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早年岁月—罗斯

　　我生于东欧的一个小村庄卡特里斯克(Charterisk)①，这个村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属于俄国，两次大战之间属于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属于苏联，苏联解体后则成为乌克兰的一部分。两岁时，我随母亲和兄弟姐妹离开卡特里斯克去和在俄勒冈州波特兰的父亲团聚，我对卡特里斯克生活所了解的皮毛全都来自我的母亲和哥哥姐姐。我一直对家庭历史没有兴趣，等到想要问些问题时已为时过晚。生活在卡特里斯克的居民，有犹太人和被犹太人称为“俄国人”的基督教信徒，但是这两部分人似乎并没有什么社会交往，接触范围限制得很严 格，仅限于商业交易。附近的农民到当地市场购买粮食及食品，同时出售自己的产品。当年，我的叔父开了一个酒吧，每天市场关门后，俄国人就会聚集在他的酒吧里。我的父亲在我祖父的磨坊里干活，俄国人会自己带来小麦及其他谷物，在这里加工。我不记得听到过这里曾经有过任何在别的社区发生过的迫害犹太人的故事，但是我的父母和哥哥姐姐都清楚地记得，村里的犹太人当时生活在对俄国邻居的恐惧之中。

　　我母亲两岁时，她的母亲死于难产。那个婴儿活了下来，成为我母亲惟一的兄弟。带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和三个女儿，我的外祖父立刻又找了一个妻子—她带着两个女儿。我母亲成长的故事和人们常听说的凶狠后妈的故事大不一样，相反，倒是我母亲的一个姐姐因不满意于有一个新的母亲，而常常对继母及新来的小姐妹发泄怨恨。在我们离开卡特里斯克后，母亲一直与她的继母保持着联系，并在自己有能力时寄给她一点钱—这是这个家庭中两部分成员之间良好关系的证明。我的舅舅，当初的难产儿，长大以后娶了他的一位继姐，他们家显然是一个兴旺的大家庭，所以才会有足够的经济能力送一个女儿去法国读书，这是我们访问以色列并第一次见到玛尔克时了解到的，玛尔克就是当年那位去法国留学的姑娘，她后来在海法大学教化学。我还见到了她的两个女儿和两个姐妹，还有她们各自的家人。就我所知，他们以及在我们之前就移民到美国的一个姨妈一家人，是我的母系亲属中仅有的幸存者，其他人都死于大屠杀，我们甚至不知道那些亲人是如何死的、葬身何处。

　　母亲在与父亲结婚前，并不在卡特里斯克，而是住在附近的一个小村庄。但是她有一个姐姐住在卡特里斯克，想必认识我父亲的家庭。我猜这是两家联姻的原因。我父亲是独子，因此免于应征入俄国军队服役，这使他后来更有可能成为一个丈夫。我不知道我的祖母具体是何时过世的，只知道是在父亲与母亲结婚前。

　　在卡特里斯克的生活

　　我的父母来美国之前从来没有自己的家。他们结婚后就搬进我祖父的家里，在那里生儿育女后，又带着孩子们一直住在那里，直到我们离开卡特里斯克。父亲的两个待字闺中的姐妹也和我的祖父生活在一起，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在一起过日子，还是分开过日子的，我估计是像同处一个屋檐下的两个家庭那样过日子。无论如何，我母亲的生活不轻松。一个没有结婚的小姑子与我母亲发生了矛盾，因为她认为祖父对我母亲有偏心。有一件与烤面包有关的事情—显然两个家庭用一个炉灶，而每次都需要几个小时才能将炉子加热到可以烤面包的温度。满怀嫉妒的小姑子每天很早就起来烤她的面包，这样等我母亲要烤面包时，炉子早就凉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欧小村庄中的生活本来就很艰难，自来水、电、室内抽水马桶、洗衣机、厨房设备，这些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生活设施当时一概没有；而与小姑子之间的种种个人摩擦，更加深了这种艰难感。当米尔顿和我坐汽车从华沙去往莫斯科的路上(见第20章)，我想起了母亲自己讲过的早年生活。在我们经过的村庄里，女人还是在河边水泵旁洗衣服，夜里除了村总部的一点灯光外都是黑的。

　　当年的村庄里，医疗条件非常原始，盛行迷信活动。例如我母亲在生第一个孩子时，因为难产而拖了很长时间，有人建议在她的床前拉一根线连到教堂，说这样可以得到神的帮助。另一个说法是应该剪掉家中所有未婚女子的头发。我根本无法理解人们怎么会认为这么做能有所帮助。还有一个故事和我姐姐有关。在她两三岁时，我估计她是得了白喉，于是她和我母亲被送到一块墓地边上(那里是隔离区)，直到危机过去。当然没有抗生素可用，但是有水蛭。医生在给她放上水蛭后说，如果几个小时后，水蛭掉下来，姐姐就能活，如果不掉下来，她就活不成了。结果她活下来了，但是我却不记得听说过水蛭是否掉了下来(15年后我在美国得肺炎时也还没有抗生素，但是医疗条件已经超过了用水蛭的水平)。当年恶劣的医疗条件更是给我留下了永久的印记—一个短了一截的食指。在我们离开卡特里斯克之前的某一天，我母亲站在一个凳子上晾衣服，我在地上爬，结果她从凳子上下来时踩到了我的手指头。我不记得是否看了医生，只记得在我们离开卡特里斯克前往美国时，我的手指头上缠着绷带。

　　根据我们家庭的传统及我自己的推算，我生于1911年1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是家里五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在我后面出生的第六个孩子很小就夭折了。我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姐姐安妮是老大，阿伦是老二，老三是贝基，老四是路易斯，每个孩子之间大约差三岁。因为在我们家里从来不谈性，所以我不知道父母是如何维持这种多少有些规律的生育间隔的。当然，当时没有任何现代的生育控制手段。

　　犹太人的孩子在卡特里斯克不能和俄国人的孩子进同一所学校，而且只有男孩子才可以上学读书。我对俄国孩子进的学校一无所知。我的哥哥阿伦是家中惟一上学读书的人。他在当地一个有知识的人家里，和其他几个年轻人一起上课，我想我的父母一定是给老师付了一定的酬金。这些男孩子们学的是犹太法典和对法典的注释。

　　去美国

　　我父亲两次前往美国，第一次是在我出生之前。我对父亲当初为什么决定前往美国一无所知，大概是因为他的同辈人对这个国家已经有所了解。他的两个姐姐已经随着各自的家庭去了美国—一个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另一个在密歇根州的底特律。我父亲的许多表兄弟也住在波特兰。而且我母亲的姐姐先是移民到伦敦，后来也来到波特兰。我经常想，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亲戚去了波特兰，而不像其他许多人那样留在纽约。我最近听到一种解释：一位美国家具制造商到波兰寻找做柜子的工匠，到西海岸的工厂里去做工。我们的亲戚中有一个人受雇于他，后来一些并不以做柜子为生的亲戚们也前去投奔。

　　我确信父亲从他的亲戚和其他移民那里听说了大洋彼岸那个神奇的国家。他一直很爱冒险，所以我不难想像他那时渴望着新的冒险。我完全能够想像，我母亲考虑到要留下四个年幼的孩子和年迈的公公，对此举不会有太大的热情。但是这难不倒我父亲，他可能用动人的故事劝说过母亲，可是没有成功，但他坚持要做他想做的事。他的性格模式给儿时的我留下的印象就大致如此。

　　我不知道父亲在美国待了多长时间才返回卡特里斯克，对于这段时间他在新大陆的生活也一无所知，只知道他在我祖父的坚持下返回家中；我也不知道父亲在卡特里斯克待了多久又去了美国，只知道他在祖父去世后才离开，而且走得比他预期的还要匆忙和迅速。我猜测，他本来是要等我出生后再走，但是却不得不提前离开，因为在他从他父亲手中继承的磨坊里发生了一场可怕的事故。我相信，父亲是想在磨坊中改用蒸汽动力，而一位年轻的俄罗斯人把谷物拿来加工时，衣服卷进了机器，结果被拖进轮子里绞死了。我父亲害怕俄罗斯社区的愤怒会危及他的生命，躲藏了几天之后，他第二次前往美国。关于这次事故我只听到过这些，并没有听说俄罗斯社区的人在父亲走后曾经对我们家人进行过任何报复。

　　幸运的是，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挣了足够的钱寄给我们，否则我们不可能在当时离开，也可能永远都不能去美国，最好的情形也是要许多年后才能离开。一个没有这么幸运的表妹告诉我她在战争期间及战后的经历时，我才知道我们有多么幸运。她丈夫第一次去美国时是和我们一起走的，但是没有带上妻子和两个孩子，结果一个孩子死于战争期间。1938年在波兰出版的一本书印证了表妹的遭遇，这本书生动地描述了“波兰东部省份”中发生的事情，卡特里斯克就在那里：

　　1915年时，为了阻截被德国人打败而撤退的俄国军队，哥萨克轻骑兵摧毁了一切：火车站、教堂、房屋、桥梁……他们烧毁了粮食，将300万人口和他们的生活用品及农具迁往俄罗斯内地……1921年，更大的灾难蹂躏着这个地区，6年前被哥萨克人赶离家乡的300万波兰人、白俄罗斯人、犹太人逃离了被饥饿与饥馑席卷的俄国内地，返回故土。这些难民在家乡发现的只有废弃的战壕、带刺的铁丝网、大火之后的废墟、房屋的框架、空弹壳和杂草丛生的荒芜土地。他们能找到的惟一可以糊口的东西是从已经7年没有耕种过的土地中挖出来的蘑菇、草根、树皮。他们惟一可以用来遮风避雨的是废弃的防空洞。整个冬天，流行性伤寒热猖獗一时。[1]

　　前往美国的航程

　　我惟一的舅舅住在离卡特里斯克不远的科沃尔(Kovel)。当我们出发的时间临近时，他赶着小马车来送我们去火车站，并和我们告别—这一别就没能再见面。然后我们就坐火车到了一个叫做利保(Libau)或是利巴瓦(Libava)的港口，那里离卡特里斯克约500英里，我们从那里乘船前往伦敦。我不记得出发前我们在港口等了多久。我母亲的说法是，我们因为我受伤的手指还包扎着而耽搁了。关于当时大量移民进入爱丽丝岛所遇到的困难有各种各样的传言，我推测，如果是遇到了困难，那一定是港口的官员阻止人们出发。但是这只是猜想。

　　我们去美国的航程分两段，从利保到伦敦，然后再从伦敦到缅因州的波特兰，中途不经爱丽丝岛，虽然那里似乎是最普遍的入境口岸。我哥哥阿伦推断，我们不经爱丽丝岛的原因是我受伤的手指头和爱丽丝岛入境困难。

　　据我母亲回忆，这次旅程极不舒服：所有的人都晕船，整个航程中，船上都弥漫着呕吐物的气味。她有许多问题要问，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回答她，因为其他乘客不比她知道得更多，只有船员能回答她的问题，但是他们不会说意第绪语。

　　我哥哥阿伦对这次旅程的印象完全不同，他是最近才告诉我的。我母亲要照顾五个孩子，其中最大的也才16岁，而阿伦年幼、没有顾忌，当时只有12岁，渴望学习新的语言，充满冒险的旅程让他兴奋不已。就算多年之后，他对从利保到伦敦再到缅因州的波特兰的旅程仍然记忆犹新。从利保到伦敦的旅程不长—也许是一天一夜或是两天两夜，中间不停泊，所有的人挤在一间大房子里。航行期间所有乘客自带食物。阿伦多数时间在甲板上和水手在一起，听他们聊天，拼命想听懂几个英文单词。他不记得难受和晕船。对他来说，这是一次令人激动的冒险。

　　我们在伦敦有亲戚，因此很容易在两段航程之间找到歇脚的地方。

　　据我母亲讲，在我们从缅因州的波特兰到俄勒冈州的波特兰的旅程中，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反映了早期移民的狭隘心态。火车上一位和我们坐在一起的黑人很关心当时只有两岁的我，这让我母亲非常紧张。她虽然从来没有见过黑人，但是她听说过拐骗小孩的骗子，有数不清的关于他们拐骗小孩的故事。我不知道我母亲是否确实听过任何一个真实的拐骗儿童的故事，但是她认定这个陌生的男人会拐走我。这种疑虑使得旅程更为艰难。

　　每当我回忆起母亲所说的关于在卡特里斯克的生活及告别那里的生活来到一片陌生土地上的故事，我对当年移民的敬佩之情就会油然而生。旅程固然已经够艰难的了，但真正的困难在他们到达目的地后才刚刚开始。有些人在新地方有亲戚，但是这些亲戚也是刚来不久，几乎没有人能够负担新来的人的生活。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中会有一些慈善机构，但是我不记得母亲讲到过俄勒冈州的波特兰曾经给过新移民什么帮助。他们只能习惯于靠自己的努力去生活，而不是靠政府或是私人慈善机构。我在后来的岁月中在这里认识了许多移民，却从来没有听到有哪个人抱怨得不到帮助或是后悔来到美国。他们从没指望能得到帮助，也没有得到过帮助，但是几乎没有人因为这些枝节原因而一蹶不振。

　　我推测，我父亲当时已经为我们准备了住房，但是在那个年代男人一般都不会理家也疏于理家。我一想到父亲会提前为我们做些准备就觉得吃惊。顺便说一句，我父亲从来没有为自己倒过一杯茶，更不要说喝完茶收走杯子。这是一个习惯模式，至少在我们家里是这样，而且我估计当时多数家庭都是这样。

　　在波特兰的生活

　　在波特兰的生活当然比卡特里斯克前进了一大步。我们有了自来水，甚至还有热水，我想热水应该是在厨房里用柴灶加热的。我们先后住过三处房子，都在同一社区附近，每次都提高一个档次。我已经不记得头一处住房什么样了。第三处住房是我们自己拥有的第一所房子，我从那里离开波特兰，而我的父母刚在那里度过余生。我们没有电灯，但是有煤气灯；没有中央供暖，直到我父亲找到一个二手炉子，他自己安装好，但是总要修理。我父亲是个非常能干的修理工，无论是炉子还是洗衣机或是其他设备，他都能修。在我成长期间，我不记得我们家附近有任何修理工，家里有物品需要修理时，总是父亲自己动手，如果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一定是一个出色的工程师。在父亲安装中央供暖之前，用来供暖的只有厨房炉灶和居室里的开水炉。我从来没有觉得早晨围着厨房炉灶穿衣服是一件苦事。我们很长时间都没有电话，直到我姐姐进了一所商业高中，她因此要去打工，才装了一部电话，为的是让她的男朋友可以给她打电话。

　　我在严格的正统犹太教家庭中长大。每个星期六，父亲只要在家就会去犹太人的教堂；我母亲百分之百地按犹太教规管理厨房，烹调肉类食物和奶制品的餐巾与水都要严格分开，两种食物绝不混合。我父亲比我母亲对宗教更虔诚，在我的印象中，指导我母亲的是习惯而不是宗教信条，她违反了宗教规定也不会有负罪感。举一个例子，我小时候贫血，她毫不犹豫地就给我吃没有按照犹太教规浸泡过的食物。我相信，她是认为浸泡会使食物失去营养。她把给我用的碟子和烹饪用具分开，以免污染厨房的其他用具。许多年后，我带着孩子去看父母，她毫不犹豫地给孩子吃有牛奶的食物。这时她的思想已经很解放了，甚至不用专门的碟子为他们盛食物。

　　当我们来到新大陆时，迷信并没有消失。我记得一个与犹太人的赎罪日(Yom Kippur)有关的迷信习俗。这一天是斋日，我的父母要在犹太人的教堂待一天，祈求过去一年中自己所犯的罪孽能够得到宽恕，祈求未来一年的健康与幸运。祈祷中经常要哭泣。我母亲总是头疼欲裂地等到太阳落山才回家，喂饱我们就立刻上床睡觉。而这个节日最糟糕的内容是点蜡烛的习俗，从太阳落山点到次日太阳再次落山。迷信的说法是，如果有蜡烛在这24小时内灭了，这个家庭就会有人在来年死去。我还记得有一次由于一支蜡烛灭了，一年中大家都在担心。即使后来那一年并没有人死去，迷信的习俗仍然继续存在。

　　上学

　　我大约5岁时进了幼儿园，不是在公立学校里，而是在被称为“邻里之家”的地方。我认为这不是政府出资的机构，而是由私人出资经营的。洛温伯格小姐(Miss Lowenberg)负责管理这个机构，她是早期德国移民的后代，她的妹妹是当地图书馆的管理员。“邻里之家”是这个居民区的人举办各种活动的地方，这里的居民主要是移民。晚上这里还可能有为成年人举办的英语课堂。我记得自己不仅到那里上幼儿园，还参加舞蹈课和其他活动。在进小学之前，我的英语已经说得和本地人一样流利，虽然我还一直能很流利地说意第绪语。

　　和哥哥姐姐一样，我进了费林学校(Failing School)。这所学校即使步行离我们家也很近，我记得孩子们都回家吃午饭，因为大家都住在这个居民区里。虽然犹太人是这个居民区里最大的族群，但是也有其他民族，不过这里和卡特里斯克不一样，没有社会隔离。我们都是新土地上的移民。住在马路对面的是一家意大利人，我们两家成了好朋友。

　　学校的气氛非常和谐。老师都循循善诱而且态度和蔼。我特别记得有一年(我记得是上四年级时)我得了肺炎，一个学期中有多数时间不能上课。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不及格，可能是因为老师帮我补上了功课。在我的记忆中，这个冬天非常生动有趣，我拿不准是因为我病愈后听到许多我发高烧时说胡话的故事，还是因为那一年冬天下了大雪—这在波特兰是不常见的。不管是哪种解释，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坐在起居室的窗前看着其他孩子坐着雪橇从山上滑下来的情景。

　　对于与老师们有关的事情，我只记得校长和她教八年级的妹妹。在我的记忆中，她们似乎是我见过的个子最高的女人。她们总是站得笔直，仪表端庄，虽然不苟言笑但是非常和蔼。我们的班级比较小。在我的记忆中，我母亲从来没有参加过家长会，但是她对我们在学校的情况非常感兴趣，而学校的定期报告卡会告诉她我们在学校表现如何。

　　我上了一年左右的希伯来语学校。其他学生都是男孩，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把我送到那里。希伯来语只是在巴勒斯坦作为日常用语出现。我进的希伯来语学校只是教我们希伯来语的字母和用希伯来文写的词的发音，其目的是让我们能“读”希伯来语从而会念书中的祈祷词，即能发音。我所受的这部分教育持续时间很短，尽管如此我还是进了主日学校，一直到13岁。我现在还保留着毕业时给我的圣经。我模糊地记得我还得过奖章，但我不能肯定那是因为出勤率高还是因为成绩好。

　　我童年时最好的小伙伴是一个黑人女孩，她住在我们第二处住房的隔壁，也可能是隔几所房子。我提及这一点，是因为在我的记忆中，当时在波特兰没有种族关系问题。我不记得曾经感觉到她与我的犹太小伙伴有什么不同。直到多年后我结婚居住在芝加哥之后，我才意识到早年对种族问题毫无感觉。我5岁的女儿在家招待一个黑人同学，她的妈妈来看望我。两个孩子先在楼上玩，过了一会儿来到起居室，这时两个孩子已经把衣服换了。她们齐声宣布：她们已经交换了一切，除了皮肤，因为她们不可能交换皮肤，但是她们不在乎彼此的肤色。她们的态度与我不在家时偶尔来照顾我3岁儿子的黑人保姆完全不同。我儿子戴维喜欢对所有的事情提问。有一次我回家时，保姆很生气，她告诉我，戴维问她为什么她的皮肤是黑色的而他的皮肤是白色的。她认为这个问题是污辱性的，而我的错误是没有告诉他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区别—她还由此推断，我没有告诉他绝不能提这种区别！

　　从费林学校毕业后我进了林肯中学，这个学校仍然离家很近，但是没有近到可以回家吃午饭，所以我们每天都自己带午饭吃，午饭装在普通纸袋里，而不是现在孩子们用的那种花式纸袋。

　　我学习了一般课程：拉丁文、数学、公民学、历史、英语。我没有约会过—毕业晚会除外。我相信那时的学校里没有未婚先孕的女孩。虽然当时我不够成熟，而且有些女孩子比我更有社会经验，但是如果有哪一个女生因为怀孕而辍学，我应该知道。班级不大，我认识所有的同学。我不记得发生过偷窃，更不要说犯罪了。我们在白天的任何时间都可以到居民区到处走而不会觉得害怕。

　　我很小就开始上钢琴课。我甚至一度梦想过钢琴演奏家的生活。我中学最大的沮丧不是因为报告卡上的评语(因为我永远是好学生)，而是由于在班级表演中没有能名列前茅。比赛中我入选到最后一轮，但最终还是被淘汰出局。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我们到波特兰时，我哥哥路易斯6岁，他也进了费林学校，并接受了和我一样的基础教育，但是他没有做学问的兴趣，而是进了技术中学。

　　移民子女的学校生活

　　我的另外3个哥哥姐姐和我有着非常不同的学校经历。仅仅因为英语差，他们在小学进了所谓不分年级的班级(ungraded class)，每个孩子根据他的学习速度及进展而决定学习多长时间后毕业。在我看来，这对年龄较大的孩子似乎是很有效率的安排。姐姐安妮来到美国时16岁，她在学校学到能够说和写一些简单的英语就去工作了。哥哥阿伦到美国时12岁，他在15岁时完成小学学业，然后进林肯中学，3年学完了4年的中学课程。姐姐贝基到美国时9岁，她先进了不分年级的班级，当她的英语达到要求的水平后进了普通班级。她毕业后进了商业中学，因为她急于工作。

　　阿伦18岁中学毕业后去了耶鲁大学上学。一个移民家庭的孩子怎么会考入一个位于这个国家另一端的大学？他对耶鲁大学或是任何其他大学又有多少了解？几乎没有答案。阿伦很幸运，碰巧林肯中学的校长是耶鲁大学的校友，他知道阿伦的父母肯定无力供这个聪明的孩子读大学，因此建议阿伦申请耶鲁大学，并推荐他申请教育奖学金。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过G. I.法案(军人权利法案)前，除了教育奖学金外几乎没有任何形式的经济资助，而即使是教育奖学金也数量极少。另外两个同是林肯中学学生的移民青年也拿到了教育奖学金，这两个年轻人是阿伦的朋友，3个人一起去耶鲁大学读书。我不知道其他两个男孩的情况，但是阿伦除了偶尔收到母亲从一家人的饭钱中省下的5元或是10元钱之外，完全靠自己。他干各种工作挣自己的生活费。他很少谈他打的工，但是我知道他周末在希伯来语学校教课。3年后，他从耶鲁大学毕业。

　　我的父亲总是充满雄心壮志，努力工作，经济条件不断改善，从干零活一直做到在波特兰拥有一家小百货店。几年后，他看到其他小商人在郊区开了商店而且经营得很好，便认为自己如果卖掉城里的商店到郊区去开一家商店也能改善经济条件。于是他选在一个离波特兰几英里的小镇威尔逊维拉开了一家商店。我认为这里没有第二家犹太人。我父亲希望全家都搬到威尔逊维拉，但是他说服不了我母亲。在一个没有其他犹太人的环境中生活对母亲没有吸引力，更重要的是，她认定威尔逊维拉的学校一定比波特兰的差。虽然自己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但是母亲决心要让她的孩子受到尽可能好的教育。当我听到今天的人们讨论受教育人的情况，认为没有受过教育的父母就算有自由选择的机会，也没有兴趣、没有能力为他们的孩子选择合适的学校时，我就想起了我的母亲。虽然母亲根本没有进过学校，但是她确实有兴趣看到她的孩子受到能得到的最好的教育。

　　父亲决心不管家人是否和他一起搬去都要在乡间开一家商店，他决定一个人住在商店的后面，有空时就回家。我记得我哥哥阿伦给他做过帮手，但是阿伦的帮助肯定是很有限的，因为他当时正要上高中。我不知道父亲的这间商店开了多久，但是我记得还是出过一些问题。作为惟一的犹太人，而且还是移民，父亲遇到了一些反犹太情绪，不像我们在波特兰那么安稳。就在阿伦从中学毕业，正准备去耶鲁大学时，商店在非常可疑的情况下被烧毁了。我父亲睡在商店的后面，才得以幸运地逃生。

　　父亲认为此时阿伦去上大学不是时候。他需要阿伦来帮助整理失火的材料，向保险公司索赔，而且还要处理灾后恢复事宜。父亲的理由是阿伦可以推迟出发，下一年再入学。母亲认为事情可能会拖很长时间，阿伦可能因此而失去良好的教育机会—也许她是对的。她决心要让阿伦走，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母亲能有的惟一经济来源是她为阿伦投的人寿保险。我想起这个人寿保险就觉得好笑，这好像是大都会保险公司(Metropolitan Insurance Company)卖给移民子女的人寿保险，保额为100美元，每月大概付25美分。我始终不理解父母们为什么会有兴趣为他们的子女购买这种人寿保险，可能是因为他们不理解什么是人寿保险，或者这类保险是作为存钱计划卖给他们的，因为孩子们可以在未来的某日兑现金—这正是阿伦所做的，他用这份收益做路费去了纽黑文。我也有这样一份保险，几年后我明白了这个保险有多么愚蠢，我也兑了现金。我记得我是用这笔现金买了一件衣服—远没有阿伦花得有意义。

　　那两个和阿伦一起去耶鲁大学读书的男孩，一个叫马库斯·罗斯克维茨，后来成了著名的艺术家，并改名为马克·罗斯克，另一个后来成了内科医生。

　　阿伦毕业后的第一年，先是周游全美，然后又周游了欧洲，除了在极个别的情况下，他从不谈这一年的经历。他对劳工运动产生了兴趣，而且我知道他花了大量时间为矿工工作。周游欧洲时，他在伦敦遇到了他在林肯中学时的历史老师施瓦茨特拉博先生，这位老师告诉阿伦，波特兰的劳工之家(Labor Temple)需要一个主任，他认为阿伦也许对这个职位有兴趣。阿伦返回波特兰成为劳工之家的主任。

　　阿伦和我之间总有一些特殊的关系。他半是兄长，半是父亲。他12岁时就带着我坐船离开俄国；我在费林学校开始读书时，也是他带我去上学；在我从小学毕业时，虽然他手中仅有的一点钱对他来说非常有用，但他还是用这些钱买了一本装帧漂亮的艾德加·艾伦·波的诗集送给我，并题辞：“祝贺你：愿这是你人生许多毕业中的第一个。”是他使我有了许多次毕业。另一方面，他是我的良师益友。十几岁时我在“邻里之家”为体操课弹钢琴挣一点钱，在享受了几年这种慷慨的工资后(我想是一个月5美元)，来了一位新的体操教师，她带着自己的钢琴师，而我失去了工作。我的心碎了。除了失去收入，用当今流行的说法是，我的自我评价崩溃了。阿伦当时在劳工之家工作，他立刻带来一个吸引人的方案。如果我愿意在他的办公室每周自学几个小时的打字，他付给我和以前的收入同样多的钱。这不仅恢复了我的自我评价和收入，而且还让我学会了打字，这让我在读大学期间一直获益匪浅。我也因此积累了学习一种全然不同的事情的经验—我当时并不喜欢这种学习。他不是简单地在我失去工作时给我钱，我必须要做些事才能得到它，即使这事对我本人是有好处的。

　　我上高中三年级时，只需再修两门课就可以毕业。阿伦这时正准备辞去他的工作，在秋季进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他还得到了助教的基金津贴。他提议我在暑期修完余下的两门课程，然后和他一起去上芝加哥大学。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认为我们两个人可以靠他的津贴生活—只有2 000美元，或是还不足这个数。但他似乎认为我们能对付。我母亲却反对这个建议，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不管是出于这个原因还是因为我与其他孩子有点不同，我在成长期间与母亲的关系一直是最亲密的。

　　总之，我母亲认为让她的宝贝女儿16岁就去2 000英里(1英里约等于1.61公里)外一个她一无所知的地方读书，年龄太小了。阿伦没有可以让她信服的理由，因此我没有进暑期学校，阿伦也没有带我去芝加哥。我在学年中间的1928年1月从林肯中学毕业，离我能够进大学还有9个月。这让我有9个月的时间去工作挣点钱。我很幸运，因为一个新的商店—克雷斯吉五与十(Kresge five-and-ten)正好开张招募售货员。我应聘到玩具柜台工作，这个工作非常适合我，我非常喜欢向我的小顾客展示玩具，丝毫也不亚于他们对这些玩具的喜爱。我特别记得我在展示一个可以吹出呜呜声和音乐的锡制小喇叭时的快乐感。除了在上高中前在百货公司干过几个星期天之外，这是我的第一份真正的工作，我为一周能挣13美元而感到非常骄傲。我记得干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后，我被提升为玩具部的经理，这个部有两个柜台，而我的工资随后每周增加了75美分。

　　这年秋天我进了里德学院(Reed College)，在那里学习了两年。这是一个很小的私立学校(大约500名学生)，但是有着非常出色的教师，他们和学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许多教师有对学生开放的房间，或是在固定时间与学生一起喝茶。这里学术气氛很浓，学校由荣誉校长主持；考试没有监考，分数也不向学生公布，而是保存在办公室，可以供学生用来申请转学到其他学校或是申请研究生。学校有学生宿舍，但是我和多数学生一样住在家里，往返于家与学校之间，这样可以少参加课外活动，多和老师一起喝茶。课程水平高于我在高中的课程而且更让人兴奋，我在这里遇到了不同背景的同学，否则大学的生活就会与我在高中时没有区别。

　　除了经济学外，我还选了历史、文学、现代社会学、数学和生物学。古代史的课程让我和父亲为如何看待《旧约》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父亲认为《旧约》句句是真实的，他还相信他在希伯来语的书上读到的故事也都是真实的。我当然坚持说它们都是虚构的。我父亲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反驳。

　　如果我过去有过其他想法，想到过去从医的话，那么上生物学课程则让我相信医学不合我的口味。因为这种学科需要做大量的实验，主要是解剖。我记得我们从解剖青蛙开始到解剖猫结束。解剖青蛙让我想吐，切开一只猫让我看一眼都几乎不能忍受。如果不是觉得放弃是失败的象征，我肯定会放弃这门课。我总需要别人帮助才能解剖猫，而且当天从午饭起就不能吃东西。

　　在里德学院读书的一二年级之间的暑期，我出现了某种奇怪的身体症状，我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观察病情，然后又做了探查手术，结果发现是阑尾炎，就做了切除。据我的记忆，当时谁也没有健康保险。我们没有常规体检，也不看病，因为我们太穷。看医生的价格是浮动的，我清楚地记得我母亲是分期付给医生费用的—有时几个月才付一次。我记得她不是每个月都能付钱。我相信她在事先和事后都知道费用是多少。因为她是去见医生而不是会计，如果她认为这个费用自己负担不起，费用一般可以调整，付款时间也可以商量。医生与病人和病人的家属之间有着非常个人化的关系。

　　60年来医疗方面的变化很难让人给予过高评价。当然科学也有了巨大的变化，当时没有核磁共振(MRI)，没有抗生素，没有许多许多其他先进技术和药物。但是同时医疗变得不那么人性化。第一次看病或是住院似乎是为了某种保险而不是病痛。

　　我在里德学院读完二年级后转学到了芝加哥大学。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靠自己，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我仍然受到保护和照顾。阿伦永远在照顾我。虽然他只有微薄的工资，但是他坚持说这足够我们两人生活，主张我不要放下并不繁重的研究去打工，当时我跟随着保罗·道格拉斯教授做研究，阿伦正在和他一起写一本书。我还为帕利教授(Palyi)做点工作。两项工作对我的生活开销都没有什么帮助。学费是一年300美元，但是只需要付一半，因为阿伦是学校的雇员。我住在一个很小的学生宿舍里，并在那里吃饭，从宿舍出来，穿过一个游乐场就到了大学。我主要在图书馆或是阿伦的办公室里学习。如果我学习到天黑，他总是坚持要陪我步行穿过游乐场。他的理由永远是，有许多可怕的传闻，据说有女孩子在穿过游乐场时被强奸。他对这些传闻半信半疑，但总是坚持要陪着我。这让我有机会和他有许多有趣的对话。我记得主要不是谈经济学，而是一些非常普通的、哲理性的话题：生活的主要目标是幸福吗？什么能创造幸福？阿伦和我一样是非常内向的人，我们不讨论任何私人化的问题，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他我经常非常想家。他总是不断地问我是不是需要钱。在我的记忆中我什么都不要。我清楚地知道他的收入情况，既然住宿费、伙食和学费都已经预付了，我不需要更多的钱。

　　我的衣服就像以前一样，或者暑假时由我母亲在波特兰为我购买，或者由我姐姐贝基为我购买，她已经结婚，住在旧金山。她从17岁离开学校起就在蒙哥马利华德百货公司(Montgomery Ward)工作。她从很低的位置开始做起，但是她干得非常好因此被委以越来越多的重任。她结婚后搬到旧金山，非常容易地就在奥克兰的蒙哥马利华德百货公司里找到一份相当好的工作。我和贝基相差6岁，兴趣迥然不同，直到成年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十几岁时，她就没有兴趣受高等教育，只想赶快工作好有钱买好看的衣服。我在许多方面和她相反。衣服绝不重要，我的兴趣主要在读书和学校生活。贝基对交男朋友乐此不疲—也许因为她想结婚离开家，而我对男孩子几乎没有兴趣。贝基长大后，对自己的选择很后悔，她变得如饥似渴地读书，并自学取得了出色的成绩。成年后我们成了好朋友。当我们暑期到波特兰探家或是我往返芝加哥途经旧金山时，我们在一起度过了很多时光。她分享我的兴趣和烦恼，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和相互最信任的人。她从来没有因为我得到了很大的好处而抱怨。相反，她仍然喜欢好看的衣服，只要有可能就为我买衣服，这么做让她非常高兴。

　　我在芝加哥大学读本科的两年就像在里德时一样，没有什么社交生活。我只有很少的几个女朋友和一个关系一般的男朋友，但我不记得这让我有什么烦恼。我从来没有太多地想过要找一个丈夫：我估计，我当时是设想在一个恰当的时间他自己就会来的—正如他来时那样。我进大学是为了受教育，让我的生活更有趣味，还有就是要准备谋生。

　　人记得或是忘记什么事是很奇怪的。我对1932年6月的毕业典礼没有任何记忆。我清楚地记得，是阿伦带我到教职员俱乐部去吃午饭，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些教职员过来祝贺我，因为他们知道秋天我要回来读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暑假我回了家。今天的人经常对20世纪30年代一个女性进大学，学经济学专业，而且还念研究生表示惊讶。今天所有的妇女解放在30年代的社会场景中是没有的。我并不认为当时年轻女性在申请大学入学时受到歧视，但是我认为申请经济资助时确实有歧视。结婚成家是大多数女性的最终目标，包括那些上了大学的女性。因此，将经济资助优先给予男性就被认为是恰当的，因为他们是家庭的主要支柱。出于同样的原因，开始职业生涯对女性来说也更困难。

　　这种情形无疑需要变化，变化也已经发生。但是这种变化也产生了许多问题。我认为不在家的母亲和脖子上挂钥匙的孩子是当今许多弊病的原因。一个严肃的问题是，女性在不同时期要在生活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其中一个角色是养家，这就必须要在一些年中全职工作，但又不能一生都外出工作。恰当地履行两个角色的职责应是一生都能有工作带来的成果，但是现实中又不是这样。第二个职业应在第一个结束时开始，但是这不容易做到。技术的发展迅速改变了工作环境，也许这能使女性同时履行两种角色的责任。如果做不到，市场或早或晚会做出必要的调整，女性可以在一生的不同时期进入或离开就业市场。

　　注释

　　[1] Jozef Statkowski, Poland—Old and New (Warsaw: M. Arct, 1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