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还是恶魔？——激辩温州炒楼热

　　对温州炒楼团，不同立场的人士有着不同的看法，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报记者采访了房地产业界的华远集团董事长任志强，温州购房团的“始作俑者”、温州晚报广告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海彦，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尹中立博士也对这一现象发表看法。

　　任志强：温州人没错！穷人房子政府解决！

　　《21世纪》：对温州炒楼团现象怎么看？任志强（下称“任”）：这有什么错？既然法律没有禁止，就是可以的。至于控制市场风险，那是炒楼者自己的事。温州人到外地购房，增加了当地的税收，有利于刺激经济，政府应该支持这种行为。

　　商品房是给富人住的，一个人拥有几套房子，那是正常的，温州人购房，也是正常的投资需求。穷人的房子应该由政府解决。

　　另外，也不能将楼市的上涨归为温州人的罪过。北京1000亿的市场，温州资金只有10到20个亿，它能起到什么作用？除了温州人，还有很多人炒楼，只不过温州现象比较突出。

　　《21世纪》：有温州人买断某个楼盘，控制产品渠道，然后控制它的价格，掌握销售体系，最终谋取利润。您觉得这是否是一种操纵行为？

　　任：不能这样看。在做出这项决策时，温州人已经付出承担了风险，如果价格不涨，他们不就亏了吗？我不觉得它能够操控市场，充其量只对某几个楼盘产生影响，那你不买这个楼盘不就行了。

　　温州人看好的楼盘，未必就是最好的。比如他们在北京选择的楼盘，我就不觉得怎样。但有一点要注意，并不是所有的散户都可以去炒盘。温州人炒盘，是有一套系统的，没有前期的调研和足够的资金，风险将是比较大的。

　　李海彦：温州资本投资渠道太少

　　《21世纪》：温州购房团发展到现在，有没有发现温州人其实也被人利用了？

　　李海彦（下称“李”）：确实有这种现象。目前全国各地的楼盘都到温州推广，这里就难免鱼目混珠，好盘烂盘都有，最可怕的就是那些手续不齐全的融资项目、手续无法齐全的烂尾楼项目、高额包租或回购的楼盘项目。

　　希望投资者要理性判断、结合开发商自身的品牌和实力选择自己需要的楼盘项目。

　　《21世纪》：您是在主动给购房团降温？李：随着温州房产投资市场的变化，除我们晚报组织的以外，温州其他各种购房团频繁外出，温州的房展会频繁举办，本着对购房者负责的态度，今后我们可能减少带购房团出去的次数，多做些投资风险讲座、房产投资机会分析等公益性活动，我们想为温州人全国购房热降降温，只有一些真正好的项目，我们才会推荐给购房者。

　　《21世纪》：温州人炒高楼价，引发当地政府恐慌，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李：温州资金进入到一个城市，是建立在对当地经济的信心上面，当地政府要做的是让这部分资金留在当地，而不是强行地将资金截流。此外，温州人外出购房在当地的购买量并不是很大，大概只有百分之几。

　　从资金的利用效率来说，温州的闲置资金投资渠道目前很少。本地炒房却又容易滋生腐败和犯罪，因为少数职权者以小订金或口头约定订购房号，回头到二手房市场高价转让，从中获利，一旦没赚，就把房还给开发商。

　　（根据采访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尹中立：“温州炒楼团”八宗罪

　　炒作房地产妨碍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原因在于：一，抬高劳动力成本，削弱国民经济整体竞争力。假设房地产炒作之后，平均购房成本提高10万元／套（包括银行按揭利息），按照10年分摊，则每个家庭每月需多支出800元左右，如果每个家庭有两名劳动力，则每个劳动力的月工资至少要上升400元，这对于制造行业企业来说，将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二，进一步加剧社会贫富差距。一般来说，在房地产炒作前期购房的人是以温州炒楼团为代表的、来自富裕地区的外地人或者是本地经济较为宽裕、有投资性需求的人，高房价的真正消化者和受害者基本都是本地中低收入者，在这些中低收入者结婚、生育后，即使房价已经远远超过其实际承受能力，他们也只能硬着头皮去买房，从而出现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马太效应”。这些炒楼者不仅能够大量占有已经创造的社会财富，而且还透支了未来几十年、本应归我们子孙享有的社会财富。

　　三，抑制社会有效需求。对生活在上海、杭州等城市的一般工薪阶层来说，需要很多年的时间才能还清一套房的全部按揭，期间的其他支出只能尽量压缩，形成明显的消费挤出效应。

　　四，削弱整个社会的风险承受能力。过高的房价必将导致更多的购房者通过长期按揭方式圆自己的住房梦，购房者在办理按揭时一般都根据自己当前的收入水平预期未来的债务偿还能力，一旦将来实际收入达不到预期水平，甚至不能支付银行按揭，将会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如果国民经济整体出现了不景气，社会就会出现大批“负资产者”，将严重威胁国家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

　　五，扭曲了整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房地产炒作容易导致房地产的投入规模出现爆发式增长，从而带动水泥、钢材、电力等相关产业的产能急剧膨胀。一旦房地产泡沫破灭或其他原因导致房地产投资规模下降，则相关产业将出现大量闲置产能。

　　六，阻碍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不利于二元经济结构的融合。农村剩余人口向城市转移是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但过高的房价将使绝大部分农民工在城市置业安家成为一种奢望。

　　七，不利于发达地区的产业升级和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发扬。如果富裕之后的人以炒作房地产为盈利的主要来源的话，要不了多长时间将会沦落为不思进取的食利阶层。

　　八，抵消国家征收物业税的积极意义。物业税对消费者的行为影响甚大，从而一定程度抑制少数人的过度消费，维护社会公平。专家估计物业税开征以后房价可降低15％左右，有利于一般老百姓购买住房。但如果炒楼行为不被制止，降低的房价正好可以成为炒家们新的盈利空间，老百姓并不能够得到好处。

　　温州炒楼团动辄集中数亿元资金炒作楼市的行为和股票市场的庄家的行为有相仿之处，有操纵市场嫌疑，《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我们认为，管理部门应研究判断是否用该条款约束和打击类似温州炒楼团的操纵房地产市场的行为。

　　本报记者　汪恭彬

　　温州、上海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