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陆建华：技术性问题挑战政府传统管理模式
本报记者 蒋明倬 北京报道
结合我们过去一年新政府的施政，我觉得我们正在实行三重的转换。第一个转换就是政治理念的转换，就是说我们要有新的发展观，要以人为本；第二个是政策的转换就是
政治理念的转换以后，要落实到政策层面，比如国务院关于资本市场的九条，关于三农的一号文件，还有其他若干法规的政策修订等；第三层转换是政策层面的问题提出来以后，怎样在日常工作当中实际运行。
现在政府工作的职能转换问题，经过很多次机构改革，从理论到实践的讨论和操作已经有很大的推进了。新一届政府也一直很关注政府工作本身是不是依法行政，而不仅仅是关注作风提升、改进的问题。
我总结了一下，有几个问题还需要政府进一步摸索：其一，市场经济框架下的整个社会运行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政府怎样由计划经济时的统治转向治理，而且是善治；其二，政府力量、商业力量和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力量三者的关系究竟怎么摆，特别是政府如何加强参与和协调的功能；其三，我们要构建以权利为中心的社会，但是权利结构还不是很清楚，不同阶层在社会变迁中的诉求和利益究竟是什么，怎样用一系列有效而又合乎市场经济社会规则的办法有力疏导；其四，社会危机处理机制还没有真正意义上形成；其五，社会结构体系的问题，特别是基层政权组织的功能、结构、效果有待进一步探索。这些问题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我认为应该作为中期问题来考虑，3到5年就应该解决，而不应该再迟了。
大的变革的现实起因往往是一些小因素。我们可以很好地分析技术因素对政府社会管理的影响。比如，政府如何面对信息化、中介组织兴起带来的挑战。互联网技术、快速的交通干线对整个社会的整合能力大大加强了，但客观上使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能力是增强了还是减弱了呢？传统的社会模式中，国家能力能够有效控制社会信息资源，但现在的情况是社会信息与权力中心的多样化、分散化和多中心化。这就是现实的挑战。
再比如一个大公司要在一地建立，必然对当地的社会管理、居民生活产生很大影响，这样就需要有一个综合的社会评估系统进行技术分析，政府必须做出选择，而这种选择也有积极的选择和消极的选择。再者，政府无纸化办公当然是进步，但是不是就能提高政府效率呢？也可能有效率没有提高的情况，大家都抢一个好事情，差活没有人干，还提供了部门间相互推诿的理由。
人口等自然因素也将更强烈地挑战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比如，中央政府目前最关心两个由人口因素引发出来的社会问题，一个是老龄化的问题，一个是男女比例差异问题，两会上一个政协委员就提出了未来3000万光棍汉的问题，改变婚姻制度不可能，大规模的劳务输出也不现实，当然大规模的新娘引进也不太可能，而这样政府就要面对以后可能将出现的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儿童等很多问题。这样一些由自然因素引发的社会问题，运用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的统治方式已经不能处理了，必须由计划经济时的统治转向治理，而且是善治。
社会管理本质上是技术型的，而现在政府管理还多是粗放式的，比如艾滋病的问题，最后政府必须要投入和面对。技术问题的解决不单需要技术人才，还需要体制保证，善治就是这样一种保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