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祖六：不变的中国情节_滚动新闻_财经纵横

胡祖六：不变的中国情节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3月09日 13:30 大连电视台

高盛亚太区董事总经理胡祖六

　　——本期提要——

　　一场关于人民币汇率的讨论把他带进舆论旋涡

　　“如果说我们能够把汇率的浮动范围扩大，灵活性提高，可能是最符合我们国家的最根本的长远的利益”

	黄页微成本营销方式	不见不散约会新主张
	小户型主阵容揭晓	多媒体互动学英语

　　面对欧元之父蒙代尔的质疑，他依然坚持己见

　　“我觉得纯属无稽之谈”

　　求学哈佛五载，位居高盛董事，资本的力量与祖国利益熟轻熟重

　　“就是说这个胡博士是太偏向中国，太偏向中国，所以他们叫我RedFred，叫红色的夫雷德”

　　是美国资本代言人，还是祖国利益维护者，本期第一访谈，让我们了解一个真实的胡祖六。

　　——背景——

　　2003年，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扩大，制造业持续萎缩，面临国内的巨大压力，美国将矛头直指人民币汇率，意图通过迫使人民币升值，减少本国贸易逆差，增加就业。随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表示，中国将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与此同时，在国际上，一场关于人民币汇率的讨论，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在维持汇率稳定的主流声音中，外资投行看多人民币汇率的论断格引人关注，是研究使然?还是利益驱动？外资投行用意引发各方争议。

　　——画外——

　　2003年9月3日，美国财长斯诺访华，外界认为，其此次中国之行的主要目的在于游说中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做出让步，而就在斯诺访华的当天，高盛亚太区董事总经理胡祖六在香港信报上发表文章，认为人民币被低估10%到15%，建议中国政府采取更灵活的汇率制度，其观点与美国政府不谋而合，外界纷纷猜疑高盛和胡祖六此番论断的用意何在。

　　宁：您觉得人民币究竟该不该升值？

　　胡：人民币要不要升值，当然真正可能也有意义，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说最实质的问题，最实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从1994年以来，外汇改革以来，有关的浮动，但从1997年到现在的话人民币汇率基本是不变的，事实上我们现在是固定的汇率，而且是跟美元挂钩的，所以我觉得真正的焦点应当是人民币是否应当继续维持这个固定的汇率，还是说应该有更大的浮动，有更大的灵活性，

　　——画外——

　　胡祖六，高盛有限公司亚太区董事总经理，第一年恢复高考即考入清华大学力学系，80年代公派前往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1991年至1996年间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曾任瑞士日内瓦-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与研究部主管，1997年出任高盛亚太区董事总经理。媒体对他的评价是“轻声说重话”。胡祖六对人民币汇率的观点一出，立即引来了国际货币市场的反应，人民币3年远期外汇合约升值3.9%，学术界立即对这一现象予以回应，香港著名经济学家朗咸平在信报上与胡祖六展开论战，发表“严批以高盛胡祖六为首外商行对人民币汇价的误导观点”，驳斥胡祖六的言论，围绕人民币汇率的争论不但没有平息，反而不断升级。

　　胡：基本上就是说主张我们的汇率制度应当做一些改革，应当比较扩大浮动的范围，有灵活性，那么当然在目前的情况下，因为中国经济非常强劲，尤其表现非常好，出口外资流入很多，外围储备增加也很高，所以你现在分开的话，那么只有可能人民币可能会温和的升值，比如说10%到15%，温和的升值，那我觉得也不是坏事情，当然很多我的同行还有很多政府官员我所接触的政府官员，他们担心说如果人民币升值的话，那么对我们出口有影响，从理论上这种可能是有的，但实质上面因为中国的出口非常有竞争力，劳工成本很低，这是大家都不言而喻的，中国的制造业来说劳工成本是韩国的1/10，日本美国的1/20，人家是我们的20倍，如果我们人民币升值10%15%,对我们出口竞争力是丝毫无伤，反过来中国并不只是一个出口大国，我们也是个进口大国，我们进口越来越多的能源石油天然气，原材料机器设备，如果我们的汇率被低估的话意味着我们进口的成本要高很多，所以我就觉得我一直提醒我的同行，针对这个汇率的问题不能只看出口竞争力，也不光看对出口的影响，也考虑进口对我们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坚信不移，中国一定是，如果说我们能够把汇率的浮动范围扩大，灵活性提高，可能是最符合我们国家的最根本的长远的利益。

　　宁：那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升值问题，为什么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甚至连欧元之父蒙代尔他都说如果是人民币升值的话，就无疑是在中国再来一次SARS，这个语言之犀利之强烈都让人们出乎人们的意料，那是不是由于两种测算的方法不同，或者是两个不同的立场所导致的，

　　胡：我觉得纯属无稽之谈，就是很多国内的公众不了解都不了解这种，当然他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但他的理念，他是一直都是鼓吹固定汇率的，但现在事实是美元欧元日元，全球三大货币他们是自由浮动的，完全自由放用，美国日本和欧洲央行他们对汇率的稳定根本没有任何承诺，他们提高利率完全按照他们本地区的经济服务，他不是固定汇率不动，如果这个情况下把中国的货币比如说美元挂钩，那是自讨苦吃，是不现实的，看现在国内供应的增长非常非常之快，那你对央行来说人民银行来说怎么办，你就觉得是不是要抑制一下货币的供应，但在我们目前的新型货币制度下，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只有外汇进来，央行就得去买外汇，你买外汇就释放这个基础货币，货币供应很快，所以因为什么，因为是固定汇率，如果银行不卖那汇率就要升值了，他只有每天去买，买的结果造成货币供应扩张过度，会形成经济过热或泡沫，导致通货澎胀，所以在我们新型的汇率制度下我们等于说，人民银行把我们的货币制度的自主权供手相让，给了美联储，给了美国联储，格林斯潘，这显然是对我们国家的宏观经济做一个稳定是不利的，所以应当汇率跟美元脱钩，应该有个浮动的汇率，这样我们的货币政策就是一心一?馕颐堑木玫奈榷ㄋ瘛?/SPAN>

　　——画外——

　　2004年2月11日，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内部网站发表讲话时提出“完善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专家认为，周小川的讲话意味着我国政府将采用更加灵活的人民币汇率制度，这与胡祖六的观点不谋而合。

　　胡祖六公开对人民币汇率发表评论并非首次，早在1997年，刚刚赴任高盛的胡祖六便遭遇了亚洲金融危机的狂风暴雨，亚洲金融多米诺骨牌一个个倒下之后，西方经济学家大多预言中国难逃此劫，但胡祖六却根据自己的研究分析断言，人民币不会贬值，在当时国际市场上一片悲观的气氛中，胡祖六的论断稳定了国际资本的信心，最后市场的走势也印证了胡祖六的观点，人民币平稳的度过了亚洲金融风暴。这次漂亮的亮像为胡祖六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赢得了良好的开端，同时也让人注意到了隐藏在胡祖六身后的资本巨鳄——高盛

　　——片花——

　　——画外——

　　高盛公司成立于1869年，作为华尔街最老牌的投资银行，高盛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在华尔街百富榜中，高盛独占40席，业界称其为投资银行中的“西点”军校，2003年，高盛在其投资银行业务中共获得了25亿美元手续费进账，其业务增长高达25%。一举超过花旗银行，在个大投行中排名首位，1997年，高盛进军中国，在寻找新公司掌门人的过程中，一位年仅33岁的中国人走进了他们的视线。在投行模式中，高级经理人的经济学功力和话语权至关重要。而在高盛的眼中，年轻的胡祖六显然已经拥有了这个优势，双方几乎是一见钟情。高盛在香港设立其亚太地区总部后，胡祖六便走马上任，负责高盛在亚太地区的业务。

　　宁：那现在高胜在中国的主要业务领域都有哪些，

　　胡：高胜公司是一个全方位的投资银行，包括像IPO(外资直接投资)帮公司上市，像中国最大的最重要的产业的最大的国营企业，都是在高胜的帮助下面进入国际资本市场，比如说像中国移动，那绝对是中国电信行业的龙头企业，那么像中国石油这也是中国最大的能源企业，像这些大的国企我们帮它进行重组改制能够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中心，那么除此以外我们也做很多并购的财务顾问，比如说像中国企业到海外去收购，像中国石油到印尼去收购一个油汽田，给他提供财务的顾问，那么有很多跨国公司想到中国来投资或者并购，那我们也提供财务顾问，比如说像日产汽车跟东风那么就是我们做的顾问，还有像戴姆勒奔驰跟北京的福田汽车进行合资也是我们做的顾问，还有可能像最近大家非常关注的TCL跟托马森传媒集团这么一个合资的一个并购的案例也是我们做的顾问，在这个方面非常的活跃，那么除此以外我们还有自己投资，比如说我们跟平安保险还有像网通等等这些公司，他们很早很年轻的时候我们就进行投资，还有一些像中国不良资产，像华融资产的拍卖，我们都积极投标，把资本和技术带进来进行处置，所以总的来说我们在中国的业务发展是多方面的，尤其我们对中国的市场是非常非常看好，也是非常置力于在这个市场里面能够进一步做好做大，

　　宁：刚刚您也提到比如说像中石油中国电信中国银行这些大的企业在海外的上市都是由高胜来推动的，那如果说单凭这些企业自己的能力自身的能力他们能完成这样的目标吗，

　　胡：这些企业都是中国的龙头企业，像中国石油中国移动，像中国电信，都是非常好的非常有潜力的企业，但是他们是多年在国有的独资的情况下面，他不是一个股份制企业，不是一个现代的上市公司，但是他自身素质很不错，发展潜力也非常大，但毕竟受计划经济下这种体制的约束，那么显然一开始来说是不具备比如说到香港或者到纽约上市的条件或者要求的，这就是我们所能提供的，我们是帮助这些企业帮他进行重组，改制，比如说业务的重组，资产的整合，管理架构财务报表信息批露等各个方面各个环节提供咨询建议，帮助他们，这样子他们能够满足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市的要求和条件

　　宁：在海外上市条件是相当苛刻的，尤其像你们推动的这些大的公司，他们都是中国的战略行业，在中国他们是在计划经济下生长起来的，所以在所有的国有企业的身上体制上机制上这些弊病他们都有，那你们在改造他们的过程当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胡：最大困难可能是观念和文化上面的，像中石油比如说这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包括人员的分流很多辅业，很多管理企业的这种划分，其实都是牵扯很多利益的这种重新的分配，那么当然自然的也不可避免的有很多阻力，而且上市整个的准备工作这个时间表非常紧，压力很大，包括春节放假都不能休息，就是一门心思的工作，那么尤其在很多国企领导人的这种观念需要更新，后来上市成功以后用中石油一位老总的话说，这次海外上市等于是脱胎换骨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当时是很痛苦很艰难，但是经过这个过程以后他们的观念确实有很大的改变。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下面，尤其在国际资本市场公开上市这么个企业，对他的要求有更好的了解，对投资的期望有更好的了解，所以他们对自身的责任感他们经营的目标，尤其这种以股东价值为核心的这种公司的文化，那么等于说是一种重新的建立起来，这些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到国际资本市场进行一席洗礼，对我们提高我们自身的素质，公司管理的水平还有公司管制的水平，能够改善竞争力确实是非常有好处的，

　　宁：刚刚您也谈到了说高胜撮合了很多外资企业与中国企业的合作，也就是说你们在把中国企业推向国际资本的同时，也把国际资本带向中国市场，那您觉得高胜在这方面做出了最主要的工作，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了哪些影响，

　　胡：带来资本，带来很多技术，带来信息管理的模式，这点我想最最重要的，

　　宁：可以说国际资本它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带来了资金，带来了活动，另一方面他也兴风作浪，那您觉得这个国际资本究竟会给中国带来什么，

　　胡：我觉得利远远大于弊，这个资本的管制就像修长城一样，我们的祖先为了怕北方游牧民族的袭击，所以修建一个雄伟的万里长城，但是还是不免最后清兵大举入侵中原，包括还有以前南宋的时候金兵入侵中原这种悲剧，就是因为你自身国家要国力不强，你就一定会遭到入侵，反过来如果资本账户逐步逐步开放，但是我花大力气去整顿我们的金融体系，提高我们的风险管理能力我们自身的素质和抵抗力的话，那么即使有很多资本流进流出，那么我们也可以安然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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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胡祖六1997年加盟高盛后，中国乃至亚太几乎所有重要的经济会议，胡祖六很少错过，而他的言论和文章常出现在美国《华尔街日报》、香港《凤凰卫视》和内地《财经》杂志上。同时胡祖六还拥有着多重身份：高盛亚太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分析师，投资顾问，中国政府高层的宏观政策咨询专家，中央企业工委160家国企特大型企业老总的讲师等等。强大的话语权加之手中掌控的大量资本让他拥有了影响市场的能力，在一些人看来，这种影响力是危险的，因为资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追求利润，而资本全球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又难免使资本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胡祖六经常会面临这样的两难选择。

　　宁：高盛是个美国公司，而您是中国人，在资本和国家利益的之中，您怎么来权衡这个关系，

　　胡：我首先不把高胜看成美国的公司，我把高胜看成是全球性的公司，如果高胜进入中国来，设立高胜中国，那么我把高胜看成一个中国公司，因为它是受中国政府的监管，向中国政府交税，很可能大量雇用中国的优秀的就业人员，所以他就是本土性的企业，所以这是我这么看，我吸引外资或者是跨国公司到中国来，我也是希望他们能够为中国所用，变成中国的公司。

　　宁：那有没有可能一天您真的离开高胜来回到祖国为我们自己的企业来服务，

　　胡：我最终的兴趣我还是对这个公共政策公共服务最有兴趣，可能我离开高胜以后我可能不会再去管理企业，或者再去另外一家投资银行，我很可能是去教育学习部门，去教书去培养学生，或者说做一些公共日程研究分析和咨询，可能未来事业上的选择。

　　宁：那当初您在哈佛留学那一段的经历对您现在的事业有多大的影响，

　　胡：哈佛五年的岁月当然对我打下了非常深的烙印，而且那些经历，因为我今天还是记忆犹新，我原来学理工的，后来去哈佛大学学习现代经济学，那么应该说给我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功底和基础，尤其是我学到了很多现代经济学的一些分析方法研究的方法和思维的方式，那么在我今天接触很多各种各样的经济问题，那么我们有一种比较严谨的这种分析方法，比如说的方法去考察这个经济问题，这点是让我受益无穷的，

　　宁：那当时您去美国学经济的时候，那时候最难的事是什么时候

　　胡：当然第一是语言，所以我们应该说在国内像我自己还是清华英文快班，当然毕竟因为我是比较早的，因为那时候中国是刚刚开放，跟外面接触还是比较少，尤其听这种以英语做为母语的人的交流，还是非常有限，所以到美国第一个困难就是语言的障碍，不是读不是写，我读写都没困难，但是跟人之间争辨讨论问题的时候发现立不从心，即使你有非常好的主意或思想，但是你总觉得语言上有很大的障碍，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第二个困难就是文化，因为我的成长的经历基本上都是计划经济时代，80年代去美国，那时候中国的市场还是非常不成熟，非常陌生的，所以你学西方经济学，很多这种感性的认识和经验并没有，比如像利息一样，这在西方是一个非常习以为常的概念，但是我到美国才知道这个利息是怎么回事，

　　宁：对我们来说太陌生了，

　　胡：像我出国的时候，中国也没有股票市场，也没有证券市场，很多这种对人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我们是一个新兴的事物，所以这个感性认识非常欠缺，

　　宁：那您当初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您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有没有肩上有一种使命感那样的感觉，

　　胡：把我的这种学的知识能够报效国家，能够帮助中国比如说制定更好的宏观经济政策，会帮我们企业更加有竞争力，能够走向国际的舞台，这是我很大的一个动力，

　　宁：那您当年的这些抱负今天您觉得都实现了吗，

　　胡：我觉得越来越有紧迫感，一方面就是说我觉得还是做了不少的工作，使我有一种满足成就感，但另外觉得国家社会还有要求还相差甚远，还有很多很多事情需要做，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得更好更完美，那么我自己作为一个出国20年还拿着中国护照，那么就觉得这是我的一种使命和责任，希望能够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或专长能够更多的为中国服务，

　　——画外——

　　胡祖六以跨国企业中国代表的身份成就了自己，并成为这一巨大变革中的重要力量。在谈到资本与祖国的利益的时候，这个从湖南乡村里走出来的的经济学家顿生感慨。

　　胡：我应该说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可能因为我是湖南人吧，你知道湖南近代有很多新人智士，就是说一直想寻求救国救民之道，前仆后继吧，不只是从太平天国到洋务运动到，到辛亥革命到共产主义革命有很多这种新人智士都是想为国家为这个民族的富强能够做一份贡献，我想这点听起来当然非常理想主义，非常非常强的使命感，以至于像过去这么多年来包括亚洲金融危机最黑暗的时候，很多投资者中国正没有信心的时候，因为中国经济在1998年1999年也是不够景气，内需不足，所以很多国际投资者对中国非常悲观，在那个时候我对中国这种乐观的信念丝毫没有改变，所以在很多国际场合人家就怀疑，就是说这个胡博士是太偏向中国，太偏向中国，所以他们叫我RedFred，叫红色的夫雷德。

　　宁：刚刚您拿出的红色的护照我真的是很吃惊，其实如果按照您来说是最有能力资格拿到绿卡的人了，拿到绿色护照的的人，但是为什么您还是现在手里拿的红色的护照？

　　胡：我想感情现在让我寻思现在去孝忠另外一个国家我想永远是不可能接受的，因为我从来没想到在国外滞留很久，我因为工作当然是没关系，但是我绝对不想改变我的国籍，但这里很痛苦的一个事实就是说因为我的工作出差很多，经常托人一两个小时之前就会接到电话说比如说去巴黎或者去东京，但我因为拿着我的中国护照，所以办签证非常非常麻烦，而且很多国家我秘书都不能帮我办，一定我自己亲自去填写这个表去办，所以时间精力上是非常非常麻烦，但是这也是叫包括很多人都说你为什么不拿加拿大护照或美国护照，这样旅行就很方便，即使这样我觉得还是一直把中国护照携在身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