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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3月22日 15:39 中信出版社

　　第4章从相识到结婚，1932~1938年

　　同窗芝加哥大学，1932~1933年

　　从1935年到1938年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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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斯} 1935年8月19日米尔顿离开了芝加哥，4天后我去了相反的方向。奈特教授要离开住地6个月，也就是1935年至1936年的秋季与冬季学期，这样我就可以自由决定是留在芝加哥继续做我的论文还是再找一个临时的助手工作。奈特可以负责为我安排，但是留在芝加哥当时对我没有太大的吸引力，我决定回波特兰看望家人，再找一份工作干6个月。

　　我希望能在华盛顿找一份工作，我以前的许多同学都去了那里(其中还包括一个对我来说很特殊的人，那就是米尔顿)。克拉克·蒂贝茨是我在就业项目工作时认识的朋友，他打算做人口普查，正在争取获得批准，那样我就有可能在这个项目中得到一份在华盛顿的工作。但是他提到还有另一个可能会做的项目，类似我在芝加哥做过的那一类，不过计划在西海岸做。

　　我回波特兰途中的第一站是旧金山，我在旧金山和奥克兰都打听过工作的进展，当时的形势很让人振奋，但却没有工作机会，因为大多项目都还处于计划阶段。因此我在旧金山短暂停留，看望了姐姐贝基和她的丈夫米尔顿后，就去了波特兰，只打算短暂看望一下家人，我的目标还是在华盛顿。

　　令人沮丧的是，我寄以希望的人口普查项目没有得到批准。克拉克·蒂贝茨在告诉我这个令人失望的消息的同时也向我建议，也许我最好的机会是回去参加芝加哥的项目。我还没有从这个令人不快的消息中回过味儿来，蒂贝茨先生又告诉我，有一位肯尼思·麦吉尔先生，“如果可能，想在这个星期”面试我。我不知道谁是麦吉尔先生，也不知道他见我要谈什么，更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我要返回奥克兰，还是像我希望的那样，去华盛顿。麦吉尔先生当时正在组织的是一个在美国公共卫生署指导下进行的卫生项目，这个项目拟安排在波特兰。他给了我一个编辑的职位—和我在芝加哥那个项目中的职位一样，一个月的工资是130美元，这与我做博士论文时为奈特做助手的报酬差不多。

　　因为没有什么其他的希望，我母亲又很高兴我能在家里住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我再次成为政府的雇员。这份工作和我在芝加哥做的那份工作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因为这个办事处比较小，工作人员的数量也比较少，所以我要负更多的责任。波特兰是项目组在整个太平洋海岸的主要培训中心，一旦我们开始工作，我们还要为西海岸的其他办事处做培训工作。我不是一个耐心的教师，而且学生也不够聪明。

　　起初，这个工作要花很多时间培训我们自己的以及在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其他办事处的统计员和编辑。除此之外，华盛顿总部经常改变要求，我们刚让一切比较正常地运转起来，某些新的变化就来了，这就意味着又要重新规划并安排更多的培训。我们还经常要接待由来自华盛顿的官员组成的访问团。我记得他们主要是一些长者，但是有这种印象也许是因为只要超过30岁我就认为是长者。我在60年后的现在回想起来，他们的访问在社交关系上是很令人愉快的，但是对项目并没有什么作用。

　　我记得我们办事处的项目工作人员有5个。一个年轻的学生是我的助手，而我是其中惟一的女性。麦吉尔先生负责管理所有地区的工作，他是一位文雅、慈祥的人，但是计划制定好后，他就不常来我们办事处了。我们办事处的主任不是本地人，我不太喜欢他，因为他有点官僚作风，而且太看重自己。我最喜欢的是一位负责实地调查工作的年轻人，也是在工作上和我接触得最多的一个人。他因为经济危机和妻子生病而从医学院退学，年龄比我稍大一点，但是很接近，这使我们有共同的兴趣和共同关心的问题。几个星期后，我和他都觉得自己的工作不是特别让人兴奋，但是我们相处得很融洽，而且我们都不喜欢从华盛顿来的那些人和项目主任。他告诉我他面临的问题，我也告诉他我的问题—他的问题比我的多。我对解决他的问题无能为力，我对他的帮助也许仅限于听他倾诉。而我的烦恼只是怀念我在芝加哥的生活和朋友，和某个人谈谈那里的生活觉得心里会舒服一些。除此之外，因为见不到面，再加上见到一些我以前的男朋友，我才明白自己是多么想念米尔顿，因此我很高兴有一个人能充满同情地倾听我讲米尔顿的优点。

　　忙完了第一阶段的那些计划、组织和培训工作后，工作内容就变得乏味而单调。我为了让自己不要太无聊，就在里德学院的图书馆里读杂志上最新的经济学文章，为准备回芝加哥后就要参加的博士资格考试做总复习。有些复习我是在晚上做的，但是多数是在上班时间实在没有什么可忙的时候做的。我不能说在论文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乏味的生活对于从事需要创见的工作并不合适。

　　虽然我所想的和所盼望的都是什么时候能去华盛顿以及怎样才能去，但我还是拒绝了国内经济局局长戴·门罗对我是否有兴趣参加消费者购买行为调查项目的询问—这是一个由米尔顿所在的美国自然资源委员会以及劳动统计局和国内经济局合作进行的项目。虽然去华盛顿的可能性对我很有诱惑力，但是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在返回芝加哥之前继续留在公共卫生项目里，而且再有三个月我的工作就结束了。我相信，来自戴·门罗的询问是米尔顿和在华盛顿的其他朋友努力的结果。

　　我不知道在大萧条的日子里进行的这许多研究工作为丰富人类的知识宝库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我以前对这个问题考虑得很少。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当我回顾自己当时的生活时，我才对这个问题有了一点想法。我想，其中一些工作肯定对经济学知识有很大的贡献，另外一些工作则积累了存档资料，而最重要的贡献还是为许多需要维持生活的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在回顾往事时，我将当时在调查项目中工作的失业者的状况与今天的失业者做了一个比较。当时没有失业保险，也没有范围广泛的福利制度。那时的工作人员似乎对他们得到的帮助感到非常感激，而不是觉得这是社会的错误，政府也就理应帮助他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联邦储备委员会这样的政府部门应该为危机的严重性负主要责任，但是失业者或其他人士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米尔顿} 1935年是罗斯福新政的第二年，新政正在全力推进。多年后我和罗斯成为针对中央政府权力增长现象的著名批评者，而中央政府权力增长正是由新政开始的。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新政成了我们个人生活中的救星。政府实施的新项目为经济学家创造了繁荣的市场，特别是在华盛顿更是如此。如果没有新政，很难想像我们能够找到经济学专业的工作，学术职位很少，学术界又广泛存在着反犹情绪。虽然乔治·施蒂格勒1936年在艾奥瓦州立大学找到一份教职，艾伦·沃利斯也于1937年在耶鲁大学找到了工作，但是我清楚地记得，我是直到1940年作为客座教授到威斯康星工作一年时才得到一个学术职位的，而那里强烈的反犹情绪使得我在这个职位上只干了一年(见第6章)。

　　当然，当时我心里什么想法也没有。大萧条是美国的空前灾难。我和罗斯都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我们完成了研究生学业。但是，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个国家是怎么渡过难关的，读研究生的第一年我们在芝加哥亲眼目睹了银行一个接一个地倒闭。我们和芝加哥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一样，都认为新政早期的多数措施是对危机形势的最恰当的反应—我要立即加一句，我们所说的不是美国国家复兴管理局和农业调整管理局实施的稳定价格与工资的措施，而是成立工程振兴局、公共工程管理局和民间资源保护队这些能够创造就业岗位的措施。

　　无论如何，我和罗斯当时对我们自己的事情的关心要远远超过对大环境的关心。我们即将开始职业生涯，虽然当时很年轻而且天生乐观，但是我们一生的见解与习惯都受到这次经济危机的影响。

　　美国自然资源委员会

　　艾伦·沃利斯是我们这些人中第一个前往华盛顿的。1935年春天，他就在美国自然资源委员会找到了一份夏季短期工作，在一个由希尔德加德·尼兰领导的小组里服务，为研究消费者购买行为做一个全美范围的计划，这是工程振兴局的一个项目。经艾伦推荐，尼兰小姐给我提供了一个工作机会，我欣然接受了。我在芝加哥大学和舒尔茨一起工作时的工资是一年1 600美元，这已足以让我的生活得以改善，还能略有节余。相比之下我在自然资源委员会的工资是很丰厚的：一年2 600美元。

　　为了让这个数目在今天的概念下更容易理解，我们在此插入一些背景数据。根据消费者购买力研究的数据，在当时的美国，收入超过2 600美元的消费单元(包括家庭和单身人士)仅占到全部消费单元的10%，而超过这一收入水平的单身人士仅占全部单身人士的5%。1936年是我在华盛顿的第一个整年，我付的联邦税是45.53美元，占我的年收入不到2%，根据消费指数测算，1996年的物价是1935年的11倍，税率的增长也很厉害，将1996年税后收入与我1935年的消费能力转换，在1996年应该收入36 150美元还要多，付大约7 000美元的税，占工资的19.3%。

　　只有经过这样的比较，才能深刻理解当年我的工资是何等丰厚。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不仅是货币收入提高了，实际收入也已经全面提高了。1935年我的工资是全美各行业全职雇员年平均税后工资的2.2倍，而1994年(这是我掌握年平均收入数字的最后一年)，大约要有71 000美元的收入才相当于全职雇员年平均收入的2.2倍。总而言之，对一个刚离开研究生院的23岁的年轻人来说，这样的收入水平是相当不错的。由此可见，到华盛顿去谋生不是最近才兴起的。

　　我刚到华盛顿时，艾伦和我们的老朋友拉塞尔·尼科尔斯与一对年轻的华盛顿夫妻住在一起。这对夫妻是洛伊丝·克拉克和埃尔思沃斯·克拉克，丈夫是政府雇用的初级律师，他们租了一套公寓，但是他们一家人(他们两个人和一个婴儿)用不了这么大的房子，因此把房子租出去贴补埃尔思沃斯的工资。几个月后，艾伦到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我就住进了克拉克家的房子，并由此开始了与克拉克一家长达一生的友谊。罗斯，多年后还有我们的儿子戴维，时不时地就去他们家住上一段时间。戴维利用暑假到华盛顿做国会实习生时，克拉克出于好意而不是经济需要，让戴维住在他家里。戴维说，他每天早晨去上班时的主要麻烦是让洛伊丝不要给他钱做车费。

　　洛伊丝来自缅因州的南伯维克，而埃尔思沃斯来自新罕布什尔的朴茨茅斯附近。两人是远亲，洛伊丝比埃尔思沃斯大几岁，她喜欢得意地讲小时候她怎么把埃尔思沃斯推倒在婴儿车里。这是两个非常让人愉快的人，现在已经过世，他们的友善无人能比。我们后来在新罕布什尔有了第二处房子，他们也住进了洛伊丝父母家的房子，到了夏天，我们经常互相看望，介绍如何烹饪龙虾，缅因州海岸的龙虾美味又便宜。我们家现在还经常在一张当年从洛伊丝爷爷的古董中捡来又重新修理过的黄松木桌子上吃饭。

　　新政时的华盛顿

　　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华盛顿，不论对年轻的经济学家，还是对年轻的律师、政治学者、记者，或是对任何其他人来说，都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其原因不是简单地因为这里能提供报酬可观的工作。政府的膨胀再加上学术与商业人才的缺乏，吸引了精英人才来到华盛顿，使他们能够得到远比在闭塞环境中工作时责任大得多的职位。到处都充满了兴奋感与成就感。我们有一种感觉，或者说是一种幻觉，那就是我们正处于新秩序诞生的时刻，而这种新秩序将为整个社会带来重大变化。如此之多的年轻人，形成了一个积极的社会圈子，使来自不同背景、不同专业领域和不同大学的人互相认识。所有这一切在新政早期都是真实的，但是到30年代末就终结了。

　　消费者购买行为调查

　　这项调查的目的是从大量的家庭样本中采集与其收入和支出有关的详细信息。虽然这项调查因为与工程振兴局创造就业机会的目标相关而内容宏大，但是它是一种要在小规模上不断重复的研究，不仅在美国而且要在许多国家收集必要的信息，以便计算生活成本指数。在计算这样一个指数的过程中，有必要依据不同商品在消费者预算中的重要程度来确定其价格的主次轻重。

　　消费者购买行为调查提出了许多关于取样和组织的新问题。分配给美国自然资源委员会的相关项目小组的任务是，从整体上对项目进行策划：就问题细目表(需要每一个家庭填写的调查问卷)、样本及取样程序进行设计；制定数据汇总与分析计划，准备最后的结论报告(报告分两卷分别在1938年和1939年出版[20])。数据收集工作由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和农业部的国内经济局来负责。传统上，两个部门分别收集城市与农村的数据。

　　领导自然资源委员会小组的希尔德加德是一个杰出的女性，她是最早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女性之一，学位证书由华盛顿的布鲁金斯学院授予，该校在20世纪20年代有很短的一段时间曾经授予过学位。她是一个对工作要求很严格的上司，每天工作很长时间，也要求其他人这样做。她智力超群，在消费领域博学多识，非常坦率开放，而且为人温和，受人爱戴。我和艾伦，还有1936年下半年也加入我们组工作过几个月的罗斯，都和她关系密切，以后还看望过她。我们后来不再称呼她尼兰小姐，而是亲密地改叫希尔德加德；我和罗斯有一张与她的合影，是将近10年后在纽约中央公园照的，照片上她非常欣赏地看着我们的女儿。

　　艾伦、罗斯和我所受的统计学技术和理论的专业训练虽然与这一调查的策划有关，但是却不足以让我们游刃有余地应付华盛顿的官僚政治。但是，劳工统计局的希尔德加德·尼兰、费思·威廉斯和国内经济局的戴·门罗和黑兹尔·斯蒂贝林都是资深文官，以前参加过预算调查，重要的是，他们至少还知道官僚政治的规则。

　　我全身心投入这个调查项目。它富于挑战性，与我曾经做过的项目都不一样，而且无论是从我个人的角度还是从实质上，都极大地扩展了我的视野。

　　起初，我根本不相信那些在自己家里接受访谈的人们会愿意拿出几个小时的时间来回答非常个人化而且又极为具体的问题，更不相信他们会具有回答这些问题的能力，但经验丰富的同事都打包票说这是完全可行的。后来我和一位工作人员一起根据基本细目表做了一次实地试验，才打消了我的疑虑。我发现接受访谈的许多人(其中多数是丈夫外出上班的家庭主妇)都感到无聊得要命，很高兴为某个对他们的私事有兴趣的人花上几个小时，回答和自己有关的问题。他们毫不犹豫地就告诉一个陌生人自己的收入是多少，在过去一个星期或是一个月或是一年里花了多少钱买牙膏、卫生纸、各种衣服，而且详细得令人难以置信。与之相似的是今天那么多的人对电话调查所表现出的宽容，他们接到的电话会向他们调查无数的问题，或者是推销产品，或者是要求捐赠，电话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就像吃饭一样总是会有。

　　正如我在1936年8月8日给罗斯的信中所说的，这一经历以不止一种方式丰富了我的阅历：

　　调查中访问其他办公室非常有趣。我去俄亥俄州的孟斯菲尔德附近，和一个代理人一起在一个农民家庭中取样，这让我知道了农场是什么样的。

　　准备问题细目表的工作也引发了各种有趣的问题：如何将不同的商品进行分类。我对有一个案例记得非常清楚，那就是将葡萄酒列入“食品”类还是某种其他分类，例如“休闲”类。黑兹尔·斯蒂贝林是位食品专家，她起初坚决反对将葡萄酒列入食品类，后来在分析了法国合理营养食谱的报告后改变了看法，因为她发现只有将葡萄酒列入食谱，食谱才符合营养需要。

　　也许最困难的统计学问题是如何设计样本。取样的理论在某些方面已经很完善了，但是为实地调查设计分层样本还不够完善。这类样本的设计理论从那时起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不知道今天的标准会如何评判我们当时设计的样本。

　　{罗斯} 1936年4月12日我很高兴地返回芝加哥，继续和奈特一起工作。但是环境似乎不同了。我在写给米尔顿的信中说：

　　到昨天，我回到芝加哥已经一个星期了，我觉得很孤独。物是人非……我也见到我认识的许多人，他们中的多数似乎也在我离开7个月后变得不一样了—也许是我不一样了。

　　虽然我为奈特做助手的工作要到9月才结束，但这时我主要想的是此后干什么。我继续我的研究，但是心思却明显地不在这上面。现在看似乎很清楚，我当时心里想的就是一件事，我想到华盛顿去工作。我开始通过我认识的在华盛顿的人，也通过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米利斯教授试探有没有可能性。米利斯教授很和善，告诉我他将和在华盛顿的朋友联系，但是他认为在我还没有准备好之前没有必要采取行动。

　　回想起来很有意思，他是我认为惟一能为我在华盛顿找到工作的教授，而他的帮助也只是靠那里的老朋友。当时的情况和现在不同，虽然我们这种经济学家遍布各处，但是在华盛顿并没有什么社会影响。

　　奈特建议我去和瓦伊纳谈我的论文。我在给米尔顿的信中说：

　　我离开他的办公室时，确实比以往更想要去写我的论文。总的来说我们都认为，奈特是一个出色的人，但是我确实认为瓦伊纳比一个导师对学生更有帮助。我很遗憾没有早点去请教他，但是我认为如果去年去请教他也不够得体。

　　我受到鼓励又回去继续写论文，完成了一篇关于朗菲尔德的文章，还有一篇是关于李嘉图的文章。奈特教授对这两篇论文非常满意，认为其中一篇关于李嘉图的文章稍加修改就可以送到《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显然修改没有完成，因为它始终没有发表。我曾经尽力想要完成我当时正在写的文章，因为我准备9月份离开芝加哥大学。

　　米尔顿做实地调查时，有机会访问芝加哥，我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其间主要谈的就是我去华盛顿的事。这时我们发现一个麻烦事：我不是美国公民。出于某种我至今不理解的原因，我父亲懒得变成美国公民。我的两个姐姐因为嫁给美国公民而有了公民资格。阿伦和路易斯是被授予国籍的。我在够条件时已经拿到了我入籍的第一轮文件，但是还没有收到第二轮文件。公民资格问题在芝加哥和波特兰找工作时就发生过，但是我的第一轮文件已经被认可为有申请国籍愿望的证明；公民资格只有在受雇于华盛顿这个政治中心时才变得必不可缺了。

　　米尔顿回去后的第一封信里就告诉我，希尔德加德·尼兰已经询问了没有公民资格能否受雇的问题，得到的答复是不可能(即使这时只需很短的时间我就能拿到第二轮文件)。但是，我估计是在米尔顿和艾伦·沃利斯的催促下，尼兰小姐克服了许多困难终于找到了雇用我的办法。最后是一位前政府雇员在申请中“打了一个擦边球”。

　　有时事情在华盛顿办起来非常快。米尔顿的第二封信就告诉我，我将从美国自然资源委员会得到一个空白申请表，“还要附一封信，其内容要模棱两可，最好是含糊不清”。除了如何填写申请表的特别建议外，他还告诫我不要指望这会带来任何结果[21](米尔顿这时已经熟知政府的官僚主义作风)。

　　两个星期后我得到了好消息：我的职位申请已被批准，米尔顿在信中告诉我，他们都为申请通过得如此迅速感到吃惊：

　　我们不能猜想运作背后有魔法。它似乎再次证明政府行为完全是不可预测的。无论对之做出什么解释，我都很高兴。

　　多年后我懂得了，要做成任何事情，在华盛顿认识人是非常重要的，我怀疑是尼兰小姐或是我与之联系工作的几个人中的一个，做了某种让我的申请引起注意的事。

　　工作期限是三个月，不延长。这样，在短期失业后，我在国内经济局找到了一份工作，负责画图表，这些图表将要用于消费者购买行为调查报告中。这是一个单调重复的工作，因此当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DIC)的调查与统计部给我一个职位时我很高兴。这个公司是在1933年初银行系统崩溃后建立的，目的是保证银行能在面临倒闭时利用抵押来避免损失。

　　我最初的工作是为霍默·琼斯做6个月的助手—正是这位霍默·琼斯，促成了米尔顿去芝加哥大学学习经济学，如果不是这样，整个故事就不会发生了。

　　我的工作所涉及的内容在政府的研究部门中是相当典型的：为主任准备向国会做听证的材料与初稿，准备年度报告，回复国会议员从选民那里转来的信。此外，因为霍默在内心深处是个学者而不是政府官僚，我们还在银行领域做一般性的研究。当时就像现在一样，许多人有兴趣由分行或是集团银行来改进银行体系。我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其他国家的银行安排，然后写有关报告。

　　与霍默一起工作是一种快乐。他每天上午都来评论早晨在报纸上看到的文章，我们总是就此聊一会儿再开始工作。但这不是不着边际的漫谈，而是与我们的工作有关。他常年不断地做研究。我们的一些兴趣类似。和我一样，他更感兴趣的是对老问题提出新的答案，而不是华盛顿典型的做法—捍卫现存的理论，即使有时自己并不同意这些理论。我和霍默共用一个办公室，多数工作是直接与他一起做，然后他再和调查与统计部主任唐纳德·汤普森一起工作。

　　我已经告诉霍默我要在第二年6月离开，因为我准备结婚，婚后要住在纽约(霍默已经知道这件事，因为他已经是我和米尔顿的好朋友)。但是，由于霍默不仅是我的老板还是我的朋友，所以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导致我不能离开时，他告诉我他是不想把消息传开来。不过后来他还是承认，他一不留神还是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汤普森。尽管如此，汤普森还是把我6个月的工作机会改成了长期职位。

　　有一次，霍默有事出差，我直接与汤普森先生一起工作。我记得这件事，是因为我们不仅谈了正在为利奥·克劳利主任准备的在国会做听证的材料，而且谈到了私事。我们当时商量了我在纽约找一份工作的问题。他先是建议我劝说家人(就是米尔顿)搬回华盛顿，然后又鼓励我在纽约找一个研究保险市场的工作，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正计划与穆迪公司或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合作进行此类研究。他建议我写信给负责管理这个大型项目的布拉特纳博士和担任顾问的温菲尔德·里夫勒。这些帮助无疑为我铺平了道路。

　　当时在华盛顿的生活是非常令人满意的。我喜欢我的工作和在联邦储蓄保险公司的同事。我有许多朋友，有些是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的朋友，有些则是他们介绍我认识的。总是有许多社会活动和学术活动。在这一切之外，我和米尔顿一起度过了许多时光，有些是严肃的工作，有些是有趣的娱乐。但是一切都过得太快了，在华盛顿的生活结束了，因为米尔顿1937年9月20日要去纽约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

　　{米尔顿}经过在自然资源委员会为期两年的全职工作后，我成了研究消费问题的专家，同时获得了实证统计学的经验，这补充了我精确统计学的知识，有些内容在我一生的学术研究中都让我受益无穷。我还由此获得了兴趣和知识，使我在15年后能够得心应手地完成最让自己满意的一本学术著作[22]。同样，罗斯在消费者购买行为调查项目中的工作也使她完成了与多萝西·布雷迪合写的关于消费问题的论文，经过此次合作，多萝西成了我们终身的朋友。

　　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一件纯属个人性质的小事。因为对这项研究的某个要点持不同观点(具体是什么分歧我想不起来了)，我和劳工统计局的费思·威廉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在开会讨论时，我大发脾气，指责这位年长资深的女官员搞小动

　　作—用现代的说法就是搞阴谋诡计。后来我发现我错了，而她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了我一个深刻的教训，让我知道要谦虚谨慎，我记得我再也没有在类似的情况下发脾气—不过罗斯也许认为这样说有失准确。

　　百慕大岛之行

　　1937年2月时，我去百慕大岛度了一个长假，此时，消费者购买行为调查项目中属于美国自然资源委员会的部分已经大致完成了，而最后的分析工作还没有开始。我记得这是我参加自然资源委员会工作近两年来的第一次度假。在我给罗斯的信中，我描述了百慕大岛的“多方面的优点以及它的缺点”：

　　百慕大岛……就像是用彩色蜡笔画出来的书房。所有东西的颜色都是明亮的。这里有粉色的房子和粉色的海滩，还有黄色的房子和黄色、红色的花，所有这一切都被深蓝深蓝的大海包围着。其他的一切也像是用蜡笔画出来的。这里的生活轻松又悠闲，没有汽车冲向你，只有自行车和马车，还有一条电车线，从岛的一端到另一端乘电车只需两个小时，共计24英里。

　　当地居民的俭朴生活也很轻松，而且也像是蜡笔画的一样一目了然。这里也有挥霍无度的有钱人，但这些人多数是在这里有一处居所的美国人、加拿大人或者是英国人。真正的百慕大人大约有3.3万，其中2/3是黑人，几乎没有多少有钱的家庭。贫困虽然并未消失，但是也并不多见。多亏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很容易就能找到一份工作，工资不高，但是需求也很简单。

　　不要以为我是在描绘一个岛国天堂，这里也有其丑恶的一面。白人统治集团利用一切手段压迫黑人。只有拥有价值60英镑的土地的人才有选举权。结果只有2 500人有选举权，而36人的立法机构中也只有6人是黑人。顺便说一句，必须拥有价值240英镑的土地的人才能做议员。

　　在这里，不用缴所得税、遗产税和地产税，这是为吸引有钱的外国人。政府的税收主要靠征收大量进口税及日用品税获得。教育制度不是太好，而且不是完全免费的。每个小学生要交少量的学费。在这里，每年拨给贸易发展局的费用是教育费用的3~4倍。

　　西蒙·库兹涅茨与国民收入讨论会

　　1937年初，我参加了全美收入与财富研讨会的第一次会议，这个团体是一年前由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西蒙·库兹涅茨发起组织的。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在此后的几十年中都是我专业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它“成立于1920年”，是由韦斯利·米切尔发起的，当时，越来越迫切地需要“对经济、社会和工业等领域发生的事实做出科学的界定及公正的解释，研究局就是应此需要成立的[23]”。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头10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领域，一是测算国民收入，研究所的创建人之一威尔福德·I·金在这一领域从事了开拓性的工作；二是经济周期分析，在这一领域，米切尔以其1913年出版的巨著《经济周期》成为公认的权威。研究局在国民收入测算领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因此，美国商务部在着手准备官方评估时，都是请该研究局合作。西蒙·库兹涅茨被指派到美国商务部领导一个小组，于1934年做出了第一份官方的国民收入评估报告，这份报告于当年作为参议院文件出版，标题为《1929~1932年的国民收入》[24]。1936年西蒙·库兹涅茨组织了国民收入讨论会，当时在大学及政府机构从事国民收入与分布研究的许多相关人士都应邀参加此次会议。自然资源委员会的尼兰小组也在被邀请之列，因为它的任务之一是依照消费者购买行为调查中的收入数据来绘制家庭收入分布图。我有幸作为自然资源委员会的代表参加研讨会。

　　我本有可能因为与阿瑟·伯恩斯的密切关系而早些认识西蒙·库兹涅茨—他们同为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研究员。但是这次研讨会确实是我第一次有机会与他接触，也是又一件对我后来的生活与职业起了重要作用的偶然事件。这次接触，无疑还要再加上阿瑟的推荐，使得库兹涅茨下半年给了我一个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做他的助手的工作机会。

　　分类分析法

　　我从百慕大岛回来后在美国自然资源委员会工作的一个重要的“副产品”，是发明了一种分析交叉分类数据的新方法，这类数据是在消费者购买行为调查中收集的，例如按消费单元的收入来交叉分类的储蓄额就是其中的一种数据。当时，现代计算机还远未出现，我们的计算只能在桌式计算器上进行(Marchants、Monroes、Fridens是主要的几种)，它们中最先进的也要比现在最一般的手持计算器慢得多，功能也有限得多，因而导致运算速度慢、运算过程烦琐又费钱，所以运算成本成了制定研究战略时首先要考虑的因素。这也是我发明“分类分析法”的主要推动力，我是参照“变量分析”的提法给我的新分析法命的名，而“分类分析”在当时和现在都是分析交叉分类数据的标准方法。简化计算是我的新方法的主要长处，虽然不是惟一的长处—我几年前的一个发现证明了这一点，我非常高兴地发现“弗里德曼测验”被纳入了一个用于个人电脑的统计软件包里，可见，这种方法在半个世纪后仍然可以纳入软件包使用。

　　1937年中我结束了在美国自然资源委员会的全职雇员工作。去纽约前，我利用夏天里余下的时间修改备忘录，并做一些补充计算。成果文章发表在1937年12月号的《美国统计学会会刊》上[25]。我现在回想起来感到吃惊的是，从投稿到发表只有这么短的时间间隔。半个世纪来学术界的变迁以及其他领域发生的一些变迁，已经把这种周期拖得很长，而且长得有些危险。我认为学术界发生的变化并不是都具有进步意义，这种观点并不完全出于怀旧情绪。

　　我还记得那个夏天的作息时间表，而且每次回想起来就非常高兴：工作到凌晨4点，然后睡到中午。凌晨的时间是最有效率的：安静，没有电话的干扰，也没有私事的打扰。结婚后，我们只要可能就仍然实行这样的作息时间，直到我们的第一个孩子诞生才不再沿用。这个时间表留下的后遗症是，我终生坚持只要可能就把上课时间排在下午。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1937年9月，我迁往纽约，开始了为西蒙·库兹涅茨做助手的新工作。他已经想好了为我安排的两项任务，一项是一般性的，另一项专业性极强。一般性的任务是填补他与其他经济学家一致认为的在收入与财富数据中存在的最重要的数据空白，那就是收入与财富在数量上的分布规律。专业性的任务是他在美国人口普查局完成国民收入初步评估报告时的一个副产品。西蒙发现收入数据中缺少了一项重要内容：独立执业人士的收入。为了填补这个遗漏，他为内科医生、牙医、律师、会计和顾问工程师的样本专门设计了调查问卷。起初这些调查数据只用于评估他们的平均收入，回到研究局时，他把调查问卷也带了回来，进一步做深入研究，并写了一份分析这些问题的初稿。但是他中途被派去承担一些其他任务，这篇初稿就被搁置下来。他希望我能协助他分析这些数据。

　　研究局为我展开了一个新世界，一个塑造了我今后学术生涯的新世界。我开始工作后，在给罗斯的信(1937年9月25日)中说：

　　我知道我会非常喜欢它……

　　此刻我正在赶写准备送往出版社的那本关于收入的书(研讨会卷)。然后，我最希望去做收入在数量上的分布规律的研究。这里没有华盛顿那种无处不在的混乱与喧嚣，有的是安静轻松的学术气氛。

　　没有人注意你何时来、何时走，也没有人会注意你正在干什么。

　　最让人高兴的是他们对待研究的严谨态度。华盛顿的项目组如果派某人去做收入在数量上的分布规律的研究，会希望3个月内完成任务。而在这里，库兹涅茨说，我们知道，你现在不可能做出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估。他说，你需要做的事情是花2~3年的时间去做研究，为恰如其分的评估打下基础。这才是做研究的方法！

　　这年秋天，我到研究局后最先着手去做的一件工作，就是整理春天时参加的研讨会的内容。随后我担任了讨论会最初几年的秘书工作，因此而负责编辑讨论会的第二、第三卷论文集[26]。开会、为项目做计划、编辑三卷论文集，使我成了国民收入统计方面的专家，更重要的是，让我接触了一位从事广泛的统计学与经济学研究的活跃而有成就的研究者。西蒙·库兹涅茨一直积极参与研讨会，直到1985年去世。我参与其活动到1943年，那年我暂时放下经济学研究，去做战争研究的精确统计学工作，此后没有再频繁参与研讨会的活动。研讨会最近举行了成立50周年的庆典，依然十分活跃，并在继续发展壮大[27]。

　　我在收入分布项目中的工作内容之一是为两项研究课题做顾问，一项在特拉华州，一项在威斯康星州，这两项研究都是在收入研究讨论会的建议下进行的。特拉华州有一套在全美独一无二的收入分布数据，因为全美只有这个州要求居民无论是否纳税都要申报并存档。这种做法的创始人是皮尔·S·杜邦，作为税务官，他动用私人经费改进税收制度，因为他相信只有这种普遍性的申报和存档才能减少逃税。令他感到高兴的是，这种制度还帮助学者们收集了他们感兴趣的数据，这些数据不仅符合他们制图表的需要，而且我认为，还可以分担他们所需要的大量费用[28]。就我个人而言，这项研究提供了组织与分析这套独一无二的数据资料的专业经验，还能让我不时赴威明顿出差，从而为罗斯带回尼龙袜子的早期样品，那时杜邦公司刚刚发明尼龙袜不久，现在尼龙袜已经到处都有了—杜邦公司的总部就在威明顿。

　　威斯康星州的数据之所以有意义，则是出于与此截然不同的原因。威斯康星州的纳税申报表未经任何保密处理，可以供公众查阅，这在当时乃至今天都是我所知道的惟一一个这样做的州。它是最早引入个人所得税的州之一，在税务管理上有着完好的记录，而且它的人口与产业部门要比特拉华州更为多样化。威斯康星大学有一些人，特别是哈罗德·格罗夫斯教授，专门分析这些数据。威斯康星的研究是我1940~1941年在威斯康星大学工作一年的原因之一(见第6章)。我为根据该课题研究成果形成的专著写了一个序言[29]。

　　专业执业人士收入

　　我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主要工作是修改并完成西蒙·库兹涅茨撰写的一份关于独立执业人士收入的初稿。他的第一稿是未完成稿，需要在其基础上做很多进一步的研究。从我一接手开始，统计学分析和文稿撰写就都由我负责。

　　最后的成果是一本专著：《独立专业执业人士的收入》，脱稿于1941年，但是直到1954年才出版[30]。延迟出版的部分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我们所有的工作，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初稿中的部分内容存在争议。

　　这部专著涉及两个主题：一是对我们研究的五种职业平均收入之差别的阐释—其内容后来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一般被称为“人力资本”，我们的研究是最早以实际资料为依据进行的研究之一；二是收入在个体中的分布与随时间推移表现出的发展动态。

　　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研究的部分内容引起了争论：我们试图解释为什么内科医生的平均收入会比牙医大约高1/3。我们的结论是：“与自由工作方式的供求情况相关的因素”，例如培训所需的时间差异与成本差异，至多只能部分地解释其中的原因，而其余原因则可以用进入行业的难易程度来解释，这至少部分是由美国医学协会限制进入医疗界的成功措施造成的，而当时对进入牙医行业则没有控制。

　　我要赶快补充一句，美国医学协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失去了垄断权力，它的垄断已逐渐被政府的垄断所替代。与经济力量不同，政治权力是一种零和游戏。随着华盛顿对医疗界影响的增大，美国医学协会的权力逐渐衰弱。20世纪30年代我在为那本书做研究时，并没预见到这样的结果[31]。

　　收入动态

　　我们研究的第二部分问题是收入在个体中的分布及随时间推移呈现出的发展动态。长期以来，研究者已经认识到：任何一个单一年度内的收入分布，也就是体现出某种特定收入群体的数据，例如，年收入低于5 000美元或是在5 000美元与10 000美元之间，或是在10 000美元与20 000美元之间，都可能会形成误导，无法真正客观地掌握收入不均状况，因为每个个体的收入是随时间而变化的。真正值得注意的是长时期内的收入不均。专业人士收入的数据有一种难得的特性，那就是这些数据给出了同一个个体在几年时间内的收入变化—这在一生中只能算得上一个很短的时期，但是相对于只统计一个单一年度的做法，却是一个重大的改进。

　　我们据此研究了同一个个体连续几年中的年收入的相互关系，并比较了一些随着时间的推移，收入也会相对稳定的不同行业。作为这个分析的一部分，我提出了一个理论上的方法，将一个人在某一特定年度中的实际收入分解成不同的组成部分，我命名为：永久性收入、半永久性收入和临时性收入。这种分解提供了一个方法，可以由根据数据得到的某一个人在若干年内的收入对其长期收入做出评估。这种收入构成模式，以一种比较简单的形式，形成了我的永久性收入理论的主要内容，我在关于消费函数的专著中阐述了这一理论(见第16章)。至今，在这一专业研究领域，只要提到任何时间序列的要素，无论涉及收入还是支出，或者量值，“永久性”和“临时性”都已成为通用术语。

　　我认为我们的专著中关于这一部分的分析对此后在这一专业领域中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然公众对此一般没有太大的兴趣。

　　还有一句题外话要说。我对收入变化动态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我的老师哈罗德·霍特林1933年时对一本书的评论的启发，这本书的作者所做的论证是要说明商业企业是按规模聚合的。霍特林指出：“表面上的聚合是一个统计学上的谬误，因为这个结论是由分组的方法得出的。”该书作者根据一个时期内企业第一年的规模来将企业分组，然后再追踪这些组以后连续几年的平均规模。那些规模处于平均线上下的企业发生聚合。霍特林指出，将企业根据最后一年的规模分组却会产生表面上的偏离。

　　而我们的数据是由连续几年对同一个个体的观测构成的，因此，如果我们也根据第一年收入的数据按数量分组，同样会落入依赖谬误的危险之中。为了替代这种方法，我就发明了上面提到的更为复杂的方法。

　　半个世纪后，我在《经济学文选》(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2年12月号)上以《旧的谬误还未死亡？》(Do Old Fallacies Ever Die?)为题发表了一篇读书笔记，指出该杂志上一篇对1989年出版的一本关于生产率的专著的书评及这本专著中又出现了极为类似的谬误。针对这一谬误的流行之广，我写道：

　　例如“所有人都知道”工作岗位主要是由小公司创造的。这个命题也许是正确的，但是我所看到的证明这一点的证据是根据第一年的规模及后来跟踪调查的雇员数量来对公司进行分类的—这显然正是西克里斯特(霍特林评论过的那本书的作者)采用过的方法。我还必须要看如果将公司按最终规模分类或是按某段时期内的平均规模分类，会呈现出什么样的数据结果。

　　这篇短文发表后几个星期，我收到一位经济学家寄给我的一篇文章的副本，在文中，他和一位同事检验了这个问题，并按一段时间内的平均规模将企业分类。他得到的结果显示，通常的情况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的那样。新公司开始比较小，创造了数量与其规模不相称的工作岗位。但是新公司也非常可能倒闭，在此过程中它们同时也摧毁了数量与之不相称的工作岗位。结果，在一段时期内，确实创造了许多新工作岗位但是也摧毁了许多旧有工作岗位的是平均规模比较小的公司，因此在总计的雇用人数的变化中，它们创造或是摧毁的工作岗位的净数量并不是一个重要因素[32]。

　　我举此例是为了以此说明，科学的发展经常是由偶然或是不起眼的因素推动的。霍特林的评论引起了我的注意，主要是因为当时我是他的学生，这个评论对我分析行业收入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而这个研究又对我的持久收入消费理论的形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霍特林的见解而今已经被遗忘了，因此有必要重新提请今天的经济学家注意，因为这种循环无疑会在未来再次发生。

　　争论

　　我当时年少轻狂，毫不客气地批评美国医学协会对执业资格进行垄断性控制的做法造成医疗费用增加、医疗服务减少，而我自己却没有想到这会引起强烈抗议。我很快就对这样做带来的后果有了深刻的理解。根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规定，必须保证它的出版物要“向公众提供重要的经济事实并以科学公正的态度对之加以解释……任何计划出版的文稿……要提交董事会的每一个成员审阅”。上述规定要印在研究局出版的每一本书的扉页上，在一本书得到批准出版前，必须完成规定中要求执行的程序。这些程序中有一条是让一个由指定的董事们组成的“特别审阅”委员会来评估文稿，并向董事会建议该书是否应该出版。董事会成员莱因霍尔德·诺里斯正巧被任命为“特别审阅”委员会委员，他是做医药生意的，立场鲜明地反对我们的见解。他在1941年10月27日的一份备忘录中强烈反对出版我们的书，理由是该书的部分内容是“由经济学理论推测出来的”，这指的是对职业差异导致收入差距所做的解释，“作者听任该理论蒙蔽他们”，他还特别写道，“我建议，自由进入的论题是一个烫手的铁棍，应该放弃。”

　　接下来就是长达3年的唇枪舌剑，研究局负责研究工作的主任韦斯利·米切尔努力地从中调停，同时坚决支持局里的作者有科学研究的自由。这时我已经在美国财政部做专职工作，还经常加班。尽管如此，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和西蒙分别准备了4份备忘录，总计80页，回应来自诺里斯的一系列批评，还对文稿的结构与内容做了多次修改，对部分内容做一些限定，我在此可以引用两处，如“我们是为了说明，根据(美国医学协会)在内科医生职业准入方面的公然做法与效果，已足以充分描述其作用……本书所描述的变化是否符合社会愿望的问题，已经经过了充分的辩论，但是这一问题探讨起来范围会很大，且已超出了本次调查的范围”(第20~21页)，还有“我们是基于许多可以商榷的数字及没有最后定论的假设，而尝试性地得出了一些结论……”(第133页)。

　　在后来的岁月中，我才理解米切尔为捍卫我们的科学研究自由，表现出了多么难能可贵的坚定与外交才干。

　　我对韦斯利·米切尔心怀感念，不仅在于他捍卫了我们的科研自由，还在于他教我写作，这使我获益匪浅。米切尔在读了我起草的初期研究结果的报告后，走进我的办公室，就这篇报告的写作质量狠狠地批评了我。事隔半个世纪，我还记得(这本身就证明我印象之深)他说：“如果西蒙写得不清楚，还有些理由可以原谅他，因为英语不是他的母语，他是将近20岁时才学的英语。但是你完全不是这样，英语是你的母语。人们在为拙劣的文笔找借口时总是说，他们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表达起来有困难。这是胡说八道。如果你不能将文章写得清楚明了，那是因为你没有理解。”我把这个教训牢记于心。我明白了将某件事写得清楚明了、不含糊其辞，是找出推理中的错误与疏漏、理清自己的思路的最好办法。阿瑟·伯恩斯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是个学生，也是米切尔的门徒和学术继承人，他慷慨地为我写的东西逐字校勘。

　　继我之后的许多学生，特别是那些在我的指导下写博士论文的学生，都听到过同样的严厉训斥。最近有一个例子引起了我的注意。为了准备写回忆录，我查看了过去的信件，发现了一封1954年我写给格雷·贝克的信，其中提到他交给我的论文初稿，我在批评了他的写作后说：“论文中十之八九的内容杂乱无章，杂乱无章的写作反映出的是杂乱无章的思想。”格雷199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确信，他一定像我感激米切尔一样感激我的批评。

　　个人生活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时的好朋友伊莱·金兹伯格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书，多亏他的鼎力相助，我才得到了在哥伦比亚大学分校教经济学基础课的机会。这是我在距此12年前为不及格的高中学生开设暑期补习学校以后的第一份正式教学工作。

　　除此之外，我又重新担任了美国自然资源委员会的顾问工作，周末偶尔会去华盛顿，费用报销，这让我和罗斯非常快乐。当时没有往返于两个城市之间的90分钟的便宜航班，坐火车要大约6个多小时。政府交通票可以乘坐普尔曼车厢①，这让我能在哥伦比亚大学上完星期五晚上的课后离开纽约，在火车上休息一晚后于星期六一早到达华盛顿。星期六白天的时间主要用于工作，但是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可以自由地做其他事，好客的克拉克夫妻总是热心地提供住处并精心准备星期天的早餐。

　　除了这些周末旅行外，信件在纽约与华盛顿之间疯狂地飞来飞去：从我去纽约到我们结婚前的这9个月不少于138封信，也就是说，我们俩每星期每人大约写两封信！每封信的间隔这么短，主要是因为邮政服务有着今天我们可能要嫉妒的可靠性：除了为数不多的情况外，一封贴3美分邮票的信晚上从纽约寄出，第二天早晨就到了华盛顿(在那个落后的时代，一天有几班投递)。而且，到了罗斯结婚前回波特兰探家时，由于有了刚建立的航空邮政服务，一封贴6美分邮票的信晚上从波特兰寄出，两天后的早晨就到了我的手里。这种有规律的通信的结果是，我们能够详细地记录我们在那段时期的活动，比一生中其他任何时期都更为详细，因为我和罗斯都不记日记。

　　在一封我1937年下半年写给罗斯的信中，我假装惊讶地评论说：

　　我刚收到一封来自美国皇家经济学会的秘书，“你忠实的公务员”J·M·凯恩斯的信，通知我理事会将在下次会议讨论我为终身会员的申请……他们愿意为我付50美元，那么肯定有兴趣接受我为会员。我不知道我已经名闻遐迩，而且有这么大的名气……但是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因为我实在想不出还有比在余生中不需要提供任何思想就可以一直收到《经济学杂志》更好的事情。

　　罗斯此前已经作为送给我的礼物为我付费申请了《经济学杂志》终身订户待遇，这肯定算得上是她或者是我们两个人的投资中投资回报率最高的一笔了。当时，只需要花50美元多一点的钱，就能成为一份世界主要经济学杂志的终身订户，而一年期订户略高于10美元。一年期订户的订费已经涨到65美元时，我仍然继续收到新出版的杂志，到现在我已经收到杂志60年了。

　　不必说，我们当时不可能不注意到正在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展的形势。正如我1938年3月17日给罗斯的信中所写的：

　　我必须说，该死的欧洲形势实在是糟糕透顶。这个世界正在我们面前走向崩溃，而我们却坐在这里为方法、标准偏差和专业执业人士的收入绞尽脑汁。但是我们即使不这么做，又到底能做点什么呢？

　　美国能够做的一件事是为政治难民提供庇护，我希望能通过施加某种形式的压力让美国承担起这个义务。但是这种提议立刻就会引来叫嚣：我们需要考虑自己的失业问题，等等等等。

　　好了，我估计我们做不了什么，但是可以继续努力工作，等待一个明朗的结局。

　　在两天之后的信里，我说：

　　地狱的大门似乎已经对外敞开。只有上帝知道德国吞并奥地利后形势会如何发展—也许只是让德国更加狂妄与蛮横。

　　欧洲的混乱导致外国经济学家涌向美国。在这些学者中，多数人曾访问过研究局或是在我参加过的哥伦比亚大学的讨论会上发过言。其中有一位是纲纳·缪达尔，他从事由卡内基公司资助的一项关于美国黑人问题的著名研究，1944年以《美国的困境：黑人问题与现代民主》(An American Dilemma: The Negro Problem and Modern Democracy)为题出版专著。他的助手之一理查德·斯特纳成了我们的好朋友，我们在那些年里经常见面。

　　那段时间，一群哥伦比亚大学早来的与新来的经济学学者在康涅迪格组织了几次周末聚会，默德尔参加了其中的一次。我给罗斯写了一封信评论这次周末聚会(我在信中特别表示了我的愧疚之情，因为弄丢了她圣诞节送给我的香烟盒)，我评论默德尔“是一个有着惊人的魅力和智慧的人”。他从技术经济学理论开始(这一点无疑你是了解的)然后转入政治，现在是瑞典议员。他也是一个极富感染力的演讲人，当然会讲到许多让经济学家感兴趣的瑞典形势。

　　我记得这不是我与默德尔的惟一一次接触。当时，默德尔是一个新政类型的、相对温和的改革家，还不是他后来成为的那种极端的、广泛社会福利国家的倡导者。他是主张“中间道路”的重要学者之一，这个名称就像瑞典的政策一样，是在玛奎斯·蔡尔兹的一本以此为标题的专著影响下不太准确的命名。

　　默德尔1974年与弗里德里希·A·冯·哈耶克共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罗斯}我住在离克拉克家不远的一个寄宿公寓里。我每次去他们家都受到热情的欢迎，我和他们一起度过了许多愉快的夜晚，还尽情地享用了美味的饭菜。我和米尔顿到现在都记得许多次星期天的早午餐。洛伊丝做了令人叫绝的洋葱牛排，而我成了做土豆饼的专家，在我看来，这些土豆饼远没有我母亲做的那么好吃，但是其他人，特别是米尔顿，却认为它们美味无比。我经常说，他是为了土豆饼才和我结婚的。遗憾的是，由于饮食营养学的发展，我们逐渐认识到了脂肪和过量卡路里的不良作用，再加上年纪大了，现在很少吃土豆饼。

　　1937年9月30日，米尔顿离开华盛顿，而我则搬到克拉克家和他们住在一起，直到我们结婚。他们的家在此后许多年里一直是我和米尔顿的“第二个家”。

　　米尔顿去纽约后，我们的交流方式从每天见面变成了几乎每天写信。开始，多数信的内容是关于股票交易的，涉及的交易金额虽然数量不大但是非常复杂—复杂是因为涉及合伙人的安排，两个合伙人中一个是拉塞尔·尼科尔斯，他是与米尔顿一起住在克拉克家的朋友，另一个人是埃尔思沃斯，我们的朋友兼房东。三个人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足够的钱单独入市。股市的走势非常不确定，米尔顿走后如何划分已投入的资本也是一个问题。除了我自己投的一小笔钱外，我主要充当中间人，我当时决定买少量股票，拉塞尔认定我应该从他那里买(这将减轻他的债务，同时省下代理费)。财务安排解决后，信的内容就有所不同了。

　　信的主题变成了我们什么时候和如何才能在一起。有一段时间好像是我有望因联邦储蓄保险公司的业务去纽约出差，参加一个由联邦储备银行主持的关于消费贷款与分期付款销售的项目。但是我没有去成，因为一位比我职位高的工作人员想要去。在知道米尔顿不会来华盛顿参加消费者购买行为调查项目后，我决定自费去纽约。那次周末会面中，我们商量出了一个结果：平时分开、周末相聚是最不能让人满意的安排，因此我们决定结婚。我觉得我会在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工作一整年，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在1938年6月以前结婚。我不能理解两个相爱而且希望生活在一起的人怎么能够接受平时分开、周末聚在一起的工作。

　　初访纽约时，海伦·伯恩斯邀请我和米尔顿吃中饭。这是我第一次见阿瑟与海伦，不过此前我已经从米尔顿那里听到许多关于他们的事。那天下午阿瑟要去华盛顿，他要和我乘坐同一趟火车，但是他买的是卧铺车厢的票，而我坐普通车厢。阿瑟改了票和我坐在一起，这让我觉得他真好。我们到华盛顿时已成为很谈得来的朋友，这份友谊后来持续了一生。他带我回家，和我讨论了3个小时的资本理论史，这是我正准备写的博士论文的题目。因为他的友善与关心，我后来还有机会得到过他的帮助。

　　除了继续在联邦储蓄保险公司的工作和准备我认为我们未来的生活中会需要的东西(在解决了股票问题之后，这成为信中最主要的内容)之外，我还要为博士学位要求的金融学考试做准备，当时我仍然准备拿下博士学位。我通过了所要求的绝大多数考试，只差一门理论方面的课。

　　其间有一件趣闻：我们准备趁参加1937年12月底在大西洋城举行的美国统计学会年会之机顺便会面，米尔顿负责为我们两个人订房间。他在12月1日给我的信中说：

　　星期一早晨我到办公室时看到了一份美国统计学学会的计划，上面说，会议将在查尔方特-哈登大厦举行。我立刻写信订了3美元一间的房间，但是我今天收到回信说，3美元一间的房间已经订完了，他们为我们订了两间4美元一间的房间。

　　随后我会给另一家只隔一条街的饭店写信订两间3美元的房间，如果能订上，我就取消在查尔方特-哈登大厦的订单。如果订不上，我想我们只有住4美元的房间了—但这确实不是一个好价钱。

　　如果我们住在一间房子里这会便宜一些，但是我们根本没有这样做！

　　{米尔顿}罗斯写的这段往事让我想起了另一件事。就在会议召开前的一个星期，我坐在前往第五大道的公共汽车上，手里拿着一个信封，里面装着我准备在大西洋城递交的已完成的论文的原件和所有副本。下车后，我惊恐地发现我把信封忘在车上了！绝望之中，我穿过马路，登上每辆返回的汽车，询问是否有人将信封还给司机。可以肯定的是，在一个小时之后，一位司机递给我丝毫未动的信封—在那已经过去很久的岁月中，奇迹就这样在第五大道上发生了。

　　{罗斯}我们的下一件事就是找一处地方度蜜月。因为大多数在研究局工作的人都要去度夏，并在度夏的地方继续工作，所以我们可以用整个夏天来度蜜月。当然，米尔顿也告诉我他至少必须一边玩一边工作，就好像我不知道这一点似的。我其实也希望这样，因此我们需要一个适合工作的地方，特别是要适合工作到深夜，因为我们两个人似乎都是那种喜欢夜间工作的“夜猫子”。经过米尔顿的多方努力，还征求了洛伊丝·克拉克的建议，并写了许多信找房子订房子，最终我们选择了位于缅因州北洛维尔的凯泽湖畔的一所房子—我们的朋友阿布拉莫维茨前年曾在那里度过蜜月。

　　我的家人在西海岸，米尔顿的家人在东海岸，而我们计划住在纽约城，并决定在纽约结婚，这就意味着我的家人不会参加婚礼。我父母这个经济阶层的人不旅行，更不会穿越北美大陆旅行，当年是这样，现在这个阶层也是这样。我哥哥阿伦本可以代表我的家人参加婚礼，但是他在欧洲要待一年，所以也无法前来。不过，他得知我们的计划后在给我的信中对我的选择表示支持。

　　我特别不善于在面对重大事情时恰当地调整感情。在离伦巴第街不远的伯青巷也不适于调整感情。这一点你肯定知道。我会对你选择的任何人表示欢迎，但是我非常高兴你选择了这个人。米尔顿是一个好人，我一直喜欢他。他超出常人的能力是大家公认的。人生还有何求？

　　我并不主张你们在未来的家里建立一个经济学王朝，但是共同的兴趣能产生吸引力(告诉他我将不支持他强烈的新政倾向—一个滥用词汇的极权主义)。

　　—阿伦·迪雷克托致罗斯·迪雷克托。

　　因为父母不会出席婚礼，所以我在这个重大事件前回家去看望他们和亲朋好友。我在华盛顿的朋友给了我一个美妙无比的送别。再加米尔顿用一种新历法(DN-涅磐前的日子)拍来的电报更让我兴高采烈地动身。

　　我回家期间主要是庆祝活动，这是对一个准新娘的庆贺。我们有许多亲戚和朋友都被请来参加庆贺，庆贺即将到来的日子。因为我的父母曾经为我的两个姐姐举行过盛大的婚礼，我估计他们因此认为要为我做些特别的补偿。我非常高兴，因为可以和母亲还有同时回家省亲的姐姐贝基在一起，除此之外，我还是愿意住在纽约，但是我尽了我的义务，而且在尽义务的同时还收到了亲戚们送的让人喜欢的结婚礼物！

　　这次我直接回纽约，婚礼前三天才赶到。米尔顿对宗教婚礼持保留态度，但是经过争辩，他还是顺从了我的愿望，做了安排。我在此要说明，我并不比他更有宗教信仰，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我们不按照犹太传统在拉比的主持下结婚，不论是我的父母还是他的母亲都会因此而非常不高兴。和他不一样的是，我参加宗教仪式不会顾虑重重，而他却觉得这种做法很虚伪。

　　{米尔顿} 1938年6月25日，我们的婚礼在一个犹太教的神学院举行。由于罗斯的全力劝说，我放弃了拒绝宗教仪式的初衷。她在这一点上是完全正确的，这在此后的岁月中不断得到证实。如果我们以现代仪式结婚，罗斯的父母和我的母亲会非常生气。后来我逐渐认识到，这种取悦于他们的态度并没有让我牺牲重大的原则，它纯粹是一种形式而不涉及实质。

　　我们举行了一个小型婚礼，我的母亲、姐姐和姐夫都参加了。前来祝福的其他人还有：洛伊丝·克拉克和埃尔思沃斯·克拉克，他们从华盛顿来出席了婚礼；多丽丝·比奇曼和阿诺德·比奇曼，他们是我在纽约认识的朋友(阿诺德娶了多丽丝·莫德利，她是我在芝加哥大学读本科时的朋友)。婚礼采用正统犹太教的传统仪式，有储帕(chupa，由四个男子抬着的华盖，这些男子必须是犹太人，所以埃尔思沃斯不合格，于是由我的姐夫弗里和阿诺德再加上两位专职拉比担此重任)，还在地板上摔碎了我和罗斯喝过葡萄酒的玻璃杯。

　　第二天早晨我们乘车离去，这辆我于此前一年买的福特车，载着我们的全部财产驶向缅因州的北洛维尔，也驶向了我们的婚后生活。

　　注释

　　[1]见我为Lives of the Laureates: Seven Nobel Economists一书写的文章，William Breit and Roger W. Spencer (Cambridge: MIT Press, 1986), pp. 77-92。

　　[2]同上，pp. 82-83。

　　[3]我们至今还互相保持联系，他已从行医行业退休。

　　[4] Jacob Viner, Cost Curves and Supply Cruves，载Zeitschrift f焤National歬onomie 3(1931): 23-46；在美国经济学会重印的Readings in Price Theory (Chicago D. Irwin, 1952), pp. 198-232中，瓦伊纳在补充注释中，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5] How Collective Bargaining Works: A Survey of Experience in Leading American Industries (New York: The Twentieth Century Fund, 1942)。

　　[6] Milton Friedman,褻omments on the Critics?载Robert J. Gordon编的Milton Friedman誷Monetary Framework, Milton Friedman,褻omments on the Critics,?in Milton Friedman誷Monetary Framework, ed. Robert J. Gord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4), pp. 162-63; reprinted fro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0 (September-October 1972): 906-50。

　　[7] Milton Friedman,襇y Evolution as an Economist樱豅ives of the Laureates, p. 84。

　　[8] Y. H. Farzin,襎he Time Path of Scarcity Rent in the Theory of Exhausible Resources,?Economic Journal 102 (July 1992):其中提到的霍特林的文章“可枯竭资源经济学”，载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39 (September 1931): 256-71。

　　[9]我在霍特林课上的一位同学，来自阿拉巴马州的苏珊娜·爱德蒙森，原来是法语教师，她决定改变职业学经济学。在最初几节课的某一次下课后，苏珊娜离开课堂时对其他女生说：“我要嫁给这个男人。”她后来真的嫁给了霍特林。霍特林曾在英国师从R·A·费希尔学习统计学，因此成为费希尔的忠实追随者，不仅在统计学方面，而且在遗传学方面。费希尔向他鼓吹，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阶级的出生率高于地位高的阶级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人种质量的下降。后面的章节中还要更详细地谈到费希尔，这里只说费希尔和霍特林对这一理论的反应是让自己成为一个大家庭的父亲—费希尔有8个孩子，霍特林的前妻生了两个孩子，苏珊娜生了6个。

　　南方长大的苏珊娜是劝说霍特林离开哥伦比亚大学，到恰波海尔的北卡罗来纳大学建立数理统计学研究所的主要人物。他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973年去世。

　　几年前，在美国经济学会的一次会议上，我看见一个年轻的哈罗德·霍特林在走廊里向我走过来，当时真把我吓了一跳。这是小哈罗德·霍特林，简直和他父亲年轻时一模一样。

　　[10]韦斯利·米切尔：Wesley C. Mitchell, Lecture Notes on Types of Economic Theory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49)。

　　[11]阿尔文·约翰逊：Alvin Johnson,襉bituary, John Bates Clark,?Economic Journal 48 (September 1938): 572。

　　[12]参见See F. A. Hayek, Hayek on Hayek, ed. Stephen Kresge and Leif Wena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13] Stigler, Memoirs, p. 26。

　　[14] Eugen Slutsky, ?The Summation of Random Causes as the Source of Cyclic Processes?(in Russian), Problems of Economic Conditions, vol. 3, no. 1 (Moscow: The Conjucture Institute). Revised English version in Econometrica 5 (April 1937): 105-46。

　　[15]虽然我在搬家的过程中，丢失或是毁掉了我已经完成的草稿，但是我最近听说，芝加哥大学雷格斯太因图书馆的奈特文件中还存有我的草稿的副本。

　　[16]“我依靠能干的研究生助手罗斯·迪里克特小姐对论据做全面核对，并帮助查找参考资料，她后来更为专门的资本理论史这个题目研究了大量的材料。”Frank Knight,襎he Ricardian Theory of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1 (May 1935): 171。

　　[17]序言中说：“米尔顿·弗里德曼是我以前的研究生，他来营救我，并继续给了我一年极有价值的帮助。”(第13页)在第18章标题的注释中说：“我深深感谢米尔顿·弗里德曼先生在准备和撰写这一章时所给予我的无价的协助，并允许我引述他尚未发表的关于无差异曲线的论文的部分内容。”(第569页)Henry Schultz, The Theory and Measurement of Dem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8)。

　　[18]他交给我的文章的标题是：The Fisher-Friedman Definition of Complementarity Restated in Relation to the Slutsky Decomposition-A Pragmatic Point of View。

　　[19] Milton Friedman,襆ange on Price Flexibility and Employme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6 (September 1946): 613-31, reprinted in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pp. 277-300.

　　[20] Hildegarde Kneeland and others, Consumer Incom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onsumer Expenditures in the United States, both volumes prepared for the National Resources Committee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8 and 1939). I was listed as one of the authors of the second but not of the first, though my contribution was acknowledged in the preface.我被列入其中之一的第二卷的作者名单，但没有列入第一卷，虽然被在前言中致谢。

　　[21]米尔顿在信中告诉我尼兰小姐提出雇用我的要求，艾伦·沃利斯又附言说：“M·伊克斯有时会毫无道理地拒绝某事，如果拒绝雇用你就属于这种荒谬的事，我恐怕他充分考虑的可能性不大。我总体上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必须显示一些智慧)，因此不要放弃希望。如果通不过，我和米尔顿不是仅有的两个感到失望的人，希尔德加德·尼兰也会和我们一起难过。”

　　[22]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57).

　　[23]引自近20年来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出版的所有的书的扉页上的声明，后来被一个说明其功能与研究所的目标的决议所取代。

　　[24]详细内容可参考U. S. Congress, Senate, 73rd cong., 2d sess., S. Doc. 124。

　　[25]“The Use of Ranks to Avoid the Assumption of Normality Implicit in the Analysis of Variance”，载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32 (December 1937): 675-701。我随后又发表了一篇文章:褹Comparison of Alternative Tests of Significance for the Problem of m Rankings,?in the Annals of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11 (March 1940): 86-92。

　　[26] Conference on Research in National Income and Wealth, Studies in Income and Wealth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vol. 1 (1937); vol. 2 (1938); vol. 3 (1939).

　　[27] Fifty Years of Economic Measurement: The Jubilee of the Conference on Research in Income and Wealth, Studies in Income and Wealth, vol. 54, ed. Ernst R. Berndt and Jack E. Triplett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有一个趣闻，在编写导言时编辑写道：“尽管已有现代计算机技术，但是今天的编辑还是不能效仿弗里德曼在于收入与财富研究讨论会召开当年出版的头三卷论文集中采用的编辑技巧。未来的历史学家也许能确定这是否是效率下降、工作消耗量增加、资本量正在替代劳动量，或是某种尚未确定的测量错误的有力证据。”(第1页)

　　[28] Delaware Income Statistics Compiled from Income Tax Returns for 1936, 1937, and 1938, vol. 1 (Newark: Bureau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Research, University of Delaware, 1941).

　　[29] Frank A. Hanna, Joseph A. Pechman, and Sidney M. Lerner, Analysis of Wisconsin Income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48).

　　[30]这本专著的部分内容被哥伦比亚大学接受为我的博士论文。

　　[31]因此，这一研究让我形成了这样的观点，职业资格证书弊大于利。这个观点在我们的专著《资本主义与自由》及其他文章中都表述过。芝加哥大学的一位医学教授完全同意我对资格证书的立场，他以自己的经验对30年代的形势做了一个有趣的评论。希特勒吞并前，他曾在奥地利执业并在自己的行业中小有名气。因为是一个犹太人，所以他来到美国。为获得在美国执业的资格证书，他在医学院又念了两年，这样他才可能是一个“批准的学校”的毕业生，然后他又在一个“批准的医院”做了一年实习医生。虽然浪费了三年时间，到我认识他时，他又成为本专业的侥侥者。美国医学协会对进入医疗界的人数加以控制的效果可以由以下事实加以证实：希特勒掌权后，获准在美国执业的受过外国训练的内科医生的数量，每五年不到300人，占获得资格证书人数的5%，而且没有增长的趋势，虽然有许多专业人士从德国与奥地利流入美国。详细讨论见Incomes from Independent Professional Pratice, pp. 8-21。

　　[32] Steven J. Davis and John Haltwanger,褿ross Job Creation, Gross Job Destuction, and Employment Reallocation,?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7 (August 1992): 8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