婚姻都是从一而终，不知这是反映了那个时代多数人的生活，还是我们这群特殊的人的特殊环境使然，或是两个原因都有。只有死亡才能让他们分开，未亡人也没有再婚。阿格尼丝·哈里斯几年前去世。安妮·沃利斯70岁时得了阿尔茨海默氏症，久病不愈后去世。

　　利奥·罗斯滕生活在好莱坞，偶尔也来纽约，于1997年去世。他永远是一个神奇的讲故事高手，只要有他参加的聚会，他都会成为众人的中心，滔滔不绝。伊莱·金兹伯格也是喜欢占据聚会中心滔滔不绝的人。有一次在利奥来访时，我们想，要是把伊莱也请来，一定会非常好玩，我们还邀请了两位朋友来吃晚饭，看他们两个人谁能控制谈话的中心内容。竞争很激烈，但是晚宴刚开始不久，就像我们预料的那样，利奥就成了冠军。

　　那次晚宴上有一件事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因为我和米尔顿都忙于工作，所以我们请了一位小时工范妮，我从未忘记过她。那天下午她很早就来了，一直干到吃晚饭。我记得她一周工作5天，我们付她一周7美元，这是当时纽约通行的工钱。她非常尽职敬业，我们和她在一起也很愉快。她不自卑，我们也没有看不起她。我们招待利奥的晚餐最好地体现了她的态度。当时正是迪万神父①因在哈莱姆传播福音而闻名的时期。晚餐中间，伊莱谈起迪万神父，开始是正常的声音，后来因为意识到范妮就在附近，就压低了声音。厨房与我们坐着吃饭的小餐厅不是完全隔开的。范妮大声喊道：“你不用小声嘟囔，我不是迪万神父的天使！”

　　我们在纽约住下后不久，我如愿开始工作，做债券研究项目的助理主任，这是一个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和联邦储备银行合作的项目，就是我和汤普森先生在华盛顿讨论过的那个项目，当时我们考虑在我搬到纽约后是否有可能为我提供一个其中的职位。但是我没有工作到项目结束，我在1940年离开了纽约，当时米尔顿被任命为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系的客座教授(见第6章)。不等项目结束就离职成为我职业生涯的一种模式，但这是我自己选择的模式。

　　虽然我们两个人在开始共同生活时都是经济学家，但是也有不同。我从一开始就没有问过谁的工作是第一位的。我离开在联邦储蓄保险公司的工作是因为我绝不愿意有一个半日制婚姻，而米尔顿对在华盛顿工作没有兴趣。当我们离开纽约去威斯康星时我放弃了工作。我这种态度部分是那个时代的反映，那时妇女解放还远未出现在地平线上，几乎没有已婚有家的女性从事全职工作的，因为这会使她们一天的多数时间不在家。我们的朋友中为数不多从事全职工作的女性都是因为有寡妇母亲或是寡妇婆婆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能够承担做饭的职责。我和米尔顿都明确地意识到，如果我们有了家庭，我的主要职责就是母亲，经济学家是第二位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在人生的全部内容中，个人的因素是至关重要的。从一开始我就从来没有过与米尔顿在专业上竞争的想法(也许因为我聪明地认识到我不可能竞争过他)，另一方面，他总是让我觉得他的成就就是我的成就。1984年3月18日在旧金山的一次星期天的《主考人》(Examiner)采访中，就像我经常碰到的那样，我被问到如何面对我们没有同等的公众声誉这一事实，我的回答是：“幸运的是，我生来就没有强烈的竞争基因，因此他的声誉就是我的声誉。我永远不会获得诺贝尔奖，但是我为自己是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妻子而感到非常自豪。另外，他和我相比，更爱交际、更开朗、更大方，因此，他更适合做公众瞩目的人物。”

　　米尔顿在我们结婚前从来没有去过芝加哥以西的地方，而且他只见过两个我们家的人，一位是我母亲，她来纽约看过我们，另一位是我的哥哥阿伦。我们决定在搬到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前，利用夏天开车去波特兰看望我的家人和朋友。

　　{米尔顿}前两年我们偶尔会驾驶我在离开华盛顿前不久买的福特车。为了这次西去的旅行，我们花795美元买了一辆很新的二手墨丘利(Mercury)两用车。它为我们好好地服务了6年后，我们在俄勒冈的波特兰将它以1 350美元的价钱卖掉，这是在我们1946年第二次西去旅行后。我们卖车的账面利润是战时通货膨胀、西部车价较贵、汽车短缺的结果，此外还由于战争期间民用车辆生产暂缓，战时物价管制还有效。我们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没有再买车，等再买车时，我们买了一辆恺撒(Kaiser)就满意了(这倒不是为了考虑物价管制，战前这种车还不存在，而且战争结束后，物价管制没有持续多久)。

　　{罗斯} 1940年7月我们离开纽约，此后的整个夏天都是在开车横穿美国的长途旅行中度过的。我们回顾起这次旅行时，总认为它是我们最愉快的旅行之一，不过或许有这种感觉是出于怀旧。虽然事先做了详细的旅行计划，但是我们特意将日程安排得比较灵活。如果我们喜欢一个地方，就在那里多停留一些时间；如果发现某处枯燥乏味，就继续前行。我们的旅行非常简单，晚上住在汽车旅馆里而不是饭店里，如果碰巧幸运地找到一块开阔的地方，而又没有更合适的地方，就在小河边或是山顶野餐。在美国国家公园，我们就在营地的小屋里过夜。

　　当时的营地没有现在这么方便，但是也没有今天这样拥挤。据我的记忆，我们在整个旅途中没有提前预订过任何一个用来过夜的地方。

　　此前，我们两个都没有太多的旅行经历，所以此行有许多地方要游览。我们后来再查看当时的旅行日志，发现没有遗漏太多的地方。我们从北方到南方，再从东部到西部，走遍了美国，并且深入到加拿大和墨西哥。

　　旅行一开始我们就去了加拿大，游览了蒙特利尔。一件小事鲜明地体现了我和米尔顿在花钱方式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在我们的共同生活中贯穿始终。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上到洛伊尔山(Mount Royal)的山顶，这是一个标准旅游线路。米尔顿想要坐马车，而我认为应该步行上去，可以省钱。但是我可以毫不犹豫就买下一套骨灰瓷瓷器，而米尔顿却认为小商品店的瓷器就很好。最终我们还是买了骨灰瓷瓷器，然后步行上山，不过这是以我们达成的一项“协议”为前提的。消费者购买行为调查项目组刚刚绘制了根据家庭规模和收入多少而定、与不同的预算相对应的支出表，而我们的协议就是，我要在下一年里比照我们的家庭规模和收入水平从食品支出中把买瓷器的钱省出来。我有一个玻璃容器，里面放着零钱，这是我前一年节约出来的。这是我的第一次分期付款。我必须承认我做了点小手脚，因为出去吃饭没有算在我的食品开支中。我现在已经忘了当初花了多长时间才付清钱，但是我现在还保留着这套瓷器。

　　在向西去的路上，我们停在麦迪逊，为下一年挑一处房子。我说“挑”是因为我们的朋友海伦·格鲁夫斯的丈夫哈罗德·格鲁夫斯促成了威斯康星大学聘米尔顿为教授一事，他已经详细地调查了房屋市场，选择了几处房子让我们挑。我们选中了名为弗洛斯特树林的公寓楼中的一套房子。这个公寓楼是美国著名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莱特的一个门徒建的，非常适合我们。处理完这件家事，我们又继续西行。

　　因为一次事故，我们在加拿大的班夫停留了较长时间，这是一次虽然不在计划之中但也并非很不愉快的停留。当时是我开着车从加拿大的贾斯珀前往班夫，遇到一段湿路，转弯时车一滑，翻了。我们遇到过多次这类事件，显示出我们生来就是“幸运星”，而这次事故只是其中的一次。我们开的车是一辆两用车，没有安全带。幸运的是我们拉上了顶篷，因为我们刚从暴风雨中穿过，而这就是路滑的原因。但是两用车的顶篷保护功能不太强。尽管如此，当我们两个人从车里爬出来时，甚至连擦伤都没有，虽然车损坏得很严重。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此后的许多年里，我从来没有听到米尔顿就此对我有过一丝批评之意，他总是说，不是我的错，是因为路太湿。

　　和所有车祸发生后的情形一样，人们停下车来，有的人是看能否帮忙，有的人是出于好奇。其中有一句话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就是一个又一个人看完现场后都说：“看，车撞得这么厉害，可是鸡蛋竟然没破！”事实正是这样，有几个煮得比较硬的鸡蛋放在野餐篮里，当车身突然被撞开时，鸡蛋都滚了出来，它们确实没有碎，只是撞得噼啪响！

　　汽车在卡里加里修理时，我们在班夫的旅游者之家度过了愉快的一周。这个旅游者之家是由一位苏格兰女士经营的，我们每天的下午茶都吃她做的烤饼(这是米尔顿难以忘怀的)。我们还看遍了当地的风景。那辆车除了撞得很厉害的车身外壳以外，其他地方都修好了，我们继续西行。

　　这样一耽搁，我们必须取消行程计划中的某些内容，以便在预期的日子赶到波特兰。我们是半夜才赶到的，因为忘记了从达拉斯到波特兰的路。我的印象中，沿玛尔蒂诺玛高速路而下只需两小时，而我们却开了6个小时。双车道的路沿着哥伦比亚河蜿蜒而行，一个急转弯接着一个急转弯。不过我们总算到家了，虽然我们悄悄地从卫生间的窗户爬进屋子，但是因为全家人此前都在等着我们到来，所以还是有人听到了我们的声音。全家都醒了。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看望亲戚。我的姐姐贝基带着她10岁的儿子巴里也回家来了。他们和我们一起离开波特兰，而米尔顿从一开始就成了贝基心目中的英雄。除了他对我的家人的亲近友善及与那些既不认识又没有太大兴趣的人交谈时所表现出的宽容之外，她特别感动的是米尔顿对她的小儿子的耐心。巴里想要在路上每一个好玩的地方停车，米尔顿几乎满足了他的所有要求。

　　我们此前已经参观过两个世界博览会，一次是1933年在芝加哥，另一次是1939年在纽约。但是我们不能错过在旧金山金银岛(Treasure Island)举办的金门世界博览会，这次博览会是为了庆祝新的金门大桥与旧金山—奥克兰湾桥建成。我记得那是在我们东行前往大峡谷游览的途中。虽然我不能准确地记得是在什么时间，但是游览中有几个场景历历在目，特别是我们骑着驴进入大峡谷那一段儿。我现在仿佛还能看见我们两个人那天夜里站着吃晚饭，还几乎能重新感觉到那种辛苦。

　　虽然我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多次往返于芝加哥与波特兰之间，但是其中没有一次是开车旅行的—而只有开车才是能真正游遍美国的惟一办法。我们两个人印象最深的是我们沿路所见到的人的多样性。我们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美国的自然景观与人民是如此多样化。我们的此次旅行历时12个星期，行程1.3万英里，最终在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结束—这里是我们的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