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代表声讨药价虚高

　　本报记者 刘春

　　卫生部的一次统计显示，目前我国每位居民看一次病平均要花费79元，住院需花费2891元。在医疗技术高的卫生部门直属医院，平均每一门诊、急诊人次医疗费用为163元，住院费用为7961元。在这两项费用中，药费分别占60％和47％。药价如此之高使得老百姓背上了沉重的负担，中国消费者协会的一份统计报告指出，中国大概有50％的人生了病不敢去医 院，而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药品的价格虚高。

　　尽管药价虚高问题近几年在两会中屡屡被代表提及并引起热烈讨论，但是却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治理，今年两会，众多医药界代表再度对药价虚高的问题表示出了急切关注。

　　代表痛揭虚高内幕

　　“药价虚高甚至是医疗腐败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提起药价虚高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痛心疾首。他给记者讲了自己调研时的“发现”：曾有人以同一种病在某城市49家医院求医，医院所开药价从20元至250元不等。例如福建一所医院“神威参麦”注射液售价112．7元，在外边药房明码标价仅为18．6元，相差6倍。西安某医院一针“凯塞欣”抗菌素售88元，而完全相同的产品在这家医院大门外的药店里仅售7元，医院售价高出药店12倍。“如此大的差别，说明很多医院的药价是失控的，随意性太大。”任玉岭委员这样说。

　　任玉岭委员指出，现在医院盛行拿吃“回扣”，即医生根据开具的处方进行提成。某些医生在利益引诱下，不顾病人实际病情，无限制地开出大处方。我国医药的销售，医院占85％，医药生产厂家在不择手段地抢滩医院这一巨大市场时，给医生的回扣十分惊人。据业内人士透露，抗菌素的回扣约为药价的15％，肿瘤药物的回扣是30％。

　　“我曾经有过这样的遭遇。一次在成都陪妻子去某三级甲等医院的中西医结合科看感冒，医生开的药竟高达830元。后来她没去取药，凭经验吃了20多元的感冒药就完全康复了。”任玉岭委员用这样的亲身经历来反映当前医院药价之“虚”。

　　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的戴秀英委员则告诉记者，药贵的责任其实不在医院。药厂和医院两头药品其实获利都不大，主要获利在中间环节，庞大的购销中介机构无序竞争，哄抬药价。来自天津医院的张铁良委员也表示，一些质量好、价格合理的药品、器材、消耗品等不能通过集中采购进入医院，已成为医疗价格高居不下的重要原因。

　　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立医院副院长施作霖表示，我国药价虚高的原因首先是中国医药行业低水平重复生产严重，导致药品市场出现以折扣高低为拼杀手段的恶性竞争。厂家的药品要想跨进医院、药店的大门，就非得把本来只有1元钱的出厂价报到10元、20元，以留下更多的回扣空间吸引医院。于是就出现了价格越高越好卖的这种有悖于市场竞争规律的怪现象。

　　其次，一些厂家还利用“包装翻新”变向涨价。一种是换包装，如有某药品原本每瓶100粒装，价格仅5．8元，现在改为铝铂板盒装，三板总共仅36粒，售价却高达12元，或是在常用药中多加一点无关紧要的东西，就申报为“新药”，价格马上翻上去几倍。

　　施作霖认为，药价虚高的源头在于我国药品定价过程缺少一套有效的药品成本审核办法。按理说药品合理价格并不难确定，药品价格本应由产品的实际生产成本加上药厂、批发公司和医院、药店的合理利润构成，但是由于利益驱动，有关部门基本是按药厂自己提供的申报资料来核定药价，容易形成虚高药价。

　　同时施作霖指出，目前还缺乏动力来促使医院系统降低药品价格。现在国家给医院的拨款严重不足，一般都只够维持医院正常开支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医院除了靠一些收费较高的检查项目如核磁共振、ＣＴ扫描、Ｂ超等，药品收入是我国医院目前的主要收入来源。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医院销售药品可以得到比批发价高出15％的批零差价，并可以免交增值税、营业税和所得税。于是药价越高，其批零差价就越大，利润也就越高。因此，医院对药品降价并不情愿，而更乐于进价格高的药品。

　　代表开出药价退烧良方

　　关于如何祛除药价虚高的顽疾，戴秀英委员建议政府整顿那些中介机构，使医院可以直接从药厂进药。而全国政协委员任玉岭则对记者表示，治理药价虚高乃至更深层次的医疗腐败，可从六处着手。

　　一是大力改革卫生行政管理体制。必须切断卫生行政机构同医院的利益关联，尽快改变卫生局长、卫生厅长实际上是下属医院“总院长”的状况。二是坚决实行医药分家。可以考虑把药品转到商业部门进行管理和经营，取消卫生部门和医院经营医药的权力。三是制止医药采购的各种暗箱操作。对医药采购实行公开招标和网上招标，提高医药采购的透明度。杜绝药厂直接向医院推销产品，打击医药销售中收受回扣行为。四是出台医院服务法规，减少医生“走穴”，杜绝收受红包行为。在医院设立电子屏幕，公开医院住院人数和床位总数，把闲置病床公布于众。五是合理分配卫生经费和卫生资源。要改变我国卫生资源分配公平度世界排名靠后、全国享受医疗保障的人仅有15％的现状。六是加强医风医德教育。这是抵挡医疗腐败的治本之策。

　　施作霖代表认为药品这种特殊商品的价格很难受市场的自然调节，必须依靠国家从制度上对现行的药品生产和流通体制进行改革，靠各级政府的法令加以调整。因此他提出建议：新药的定价，必须请各有关部门的专家对厂家申报资料进行严格的审核，必要时举行价格听证会，最后形成合理价格由物价部门备案并向社会公布，而且物价部门要对该药品在流通过程中的价格变化进行全程跟踪监督。对现行市场上的药品价格进行重新审核，举行各种听证会，把药品的合理价格全部登记造册，并及时在各种媒体上公布，让药品价格得到全社会人员的共同监督；实行明码标价，可否在所有药品的包装盒上都标明出厂价和零售价，让患者明明白白地消费；价格主管部门可以利用现代计算机网络技术，对医院、药店药品价格和医疗收费标准的实际执行情况实行“全天候”动态监测。

　　施作霖进一步提出，要彻底执行医疗改革，实行医药分开核算、分开管理，改变以药养医的局面，提高医务人员待遇，充分体现“医”的价值。同时应采取有力措施大力整顿药品流通市场，减少流通环节，打击假冒伪劣。他提出，应尽快建立、健全有关药品的法律、法规，对药品生产、营销部门人员和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等的不正当生产、经营、销售的行为，视为违法犯罪活动进行严厉打击。

　　曾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担任过十多年院长的全国政协委员杜如昱从另一个角度对如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杜如昱认为，通过发展商业保险来缓解医药费用过高带来的难题，他告诉记者，医患关系不好，表面看是医患冲突，实际上是医疗支付与期望值的差距。有的病人花了很多钱却没达到治愈效果，心态不可能平衡。如果社会保险系统能给予一定的补偿，心态就会比较平和。与其让现在老百姓把防老防病的钱都放在银行，还不如引导他们将钱投入商业保险。

　　杜如昱进一步解释，看病难主要是指大医院，中小医院的卫生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这与医疗保险不健全也有关。如果在大医院和小医院看病都可以一样报销，花的钱也差不多，为什么不去大医院看病？服务水平不一样，收费标准就应该有区别。看病难可以通过调整医保报销比例来解决。例如病人在社区医院可以报销100％，而在大医院只能报销一部分，病人就可以分流，在小医院看基本病，到大医院看大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