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密斯 实验室里研究经济(图)

　　

弗农·史密斯

　　白天工作很长时间不看电视也不读报纸，但是非常喜欢每一分钟的工作。好的生活首先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做自己希望做的事儿、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并且找到一种办法，使你能够生存。

　　在很多人的眼中，经济学并不是一个科学，即便是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开始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后，人们还在争论说经济学不是一个科学，因为你不能够对经济学做试验。但 是，当弗农·史密斯教授和他的同事开始在实验室做试验，并且研究出了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结果，人们开始逐渐认同经济学是一个科学。

　　早在1955年，史密斯就开始了实验经济学方面的探讨。他深有感触地说，“我花了多年时间研究发现，教科书原来是错的，而我班上的那帮学生则是对的。”当时，许多人认为他是个“异类”，“经济学家们都不做实验，可这家伙在做”。

　　人们一直在预测，实验室的试验能够使经济学获得诺贝尔奖，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因为主流的经济学家抵制经济学方面做试验的想法。直到2002年，弗农·史密斯终于因为“通过实验室试验进行经济方面的经验性分析，特别是对各种市场机制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有人欢喜有人愁

　　史密斯，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和法学教授。这个老头，生于1927年。他的大学本科专业是电力工程，后来拿到了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是乔治·梅森大学经济系的第二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戴细边眼镜、扎一撮金色长发、留花白胡须的史密斯获奖后对记者说，朋友早在22年前预言他能得奖，事实证明朋友确有先见之明。

　　史密斯尽管十分高兴，但仍然表现出十足的学者风度，并公开表示要把50万美元的奖金全部捐献给他1997年创立的实验经济学研究国际基金会，以支持他信仰的事业。

　　乔治·梅森大学褒扬他说：“近50年来，他在实验经济学领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他实验的结果，有助于经济学家更好地理解现实生活中市场的运动规律，有助于公共政策的设计。”

　　史密斯教授曾在亚利桑那大学工作26年，2001年7月才到华盛顿乔治·梅森大学任教。他在亚利桑那大学建立了实验经济学中心，获奖的研究成果也主要是在该大学完成的，但他却在调入乔治·梅森大学后才获奖扬名。对亚利桑那大学来说，墙内栽花墙外香是件令人惋惜的事。

　　亚利桑那大学校长李肯斯说，要是史密斯仍在亚利桑那大学，他获奖必然会提高大学的知名度。然而，诺贝尔奖是对一个人一生成就的认可。即使亚利桑那大学的前任教授获奖，对亚利桑那大学仍是一种荣誉和鼓励。

　　乔治·梅森大学校长梅顿表示，这的确是令人兴奋的日子。史密斯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将有助于乔治·梅森大学聘请一流的教职员工和招收一流的学生。史密斯在获悉得奖消息后认为，亚利桑那大学要是知道他能够获奖，也许会设法留住他。据说，史密斯调离的原因之一是大学不能提供足够的研究经费和场地。为吸引史密斯教授，乔治·梅森大学承诺在今后几年内向他提供30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并将他的工资提高50%。现在看来，乔治·梅森大学为吸引史密斯花这笔钱是值得的。

　　“反潮流”的实验经济学之父

　　史密斯读研究生时学的是经济，读博士时学的也是经济，以后又当了几十年的经济学教授。可以说，研究经济学是他的看家本领。不过，史密斯同样具有“反潮流”的特点，他是“真正看到了供应与需求在实验室环境下运作的第一人”，为创立实验经济学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因而，史密斯赢得了“实验经济学之父”的美誉。

　　“以往经济学理论都是没有经过试验的理论，这些理论仅是一种假设，它被接受(或拒绝)的基础是权威、习惯，或对于假设的看法，而不是基于一个可以重演的严格证实或证伪的过程。”史密斯这种看法在很长时间内被看作对传统经济学的颠覆和批判。

　　在史密斯教授看来，历史上，经济学的方法及论题曾被假设为一种非实验性的学科，它只像天文学或气象学而不像化学与物理学。

　　在经济学中，当事物的出现不像预期的那样时，更可能被认为是数据的质量有问题而不是抽象推理的准确和质量。但从20世纪50年代史密斯开始进行经济学实验，并在1962年发表了《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第一篇关于实验经济学的论文)之后，实验室的试验也就引入经济学的方法中，现代经济学也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

　　经济学的实验室方法就是为经济学家设定一种直接的责任，即把可控的过程作为生成科学数据的重要来源，而这些过程也可以由其他实验室重现。正因为实验经济学的研究过程是可控的，也就可能为这种研究提出数据采集过程的严格标准。

　　史密斯一直认为，实验经济学可以把可论证的知识引入经济学领域，使人们了解真实的市场运作模式，同时，实验中的可控过程也是生成科学数据的基础。

　　因此，传统经济学的科学性是值得怀疑的。为了达到经济学科的科学性，史密斯及不少研究者从1956年开始进行了几百次市场行为的实验，并试图通过模拟市场交易、改变市场交换制度、观察实验人员的决策行为引申出市场运作的条件、交易特征、交易制度规则，对传统的经济理论重新进行评价。如史密斯根据实验提出真实市场不可能达到市场条件下均衡价格。

　　在史密斯的实验经济学的开拓性研究中，不确定性下，个人的偏好及市场行为是最为重要的研究方向，后来它发展为把个人偏好的实验研究扩展到了测量负的所得税及其他因素对劳动供给的影响，测量对电力、住房及医疗服务的需求上，从而使得把经济学整个研究确立在对市场行为的研究上。

　　目前，在产业组织理论与反托拉斯经济学中，实验性方法已应用在检查垄断、合谋及有关反竞争性措施的影响上，应用到自然垄断及它对于规模经济、进入成本、可竞争的市场假设的关系等市场行为的研究上。而且，作为一种一般的经济学研究方法，以实验方式来把握人的市场行为，就可以从根本上了解现实经济发生了什么。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实验经济学方法为研究人的经济行为提供了一种可观察的途径。

　　史密斯是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从张伯伦的一次课堂实验，领悟了实验经济学的基本思想。以研究垄断竞争著名的经济学家张伯伦，在1930年代后期的一次研究班上，把学生们分为两组——买方与卖方。每位同学，或以现金，或以实物，参与模拟的“市场”竞争过程。后来，史密斯在亚利桑那大学坚持进行实验经济学研究，终于把“亚利桑那学派”变成了实验经济学的同义语。他取得的研究成果如此显著。1994年以博弈论赢得诺贝尔奖的德国经济学家希尔腾，最初正是从史密斯那里借鉴实验方法的。

　　在他自己的实验工作里，史密斯已经证明了市场机制差异的重要性，比如，拍卖方法的选择对拍卖者收入预期的影响等。他还是“风洞试验”的先驱，它可以在进行实际应用之前在实验室里对不同市场安排进行测试。他的工作使得实验分析成为了经济学中的一种重要工具。他揭示了替代性研究机构的重要性。他提倡在实施经济政策前可以先在实验室里进行模拟运作，例如在决定是否放开电力市场。他的选择性市场机制实验表明，一个运作良好的市场不一定要有大量买主和卖主；一个拍卖者的预期收入依赖于他选择的拍卖方式等。他的许多实验被奉为经验经济学的典范。因此，史密斯的研究成果对确立实验是经验主义经济分析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史密斯获得诺奖是因为他为实验经济学奠定了基础，并发展了一整套实验研究方法，设定了经济学研究实验的可靠标准，但这仅仅是他对现代经济学贡献的一个方面。他不仅在实验经济学领域贡献良多，而且在拍卖理论、环境经济学、水资源研究、心理学、产权理论、原始采集文化、选择理论、哲学及经济人类学等学科方面都贡献很多。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实验经济学不只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对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也产生了广泛影响，其基本方法已被管理学家、政治学家、法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所借鉴。比如政治学家广泛使用实验手段研究国际关系、竞选与选举、委员会与投票、公共政策以及法律决策等。实验经济学的三大研究基地亚利桑那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和德国波恩大学，吸引了许多有志于实验经济学研究的学者，目前这一研究潮流正在日益扩展。

　　彻底解放贸易，彻底释放经济

　　“我无门无派，”史密斯说，“我不认为党派间的区别可以真正解决问题。我对政治没有兴趣。但我可能对自由主义感兴趣，我认为以前英国的‘老假发’党可能最接近我的看法。那些自由的政策，比如彻底解放贸易，彻底释放经济，这些就是我最感兴趣的。”

　　“我并不认为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会对美国经济带来大的影响。无论如何,这种逆差都并没有那么严重,而且就算解决了逆差问题也无法真正去刺激美国经济的复苏。”

　　虽然有人觉得史密斯的观点比较接近民主党，但他却不是民主党。史密斯虽早已逾古稀之年，但却精神矍铄，显得非常年轻。一条美式传统牛仔裤，一件蓝色花边衬衣和金黄的长发，这身装扮就是他经常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形象，这也恰恰体现了他所追求的自由与另类的学术风格。

　　史密斯一直极力主张全球贸易的自由化，他说过：“贸易全球化只是投资向新地区扩展的一部分。全球化促进了世界从分工中共同获利的可能。我们知道，分工常常受限于市场的广度，人们常常因为无法从市场上得到想得到的产品而去自给自足，从而影响了生产的效率，因此无法真正从分工中获利。”

　　“至于中国威胁论的问题，也就是关于全球化的扩展问题。中国的这些地区，有着巨大的潜力，能够把商品和服务大量的提供出来。”

　　“全球化”是一个新的词汇，可却是一个古老的过程的新词汇。史密斯努力向世人阐明，早在十万年前，人类的祖先走出非洲，向各大陆迈进的时候，全球化就开始了。从早期的以物易物到中世纪通过航海进行的贸易，再到十九世纪后蒸汽机和铁路对人们生活的改变和贸易的促进，人类的全球化合作一直都在进行之中，只是从未提出全球化的概念而已。

　　“全球化的一个好处就是给个人施加了很多压力，给很多国家的人施加压力，这种压力，使你变得更加有效。”史密斯这样阐述全球化，“全球化不是新的东西，但它是一个现代的词汇，描述了人类非常古老的行为，人类要更好的改善自己。全球资源的扩展、专业化、特殊化，受这些方面的影响，也就是受市场的发展影响，从根本来说是一个好的词汇，是一个和平的词汇。法国的一个经济学家曾经说过如果货物不跨越边境的话，那么士兵就会跨越边境。”

　　身为美国人、西方人，谈到近年来美国、日本乃至整个西方社会都十分担忧的“中国威胁”，史密斯的观点和创立实验室经济学一样独特。

　　中美之间有巨额的贸易逆差，史密斯却坚称实在看不出来有任何必要去扭转这样的局面。他认为，中国在低工资的熟练工人方面有着别的国家无法比拟的优势,这是中国出口的最大优势。在某种程度上,他甚至觉得全世界都应该去尽量利用中国的低工资技术工人来获利，因为这种低工资的情况也许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

　　人民币升值，是东西方经济学界讨论最激烈的问题。史密斯把西方的压力归咎于是政治的手段。他认为中国有必要采取灵活的汇率政策,不要迫于压力去升值,这次升一点,下次升一点,可是到底升多少才能真正满足别人的需要?只有在市场上才能真正体现人民币的价值。

　　他的视角与众不同：人民币的汇率如果真的很低，那么实际上，中国人民正在为全世界人民谋福利。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的目标都是在控制输入成本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制造输出价值。布什的错误就是把焦点仅仅集中在纯就业数量上。“我认为美国国内工种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虽然美国在新科技上的相对竞争优势正在随着世界各地受教育人口的增加而不断丧失，但美国的未来还是在于高科技，而不是在于玩具、纺织品和钢铁。虽然钢铁和农业对美国来说至关重要，但我却反对因此而进行的保护措施。”

　　史密斯在不同场合不止一次表示，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不仅仅对中国,而且对整个世界来说,都至关重要。中国已经向全世界证明了中国人自己的智慧和科技。其实亚洲人都很有智慧,但中国已经领先于其他的亚洲国家,而且这种领先的优势还将进一步扩大。中国的优势在于可以利用新的技术进行跳跃式的发展,而不需要花费精力去发展过时的技术。中国的优势在于后发性,后发的市场更加易于去接受最新的技术。

　　至于全球经济的发展，史密斯这样看：“虽然我不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但从中国接受新科技的程度上看,我认为中国的高经济增长率是很有意义的。对中国、日本和美国来说,采取更加自由的贸易政策，让投资者和消费者选择最优的生产配置方式,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

　　撰文/石诚 摄影/张建峰

　　史密斯简历

　　1927年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州的威奇托

　　1955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史密斯拥有珀杜大学、马萨诸塞大学和亚利桑那大学教授头衔

　　自2001年起，史密斯担任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和法律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