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组团式城市群 新一轮财富增长平台

　　二、组团式城市群：新一轮财富增长的战略平台

　　1.组团式城市群的概念

　　定义：组团式城市群是大中小城市“结构有序、功能互补、整体优化、共建共享”的镶嵌体系，体现出以城乡互动、区域一体为特征的高级演替形态。在水平尺度上是不同规 模、不同类型、不同结构之间相互联系的城市平面集群，在垂直尺度上是不同等级、不同分工、不同功能之间相互补充的城市立体网络，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使得规模效应、集聚效应、辐射效应和联动效应达到最大化，从而分享尽可能高的“发展红利”，完整实现区域发展动力、区域发展质量和区域发展公平三者在内涵上的统一。

　　组团式城市群是城市发展的高级形式，是在城市演化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一般指空间分布比较密集的不同等级、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城市之间存在着组团式的相互联系，把城市的规模效应、聚集效应和辐射效应等通过城市之间的有机联系，进一步放大，从而产生不同于城市单独存在时的新的区域经济效应。

　　所谓“组团”，是指区域内不同规模尺度和不同地理位置的城市之间通过形成网状联系和等级系列的相互协调，共同面对外部世界的变化，也就是以城际合作、城乡一体的形式，在使区域的社会经济生命力不断增强的同时，使组团中的每个城市附着于一个坚实的社会经济基底，从而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对组团式城市群这一概念的内涵挖掘，需要从以下四个角度逐渐深入地进行：一是组团式城市群概念的提出，以及它与一般性城市概念的差别；二是组团式城市群的社会经济作用或城市发展的必然阶段；三是从组团城市群内在运作方式的特点；四是从组团式城市群的发展和能力建设。这四个角度其实也代表着四个层次，是对组团式城市群在概念表象、内在特点、社会经济地位和发展规律上的阐释或表达。

　　在与“传统性城市”的区别上，组团式城市群比较明显。后者通过水平上不同规模(中心)城市之间的相互协调和垂直方向上不同等级城市之间的功能互补，支持或增强一个区域产业结构的进化和升级，达到“(1+1)> 2”的直接效果。如果说一个单极城市体现的主要是集聚效应的话，那城市群已经通过城际作用产生了联动效应和更高水平的辐射效应。正是这些规模、等级和能力各异的大中小城市之间的互补与社会经济联动，才使得组团式城市群的作用空间增大、发展成本降低和创新能力增强。

　　在与“一般性城市群”的比较中，可以说组团式城市群是一般城市群的更高级形态，即空间上密集分布的不同城市由于某种原因并不一定能够在发展过程中体现出必然的整体效应，通常一般性城市群尚不存在明显的社会经济横向联系，无形的壁垒、地方保护主义、产业发展的同构性、小而全的低级生产力要素组合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一些很必要的社会经济合作很难开展起来。此时，可以说一般性城市群是形态上的群集而并非功能上的组团。可以想象，宁沪杭和京津在解放前就以一种空间密集的方式存在于中国大地上，而且各自规模都比较大，但它们之间的横向联系或协调互动性并不明显。也就是说，空间密集只是一个城市群发挥更大作用的自然基础或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并不意味着空间上靠拢在一起的城市，或者已经发生这样那样经济联系的城市就起到了功能互补和整体效应增大的作用，也不代表可以充分发挥社会经济潜力。我们更加关注的是基于现在的城市群，如何通过各种手段，进行各种操作，在总体设计的基础上，使城市群内各级城市(大、中、小)实现社会经济创新意义上的组团，追求区域整体竞争力的最大化。为此，就要从区域到整个国家到整个世界来考虑城市群的战略定位，并基于此挖掘和提高不同城市的新的社会经济价值。这种考虑一是看到了城市组团的必要；二是把组团作为一种必然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三是基于对客观趋势的理性把握，赋予不同城市以不同的社会经济功能；四是根据这个功能性的总体朝向，制定和实施新时期高水平的城市发展战略；五是通过区域性的城市群总体组团，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城镇的协调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在区域范围内解决效率与公平问题。

　　注释专栏1.2

　　长江三角洲的15城市打造世界第六大城市群

　　长江三角洲的上海、南京、苏州、宁波等15个城市的市长将于本月15、16日会聚南京，举行峰会，讨论如何联手打造经济一体化的“世界第六大城市群”。据新华社报道，这个名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第四次市长峰会”的会议，将以2010年上海世博会为契机，重点讨论“世博经济与长三角经济合作”，并协商解决8个方面的问题——从“培育建立区域性科技市场”到“推动区域现代物流业的发展”。

　　1976年，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首次提出世界存在六大“城市群”观点时，就已经把长三角列入世界的前六大城市群之一，其他五大世界城市群为：

　　一、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该城市域北起波士顿，南至华盛顿；

　　二、北美五大湖城市群；

　　三、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

　　四、英国以伦敦为核心的城市群；

　　五、欧洲西北部城市群。

　　而中国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则为第六大城市群，由上海、浙江、江苏3个省市的沿江地区及杭州湾地区城市构成。目前，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人口超过7400万，面积10万平方公里，是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经济总量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板块。在全中国经济实力最强的35个城市中，长三角地区占了10个；在最新选出的全国综合竞争力10强城市中，长三角则占了4个，接近半数。长三角地区只占全中国1%的土地和6%的人口，却创造了18%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去年的全国财政收入中，长三角地区的贡献份额超过了25%。

　　人才自由流动和共享

　　“长江三角洲经济协调会”成立于1992年，由上海、南京、扬州、镇江、南通、泰州、苏州、无锡、常州、杭州、湖州、宁波、嘉兴、舟山、绍兴15个城市组成。2003年，上海、浙江、江苏3个省市签订6项人才一体化合作协议，从制度层面跨出人才资源自由流动和共享的第一步，包括“高层次人才智力共享”、“公务员互派”等。《新闻晨报》形容这是“人才流动零障碍”

　　“与国际接轨”现在也成为长三角地方政府改善机制的紧迫目标

　　2002年春节，时任南京市长的罗志军在市电台与市民热线对话，公开了市长电子信箱网址。一年多里，收到近万封市民来信，这些来信都得到回复。去年4月起，每月一次由电视台直播的“市民论坛”也成为南京市民关注的热点。有媒体比喻，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就像进行“效率比赛”一样，办理政务的时限越来越短，并且不断追求公开、高效与廉洁。

　　资料来源：联合早报2003年8月10日

　　2.组团式城市群的战略平台作用

　　改革开放前20年，中国的财富增长主要战略形态是靠特区、开发区和中心城市建设的点状拉动。借助包括特区在内的城市经济的制度性变革，中国历史性地推进了整个社会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从而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十分明显地提高了经济效率，在短短的20多年，就使经济总量翻了两番，初步达到了总体小康社会水平，并有一个坚实的起点奔向全面小康社会这一宏伟目标。历史性的成就举世瞩目，但由此带来的问题也正在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即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同时，社会阶层的贫富差距明显拉大，地区间的富裕程度差距明显拉大，城乡间的各方面生活差异明显拉大，生态环境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等等。基于此，党中央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但新一轮发展的动力源来自何处？新的财富增长方式还要主要靠前20年的点状拉动吗？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通过深入的研究来明确地予以回答。

　　我们认为组团式城市群是中国新一轮财富增长的战略平台，是指在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的前提下，在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共识的基础上，要靠区域性的高级整合与生产力要素的优化升级去达到经济的持续、协调和全面发展。而组团式城市群通过借助不同特色的城际沟通和城乡交融，可以促使不同经济范畴，如生产、消费、金融和信用得以建立，并实现一个良性互动的循环。也就是说，通过组团式城市群，可以使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可以使城市群内外的不同供需要求得到很好满足。组团式城市群的区域经济活动在金融这一经济范畴的支持下，通过不断创新，进行越来越高水平的生产，促使生产、消费和金融活动进一步向更高水平发展。因此，组团式城市群的社会经济作用和贡献体现在其内在的不同经济范畴之间的良性循环和价值提高上。这种不同经济范畴间的合作和交流，或者说良性循环，就构成了新财富的增长平台。

　　不同的生产力要素形成的是一个系统，体现为一定的结构和功能，而不同的范畴实行组团，除了具备系统的一切特征外还体现出一定的智能性，表现为一个平台性存在，即在其上可以有灵活的社会经济反应，可以进行动态的各种资源整合。有了生产能力、消费空间、金融保障和世界级的信用，财富就会源源不断地被创造、交换和享用。要素层次上的经济活动通常是无法得到持续保证的，只有范畴层面上的产业链高级整合和良性循环的组团式城市群，才能使社会经济有一个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