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从相识到结婚（上）

　　第4章从相识到结婚，1932~1938年

　　同窗芝加哥大学，1932~1933年

　　{米尔顿} 1932年，正是大萧条最严峻的时刻，我从鲁特格斯大学毕业。当时，多亏阿瑟·伯恩斯和霍默·琼斯在大学中对我的影响，我总算没有从事精算师职业，那时我的视 野已经很开阔了。我申请了若干个大学的奖学金，很幸运地获得了两份奖学金：一个是布朗大学应用数学专业，另一个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用来付学费和生活费等费用的奖学金与教育奖学金不同，数量很少，几乎不给第一年的研究生。这时我已决心从事经济学研究，因此很容易地就做出了选择。我的选择也充分证明了偶然事件有时非常重要。如果霍默没有选择在罗杰斯大学教几年书，我几乎可以肯定不会去读芝加哥大学，而会选择布朗大学的奖学金，因此会有完全不同的生活和职业。

　　后来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这一选择时[1]，先是引用了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著名诗句：

　　双岔道自黄树林中分出，

　　遗憾我不能同时走两条路，

　　我选择人迹较少的一条，

　　自此面对截然不同的前途。

　　然后，我写道：

　　我不能说我选择了捷径，但是我选择的道路决定了我人生的全部内容。

　　我选择的理由和当时一样，既不仅仅是，甚或主要不是出于理论和学术上对经济学的向往，也不是简单地受了霍默和阿瑟的影响，虽然他们的影响很重要，而是因为至少当时……美国正处于空前绝后的经济危机的最低谷。时代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如何摆脱经济危机？如何减少失业？如何解释一方面是巨大需求，一方面是资源闲置的矛盾现象？在这种形势下，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似乎比成为一个应用数学家或是精算师更符合时代的要求[2]。

　　1932年秋季我和几个大学时的朋友驱车西去芝加哥，其中一个是尤金·韦斯，他有一辆汽车，要前往西北大学医学院读书[3]。这是一次大开眼界的经历。我刚过20岁，从来没有去过特拉华河以西的地方。我们发现，越往西走，那里的人越友好、和善。8年后我第一次去罗斯在波特兰的家时，我又发现这种趋势从芝加哥向西一直延伸到西海岸。

　　1932~1933年，也就是我在芝加哥大学的第一年，是我经济上最困难的一年。我其实找到了一份工作，在爱丽丝大街上一位老妇开的餐厅当服务生。这家餐厅位于穿过斯塔格运动场入口处的那条街上，这个运动场是芝加哥大学学生的橄榄球场，以著名橄榄球教练阿莫斯·阿朗索·斯塔格的名字命名。那里现在引人注目地矗立着亨利·莫尔的雕像，用以纪念世界上第一次自持链式核反应成功。核反应试验是在运动场下面的一个网球场里成功完成的，当时我是学生，正在那里打网球，因此记得很清楚。核试验严重地损害了球场的结构，不得不将其拆除。我当年打工的餐厅所在的建筑许多年前在修建研究所时也拆掉了。

　　这个餐厅只有在有橄榄球比赛的那天才会挤满了人，其他时间几乎没有收入。我的报酬是一顿饭和一间在餐厅楼上的小房间。我也曾努力争取让奥康纳与戈德堡鞋店雇我，做一个只在星期六上班、按销售额提取佣金的售货员，但是因为是新雇员，所以只有在其他售货员忙不过来时才让我为顾客服务，干12个小时才挣75美分，我放弃了。其他的求职尝试都没有成功。第一年我实在不能靠自己支付开销，只好依靠从家里借的300美元，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主要是由我当电话接线员的姐姐借给我的，第二年我用获得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奖学金还给了她。

　　1932年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和现在一样，享有全美最好的经济学系之一的盛誉，而且名副其实。教授中有两个著名人物，雅各布·瓦伊纳和弗兰克·奈特，还有其他一些杰出的经济学家—亨利·舒尔茨、保罗·道格拉斯、亨利·西蒙斯、劳埃德·明茨、哈利·A·米利斯、约翰·内夫。每个人都有着特殊的魅力，也都给学生留下了与众不同的印象。教授之间的争论多数是学术方面的，这些争论使得经济学系成为一个激励人学习的地方，也使之保持着追求真理的学术气氛，而且发扬光大了一个传统，那就是在学术对话中只看重有说服力的论据而不看重交际手段或是某个人的资历和学术地位。同样重要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一群才华横溢的研究生，让我领略了令人震撼的世界一流的学术气氛，这是我此前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

　　{罗斯}我在两年的本科生期间已经体验了芝加哥大学的学术气氛，这种体验更多的是在校园内外通过阿伦的朋友，而不是通过同学感受到的。因此，成为研究生后，最大的变化是增加了和同学的接触。

　　雅各布·瓦伊纳和弗兰克·奈特是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类型但又同样才华出众的人，他们轮流教一年级的经济学理论课程。瓦伊纳思维敏锐，富于逻辑性，治学严谨，不能容忍愚蠢。奈特远不是一个逻辑性强的人，更习惯于哲理性推论，甚至是诡辩。同一门课在由奈特讲授时与由瓦伊纳讲授时极为不同。许多学生，包括我在内，从两个人那里都有所收获，从他们俩的课中都学到了很多东西。

　　让米尔顿和我得以相识的那门课(经济学301，价格与流通理论)，那个学期是由瓦伊纳讲授的。这是芝加哥大学的基础理论课，几乎所有的研究生都要上。瓦伊纳在课堂上非常严厉，许多学生发现这门课太难学了，对教授和课程都充满了恐惧。我却发现这门课非常生动有趣，只是讲课的人太冷峻严

　　厉—有这样的印象，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念本科时听到过关于他如何教课的传闻。传闻说，他一年至少要让班上三分之一的学生不及格。因为阿伦也是教师，所以我很紧张，害怕因为不及格而让他为我操心。瓦伊纳的课为米尔顿和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他讲授的经济学理论充满了活力与色彩，使之成为一门令人兴奋的课程。在瓦伊纳的手中，经济学理论成了一套完整的工具，运用起来既要谨慎又要严格注意逻辑性，但是用以理解与解释重要的经济现象时却得心应手。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话说，他让经济学成了“分析的发动机”。

　　但是瓦伊纳并不具备同样迅速的头脑和口才，也没有与之相应的接受新事物与揭露谬误的敏锐能力，他在承认自己的错误时不太痛快。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讲的是有一次他要求一个绘图员(Y·K·王，此人后来成为著名数学家)为一篇论文《价格曲线与供应曲线》制一个图表，这个图表要将两条曲线以数学上不可能实现的关系合并在一起。瓦伊纳在脚注中评论这位固执的绘图员“在一个我不能理解的程序中看到了某种缺陷，我最终也未能说服他无视自己作为绘图员的职业道德，执行我的要求—不过这些要求有可能是错误的。”[4]这个脚注使得王先生在经济学界赢得了声誉，不是因为他的数学主张而是因为他的经济学主张是正确的。

　　米尔顿在瓦伊纳班上是一个鲁莽的学生，他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有一次瓦伊纳在黑板上用一个特殊的例子说明某种经济学观点，但是他混淆了一种功能。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错误，但是在这节课剩下的时间里，他继续坚持他的思路是对的，而米尔顿固执地指出他是错的。下课后，其他学生都走了，瓦伊纳立刻承认自己错了。这给米尔顿上了一课—虽然他经常无视这个教训。多年后，我们将其中的启示作为一个做人的准则告诉我们的子女：如果你犯了错误而又拒绝承认，你就会让自己受到双重损失，一次是你犯错误时，另一次是你拒绝承认错误时。

　　弗兰克·奈特在我们读一年级时教我们经济学理论史。我们的同学乔治·施蒂格勒对他的评价说得最好。1972年5月24日在弗兰克的追思礼拜上，乔治说：

　　他是一个受人爱戴的人，一个顽强的人，一个非凡的人，但是他强大的影响力不是来自他的桀骜不驯或是个人魅力。

　　他的影响力来自他为追求知识而献身的崇高境界。弗兰克·奈特向学生们传授无条件地服从真理的精神，在某种程度上，我从来未见到有人能在这一点上与他相比。

　　他从不停止怀疑权威，如果可能，他应该能多教给我们一些东西。他有时会不情愿地向权威屈服，但那是因为他认为不要显得傲慢无礼，而且在这种时候他也从不会卑躬屈膝。但是他在与学生相处时却从来没有居高临下的态度，而是总像对待一位著名学者那样听我们中的一个人提出建议，仿佛这个建议非常有益，而实际上，这种尊重态度有时换来的完全是烦恼，因为他耐心听的是我们不正确的观点。

　　我个人完全可以为上述评价作证，因为我幸运地在1934~1936年做过他的研究助理。奈特还向学生灌输怀疑论，这成为他们日后的思想和研究的一部分—但是遗憾的是，这样做也使他们中的某些人没有能做出他们本有可能做出的贡献。

　　弗兰克·奈特极爱思考，坚定不移地坚持独特的观点，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同样有信心地放弃这些观点。我记得有一天上课，他一开始就对某些作者的某种解释冷嘲热讽，批评其如何荒谬，对一个正常智力的人持有这种观点感到惊讶，最后却说：“不久前，这正是我自己的观点。”他手中的大卫·李嘉图的《原理》一书，别人根本不能读，因为每一页上都写满了手写的批注，说明他反复地读过这本书。

　　关于奈特的故事举不胜举。他生活在一个虔诚的宗教家庭，结果他对早期生活环境的反应是后来成为一个反宗教的人。他的弟弟布鲁斯有一段时间曾在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教书，离我们的第二处住所不远，布鲁斯曾经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故事：在浸礼会教派的布道会上，弗兰克的父亲要求当时十二三岁的弗兰克和三个弟弟签署忠于耶稣的誓词，布道会后，弗兰克把他的三个弟弟叫到一起，在谷仓后面点了一堆火，然后劝他们和他一起把誓词扔进火里。据布鲁斯十几年后告诉我们，弗兰克当时说：“胁迫下做出的保证与承诺没有约束力。”这正是我们所熟知的弗兰克·奈特的风格。

　　有一个学期，一位读经济学研究生的天主教教士注册修奈特的课程，他穿着神职人员的服装出现在课堂上无疑对奈特是一个刺激。大约两个星期后，这位教士非常礼貌地向系主任抱怨说：“我注册选修经济学理论史，这不是天主教教会的错。”他要求退还他已为这门课付的学费，后来他收到了退款。

　　我们经常认为奈特的学生中有三分之二的人从他那里什么都没有学到，而他所授内容的三分之二对剩下的三分之一学生也没有什么用，但是这三分之一的学生确实从三分之一的内容中学到了货真价实的知识。直至今日，我们发觉自己还经常以这样的评论开始：“弗兰克·奈特可能会说……”

　　劳埃德·明茨为我们讲授的货币理论课也和瓦伊纳讲授的价格理论课一样让我们受益匪浅，尽管他没有瓦伊纳那么才华横溢和活泼有趣。他的经济学330和331让我们了解了货币理论中系统、核心的内容。明茨和瓦伊纳一样重点讲授基础理论，而不是注重于关注社会实例。他在讲授中认真仔细，而且也像瓦伊纳一样，布置我们阅读大量不同观点的著作。而且他不用教科书，而是坚持让我们读原始材料。在明茨要求读的书中有凯恩斯1923年出版的《金融改革》(Monetary Reform)和两卷本的《货币论》(Treatise on Money)，后来他还要求我们读《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我对明茨有着特殊的感情，因为他和阿伦是好朋友而且办公室相邻。念本科时我多数时间是在阿伦办公室里学习，我拿明茨又当朋友又当老师。我感激明茨是因为他对我的关照。我在明茨课上的最后一次考试紧接在瓦伊纳课程的考试之后，瓦伊纳课程的考试结束后，我实在太紧张了，以至于我在明茨课的考试中无法读懂题目。明茨看见我坐在那里，就过来问我怎么了。我向他解释了我的问题，他像父亲般和蔼地对我说：“放松几分钟你就会好的。”但是我还是紧张。明茨第二次走过来时我的情绪并没有变好，于是他说：“你可以写一个关于凯恩斯《货币论》的短文作为答卷。”不用说，我立刻写了这篇短文。

　　{米尔顿}上研究生的第一年，我和罗斯还共同选了另外一门由亨利·舒尔茨开的课，这门课是关于相互关系与曲线匹配的。舒尔茨是个学究式的教师和学者，他既不具有独创性也不够渊博，但是他具备坚忍、耐心、勤奋的品质，对此我和罗斯当时的评价并不高。我们是在后来进行回顾时才给予高度评价的。舒尔茨的专业领域很窄：需求曲线统计学。他在这个领域达到很高的水平，多年致力于他的巨著—《需求的理论与测量》(The Theory and Measurement of Demand)，我后来曾做过他撰写此书的助手。

　　虽然舒尔茨所讲授的统计学的基本技能很有价值，但我从这门课中最大的收益还不是课堂上的内容，而是他建议我到哥伦比亚大学跟哈罗德·霍特林学习，他推荐我申请由霍特林掌握的奖学金。这也意味着我和罗斯在研究生的二年级要分开。

　　罗斯和我一起在统计实验室做舒尔茨课程中安排的耗时费力的计算—有时干到清晨。我们一起为这门课花的时间要比其他课多得多，结果我们互相更加了解了对方。和我们一起做实验的还有一位来自瑞典的同学苏恩·卡尔松，他在美国期间成为我们的好朋友，但是后来他回瑞典了，在瑞典成为杰出的学者。命运常常有着奇特的轮回。1976年我被授予诺贝尔奖时，他是诺贝尔委员会的成员，我们在颁奖仪式上见到了他。1991年，我们再去斯德哥尔摩参加诺贝尔奖建立90周年纪念时，又一次见到他。

　　苏恩比我们年纪略大一点，而且非常老成持重。统计学实验室在社会科学楼的四楼，多数情况下，在我们完成一天的工作后，三个人会一起等电梯。当电梯来了时，他就把我和罗斯推进电梯，他自己走楼梯。他认为他是在促成浪漫的爱情，但是我们太幼稚，没有能好好领会他的好意。

　　{罗斯}米尔顿和米利斯没打过交道。米利斯做了多年的经济系主任，他的学术兴趣是劳工问题，当时正撰写10年后才出版的巨著[5]。而我真够愚蠢的，选了他的课，课上他就是逐字地读他的手稿。由于他的课是早上8点钟开始，所以我记得我缺的课比上的还多。但是没有问题，因为我有他的手稿，可以自己读没有听到的部分。米利斯是个父亲般慈祥的人，但不是一个吸引人的教师。

　　研究生数量不多，但是素质极高。我们有两位比我们年级高的同学，艾伯特·G·哈特和肯尼思·博尔丁。艾伯特长期担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肯尼思开始是担任广为选用的价格理论教科书的作者，然后担任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学院的高级教授，从事适用范围更为广泛的化解冲突领域(field of conflict resolution)的研究。我们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他们两个人讨论问题时的激烈态度，两个人都认为一次只有一个人说话是浪费，结果艾伯特以机关枪的速度发表他的观点，而肯尼思则是用别人无法模仿的结巴立即给予回击。看着他们两个人起劲地争论的样子(如果这也算是正常样子的话)，是同学们最开心的事。

　　许多访问者从海外来到芝加哥大学做或长或短的停留，有的是研究生，有的是访问学者。对我们这种幼稚无知的人来说，这是大开眼界的机会，可以遇到许多来自英国、法国、德国和其他地方的学者，其中多数比我们年长，但是在学业上是我们的同辈。

　　在芝加哥大学的第一年，正值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使经济衰退达到最低点时，金融货币体系已经崩溃。罗斯福就任总统后的第一个法案就是宣布全美银行休假。正是为了防止这类危机而建立的联邦储备系统这时关了门，新政开始。经济系不可能不注意这些现象。

　　大约40年后，我受到“学术欺诈”的指控，指控我将对货币数量理论的重新评价与“芝加哥大学口头传授的传统”联系在一起。我曾经写道：

　　20世纪40年代(也许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与阿伯·L·勒纳在学生与教授的联合研讨会上就凯恩斯学说发生争论时，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了芝加哥大学的传统。勒纳和我20世纪30年代读研究生时支持凯恩斯的《通论》，我们有着类似的塔木德式的思维方式①，而且都愿意根据自己的分析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这使我们在大部分问题上观点一致—从浮动汇率到义务兵制。但是凯恩斯革命对我们的影响却大不一样，勒纳成了凯恩斯学说的热情倡导者、最积极的阐述者和解释人之一，而我基本没有受到影响，甚至还有一点反感。

　　在辩论中，其中的原因显示得一清二楚。勒纳在伦敦经济学院受过训练，在那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经济危机是先前繁荣的必然结果。这种观点的进一步深化就是要努力防止物价与工资下降，防止公司破产，而金融权威机构在金融体系崩溃前用通货膨胀政策带来危机，然后又用“放松银根”政策延长危机，惟一正确的政策是让危机自己发展，让货币贬值，清除弱小而又经营不善的公司。

　　与此种凄凉景象相反，从(英国)剑桥传出凯恩斯对危机及挽救危机的正确政策的解释，这消息肯定就像是黑夜中的一道闪电……不难想像，一个年轻的、充满活力的、对新思想敞开心扉的青年学生会受到怎样的吸引……

　　芝加哥大学的学术气氛却完全不同。我的老师都认为大萧条主要是错误政策的产物—至少这种政策会使之加剧。他们谴责掌管货币与财政的权威机构允许银行倒闭并使存款额下降，不赞成任凭货币贬值和银行破产自行发展，而是不断地呼吁政府采取措施制止货币贬值—正如J·里诺·戴维斯所说：“弗兰克·奈特、亨利·西蒙斯、雅各布·瓦伊纳，还有他们的同事，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坚定地主张使用大规模的、持续的赤字财政来解决当时严重的失业与货币贬值问题。”

　　在这些观点中没有任何内容会让一个学生反感或是觉得凯恩斯更有吸引力。相反，只要涉及到政策，凯恩斯也不可能对我们这些坐在西蒙斯、明茨、奈特、瓦伊纳讲台下的学生说什么[6]。

　　写以上内容时(1972年)，凯恩斯革命仍像1936年《通论》出版后不久那样在经济学界大行其道，虽然得到的支持正在开始减弱。在此期间，少数不盲从于凯恩斯革命的经济学家正在不自量力地形成芝加哥经济学派。

　　{罗斯}我们是在一起读了第一年研究生后才开始约会的，而且还有和我们一起做实验的那位瑞典同学苏恩陪在旁边。芝加哥是世界贸易博览会的所在地，当时的主题命名为进步世纪(Century of Progress)，我们决定去博览会热闹一下。这是我们一起参观过的许多博览会中的第一个，但无疑是最高兴的一个。不过对博览会本身我们两个谁也记不清了，只有一个印象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我们坐在一个条凳上，商量下一步的安排。米尔顿和苏恩下一学年要去念哥伦比亚大学，而我在暑假回一趟波特兰后要回来继续念芝加哥大学。有一件事以今天人们的观念来看是难以置信的，米尔顿告别时想要吻我一下，但是我拒绝了(不过我并没有认为这是性骚扰)。

　　罗斯在芝加哥大学，1933~1934年

　　1933年暑假我是在波特兰过的。自从进入芝加哥大学后，我暑假回家都比较早，看老朋友、读一些闲书、预习我秋季准备学的课程。我回芝加哥时，穿越美国的南方顺路去了旧金山。从旧金山到芝加哥的旅途极为有趣，因为我从来没有到过美国西南部。

　　返回芝加哥开始研究生第二年的学习时，我的心情非常复杂。我既想继续学业，又渴望独立。阿伦当然绝不曾让我觉得我是他的负担，相反，我相信他对能够帮助我感到非常满足，他可不理解我对于自己依靠他生活的感受是什么—而我也愚蠢地不告诉他我的感受。当我听说他告诉米利斯教授我不需要系里准备给我提供的奖学金时，我觉得情形必须有所改变了。除了我已经选的课之外，我又旁听了弗兰克·奈特的货币理论课。许多学生都是这样，在选了其他课之后，再旁听瓦伊纳或是奈特的课程。我同时还参加了博士学位所要求的语言考试。但是我始终没有放弃退学去工作的想法。

　　问题是哪里能找到工作。这是1934年，工作机会很少。但是这也是罗斯福新政开始的时候，新政计划中有创造就业机会的项目，提供从艺术到统计研究领域的所有工作。虽然设立这些项目是为了减轻失业问题，但是这些项目却是由研究生或是同等水平的教师来制定计划并管理的。我听说本校社会学系的菲利浦·豪泽教授正在负责一个这类的项目，题目是“显性与隐性的失业案例研究”。我在学校见过豪泽，但是不熟，不过我还是决定去见见他，试试我的运气。他给了我为这个项目工作的机会。我记得他只参加了这个项目的早期阶段。其他负责人都是我不认识、后来也再没见过的人。

　　我的职位是编辑，我的工作是回答问题，另有一些人负责编辑来自相关领域的调查细目表，如果他们有问题我就要回答，同时我还要审订这些细目表中的样本，使之保持一致。样本中访问的雇员主要是一些大萧条前担任要职的男人。我记得似乎没有有色人种，不过其实还是会有一两个。我清楚地记得有一个非白人的女孩子，她长得非常接近白人。我记得她，是因为她向我抱怨，说自己求职特别困难，黑人雇主告诉她，她应该算是白人，而白人雇主则不愿意雇用一个黑人。我还记得一位来自华盛顿的黑人项目负责人，当时在芝加哥和其他地方，几乎没有餐厅和饭店愿意接待黑人。那位负责人找到一个餐厅让我们在那里吃完了饭，我猜是因为他是和朋友坐在一起。这个工作有些枯燥，但是我记得也没有什么不愉快。我在这个项目中一直干到夏天结束。

　　春季学期结束前，奈特教授为我安排了一个下一学年在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里给他当助手的工作。这解决了我的问题，意味着我能够在经济上独立，同时继续我的研究生学业。

　　阿伦暑假期间离开了大学一段时间，在华盛顿的美国财政部接受了一个职位。由于他将自己的专业兴趣从保罗·道格拉斯的研究领域转到了弗兰克·奈特的研究领域，所以他在芝加哥大学没有得到终身职位。这加剧了道格拉斯与奈特之间的不和(在乔治·施蒂格勒的《回忆录》第12章中有生动的描述)。

　　从秋季学期开始，我离开了那个项目，返回学校跟随奈特教授做论文，我想应该是我的博士论文。

　　米尔顿在哥伦比亚大学，1933~1934年

　　{米尔顿}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念了研究生的二年级，就像我在别的文章中写的：“哈罗德·霍特林的数学统计学给了我在瓦伊纳的经济学理论课中同样的感受。此外，韦斯利·米切尔讲授了对经济学理论在社会应用方面的研究方法及对经济周期的各种探讨性的解释，还有约翰·莫里斯·克拉克，他的课程以其独有的风格将纯理论与社会应用结合在一起。”[7]

　　哈罗德·霍特林无疑是这一年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人，他是一个令人着迷的人。头一次见到他的印象是夸夸其谈，显得华而不实，但是实际上他根本不是这种人。在课堂上，他的讲授简洁明了而又富于感染力。由于基本上是数学家，他的思维、他的谈吐、他的写作都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但是他同时又有着发现问题、注重实践的强烈本能。1992年《经济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称“霍特林规律”(1931年)在经济学领域是“可枯竭资源经济学的基本定理”[8]。

　　霍特林对他的学生极其平易近人。当时，他的第一个妻子已经在几年前去世，他在河滨路上有一套单身公寓，在新泽西州某地的乡间还有一个家。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那一年在他的这两个住处都参加过多次非正式的研讨课[9]。

　　韦斯利·米切尔在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的优秀教师队伍中是最出色的一个。学术界普遍认为他在经济周期领域中是世界一流的专家，这是因为他1913年和1927年出版的关于经济周期的两本书及他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所进行的重要研究。他是这个成立于1920年的研究局的创建人之一，并于1920年至1945年担任该局局长。几年后，我也加入研究局，担任西蒙·库兹涅茨的助手，后来又参加过这个研究局的经济周期研究项目，因此我和米切尔有过很多的接触。

　　但是作为研究生，我和他的接触主要是听他的两门课：一门是经济学理论，另一门是经济周期。他讲授第一门课主要是用手写的笔记(他的讲稿多少年来一直是油印稿，后来才出版)[10]。他在写作与口才上都显示出追求完美的风格。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即席回答对他的手稿提出的问题(这些手稿是他精心撰写的，几乎挑不出问题)，他的回答周密圆满、语法无懈可击、词句精彩华丽，真是一个稀有的天才。至于内容，我发现他的经济学理论很枯燥。米切尔显然不是与瓦伊纳和奈特同等水平的理论家，在他看来，经济学思想史不过是一部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史。与许多年后经乔治·施蒂格勒发展的思想史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米切尔的思想理论自身并没有生命力，而是对外界事件的反映。更为显而易见的是，米切尔一直在重复很久以前形成的理论，而对他正在讲授的内容没有什么兴趣。这就是芝加哥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之间的鲜明差异。

　　他的那门经济周期课的情况却与此完全不同。虽然这门课技术性很强而且非常注重经验，但是这是他研究了一生的领域，可以讲授当时最新的研究状况。他表现出了非凡的热情与极大的兴趣，因此对学生产生了真正的影响，而这在经济学理论那门课中是完全看不到的。这门课与芝加哥大学的同类课程没有重复，是一门追求深度的课程。

　　米切尔之后是约翰·莫利斯·克拉克，他是教授中的著名经济学家。与米切尔不同，克拉克对经济学理论有着真正的兴趣，他将其应用于来自实际社会的问题之中。他的《经营性成本经济学研究》(Studies in the Economics of Overhead Costs)一书出版于20世纪20年代，已经成为经典著作。经济学界中有三对著名的父子组合，他是其中一对中的儿子。这三对父子是：詹姆斯·米尔和约翰·斯图亚特·米尔父子，约翰·贝茨·克拉克和约翰·莫利斯·克拉克父子，以及约翰·内维尔·凯恩斯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父子—所有人的名字都以字母J开始，6个人中有5个叫约翰。约翰·贝茨·克拉克也曾经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多年，而且“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他退休时，一直占据着美国经济学理论研究不可动摇的泰斗地位[11]”。

　　克拉克与人交往时腼腆得厉害。一位后来和我成为好朋友的同学伊莱·金兹伯格是克拉克的崇拜者［他和我的另一位同学摩西·阿布拉莫维茨合编了一本克拉克的文集：《社会经济学的序幕：经济学理论与社会问题论文集》(Preface to Social Economics: Essays on Economic Theory and Social Problems)，1936年出版］。伊莱提到过一位外国学生，我想这位学生是从瑞典来哥伦比亚大学，专门师从克拉克学习经营成本的。他到克拉克的办公室问问题，问了一个问题，但是等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得到答案，他又问了一遍，结果相同。他满腹委屈地离开办公室，认为克拉克是想要赶走他。听到他发牢骚，伊莱劝他去耶鲁大学或是其他大学，然后写信向克拉克问问题。他依此照办后收到了非常专业、详细、有用的书面答复。结果他最后是在不与克拉克见面的情况下，在克拉克指导下完成了学位论文。

　　另一件趣事是我经历过的。有一天，克拉克走进课堂，非常有信心地在黑板上写道：“显而易见的是……是真的。”他停下来盯着黑板上他写的字，似乎看了很长时间，然后走出教室，几分钟后又回来，坚定地走到黑板前说：“这是真实的……”

　　几年后，在个别接触中，我发现他是一个令人愉快的谈话对手。我对两次谈话印象特别深。一次是我和罗斯去参加美国经济学会的会议时和他坐在同一节车厢里，他详细地讲起学会早期阶段发生的风波，这是他从他父亲那儿听来的故事。第二次是在一个小型研讨会上，当时为了举例说明收入是如何分配的，他提到，他父亲的工资是一个熟练木匠的几倍，而他的工资只是相当于一个熟练木匠的工资。

　　尽管他那种欲言又止的讲课方式让许多学生感到困惑，但是他的课在我看来仅次于霍特林，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最有收获的课。这是与我在芝加哥大学所接触的课程内容完全不同、方法也完全不同的理论课，但是绝不平淡或浅陋。

　　在我修的其他课中，詹姆斯·安吉尔的国际经济学也许是最有价值的。弗拉迪米尔·西蒙霍维奇的经济学史是最有意思的。西蒙霍维奇有一个固定的观点：罗马帝国的衰落，还有其他所有帝国和文明的衰落，都可以用土地的枯竭来解释。他就这一主题写过一些非常精彩的文章，或许应该算专著，这些著述显然是给他带来名声的惟一原因。他有着很重的俄国口音，讲课精彩又有趣，但是眼光有限。我的另一位教授拉尔夫·苏特是新西兰经济学家，他写了一本书，题为《相对经济学序言》，这本书本意是探讨经济学理论，但是几乎无法读，因为书中充满了术语，完全是抽象理论。

　　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一样，研究生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群体，有些同学成了我终生的朋友。我从与他们的接触中学到的东西和从课程中学到的一样多。

　　我交了一个朋友，方式非常有趣。哥伦比亚大学和大多数学校一样，获博士学位需要具有两门外语的最低阅读水平。我选择了法语和德语，法语我还算流利，德语我刚够及格水平。有一天，我在图书馆为准备考试而学德语，正在读刊登在德文杂志上的一篇难懂的经济学文章时，一位年轻人走了过来，非常友好地说：“对不起，我能帮你忙吗？我是奥地利人，我发现你在这一页上已经花了很长时间了。”我和弗利茨(弗里德里希)·马克路普终生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他当时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奖学金来到美国，这些奖学金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以罕见的智慧与远见，授予正受到纳粹威胁的德国与奥地利学者的。弗利茨后来和他可爱的妻子移民到美国，学术事业也成绩卓著，他后来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了很长时间。他是杰出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群体中的一个，他们以其研究方法丰富了经济学，同样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加深了对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的理解。这些经济学家包括：戈特弗利德·哈伯勒和约瑟夫·熊彼特，两人都在20世纪30年代末被哈佛聘用；路德维格·冯·麦塞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弗里德里希·马克路普，两人都参加了麦塞斯著名的《民间研讨会》的研究及一些其他活动[12]。

　　另一个同样受到纳粹威胁的研究生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他就是威廉·克洛姆法德。他原是德国一所大学的无薪教师(这是等级最低的教师)，在他靠奖学金在哥伦比亚大学做研究时，他的妻子和至少一个孩子留在德国。不言而喻，他的家庭在德国而希特勒掌握了政权，导致他的地位岌岌可危。因此，他谨小慎微地避免公开谈论德国的形势。但是当我与他的关系发展为亲密朋友关系后，他直率地说起他反对希特勒和纳粹主义。我现在还记得，我曾经和一位同学争论德国的形势，而这位同学是我所遇到的支持纳粹最振振有词的人。后来我发现，他支持希特勒和我反对希特勒的理由都是从克洛姆法德那里来的！克洛姆法德是一个有才华的经济学家，他告诉我，他返回德国后准备将自己的教学领域限制在严格意义的经济学范围内，因为这是避免卷入政治纠纷的惟一办法。出于显而易见的理由，他回去后我无法与他保持联系，我只是在他回去后不久收到过他的一封信。我间接地听说，他在纳粹统治下仍然活了下来。

　　1933~1934学年中期，苏恩·卡尔松在哥伦比亚大学念了半年，其间发生了一件与他有关的趣事。作为一个充满自豪感的瑞典人，他认为应该向我介绍艾克维特①，在禁酒法案取消后不久，我们去一家瑞典餐厅吃饭，即使是在禁酒令有效时，苏恩都能在这里弄到艾克维特。但是这次当他点艾克维特时，得到的回答却是：“对不起，我们不能向你提供这种酒，因为我们还没有拿到销售这种酒的许可证！”经过苏恩与店主用瑞典语进行激烈的交涉后，店主答应让我们去厨房喝几杯艾克维特。

　　另一件事和晚上的活动有关，我们四个人：苏恩、莫伊·阿布拉莫维茨(他一直是我的好朋友，是斯坦福大学经济系的荣誉退休教授)，还有一个同学的名字我忘记了，再加上我，在帝国大厦的顶层玩到深夜，离开时有点喝多了。我们发现了一个新鲜玩艺，一个可以把声音录下来的机器，我们一起录了一段模仿弥尔顿的《失明》(On His Blindness)的诗，如果我没有记错，诗是由苏恩和莫伊即兴编的。我已经记不得录音怎么样了，但是奇怪的是，诗本身依然清晰地留在脑海中：

　　当我思考如何度过余生

　　研究利润、利息和租金

　　斯密、麦卡洛克、J·S·米尔、大卫·李嘉图

　　最好喝点艾克维特，再去加入海军。

　　虽然与原诗对应得并不很准确，但是反映了我们对经济学的入迷程度。

　　我们还得到了大萧条处于最低谷给我们带来的好机会。我的奖学金是1 500美元。其中300美元付了学费(这是一个全日制学生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分为两个学期的一个学年，或是在芝加哥大学读分为三个学期的一个学年的全部学费)。剩余的1 200美元足以使我还清上一年里欠下的债，付我在学生宿舍的房租和伙食费，还能让我比过去一年里多看一些百老汇的电影，最后还剩下了一些钱，让我能和莫伊·阿布拉莫维茨在加拿大的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屋中度夏天—不过这是更靠后的事。1933~1934年剧院很少会满座，所以当我们想看戏时，就坐地铁(花一个镍币买车票)从哥伦比亚大学(116街站)到时代广场，在那里，格雷·德拉格斯托有一个地下室的房间，专门用来卖当晚演出的减价票。我们一般只要花50美分就可以买一张票，坐在一楼看许多戏中的一个，这些戏包括那些上了排行榜的好戏。

　　当时的纽约与今天的纽约很不一样。毫无疑问，当时也有犯罪、流氓活动和盗窃发生，但是不像现在这样无所不在。哈莱姆主要住的是黑人，但是和今天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移民形成的人口构成不一样。对我们来说，这不过是另一个好玩的地方。我们经常去那里的一个著名舞场—萨沃伊舞厅(我记得是叫这个名字)，不必担心被抢，或是碰上妓女。虽然几乎没有黑人与白人通婚，但是交往自由。10年后的情况依然如此，战争期间我又来到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一个统计学货币银行学研究室。同样，地铁也不是危险的地方。

　　以上叙述在年轻人看来无疑是某种怀旧情绪带来的美好回忆，但是我说得至多是有些夸张，绝不会失真。大萧条给许多人带来了沮丧与痛苦—这就像位于时代广场地区的“一毛钱舞会”那样显而易见，但是没有摧毁我们的社会结构，它一直在继续向前发展。

　　再回到学业上。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经济学学者而言，最理想的规划是：先在芝加哥大学学一年，那里强调理论；再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一年，那里重视社会影响和实践工作—但是必须按此顺序，不能颠倒过来。艾伦·沃利斯后来也是走的这条路，他同意这个判断。

　　我在两个学校的经历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学生是学校教育中最重要的因素。正如乔治·施蒂格勒在他有趣而又富于见解的自传中所说的：

　　我坚信一个人在学院或是大学时学到的东西有一半是来自同学。他们一起生活，互相激烈而又坦率地争论，这种态度在与教授讨论时是不恰当的，即使是最宽容的教授也不行。如果有人能吸引好学生而不是好教授，他就能非常经济地管理一个大学[13]。

　　我在自己也成为教授后，认为教授的角色由两个方面构成：吸引好学生及向他们提供大量的讨论题目。除此之外，一个好教授不仅能提供好的题目，而且自己要有学术功底引发学生的广泛讨论。我们是教学相长，其实并没有苏格拉底式的、能应付青年学生所选专业提出的大量题目的对话。这就是我在芝加哥和哥伦比亚两个大学求学后得出的经验。

　　我在前面提到过，在我离开哥伦比亚后、返回芝加哥之前的一段时间内，我和莫伊·阿布拉莫维茨作为亨利·舒尔茨的研究助理，是在加拿大度过暑假的。一位加拿大同学比尔·康克林曾经来过法国河畔(French River)的小屋，小屋位于乔治亚湾(Georgian Bay)和尼比辛湖(Lake Nipissing)相连的地方，离多伦多150英里。原计划是我们三个人在这里度过暑假，但是到了最后一刻，比尔却因为家里有事而不能参加，但是他为我和莫伊使用那个小屋做了安排。莫伊有一辆A型福特车，我们驱车从纽约向北进入加拿大，然后向西去诺斯贝(North Bay)。我们的车在那里停了6个星期(我记得是这样)，这也是我们在小屋停留的时间，到那里去只能走水路。小屋在法国河畔，离商店有大约六七英里。我们只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邻居，一位钓鱼导游，有一天我们挨了他的骂，因为他的妻子和孩子很反感我们裸泳。随着我们对独木舟的了解日益加深，我们非常钦佩他驾驭独木舟的技巧。我们自己的技术后来也相当不错，但是根本不能和他相比。

　　有一件事暴露了我们在烹饪方面的无能。我们决定改变一下单调的食谱，于是买了一些米来。我们没有烹饪书，也不知道怎么做米饭。卖给我们米的售货员告诉我们，要放在双层锅里蒸熟，我们就把米放在一个临时拼凑的双层锅的上层，在底层放上水。水开了又开，但是米只是有点温。最后还是经过我们的笨脑瓜的琢磨，才明白应该在上层也放些水。我们放上水后，米就开始成倍地膨胀，饭还没有熟，溢出来的米已经弄得到处都是。

　　我们多数时间都在整理关于经济周期的文稿，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我们最初用了一个德文的标题，大致是这样的：《积累是如何形成的》(Wie ist das cumulation m歡lich)，我们最后有了一份题目为《宝藏》(Hoarding)的极长的文稿。我们从来也没有整理完，尽管我现在还保存着一份稿子和我后来与莫伊就修改所写的大量信件。但是它无疑形成了我和莫伊未来研究经济周期理论的兴趣。在我这方面，我相信正是它使我开始怀疑，是否有一个经济学论据可以证明“周期”这个设想是合理的，或者证明该文稿标题所赞扬的经济起伏不仅仅是对偶然打击的反应(这与尤金·斯拉茨基1927年那篇著名文章[14]观点一致)。这个暑假对我来说，无论是学业还是个人生活，都非常精彩，我现在回想起来还充满了怀念之情。

　　重聚芝加哥大学，1934~1935年

　　{罗斯}1935年秋天，我和米尔顿都返回芝加哥大学，他为亨利·舒尔茨做助手，我为弗兰克·奈特做助手。

　　我被安排在奈特旁边的一个办公室里，这样沟通起来比较方便。虽然我与奈特的关系非常好，本科及研究生期间，我曾多次愉快地与奈特共进圣诞节与感恩节晚餐，但是当时我从来没叫过他的名字—弗兰克，这和最近我称呼他的习惯不同，而他称我罗斯小姐也是在相当长时间后。在我的印象中，他从来未曾责备过我，未曾告诉我他太忙不能见我。他和我讨论正在研究的课题的观点(当时主要是李嘉图)，在听我的意见时，其认真程度就像对待任何一个高级学者。我要加一句，我发表意见远没有他接受意见那么痛快。

　　与弗兰克·奈特一起工作是一种荣幸。我的一些朋友认为与这样杰出的人在一起工作一定很紧张，其实，他对自己的才能非常谦虚，同样重要的是，他非常通情达理，这让我一点也不觉得紧张。举一个例子，我记得有一天早晨，我觉得有一点负疚感，因为周末我由于一直为自己缝一件睡衣而没有研究资本理论—理智告诉我后者才是我应该做的。当奈特教授问我周末做了什么时，我如实相告，我对自己做睡衣的事当然觉得很惭愧。但是他没有不高兴，而是说这很好，说明我周末还是干了一些具体的事，如果我在周末研究资本理论，可能做得没有这么多。他是在向我传递一个信息吗？我想不是。他对我评价很高，因为在我为他做了一年助手后，他要求社会科学委员会让我再干一年，这足以说明他对我的欣赏。

　　在与奈特教授深入讨论后，我决定以资本理论史作为我的博士论文题目。这能和我协助他做的研究工作结合起来，而且也是我认为有趣的一项研究。奈特同意了，不过他也说：“我已经就这一题目研究了20年，却还没有成功，也许你能成功。”我没有成功。我在和米尔顿度蜜月时完成了朗菲尔德和西尼尔对资本理论的贡献这部分的初稿。但是我们开始在纽约生活后，我为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做债券研究工作，于是临时决定暂停我的博士论文。我始终没有能完成这篇论文[15]。

　　我为奈特教授做的工作是阅读他对李嘉图的解释并和他一起讨论，找出文稿中可能存在的任何问题，并阅读最后的文稿。他总是认真地接受我的建议，并在他关于李嘉图的文章中对我的协助表示感谢[16]。

　　{米尔顿}回到芝加哥我就走入顺境，为亨利·舒尔茨做助手，一年挣1 600美元，还不用付学费。我终于能够安心地坐下来按部就班地学习了，还可以参加博士学位的初选考试，最后我不仅在芝加哥大学(我1933年在那里获得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我最终在那里获得博士学位纯粹是出于实用性的目的)同时通过博士论文，并达到了博士学位的要求。

　　舒尔茨教授已经完成了他关于需求曲线统计学的专著的初稿。分配给我的工作是通读全稿，提出修改意见，对初稿的修改和编辑提出建议，重点放在纯数学与理论分析方面。

　　为舒尔茨教授工作是一种快乐—对此，我现在回顾时比当时认识得更清楚。处理人际关系不是我的长项。当我在初稿中发现了错误或是遗漏时，就直截了当地向他指出。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到，一个年长而且在学术上已经很有地位的学者能够以坦荡的胸怀痛快地接受一个年轻人如此不加掩饰的批评，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事情—尽管罗斯非常高兴地发现弗兰克·奈特也是这样。在后来的岁月中，我发现这种开放坦荡的态度，即便在芝加哥大学不是独一无二的，但在其他地方也是极为罕见的。正是这种学术作风使芝加哥大学过去是、现在也一直是科学创新的中心。

　　舒尔茨教授平等待我，他只关心得到正确结果，而不在乎谁弄错了。当时，我把我所发现的一些错误，特别是在他理解论据有困难时，视为他智力有限的证据—的确，纯粹的分析不是他的长项。到后来我才懂得，他追求真理的公正态度、他在专业面很窄的领域深入钻研的精神，使得他比许多能干但是缺少献身精神并且不够宽容的学者对经济学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1938年11月26日，舒尔茨教授就在他的巨著《需求理论与测算》(The Theory and Measurement of Demand)出版几个月之后就去世了，去世时年仅45岁。他当时刚学会开车，买了第一辆车，为的是带全家(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去加利福尼亚度假。在海滨公路(美国第1号公路)上驾驶时，车驶出公路坠入峭壁，全家都不幸遇难。这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巨大悲剧和损失。

　　和舒尔茨一起做研究的那些年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更多的是关于供求关系的纯理论及关于时间序列的统计学分析。他在书中对我的感谢显示出他慷慨大度的品质[17]。

　　在修改舒尔茨文稿的部分内容时，我大胆地参考了我的一篇未发表过的论文，舒尔茨在定稿时保留了我的材料。50年后，一位日本人村小太郎(Kotaro Tsujinura)教授读了舒尔茨的书，发现这部分材料与他的研究有关，就给我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得到一份文章的复印件。我正好还保存着原始的文章，因此能给他一份复印件。他后来寄给我一份他的论文，其中使用了某些我的论文中的概念，他请求我允许将我的论文译成日文后和他的论文一起发表。回信中，在表示同意后，我补充说：“我对于自己50年前所写的某些东西今天还能有用感到很欣慰。”[18](1984年5月29日的信。)

　　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和舒尔茨一起工作的副产品。这篇论文是批评“从预算数据中评估需求的伸缩性的皮古方法”，文章也就以此为标题。因为皮古当时是剑桥大学的教授，所以舒尔茨建议我将论文投到《经济学杂志》(Economic Journal)。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这份杂志的资深编辑，同时将副本送给皮古。凯恩斯给我的答复是：“我不能采用。”他继续说：“我和皮古教授讨论了这篇论文。”他还概括性地介绍了皮古教授的意见，即认为我的批评不能成立。这是我收到的仅有的凯恩斯的两封信之一，另一封信也是拒绝信！

　　我再将这篇论文投到哈佛的《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这份杂志的资深编辑是F·W·陶西格。经约瑟夫·熊彼特教授的推荐，他采用了我的论文，发表在1935年11月号上。皮古激烈地反对陶西格的做法，他说他已经向我指出了我的方法中出现的错误。幸运的是，当我第一次将论文交给陶西格时，我告诉他这篇论文已经给过凯恩斯而且被他拒绝了，同时我列举了皮古的批评并就其进行了解答。结果皮古撰文批评我的文章，我也撰文反驳，两篇文章都发表在1936年5月出版的《经济学季刊》上。

　　我和皮古的再次接触是在20年后(1953~1954年)，那时我作为富布赖特学者在剑桥大学度过了一年。他当时已经退休了，但是还住在剑桥的国王学院，他一生中都是这个学院的研究员。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说了一些这样的话：“你可能还记得多年前我们两个人曾经在《经济学季刊》上交换过意见。我希望你能宽恕我当时的年轻鲁莽，并能赏光允许我拜访你。”皮古手写一张条子回答我—可惜我们没有能留下这张条子，条子上这样说：“我已经196岁了，而且厌恶谈经济学。尽管如此，如果你坚持要来，并且能找到卡尔多①这样的人让我手下留情，欢迎你来看我。”我看了这张条子后很生气，但是还是准备去看望皮古。罗斯很愤慨，她劝我不要去并建议我也写一张条子说，鉴于这种情况，我还是不要打扰他了。我后来一直为当时听了罗斯的建议而遗憾不已。不管皮古有多么古怪(他是一个行为古怪的人，一个登山爱好者，还是一个著名福音会的成员，而且像这个福音会中的许多人一样，是个同性恋者)，他都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学术继承人，而且是福利经济学的开拓者。

　　{罗斯}米尔顿回到芝加哥让我非常高兴，同样让我愉快的是我重返芝加哥大学，并为奈特工作。俗话所说的“别久情深”，看来很适合我们两个人。虽然是重续旧谊，但是好像比一年前的感情更深了。我们当然不再坐在同一课堂或是在同一间统计学实验室里一起工作，但是我们仍然是两个彼此愿意和对方在一起的同学。

　　又有两个同学成为我们的朋友。W·艾伦·沃利斯和乔治·施蒂格勒在我们读一年级时不在芝加哥大学，但是我以前就认识他们。艾伦毕业于明尼苏达大学，他父亲是该校的教授、著名的人类学家；乔治在西北大学读了一年研究生后来到芝加哥大学。和我们一样，他们未来的伴侣也是在芝加哥大学遇到的：艾伦的妻子安妮·阿姆斯特朗主修艺术史；乔治的妻子玛格丽特·麦克，大家都叫她琪克，专业是社会工作。我们迅速形成一个“六重奏组合”，我们的生活从此后一直交织在一起。我们几个人总是不停地谈经济学、经济学、经济学，安妮和琪克恐怕对此常会感到厌烦。

　　除了和朋友在一起外，我和米尔顿也经常单独相处。米尔顿结束为舒尔茨做助手的工作后，我做奈特助手的工作又持续了一年，这样我们两个人又要分开。至少对我来说，第二次分离比前一次感觉难过多了。

　　{米尔顿}在经济学界之外，与我和罗斯友谊持续最久的朋友无疑是利奥·罗斯滕，他当时是政治学专业的研究生，后来成为世界知名的作家和大学问家—幽默作家、小说家及影视剧和学术著作的作者。我认识他时，他刚完成了政治学的课程。他的专业兴趣是以传媒在政治中的影响为题的博士论文，为此他申请了一年的奖学金并如愿以偿地得到这笔奖学金，用以资助他到华盛顿做研究并撰写论文，而我和他基本同时来到华盛顿。他总是自诩是他怂恿我向罗斯求婚的。他坚称，我们划着租来的小船在波托玛克河顺流而下时，曾经有过关于我个人生活的长谈，他就是那时提出建议的。你不会吃惊在这一点上我和罗斯为什么不愿意让他居功自赏—尽管他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当之无愧。

　　我已经强调过机会在我的职业生涯中的重要性，利奥的经历则从另一种角度说明了这种重要性。他和帕姆(普丽西拉·麦德)在研究生期间就结了婚，但是在华盛顿时，他的妻子得了病，他只好停止学习，全力缓解家庭经济压力。为了解决经济问题，利奥开始撰写《海曼·卡普兰教育》，这是一套幽默文章集，他投到《纽约客》(The New Yorker)并被采用。考虑到写流行读物有可能降低他的学术声誉，他的文章都是用的一个笔名—伦纳德·Q·罗斯。这些文章在多年后才以他的真实名字发表，那时他的海曼·卡普兰故事已经非常流行，并成为真正的美国经典文学作品。这些故事都取材于利奥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在夜校教移民学英语的经历。

　　利奥一直与学术保持着一点联系，他凭借《华盛顿的记者》(The Washington Correspondents)一书获得了博士学位，写了关于好莱坞的长篇专著，有时还做客座教授，但是《纽约客》上的文章无疑使他从事了文学事业而不是学术事业。

　　与利奥的友谊是我们生活中的巨大乐趣，尽管这段友谊现在已告结束。他是一个能给人带来欢乐而且非常睿智的朋友，因为他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广博的知识与兴趣。

　　外国访问学者不断地来到芝加哥大学，其中有一位是奥斯卡·兰格，他是波兰经济学家，后来成为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一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离开芝加哥大学成为波兰驻联合国的代表，后来又返回波兰成为共产党政府的部长。

　　他是1945年离开的，那是我成为芝加哥大学教授的前一年，因此我和他不太熟，尽管后来我收到过一本他的书[19]。他在经济学界的名声渊源流长，主要是因为他和阿伯·勒纳一起设计了社会主义市场模式。他坚信，社会主义也能像资本主义一样将效率与自由结合起来。这一经济学分析在方法上是非常出色的—勒纳是一流的理论家，而兰格是当时为数不多的真正掌握了经济学理论的社会主义者。

　　1934~1935年在许多方面都是我多产的一年。但是在这一年结束时我需要找工作，而眼前看不到一份学术工作的希望。但是罗斯福新政正在全面推行，为经济学家与统计学家提供了广泛的市场。艾伦几个月前就去了华盛顿，在美国自然资源委员会找了一份工作。他劝说他老板希尔德加德·尼兰给了我一份工作—我愉快地接受了。这样我又离开芝加哥前往华盛顿，离开了芝加哥僻静的学堂和亲密无间的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