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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中国社会公平的战略要点
二元社会结构性问题的解决是中国实现全面、协调和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众所周知，大量的农村人口需要向城市转移，较低的农业经济效益状况需要改变，广大农民的文化水平需要提高。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的工业化走上了新的阶段，但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尚未得到令人满意的改善。在中国加入WTO后，进入全球性经济开放的条件下，解决中国二元
结构问题既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也有着难得的机遇。如果我们在新的时期针对新的问题实行新的发展思路，由二元结构所导致的“三农”等问题会有一个较好的解决思路，这就要大力促进组团式城市群的发展。组团式城市群并不只是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还包括区域中的农村和农业人口问题。
相对于户籍制度对城市化的影响，一些专家认为农业人口的文化水平和经济能力更为重要。也就是说，如果农业人口的文化水平得到普遍提高的话，城市化工作会做得更好。世界银行首席城市经济学家猜宋素(Songsu Chai)在2000年7月的“中国城市化战略高级国际研讨会”上指出：
“确实，没有户口制度限制，城市化水平会更高。如果后者有如人们确信那样有力，那么，取消户口对推动城市化水平，提高在世界范围模式中的收入水平，会比我们预期的更高。然而，户口的有效性或许没有一般认为的那么高。我们小组中的陈教授对中国人口流动各种实据进行了深入分析，估计近年来中国人口流动在大约3～4%左右。这大大低于工业化国家水平，但是高于其它国家，如印度，没有任何法律限制，但其显示出人口流动每年仅有大约1.5%左右。印度及中国在形式上显示出一致性，其流动性很大程度取决于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和财富水平。这也与众所周知的，户口已经在中国许多城市放松的事实一致，即对流向构成中国大部分城市化的半城市地区移民来说，户口仅有微弱的限制。换句话说，户口的作用不可否认，但其效果不如人们想象的有力。本分析重要的政策影响在于，进一步放松户口限制不大可能像人们担心那样，会导致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如果从农村向城市移民的潜在可能性很小，那么如何解释城乡地区持续并很大的收入差距呢，如何可以减小呢?使用简单的历史分析似乎可以得到满意的解释。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是中国五十年代以来就开始的工业化运动，将投资主要投向了有选择的行业和城市。当时的城乡收入差距比现在要高，并且人为地用户口制度强制施行。该差距随着大规模产业增长减缓而逐步缩小，但是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工业增长又恢复了超常速度，速度之快，来不及使平衡发展跟上步伐。收入差距不仅出现在城乡之间，也出现在国家不同的地区之间。”
因此，要想解决二元结构问题，要从几方面同时入手：一方面是制度上的，一方面是能力上的，一方面是城市建设和发展上的。正如王慧炯教授在上述的“中国城市化战略高级国际研讨会”指出的那样：
“在沿海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已呈现出城市绵延区发展的态势。在其它一些地区，如京津唐地区、湘中地区、成都平原地区、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平原等，也呈现出城市圈或城市带发展的态势，但由于行政区划不能适应城市发展的变化，这些城市密集地区的发展缺乏统一的规划，不利于这些地区城市的健康发展。此外，还缺乏全国性的城市体系规划和省域城镇体系规划，一些城市的城市总体规划也需要相应进行调整和修订。如果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得到加快，没有科学合理、相互协调和城市发展规划，中国城市发展的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城市对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将更加明显。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围绕市场、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在这一过程中，各国城市的竞争力，特别是城市经济的竞争力将确定该国在全球化竞争中的地位。为此，许多国家都越来越重视城市发展的质量和城市本身在全球城市格局中的竞争力。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该在全球城市格局中占据一定的地位，着力改善城市发展的质量，并重点培育几个具有较强国际功能的城市，使其成为带动整个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桥头堡。”
因此，从现在开始就要多方面综合地考虑和解决二元结构问题，一是坚持户籍制度和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同时，要采用新形式和新手段，加强针对农业人口的教育，切实贯彻和充实科教兴国战略；二是要改变城市建设和经营思想，建立新型城市观，即把集聚效应、辐射效应和城际联动、城市耦合效应等一起考虑，重新基于新的层面考虑城市本身的战略定位；三是区域要有一个符合其历史文化特点和经济比较优势的创新战略，必须能够落实为各个城市的发展战略，必须能够促使“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四是要在国家层面上总体把握不同区域的战略走向和区域之间的联系，要从国际经济和世界经济角度考虑城乡社会经济的总体发展方向和步调问题。这四方面工作都是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的，只有做到了基于全球化经济背景，立足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实际，做出区域经济的整体考虑和设计，才能更好地促进城市化进程和二元结构问题的解决。因此，解决城乡差异，实现社会公平的战略要点需要把制度创新能力、城市发展观、区域整体朝向和国家总指导等统筹地加以考虑。
总之，相对于新一轮的社会经济发展，组团式城市群可能成为一种动力性推动；通过组团式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则是一种质量性表现；最终的结果要落实到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共同富裕上，这是一种公平性要求。我国已经有了比较好的组团式城市群发展基础，关键是要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用新的理论来指导组团式城市群发展，使中国城市的发展建立在一个符合规律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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