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早年岁月—米尔顿

　　我的父亲杰诺·索尔·弗里德曼和我的母亲萨拉·埃塞尔·兰多出生在一个叫做伯里格沙兹(Beregszasz)的小镇，小镇位于卡帕托-鲁斯尼亚(Carpatho-Ruthenia)，镇上的居民以犹太人为主。父亲生于1878年，母亲生于1881年。卡帕托-鲁斯尼亚当时属奥匈帝国的匈牙利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成为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属于苏联；苏联瓦解后，它是乌克兰的一部分。现在这个小镇叫伯里霍夫(Berehovo)。

　　毫无疑问，家里的主要语言是意第绪语，但是我的双亲都讲匈牙利语，我的父亲还能说流利的德语。

　　父亲在年纪很小时就到布达佩斯和比他年长许多的同母异父的哥哥一起生活，他的哥哥姓弗里德曼，别人总是叫他“弗里德曼的弟弟”，他也就姓了弗里德曼，虽然这不是他生父的姓。我曾经知道他的本姓，但是现在我对自己的记忆力很没把握，也记不清他原来到底姓什么了。据我所知，我没有姓弗里德曼的血缘亲戚—上面这段故事足以解释当俄国、奥地利和其他地方姓弗里德曼的人写信询问我是否是他们的亲戚时，为什么我能有把握地给予否定的回答。

　　我父亲16岁时(1894年)移民到美国，住在布鲁克林。我对他移民的细节一无所知。我母亲14岁时(1895年)移民到美国，此前三个姐姐已经移民到布鲁克林，并鼓励她也移民。我估计是她们有说服力的劝说和经济上的帮助减轻了母亲来到新国家后早期生活的艰难。

　　我对父母来到美国后到他们结婚前这段时间的生活同样所知甚少。在我有可能从父母那里了解自己的出身时，我犯了年轻人只顾自己的事情而对家庭历史缺乏兴趣的通病。但是我知道，我母亲来到美国后，曾经为了生计而在一家“血汗工厂”当过缝纫工。在一般人的眼里，这类“血汗工厂”臭名昭著，然而有意思的是，母亲却从来没有对她做工的经历有过负面评论，相反，她认为这份工作让她在有了生活来源的同时还学习了英语、适应了新的环境。

　　当时许多移民都是以这种方式谋生，而且至今在某种程度上依然适用。在那段前福利国家时期的遥远日子里，新移民除了从亲戚或是私人慈善机构获得帮助外，只能完全依靠自己。

　　我对于父亲的收入来源问题了解得就更少了。我的印象是他到美国后不久就开始做某种小本生意，而且一辈子都是自己干，没有雇员。

　　我不知道我的父母是如何学会英语听说读写的，我估计是在为移民办的夜校学的，当时这类夜校非常普遍。

　　父亲离开家乡前往大城市布达佩斯时，母亲肯定年纪很小，而且可能从未在伯里格沙兹见过他，但他们的结合无疑是由于他们有着共同的根—这是移民文化中建立人际网络、促成姻缘结合的主要纽带。

　　我的父母一结婚就迅速生儿育女：先是有了3个女儿：蒂丽、海伦和露丝，然后是我这个惟一的男孩圆了这个家庭的梦。现在我们这一辈儿中只有我一个人还在世。根据出生证，我于1912年7月31日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巴比街502号，这是我父母当时住所的地址。我的父母明智地从布鲁克林搬到新泽西的一个小镇拉维(Rahway)，当时我只有13个月，所以对布鲁克林没有任何印象。

　　拉维

　　拉维是一个有1.5万人的镇，位于从纽约到费城的宾夕法尼亚铁路主干线上，距纽约20英里。它有一些工业，但主要产业是为往来于纽瓦克与纽约之间的人提供住宿。

　　我父母在宾夕法尼亚铁路高架铁轨旁的中心大街拐角处买了一处房子，这所房子既用来做住房又是一个小成衣厂，如果在今天，这个工厂毫无疑问可以定义为血汗工厂。工厂办得不成功，几年后就关闭了，房子也卖掉了，他们又在街对面的中心大街104号买了一处房子，开了一家纺织品店。对第一处房子我只有模糊的记忆，而且是我们搬离那里后看见它时的印象，因此那个纺织品店一定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开张的。在我幼年的多数时间里，都是母亲在经营这个商店，而父亲则去了纽约，按他自己的说法是去干活，但是我不知道到底干的什么活，只知道他没有挣到多少钱。

　　这个商店的收入显然足以维持我们节俭的生活。和许多移民一样，我们住在商店的楼上—今天在旧金山我们家附近的唐人街上还能看到同样的现象。在我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父母夜间讨论从哪里能弄到钱付以后的账单。延期付款是家常便饭，经常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步骤：首先是将付账单的支票的兑现日期向后填，然后，在兑现日期临近时，再急急忙忙到处找朋友或是关系不错的生意伙伴，弄些现金，或是请他们为支票延期兑付进行担保。多年后，我在许多国家研究货币分配时，发现我焦头烂额的双亲依靠推迟支票兑现日期来缓解付款压力的做法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将支票兑现日期推后的做法是信贷手段中最主要、最方便和最灵活的方式，1962年我在中国台湾首次注意到这种现象。

　　我们从不买什么奢侈品，但是我的父母设法凑足了钱让我和姐姐们都去上音乐课—我上的是小提琴课，这完全是浪费时间和金钱。我一直不喜欢音乐，无论是流行音乐还是古典音乐，我一直都对音乐一窍不通，这让我很遗憾，也让罗斯很沮丧。但是音乐课体现了我的父母对高标准教育的追求，犹太社群中的父母在这一点上普遍如此。

　　家里的通用语言是英语。我父母只有在想避开子女谈某些事情时(这很少发生)或是在有机会和匈牙利朋友或是客户交谈时才讲匈牙利语。他们的社会交往大部分都限于拉维的大约100户犹太人社群中。在这些交往中，谈话通常是用意第绪语进行的，由此可知，我们这些孩子从未学过匈牙利语，只是会少数几个单词，但是我们半通不通地会一些意第绪语，足以听懂大人的谈话，但是说得不流利。

　　我们家住的房子的年代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叶。我还清楚地记得孩提时爬到又黑又脏的阁楼去探险，发现在屋檐下的天花板上有着明显是用蜡烛烟写的字，我因此而得出结论：这所房子在美国内战前肯定曾用来作为运送奴隶的地下铁路的中转站。

　　在我大约11岁时，父母将房子重新整修了一下，将原来的一个商店扩展成两个，并开辟出一块地方作为车库。想要再开一家商店而未成后，他们决定自己开一个冷饮店。这时姐姐们和我都长大了，可以在店里当售货员了，对此我们极有兴趣，因为这样吃冰激凌就方便多了—尽管我可以说我们很快就吃腻了，于是停了嘴，不再把微薄的利润吃光。据我的记忆，这个冷饮店在经济上从来都不成功，但是还是经营了一些年。我不记得后来取代了它的是什么生意。也许它给我们带来的最重要的收获是我大姐的丈夫弗雷德·波特，他当时负责为冷饮店送碳酸饮料，因而认识了大姐蒂丽，后来向大姐求婚。

　　我记得几件与父亲的T型福特车有关的事情。一件是在1918年，附近居民区一个军工厂发生爆炸。爆炸发生时，我父亲的福特车向上跳起一米多，然后落在地上，但是还继续向前走，这就是我父亲的故事。另一件事是我从同一辆T型车的坐位上掉下去，父亲吓坏了，但是我只是蹭破了膝盖上的一点儿皮。几年后，有一次父亲把车开进车库时，车子撞上了路上的一块石头，结果我向前冲出了车窗(当然这是在有防碎玻璃和安全带之前很久的事)。我的嘴唇被划出了一道很深的口子，流了很多血，缝合得又不太好，所以时至今日，我的上嘴唇还有一道不太深的伤疤，让我有一点破相。

　　我上的小学是华盛顿公立学校，步行离家很近。我对最初几年的学校生活已没有什么清晰的记忆。但是我记得六年级时，一位老师认为我应该跳班，就在这年的年中，我转学到另一所学校—哥伦布学校，离家稍微远一点，但还是在步行很近的距离内。结果我一年学完了两年的课程。我对新学校惟一的清晰记忆是我得了一个绰号。我习惯大声说话，简直就是喊，因此当有一天课堂上提到谚语“静水流深”时，同学们给我取了一个绰号：“浅水”。

　　我记得的另一件事和小学毕业典礼有关。全班打算唱一首歌，为了安排合唱中的各个声部，音乐老师让每一个同学唱几个音符。轮到我时，我唱了几个音符，这位教师的反应是：“放到哪个声部都无所谓。”在以后的岁月中，只要我讲起这个故事，几乎总会有人对这位老师无意识的刻薄表示愤慨。其实老师是在表达一个简单的事实并有助于我尊重事实，但是罗斯总是觉得这断送了我对音乐的任何兴趣，如果我本来有可能发展这种兴趣的话。

　　我13岁接受了成年礼(bar-mitzvahed)，进了当地犹太教堂的希伯来语学校。希伯来语学校在公立学校放学后的下午上课。虽然我们也学点圣经讲的历史，但是教学的主要目的是所谓的教我们读希伯来语。在学习过程中，读并不意味着理解，而只是简单地学发音—学希伯来语的字母、标点符号和希伯来语的发音，让我们能够正确地背诵祈祷书中的祈祷词。我们还要记住成年礼上要求我们做出的回答。我的姐姐们没有这个经历，当时在拉维还没有女孩子行成年礼的做法。

　　在我接受成年礼前不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曾经疯狂地信仰宗教，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努力做到符合正统犹太教的复杂饮食规定和其他要求。我记得一件与童子军(就假定是童子军吧)野餐有关的事。我10岁或是11岁时参加了一次童子军的野餐，野餐在一个公园里进行，有来自不同宗教背景的童子军男生参加。野餐食物中有法兰克福香肠，我为了避免吃未按犹太教规处理的食物，又不想当众暴露想法，只好远远地吃东西然后就跑回家了。也许是这次事件的一个结果，由于我和另外一些男孩坚持按犹太教规进食，萨姆·卡茨曼(他自己没有孩子)组织了一支由犹太男孩组成的童子军，由他担任首领。长达许多年的快乐的童子军生活从此开始。

　　大约12岁时，我认定我的宗教信仰和我所遵循的严格习惯没有合理的根据，因此转向不可知论。我为了父母而完成了成年礼—我可以说，他们从来也没有像我那样严格地遵守过犹太教规定，对我早先的教条做法和后来的彻底转变都表现了相当的宽容。罗斯经常谈起我后来狂热地反对宗教的事情，举的例子就是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成功地劝说我为了我们的父母接受了宗教婚礼。

　　我的父亲因心绞痛而病了几年。我清楚地记得他不断地服用硝酸甘油丸以缓解频繁发生的心肌梗死。他在49岁去世，我当时只有15岁，正准备进高中。根据犹太人的传统，也是我母亲的愿望，儿子要在父亲死后的一年里，每天念卡迪什(kaddish)—这是一种为死者念的祈祷词。尽管当时我已是不可知论者，但我还是这样做了。拉维的犹太人数量太少，只有在星期六才能集合起一个由10个犹太男孩组成的明耶(minyan)，因此在父亲去世后的一年里，除了星期六以外，我每天都要乘公共汽车去临近的一个犹太人社区罗塞尔(Roselle)，因为那里有很多犹太人，可以有我能念卡迪什的宗教活动。我必须承认，在看到这一年终于结束时，我感到很高兴。

　　40年后，我自己也得了心绞痛，而且被医生嘱咐必须要牢记服用硝酸甘油丸。但是我逃避了父亲的厄运，幸运地做了搭桥手术。

　　1924~1928年，我在拉维中学读书。拉维中学和我进的小学一样离家不远，可以步行去上学。有一位对我有持久影响的老师是科恩先生，他教的是政治学，在当时叫做“公民学”(civics)。他还教欧几里得几何，仅仅因为他喜欢这门课—而且他还成功地将这种爱好传给了他的学生，其中包括我。将近70年过去了，至今我还记得他将毕达哥拉斯定理(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平方等于另外两条边的平方之和)的经典论证写在黑板上，还引用了济慈《咏希腊古瓮》中的诗句“‘美即是真，真即是美’—世人皆应知此理”，他同时向我们灌输对数学和诗的热爱。

　　4年的高中学习是愉快而有益的，但是同时也平淡无奇。我参加了一些课外活动，例如参加棋队、担任我们棒球队的助理主管或是其他初级职员。这是我到那时为止乃至到大学毕业为止参加的最重要的集体体育活动。我于1928年毕业，现在回过头来评价，我在语言(学了两年拉丁文)、数学和历史几门课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罗斯在一些纪念品中发现了一枚背面刻着我的名字的铜质奖章，这让我一下子想起了高中时的另一项活动，这枚奖章是我参加由《纽约时报》主办的关于宪法的全美演讲比赛而获得的。显然任何一个能够超过初级水平并代表自己学校参赛的人都得到了奖章。根据我的秘书格洛丽亚·瓦伦丁在《纽约时报》上找到的一篇文章所言，似乎我确实是得到了奖章。无论如何，这无疑是我的名字头一次出现在一张大报上。

　　在我上中学期间，当地的公共图书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有了它，我成了一个如饥似渴的读者，几乎读完了这个小图书馆里所有的书。

　　罗杰斯大学，1928~1932年

　　我上高中时，有两位老师刚从罗杰斯大学毕业不久，我决定去罗杰斯读书无疑是受到他们的影响。一个更具决定性的原因是新泽西州当时刚刚设立了一项罗杰斯大学的竞争性奖学金，专为那些能够证明自己需要经济资助的学生而设。这是将罗杰斯从位于新布伦斯威克(New Brunswick)的一个小型私立大学转变成今天这样有着多个校区的大型公立大学的第一步[1]。我参加了申请这些奖学金的考试，我记得自己还申请了为宾夕法尼亚大学设立的奖学金—这是我惟一知道得比较多的另一所大学。我得到了罗杰斯大学的奖学金，而宾夕法尼亚大学则没有给我奖学金。

　　拉维离新布伦斯威克只有大约19公里，而且都位于宾夕法尼亚铁路的主干线上，因此火车往来频繁，所以许多在罗杰斯上学的拉维居民住在家里，每天往返于两地。但是我决定不这样做，因为我不想让我的大学生活和中学一样。我希望从课外活动中得到和课堂学习同样的收获。我读过的许多描述大学生活的小说留在我脑海中的是一幅浪漫的图画。我住在名为怀南兹楼(Winants Hall)的学生宿舍里，巧合的是，现在它成了罗杰斯大学经济系的大楼。

　　1928年我进入罗杰斯大学时，正值经济繁荣时期，因此我没费什么力就找到一份工作来支付自己的日常开销，比申请奖学金要容易得多。我在当地的罗塞尔百货公司的男士用品部找到一份兼职售货员的工作，星期六工作12小时，可以挣4美元，平时的下午偶尔也工作，挣两美元。我幸运地在以后的4年内一直维持着这份收入，多亏有这样的经验，因为1932年面向新手的临时性工作收入只有它的一半。我还在宿舍对面街上的餐厅里找到一份服务生的工作。这家餐厅主要经营午餐，我就在这段时间工作，报酬是一顿免费午餐，因此那段时间里午餐是我一天中的主餐。一般我要等到一点钟餐厅关门时才能吃饭。因为我经常在一点半开始上课，教室又在一段距离之外，所以我吃得很快，这成了我一辈子的坏习惯。

　　在午餐时间工作的代价，是得了大学成绩中惟一的C。我选修了一门精彩的欧洲史课程，这门课一点半在校园中最远的一座教学楼里上课，结果我经常迟到。由于这个原因，老师将我的分数降为C，当我提出抗议时，得到的回答是：你来到学校不是为了在餐桌旁服务，而是学习。这个答复非常正确(罗斯又不同意我的意见，她认为这位老师对一个不论多么困难也要接受教育的年轻人缺乏理解与同情)。

　　午餐服务工作给了我了解企业家重要性的第一手资料。我刚开始在这家餐厅工作时，生意非常兴隆。大约一年后，老板(他的名字我已经记不得了)出售了餐厅。几个月后，在新老板的经营下，餐厅毫无生气，生意甚至不能维持我这样只吃一顿饭的雇员的报酬。新老板以低于购买价的价格再把餐厅卖给原老板，几个月后，餐厅的生意又兴旺起来。这种循环在我工作期间至少又重复了一次：由合适的人控制，生意兴旺；由另一个人管理，经营惨淡。

　　除了这两份工作的收入外，为了贴补开销，我还在学期中做了几单生意，暑假也挣了一些钱。做生意是和哈罗德·哈里斯合作，他是我在拉维最好的朋友，比我晚一年进入罗杰斯大学。罗杰斯大学有一个悠久的传统，要求新生穿白袜子，系绿领带，一年级所有的学生和其他年级的多数学生都这样穿

　　着—我忘记其他年级的具体规定了。哈罗德的父亲在拉维有一家百货店，能够批发给我们袜子和领带，因此我们想在新生入学周期间在宿舍推销袜子和领带。不过要这样做就要先征得学监的同意，他好心地给了我们授权书。袜子和领带的生意做得非常好，这让我们有了更加野心勃勃的设想。

　　低年级时，我们和巴恩斯-诺布尔书店(Barnes and Noble)有过一次商业合作，巴恩斯-诺布尔书店在当时以及现在都是各类二手书的主要经销商，其中包括教科书。我们和这家书店商定，学年末书店来格鲁斯特，在我打工的餐厅设一个一天的书市，专门收购二手书。我们负责为销售做广告宣传及所有辅助性工作。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笔生意的回报是巴恩斯-诺布尔书店以购买书籍的费用的5%作为我们的佣金，此外我们还有权以书价的45%购买我们需要的书。然后我们和每一位即将讲授新生课程的教师面谈，了解有多少教科书可以再次使用，再后我们就从家里(主要是从哈罗德家里)借了几百美元，买回了巴恩斯-诺布尔书店购买的所有可以再次使用的书，我们的设想是把这些书和白袜子、绿领带一起出售。

　　我们的计划走露了风声，让书店知道了，书店向学监抗议，说我们侵犯了他们的经营领域。幸运的是学监给我们的授权书并不局限于销售袜子和领带，而是非常宽泛，包括了几乎所有我们可能要卖的东西，我们因此得以把生意做下去。如果我们不能继续做下去，这次商业活动对我们来说就会成为金融灾难。实际情况是，这是一次利润丰厚的生意，我记得我们只剩下了个别几本书没有卖出去。显然，我们这两个犹太孩子的基因中原本就有做买卖的天赋。

　　我的暑期活动是两份性质截然不同的工作。在一些偏远的地方，对销售烟花爆竹几乎没有什么限制。临近七月四日美国独立日时，销售商就会在高速路旁摆摊卖大量的烟花爆竹。从我上高中的第一年或是第二年开始，我就一直在一位经销商的摊位上打工，我和他的接触比较多，可能是因为他是一个批发商，向我母亲的商店批发货物。这个工作每年只有几个星期，但是这种生意营业时间长，总是乱哄哄的，摊主一般不敢冒被骗的风险，因此愿意付较高的工资雇一个他确信靠得住的人来看生意。我在大学期间一直继续做这个工作。

　　我的第二份暑期工作性质与此非常不一样—为考试不及格的高中生补课。我和我高中母校的校长史密瑟斯先生关系很好，他认为学校学生太多，又急于帮助学生补上不及格的课程，但是苦于当时没有公立的暑期学校。为了补救，他先是介绍个别学生让我为他们辅导，然后这些学生可以在学校教师的监管下参加补考。在干了两个暑假后，我和校长商定了一个更好的方案。我在高中的教学楼里建立了一个暑期学校，开设了几门不同的课程，这些课程是为那些考试不及格又愿意付钱补习的学生开设的，如果我的记忆力没出错的话，费用是一小时50美分。后来，他又同意可以用我发的合格证代替特别补考。

　　暑期学校利润极为丰厚。课程每期持续5周，1930年和1931年夏天，我每期净赚450美元。当时一个小学或是中学的全职教师一年的平均工资是1 400美元，所以我在5周内挣取了相当于一个全职教师4个月工资的收入—在失业非常普遍的时期，对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来说，这样的收入相当不错。这项服务确实是太赚钱了，所以在史密瑟斯先生1930~1931学年结束时不再担任校长一职后，副校长抓住这个机会取代了我，作为副业由他自己来经营这个暑期学校。

　　暑期学校不仅是个赚钱的生意，还是一次非常好的经历。我教授包括英语、几何和拉丁文在内的所有内容(这些课我在五六年前上高中时学过)，对象是一些成绩最差的学生。我确实从中学到了一些教学法。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堂拉丁文的课，课上我们讨论拉丁文中“sanguinis”在英文中的同类词，这个词的意思是“血淋淋的”。一个学生提高声音问：“弗里德曼先生，英文中的sanguich是从这个词变来的吗？”

　　副校长拿走了暑期学校的生意是在1932年夏天，这是我最穷的一个夏天，也正是在这时，我从大学毕业。我还是有一直做着的卖烟花爆竹的收入，但是我没能找到任何其他可以赚钱的工作。据我的记忆，我曾经尝试过挨家挨户推销百科全书，但是我认为几乎没有挣到钱，所以很快就放弃了，整个夏天都用来学习，但是我现在记不得自己当初学了什么。

　　尽管如此，我也没有理由抱怨。我大学毕业后前往芝加哥大学念研究生时，尚有几百美元的积蓄，而且我的家庭也和我一样在大萧条中幸免于难。姐姐海伦是西联汇款公司(Western Union)的电话接线员，她没有失业。我的另外两个姐姐有时会失业，但是多数时间都能找到文职工作。我母亲经营商店曾经有过一段艰难的时期，但是在我几个姐姐的帮助下她渡过了难关。

　　再回到我读大学的时候。罗杰斯大学是这个国家历史最悠久的学校之一，它是1766年由荷兰改革派教会创建的，曾经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小型大学，虽然它不属于“常春藤联盟”。罗杰斯大学有两个校园—正如校歌所唱的，主校园在“古老的拉里坦(Raritan)河畔”，这里是住着男生的罗杰斯学院，我就住在这里，还有一个校园在几公里外的新不伦瑞克，那里有住着女生的道格拉斯学院和一个农业实验站。

　　罗杰斯学院相当小，只有不到2 000名学生，对于一个在小镇上长大，从一个班只有80名学生的中学毕业的年轻人来说，在这儿有一种在家里的感觉。但是罗杰斯学院又相当大。它能提供范围广泛的课程，有各种专业的教师，其中的许多人非常杰出，是具有献身精神的教师；校园开阔而又令人愉快，有许多引人注目的教学楼，还有学生联谊会，虽然我只是从外面看过它，它对我的帮助也有限。大学生活留给我的都是美好的感觉，其中包括我的个人生活，我交的朋友，还有我受的教育。

　　我在大学的主要课外活动(除了挣钱之外)是在《塔古姆》(Targum，希伯来圣经)工作，这是一份学生的报纸。我结束在那里的工作时职位是编辑，负责校样和写标题。一位令人尊敬的索克曼先生在罗杰斯教堂做过一次星期天的常规演讲，我为这一报道所写的标题是：《索克曼演讲/教堂里的罪孽》。这个大错被到处重印，据我所知，现在它还在作为鞭策记者要谨慎的故事流传着。幸运的是，标题是匿名的。

　　我的办报活动中最令人难忘的是和威廉·弗里德曼一起去普林斯顿采访罗杰斯大学一位学生的父母，因为这位学生自杀了。当时威廉·弗里德曼主修新闻学，是《塔古姆》的记者，后来他成为《纽约时报》的记者。这次采访让人非常伤感。我们被请进起居室，棺材放在支架上，蜡烛静静地燃烧着—这个家庭来自南美洲，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我们和一对心碎的父母谈话，他们极力抑制悲痛，让自己不要失态。投身于新闻事业的比尔认为这是一次非凡的经历，而我则正好相反，这次经历彻底打消了我心中有过的任何一点从事记者行业的想法。

　　当时罗杰斯大学的学生必须要接受两年时间的预备役军官训练(ROTC)。我在二年级结束时入伍成为下士，而这对我来说就是意味着出列，学习敬礼，拆卸和组装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使用的古董来福枪，还有读教科书，对这本书我所记得的只剩下我有过这样一本书。那些训练了两年多后成为预备役军官的学生可能使自己和美国这个国家都得到了益处，而我认为预备役军官训练从来都是一个负担，对我和美国都一无益处。

　　我最初是想要修数学专业。我听说过的惟一一个使用数学而又有收入的职业是精算师，因此我告诉自己要准备成为精算师。我心里从来没有过要从事学术事业的想法。我在最初的几年坚持了这个愿望，已经参加了几门成为精算师所要求的考

　　试—甚至参加了最难的考试。在我放弃这一努力之前我已经通过了几门考试，也有一些考试没能通过。但是一两年后，我将专业从数学改为经济学。

　　无论做出这一决定的理由是什么，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生活，因为我认识了两位杰出的人：一位是阿瑟·伯恩斯，他在哥伦比业大学完成博士论文的同时在罗杰斯大学教书；另一位是霍默·琼斯，他有时在芝加哥大学教研究生的课程。这两个人对我的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都成了我的良师益友。

　　1987年阿瑟去世后我在悼词中写道：

　　除了我的父母和妻子，没有一个人比阿瑟更多地影响了我的生活—他是我的老师、导师、同行、朋友……

　　我第一次见到阿瑟是56年前，当时我是罗杰斯大学一名幼稚的学生。对于19岁的我而言，27岁的阿瑟是一个非常老练的人—老成持重，甚至有点和年龄不符。实际上，他当时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助教，这是他的头一份教职，同时他还正在撰写博士论文……年轻的阿瑟与那些成熟的公众人物大不一样，这一点我仍然记忆犹新。但是他已经吸烟成瘾，已经令人惊异地学识渊博、智慧超群，而且人品高尚。他还显示出非凡的人格魅力和成熟的判断力。多年后，当他被任命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时，约翰·达文波特在《财富》杂志上就这种超过常人的判断力发表了一篇题为《阿瑟坐在哪里》的文章，他在文章结尾说：“据说无论他做什么工作，‘阿瑟坐在哪里，哪里就是桌子的中心’。”

　　阿瑟对我最早的影响是他的研讨课，课程结束时只剩下两个学生—劳伦斯·瓦斯和我，课堂的所有时间都用来一字一句地读阿瑟博士论文的文稿《美国的生产趋势》(Production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他的研讨课传授的是学术规范—注意细节、对论述的精确性一丝不苟、反复查对材料来源，更为重要的是，随时提出批评。这对我以后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阿瑟对我的另一个影响(我已经不记得是怎么开始的了)是建议我读19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书。阿瑟是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的忠实崇拜者和认真的学生，当时以及后来，我们一起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时光来讨论如何准确地解释这部巨著中某些段落的含义。

　　在悼文结束时我写道：

　　只要注意一下阿瑟的人生，就会惊叹于自由社会所释放出的人的潜能。一个刚到美国的10岁男孩，不会一句英语，作为新泽西州贝约尼的贫困家庭的儿子，11年后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全美优秀毕业生称号，同年获得硕士学位。他的父母在他求学期间几乎不能为他提供任何经济资助，他必须打各种工挣自己的生活费。此外，他得到一些奖学金交学费。

　　经过在哥伦比亚大学两年的研究生学习，他成为罗杰斯大学的教师，4年后我在那里结识了他。这个移民的孩子，10岁时还不会英语，这时却已能流利地说英语，而且写得一手文字优美、风格隽永的好文章。他后来成为名闻世界的学者、一流学校的教授、声名卓著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局长、美国经济学会的主席以及著名公众人物，这完全源于个人素质而不是任何影响的结

　　果……这是证明美国移民政策的优越性的有力证据[2]。

　　看似有点离题，但是最后一段的确与我和罗斯成长的世界息息相关。我的父母、罗斯本人，还有她全家人，都是移民。关于阿瑟的结论几乎每一个字都适用于罗斯的哥哥阿伦。我们是犹太人，欧洲犹太人的求学与学问主要是局限于在犹太经学院(yeshiva)里解释犹太经典(Talmudic)，我们来到了这个对民族与宗教差异表现出可贵的宽容精神的国家，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这种精神的产物与受益者。是的，也有偏见与歧视，但是它们是可以克服的障碍，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

　　霍默·琼斯是罗杰斯大学中另一位对我有着重要影响的教师，他的背景完全不同。他在艾奥瓦州的一个农场长大，他的父母估计是新教徒，虽然我从未与他谈过他的背景。他从艾奥瓦大学毕业，并在那里受到弗兰克·奈特的影响，后又追随奈特到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霍默到罗杰斯大学教书时我还在低年级。和阿瑟一样，他在我的眼中是一个老成持重的人，虽然他当时只有24岁，刚执教一年多。因为在学术级别上处于比较低的位置，学校要求他在其他课程之外还要教保险学和统计学两门课。因为我当时还满腔热情地准备当一名精算师，我自然就选了这两门课。后来我才知道我有多么幸运。保险学几乎不能算是一门经过周密安排的课，但是霍默却让它成了这样一门课。他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和擅长理论分析的风格，与艾奥瓦农夫实事求是、注重实践的作风结合在一起，使我们摆脱了只有枯燥事实的教科书，转而更为深入地讨论弗兰克·奈特题为《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一书中的基本观点。

　　在统计学这门课中，霍默显然是和我们一起学习的，但是这一经历让我始终相信，实际上瞎子也能率领瞎子，或者有一句格言言之有理：在一个瞎子王国里，一只眼睛的人就能当国王。因为霍默也在学习，所以他知道难点在哪里。他尽管很年轻，但是非常沉稳，所以他既不假装骄傲，也不假装谦虚。他从不掩饰自己数学与统计学知识的不足，但是无论是我们还是他，都认为他是老师而我们是学生，这一点没有任何疑问。

　　是霍默让我第一次知道了当时以芝加哥观点而闻名的经济学学派。就像他的导师弗兰克·奈特一样，他是一个深受美国中西部农村文化影响的人，非常重视个人自由，对任何以国家计划或是集体价值为名干涉个人自由的做法都抱着愤世嫉俗的怀疑态度，但他绝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有一个在我看来总有些奇怪的现象，在弗兰克·奈特身上和霍默身上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我相信别人也认为我有同样的表现，那就是可能非常愤世嫉俗地、现实主义地对改革措施的结果持否定态度，但是同时又是“右翼”改革措施的坚定支持者[3]。

　　注释

　　[1]因为罗杰斯大学已经转变成为一个大型州立大学，专为需要经济资助的学生而设立的奖学金不是给予那些在考试中得到高分的学生而是给予低资质的学生，这是一个好例子，证明我们的标准在过去的年月中已经大为降低了。

　　[2]In Memorial: Arthur Burns, 1904-1987 (Washington, D.C.: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1987), pp. 7-8, 10-11.

　　[3]这一段引自我的文章：襀omer Jones: A Personal Reminiscence,?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 (1976): 433-4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