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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忆宁 北京报道
《21世纪》：当今中国似乎正面临着二三十年前拉美国家的一些征兆，贫富严重悬殊、农民失地、私人企业资金外逃、外债较高、银行资产不佳，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陈兴动：“拉美危机”已经谈论多年。主要有三个问题：第一，拉美的发展缺乏社
会协调。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4000美元之后，国家整体上感觉还是穷，贫富之间的差距相当大；第二，患上拉美病。也就是失去土地的农村人口在城市周边形成巨大的贫困人群包围圈；第三，拉美有很多富人，但是财富不在国内纵向或横向流动，而是在国与国之间流动。
中国从过去的20年发展到现在，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批评，总体上看这些问题是发展过程中必然要遇到的。问题是社会阶层的分化是不是已经到了从过去的富人吃肉、穷人喝汤，发展到富人把肉吃了，汤也喝了，穷人只能闻香味的地步了。只有当经济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社会才能有能力照顾社会弱势群体。中国人均GDP去年达到1000多美元，已经具备了这个能力。现在，政府要思考社会发展后怎样去协调？一方面要救助弱势人群，又不能破坏、压制创造。拉美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面很好的镜子。
《21世纪》：《福布斯》今年再次对中国富豪进行排名，甚至有人通过各种方式要求将自己从这个名榜上取下来。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
陈兴动：一个朋友说，要号召起来打倒老板。他说老板挣了太多的钱，不择手段剥夺全民资产。我说这个观点很危险，虽然社会财富的分配有不公正的地方，但是，中国的创业者和企业家的热情刚刚被激发起来，如果这样，这种势头很容易泯灭掉。许多私营企业家都有海外护照，他们有强烈的不安全感。有笑话说，当你有10万元的时候开始想吃好穿好；有100万元的时候想改善居住条件；有1000万元的时候将需要保镖；有上亿资产的时候就要移民了。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香港有很多人感激李嘉诚，说如果没有他很多香港人连工作都没有。李嘉诚是创业者。我认为，中国不缺资本，中国有相当于GDP40%的储蓄率，中国也不缺市场。经济增长就是供给和需求的结合，但是现在两者结合不起来，原因的就是缺乏粘合剂，企业家，包括私人企业家以及创业者就是这个粘合剂。
《21世纪》：私营经济已经形成有影响的利益诉求主体。有人提出改革开放20年给外资过多的优惠，没有给民资国民待遇，并提出未来经济在谁手上的问题。
陈兴动：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开放改革。没有开放就没有改革，就没有改革的压力、动力以及方向。开放意味着有外资进入，外资进来就意味着外资占领中国市场。过去只是利用便宜的劳动力发展加工业，到最后提出以技术换市场，他们要的是市场。
未来的经济在谁手上？首先要问是为了控制而控制，还是为了发展而控制？我一直认为，经济的问题从来都不是一个最优的选择，它是一个利弊权衡的选择。比如汽车问题，曾经提出保护“三大”、“三小”，结果是什么都没做出来。外资进入初期，一款桑塔纳生产了十多年，而现在我们的款式已经和世界同步。这种发展速度已经超过任何人的设计。发展就是充分的开放，而且必须引进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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