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区域经济一体化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表征

　　1.组团式城市群的区域经济功能定位

　　组团式城市群以区域空间作为发展基底，既包括了集聚财富能力很强的城市，也包括了处于比较低下发展水平的乡村。依照国际上的一般估计，在一个组团式城市群内，城乡 在地理空间面积之比约为1︰50；在财富能力的比重上约为50︰1；在人口数量的比例上发达国家为85︰15，发展中国家为50︰50。很明显地，组团式城市群包括了两类经济水平、两类社会结构、两类生活水平和两类生态质量。在全面发展的整体考虑中，如何实现二元经济和二元社会的融合，最终达到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组团式城市群建设的目标之一。

　　现在人们考虑一个区域的竞争优势，主要是看其现存要素和发展潜力的组合和积累，如区域内的自然资本、人造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先进的知识技术和现有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等，认为有了这些，区域就可以很好地发展。正如盖文启在《创新网络──区域经济发展新思维》中所说：

　　“单极城市所具有的优势是静态的，也是暂时的。因为，区域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区内外不同的环境变化，包括区内企业的诞生和死亡、迁入和迁出等变动情况，区外的技术和市场环境变化以及其他区域竞争的压力等。所以，如果这类区域不将发展初期具有优势的各要素，进行有效重组和创新，则区域原来拥有的竞争优势也将变成劣势。我们将这一类型的区域统称为静态的优势区域。这一类型的区域，主要是指原来福特制时代的一些老工业区，以及拥有比较丰富的自然、技术等资源但经济增长活力相对比较弱的区域。如美国哈佛大学所在的周边地区，尽管有知识技术、人才资源等先天性的优势，但其区域经济增长活力和创新的功能，相对于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硅谷地区，则显得较差。再如，尽管中国西安市的人才资源也比较集聚(即使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追加大量的物质资本)，也很难与经济发展活力旺盛的深圳市相比。

　　“动态的区域竞争优势主要是指在一些区域内(如新工业区)，不仅区域内的各个行为主体都能够激活区域内外的资源，进行各自创新，而且，区域内的各个行为主体还通过有效地合作、协同创新，进而带动了整个区域系统的创新，也使整个区域由此获得了持续的竞争力。……，区域内网络的形成，是区域创新的源泉和动力。区域发展过程中，由于区域内形成了创新的‘产业空气’，促进区域内企业和其他行为主体的联接、结网和创新，使区域内的生产商、供应商和客商在高度信任的基础上相互合作，甚至与区域内的竞争对手进行合作。这样，可以增强区域内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性，使区域积极吸引外来技术、资金和企业的进入，并使之根植，从而不断增强有竞争优势的知识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区内积累、创新，最终实现动态竞争优势的获得与保持。”

　　也就是说，只有生产要素上的优势尚不能形成区域的长久竞争优势，具有优势的各种成分需要有效重组和创新，区内各行为主体需要有效地合作与协同创新，才能具有持久的优势。为此，区域内要形成创新的“产业空气”，吸引外来技术、资金和企业的进入，并扎下根来，使区域获得不断的要素积累。这种说法已经使我们对区域经济的思考向前走了一步。基于此思考，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各种要素有效重组和积累的方式和途径是什么？区域内创新的“产业空气”如何形成？光靠要素的重组和创新氛围就能吸引来外部经济资源并在此扎下根吗？

　　注释专栏1.3

　　突破一体化“瓶颈”加快城市融合步伐

　　1、京津为何连不起来

　　如前所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城市化进程中也出现了城市区域化、城市群的雏形和

　　发展趋势。目前已初具规模的有：以沪宁杭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以广州、深圳、珠海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以京津为中心的大北京城市群等。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走在我国城市一体化发展最前列的无疑是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城市群。就在10月11日，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开幕，来自长三角地区以及长江沿岸的29个城市的首脑共聚一堂，共商长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区新一轮开发开放大计。与之相比，国内其他一些省市已经在一体化的新的机遇期表现得明显落后。

　　近日《中国经济时报》头版刊发题为《京津为何不能联手》的文章，对北京汽车工业与韩国现代化合作发表议论。文章认为，北京天津两个城市相距130公里，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但合作却不多。天津轿车制造业要比北京成熟得多，北京搞了十几年轿车不成，天津的夏利、面的却曾如蝗虫般覆盖京城，那么为什么北京不能与天津联手发展汽车工业？甚至直言，如果不能跳出北京看北京，北京的汽车工业、制造业以至于经济和城市发展都可能会陷入严重的瓶颈，甚至恶性循环。北京的七环已经到了廊坊，距离天津的三环已不远，北京建成十环，那就和天津不联也得联了。

　　确如这篇文章所言，在我国，没有哪一个地区有大北京城市群这样优越的城市发展平台——无论是珠江三角洲还是长三角，他们的政策、资源、人才、技术优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无法与京津比肩。由京津领衔的环渤海经济区成立于1986年，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密集区，继而逐步形成所谓的“大北京”城市群。但是现在，它已经滞后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发展。而且，目前上海对于长三角、广州对于珠三角都产生了显著的“正拉动”效能，而京津对于环渤海则是“负拉动”——从这一地区抽取资源与资金，却没有反哺区域经济。20年内，珠三角和长三角逐步走向了良性循环，而相距130公里的京津两大直辖市，它们对于区域经济的带动功能在竞争与较量中日渐抵消。这两个城市各自为政的现代化规划，很少能够从地区发展的层面审视城市发展，无法以整体观念解决地区问题，甚至还没有从一个城市群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种城市建设与城市群建设相互脱节，关系失调的现象在我国其他城市群的发展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针对大北京经济圈目前的情况，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指出，世界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不确定因素很多，城市发展必须适应信息化、全球化、技术进步创新等带来的新的竞争和发展机遇。面对新的经济挑战和稍纵即逝的竞争机会，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都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措施。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中国加入WTO的机遇，大北京地区必须增强整体实力，成为一个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大都市地区，立足于世界城市之林。

　　目前，世界重要国家的首都都面临着提升功能和增强竞争力的挑战，应对挑战的有效途径之一是寻求城市地区整体协调发展，汇集区域的整体力量来增强其在国际分工中的有利地位和控制能力。与目前大部分世界城市相比，大北京地区区域发展不平衡、核心城市辐射能力不强、水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质量不高，这些缺陷只有通过区域合作，京津冀联手才能克服。只有通过区域资源的有效配置，才能真正实现区域与城市的共同繁荣。城市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但它不应该是盲目竞争和不公平竞争，城市发展不是一场你赢我输的赛局，相反，在解决城市问题的过程中，彼此合作，可以共同制胜。

　　2、珠三角的融城之难

　　曾因改革开放而先行一步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目前，除了面临来自长江三角洲等地区

　　咄咄逼人的竞争外，其自身产业规模和城市布局以及竞争力方面也存在许多不足。从市场角度来说，珠三角没有长三角辽阔。人才的缺乏和人力素质的低下也使该区域的经济发展受到制约。更为严重的是，整个珠三角地区城市分工与产业整合仍处于“战国时代”，其区域经济的竞争优势也就大打折扣。

　　近来长三角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该区域内的各个城市自觉地认识到上海的龙头老大的地位，开始进行各自资源的整合和调配，形成了不同的城市定位和分工。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主要城市还是各有企图，彼此之间无法协调沟通。今年6月，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提出，佛山要成为广东省的第三大城市。这个第三大城市不是现在松散集合的地级市概念。而应该是有机整合的现代大都市，应该是作为整个珠三角城市群中的一个区域中心城市。然而，实际情况是，佛山和其代管的几个县级市仍热呈“离心”发展，其行政区内的顺德更是一直拥有自己单独的电话区号、自己的车牌号码、自己的一套规划远景，早就有摆脱佛山的代管而成为与佛山平起平坐的地级市的倾向。整合的困难来源于人们在行政区划观念上的制约，彼此经济实力相当的几个城市在规划和管理上难以突破原来各自为政、重复建设的局限。此外，离超大型城市广州距离太近可以说是佛山无法成为区域中心城市的另一个主要原因。佛山要想成为广东的第三大城市，还必须处理好与广州的关系。佛山离广州只有25公里，就其土地面积、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而言，与广州十个区相比，各项指标都是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本来应该担当起广州大都市圈副中心城市的佛山，在功能上还没能与广州形成互补与衔接，在资源上尤其是基础设施上未能实现共享。也正因为此，城市在各自发展与相互竞争中相互制约，力量抵消，造成珠江三角洲地区至今仍缺乏一个大家公认的领头羊城市的现状。这种战国纷争的后果，造成资源的浪费，是无法形成整体力量的。

　　对此，有关专家指出，中国加入WTO后，珠三角产业带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一是外资企业纷至沓来；其二是本土企业走出国门；其三是中外企业互相渗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结构。这就是说，珠三角与国际市场的交往已经结束了单向引进的历史，正在通过双向互动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国际化。从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来看，以粤港澳三地经济一体化为基本内核的“大珠三角”，最终会成为极富全球竞争力的、高度市场化和国际化的经济区域。如果把这个大经济圈环起来，把广东的东西两冀带动起来，形成整体合力，大珠三角地区就会成为全球性的经济增长极。要实现上述目标。珠江三角洲各级政府首先要在思想上必须摆脱唯我都尊、盲目排外的狭隘视野。另外，两个相对独立的地方未必硬要合在一块，而应发展成为功能分工、空间相对独立，但通过基础设施连成一片的区域，通过经济的联合规划来适应经济的发展。

　　3、我国城市一体化发展面临的普遍问题

　　其实，中国的城市群发展问题岂止京津、珠三角面临的困境，包括已经启动和即将进行的许多城市一体化行动中，都普遍存在诸要素流动不畅、基础设施建设重复、城市集约化程度不高等等问题。以长三角为例，目前最关键的在于，在加入WTO的背景下，长三角能否找到新的动力和突破口，使一体化的进程跟上全球化的脚步。有专家指出，目前阻碍长三角融为一体的根本因素在于利益机制的不协调。因为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利益主导的经济，“长三角”地区的各地方政府、各个企业都有其自身的利益选择，像前一段出现的区内城市竞相以“跳楼价”争夺台资，便让人感到忧虑。

　　进一步分析，在港口、跨区域交通、旅游等方面。我国的三大城市群在区域已经突破了市域范围，但尚缺乏整体的、较为自觉的战略与行动，使之成为突出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区域经济缺乏核心辐射源。在这些城市群发展过程中，除长三角外，其他城市群还未能形成具有强大主导作用的经济中心、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和有竞争力的经济区域。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核心辐射源，加重了区域内部协调发展的矛盾，使得促进区域发展的措施因缺乏有力的经济保障而难以具体落实。

　　—-产业链条薄弱，区域核心城市与周边地区联系不紧。区域内的中心城市及其它城市各自为政，城市发展目标相似，产业结构雷同，生态环境系统缺乏引导控制，结果导致整个区域资源使用浪费和发展水平落后。同时，由于周边城市与中心城市内在的经济联系不强，中心城市的辐射能力很难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繁荣。

　　-—地方保护行为依然存在，区域协作机制亟待建立。目前，城市群发展存在的最大问题还是部门垄断和地方保护。虽然区域间行政区划界限有所淡化，但区域内政府行政关系复杂，给地区之间的协调带来很多擎肘因素。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阻碍了经济资源的自由流动和跨地区的经济合作。

　　――区域交通体系尚不健全，对城际交通缺乏足够重视。目前，除长三角一体化的交通格局正初步形成外，其他区域的交通网总体布局存在缺陷，对城际交通线路和网络建设缺乏足够重视，不能充分满足城市客货运输迅速、便利、安全、经济的需求。许多重要城市之间、城市重要交通枢纽之间的联系仍然不便，大城市之间交通联系方式单一。

　　――区域内城市等级结构不合理，缺少发挥“二传”作用的中间层次的城市，尚未形成完善的网络体系。在整个区域的城际竞争中，大城市处于绝对优势，其他城市不能很好的衔接，使整个区域发展很不平衡。

　　4、用新思路打造中国的大城市群

　　针对我国城市一体化中存在的上述种种问题，国内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推动城市一体化发展的思路。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提出：区域一体化中要注意发展各个层次的中心城市。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要形成区域经济实力，都需要发展各个层次的中心城市，拿长江三角洲来说，它必须要以上海为中心，周围还要有许多低一级的中心城市，有了这些城市，整个区域的经济才能发展起来。应该把贸易、金融、科技、信息抓上去，而把层次比较低的工业分出去，一层层地分出去，同时，要充分利用贸易、金融中心的力量，把腹地一层层地带动起来，这才是区域经济中的大上海，这样的上海，就能成为一个中国经济的龙头。换句话说，就是要使上海在经济上成为长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带工农业商品总调度室或总服务站。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李善同则认为，发展城市群关键是要培育区域“竞争优势”。他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对外，中国降低了贸易门槛，对内，不少省市之间，却反而加强了产品流动的壁垒。这不仅保护了很多落后甚至假冒伪劣产品，更导致效率的低下。况且，中国作为大国，其发展不可能仅靠外需，更多的要靠内需。而打破地方壁垒，使各地企业在更大空间内更有效地配置资源，对扩大内需尤为关键。珠江经济带已在考虑将云南、广西、贵州等地也网罗进区域范畴，一个更大范围内的资源整合，无疑能使各地区都充分受益。

　　而今，“比较优势”一词已成为各地的时髦用语，但除了静态的比较优势之外，更应研究如何在动态中保持“竞争优势”。最为经典的范例是日本，这个国家基本没有任何比较优势，但其60%的汽车工业均在国外，而美国的洛克菲勒中心一度被日本买下。同样是日本，较早地高举全球化的大旗，在对美贸易中，巧妙地跳过汇率壁垒……这种“没有优势创造优势”的水平，加上随机应变的能力，都构成了竞争优势。比如说长江三角洲，就必须加快以竞争优势取代“稍纵即逝”的比较优势，用动态的、可变的“软要素”来增强竞争优势。尤其体现在政策上，因为政策失策，优势即变成劣！

　　而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朱荣林则从国外大城市圈的比照中反观中国城市一体化路径，他认为，目前，国内三大城市圈各有特色，京津唐主要有技术优势，长江三角洲则有区位优势，而珠江三角洲制度创新有长处。就国外大城市圈的经验来看，技术优势和区位优势的发挥，只有在制度创新“指挥”之下，方能淋漓发挥。例如，在跨区域管理上，纽约都市圈内总体松散，但专业性领域则步调一致，1921年就成立了纽约港和新泽西港的联合港务局，纽约都市圈内三个州又成立联合交通运输局。需特别强调的是这些联合机构的权利――是“具支配能力和规划能力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实体”。再看华盛顿都市圈，成立都市圈委员会，一年预算1000万美元，其中政府出资60%，“契约收入”(公司化运作)30%，另有10%为10名政府成员分摊。而日本，各个城市虽然各自为政，但事关都市圈内协同，则由国家决定，哪个城市都不能说了算；美国的密西西比河跨越几个州，国家决定成立密西西比河管理局，由国家来协调，最后河流开发成功。据调查，当区域系统内的“经济单元”处于自然状态下，各个城市间若没有人为地创造条件，其协同效率最大值仅为40%。因此，城市群发展必须建立区域性权威机构。

　　进一步实证性研究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左学金，他从“非物质产品”合作的新概念入手，分析认为，世界发达国家经验表明，人均GDP在5000至8000美元的经济发展阶段时，社会对制造业产品的消费会呈下降趋势。再用5年左右时间，长江三角洲地区可能步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人均GDP有可能突破6000美元。因此，从现在开始，长三角就应该积极注意增强养老基金、医疗、高等教育等“非物质产品”的供给与合作能力。研究表明，美国衣食住的收入消费弹性为0.3，即收入每增加1%，对衣食住的消费仅增加0.3%；而教育和医疗的收入弹性则高达1.6。因而，长三角若一味强调制造业的投资比重，忽视非制造业产品的供给，或者不充分发展服务业，那么经济持续增长就会面临后劲不足的局面。此外，长三角还应加大医疗、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横向联系。目前，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的数量已达相当规模，但多为单兵作战，通过资产整合形成的紧密型医院集团，或通过合约形成的医疗合作网络都比较罕见。沪、苏、浙的名牌医院，可以在地区内发展与其他医院的合作关系，甚至以收购兼并、资产重组的方式建成密型医院集团。长三角的高等教育资源丰富，应鼓励著名学府在教育部指导下，在辖区内有条件地开设分校，并在生源调剂、学分互相承认、师资共享等近期可以突破的领域率先实现异地合作，以尽可能地增强教育服务的供应能力。

　　综上所述，本课题组认为，全球化的浪潮已通过区域一体化和城市群、城市集团的演进在空间、时间上冲破阻隔，以各种生动的形态多层次地表现出来。在我国现阶段，它虽然仍受地区行政格局及区内行政管理制度的影响而呈现某种徘徊局面，但其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已呈不可阻挡之势，并因类似长三角这样率先萌动的一体化实践而展露生机。这是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又一次不可多得的新的发展机遇期的一个制高点，是中国入世初期至关重要的战略机遇期的关节点。它对中国区域经济抢占入世先机并进而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当然，在推进城市群战略中我们还有许多理论的和现实的重大问题需要破解，但这更加坚定了我们的信心。

　　资料来源：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领导决策信息》2002年10月21日第40期

　　我们认为，区域内经济要素的重组和行为主体的统一，都受所在各自城市的社会经济价值和城市群组团情况的不同程度的影响。如果某种优质经济要素存在于某个城市之中，而这个城市并不能使该生产要素发挥充分作用，那么生产要素就会被其它城市的经济活动所重组，而这个城市也就不会再在这方面保持优势。同样，如果城市之间有很好的产业配合，政府共同搭建了合作创新的平台，那区域内的行为主体就会很好地进行合作，实现协调创新。因此，正是城市群以组团的方式共同发展，才能激活各种经济要素，才能全面增强区域的竞争能力。

　　2.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区域经济水平上一个新台阶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宏伟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区域经济水平上一个新台阶，即在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台阶上更好地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个工业化是新型工业化，而城市化也要相应构建组团式城市群。如果以组团式城市群发展作为平台，可以体现出高一级的区域经济效益，使工业化和信息化良性互动，即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就可以真正地促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目标的实现。

　　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这是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直接指导。工业化与城市化存在内在的、深刻的经济逻辑关系。未来几十年，中国城市化进程将大大推进。一是中国城市化动力巨大(包括城乡收入差距导致的推力以及工业化导致的拉力)；二是城市化障碍(户籍制度的松动、土地市场的发育)趋于消除，而硬件条件(交通条件的改善、基础设施的建设)日益改善；三是现代意义上的工商城市正大步迈入中国经济舞台的中心，并成为新的经济发展主体。因此，可以预料，高瞻远瞩、定位正确和竞争力强的城市将迅速崛起，而定位不好、竞争力差的城市就会变得落后乃至衰落。据一些学者的测算，今后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中，常规情况下城市化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净贡献为1.9个百分点，加速城市化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净贡献可以达到3.6个百分点，“城市化完全可以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因此，中国未来只要发挥好工业化与城市化两大趋势，就能够确保持续繁荣，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迈克尔·波特在《产业簇群与竞争》这篇文章中指出，产业簇群在全球经济格局之下有关国家、地方和地区竞争的理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般而言，产业簇群是指在特定的领域中，同时具有竞争与合作关系，且在地理上相对集中有交互关联性的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供应商、相关产业的厂商，以及相关的机构。在发达国家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在某些特定领域竞争成功的产业簇群。所谓区域经济上一个新台阶，就是指要通过城市组团式发展，形成在全球范围具有竞争力的产业簇群，由城市经济的专业化和个性化，组合而成高水平的区域经济。正如波特指出的：“产业簇群的概念代表一种思考国家和城镇经济体的新方式，并指出企业、政府和其他法人机构致力于提升竞争力上的新角色。”可以想象，如果一个区域形成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簇群，它对社会经济在精神和物质方面的贡献该有多大！产业簇群并不是一天就可以建成的，也不是靠城市单打独斗就可以实现的，必须发挥城市组团的作用，必须朝向于一个共同的区域经济特色而努力才行。因此，组团式城市群的建设本身也是形成高水平产业簇群的过程，是高水平区域经济能力建设的一个基本方式。

　　总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必须通过区域性的城市组团式发展来实现。基于组团式城市群的社会经济活动，可以形成一些有特色和竞争力的产业簇群，可以实现持续的创新，可以使各种经济要素的价值得到充分发挥。基于组团式城市群，可以在一个区域内把不同的产业形态，如知识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很好的空间互补；可以把不同的消费需求，如物质生活方面的需求和教育文化上的需求获得较好的满足；可以基于经济分工的深化和合作联系的加强，把信用体系建立起来；可以针对各种情况，使诸如社会保险、风险投资、共同基金和直接投资等金融手段更有效更有针对性地设置。更关键的是，在组团式城市群中，不同经济范畴的密切配合不仅更加必要，也更为可行。因此，组团式城市群应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种战略形态，需要进一步关注、研究和建设。

　　注释专栏1.4

　　日本首席经济观察家大前研一认为：中国经济应避免偏枯偏荣

　　2003年2月12日

　　中国的六大经济区，每个都具中等大国的规模，每年平均有10%的成长率。但原本应当健康发展的区域经济，若被政治扭曲或恶性竞争，即可能走到不健康的“诸侯经济”之方向。

　　“区域经济”已上日程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以及成长所造成的扩散效应，中国的“区域经济”已成了当今重要的课题与话题。此乃经济地理学上的重要现象。中国的“区域经济”不但已是中国经济的自然成长结果，而且被提高到了国家经济策略的更高层次。

　　最近日本首席经济观察分析家大前研一在他的“中国三部曲”三本著作里，特别强调中国的“六大区域”，它们分别是：一、长江三角洲；二、珠江三角洲；三、北京和天津经济区；四、辽东半岛；五、山东半岛；六、厦门及福州。大前研一指出，中国的这六大经济区，每一个在亚洲与其他国家相比，都已有一个中等以上大国的规模，每年平均都有20%的成长率。其中除了排名最前的“三大”外，日本企业以辽东半岛为主要腹地，南韩则以山东半岛为未来的方向。这“三大”和“三小”已成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地基。

　　另外，“中国市长协会”最近公布《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01～2002)》则显示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这三大城市群等已形成。报告中并通过模拟演算，评估了中国50个城市的“真实发展能力”，前八名里，除了武汉之外，全都在前述三个区域内。由此也显示出这“三大”的“区域经济”上的功能。

　　防止走向“诸侯经济”

　　中国的“区域经济”正在兴起，它由20世纪80年代珠三角像是前进基地般的伸向世界开始，到了90年代之后，长三角渐领风骚，在可见的未来，由于中国经济的内需性增强，加之长三角坐落全中国的枢纽位置，它的前景自然较珠三角尤为乐观。长三角在过去10年里，高度发挥其地理和文化上的特性，而珠三角原先在这些领域的优势的确已大为减少。尽管气势上似乎略逊，但珠三角以出口经济为主，其经济总量连续十多年位居中国第一，国民所得之优势也一直领先。珠三角依然是经济重镇，尤其是综合出口的地位，仍居中国之冠。

　　就全中国的规格而论，珠三角其实相当于日本的东京大田区和大阪市。它没有京津唐作为政治、文化与教育中心的优势；也没有长三角那种地利与商业文化的传统与风华，但仍能保有鼎足之一的地位，也确实不易。

　　任何幅员广阔的国家，全国的总体经济都只不过是区域经济的集合，因此，区域经济间除了求取差异所造成的利基外，同样也进行着相互间的严峻竞争。让区域经济维系一种动态的平衡与循环，这乃是国家整体调控能力的职责。否则就会造成所谓的“资源配置不当”或“资源边际效用无法极大化”之弊病。

　　近年来，许多讨论中国区域经济的论者，经常会将“区域经济”和“诸侯经济”并提，无论这种提法的动机为何，至少都显露出人们的一种忧虑。那就是原本应当健康发展的区域经济，若被政治扭曲或恶性竞争，即可能走到不健康的“诸侯经济”之方向。倘若如此，则国家的总体整合，以及地区的均衡极易失去，从而造成偏荣偏枯的结果。而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常见情况。

　　需更多整体性调控

　　在区域间的竞争开始表面化的此刻，我们认为中国至少应做出一些新的改革与设计：首先就中央而论，综合的“国土开发”早该纳入国家的首要施政目标。综合性的“国土开发”，乃是针对传统与现实，对区域经济设定出最基本的架构和方向，使地理与人力的运用效益得以极大化和均衡化。为贯彻这一目标，国务院甚至有必要设置跨部门的“国土综合开发委员会”之类组织，以有效调控。

　　就区域而论，由西方的先例，我们已可看到随着区域经济规模的扩大，以及经济所造成的跨行政区整合，为免造成摩擦与浪费，区域经济的管理已日益迫切。譬如长三角跨一市二省，各种不当事例日增，强势压倒弱势也开始出现，这些都亟待整合。

　　再譬如，在可见的未来，珠三角与港澳息息相关，更需要将协调支援的机制固定化，甚至常设化。这也就是说在区域经济兴起之后，区域的“跨界专业管理制度”已日益迫切。只有如此，区域经济才可能在更有共识下找到共同的利益与方向。

　　以整体发展而论，当今中国的区域经济已经再崛起，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了不在“三大”“三小”之列的其他更广大的内陆区域，基于此，如何创造一个沿海区域经济间有更多国家整体性的策略协调，避免区域失衡，也格外必要。

　　据我们所知，近年来北京已将区域经济提高到国家战略层次来思考，这是个好的趋势。北京申奥，上海申博，也都是这种思维的结果。但除此之外，我们更关心国土均衡发展的基本问题，这是中国决心进入全面小康不容忽略的！

　　资料来源：摘自香港《亚洲周刊》，2003年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