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推动中国“二次工业化”

　　 仇勇　王晓玲　刘丽娟

　　一切都表明，中国正在步入“二次工业化”时代。

自1978年至2000年的22年间，中国的工业产值在GDP中所占比重一共才上升了2％；但自2000年以来，却持续保持两位数的增幅，2003年前三季度，全部工业增长达11.8％。工业比重由2000年的50.2％上升到2002年的51.8％，2003年上半年又跃至57.5％。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业比重不断下降，而服务业比重则处于波动徘徊状态。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姚景源1月20日在北京说，工业增加值对于2003年中国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9.1 ％，在9.1％的GDP增速中，工业就占了6.5个百分点。在整个2003年，高烧不退的房地产热和汽车热，也加热了产业链上游的几大重工业产业，钢铁、建材、机械、能源等领域出现投资热、生产热和消费热，这些因素使得中国的工业生产在2003年坚挺无比。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工业化的主导力量是民营企业家们。他们几乎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就一直潜行水下，屡次试探政府管制的容忍度和默认程度，在重工业领域悄然布局。

　　中国特色的制造业之路

渐次浮出水面的投资重工业领域的民营企业家名单越来越长。让人意外的是，他们并非是看到近几年中国重工业价格上扬、利润回归后才作出的投资决策，有的甚至早在1996年左右，就开始有意识地“谋篇布局”。

“我们想进入门槛高的、投资量比较大的产业，这样的产业可以使我们避免中小型企业的围剿，相对来说竞争环境宽松。”东方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说。

那是1996年，刘氏四兄弟刚刚分家一年，刘永行已经觉得必须在现有的饲料主业之外，寻找新的产业投资方向。“我不知道从哪里迈出我的第一步。”刘永行坦承。48岁的他甚至想到王永庆手下打工三年，学习这位台湾的化工业巨头是如何操纵如此庞大的资本和产业的。

没有现成的机会可以学习，刘永行只好自己摸索。资金和人才等要素的储备一旦成熟，刘永行出手很快。2002年10月，刘永行挥兵包头，成立东方希望包头稀土铝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东方稀铝），总投资150亿元，预计2008年建成后，年产100万吨原铝。作为配套工程，刘永行又在河南三门峡启动了105万吨氧化铝项目。

“我们可以走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制造业之路，这就是，既有国际上的高标准，又有中国的低成本、快速度，这三个方面我们都可以做得非常非常好。”刘永行说，“所以我们的民营企业一旦进入这样的大型产业，我们会制定出世界竞争标准。”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高士楫将之总结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生产方式：“中国会走出与美国大规模生产和日本精益生产相媲美的生产方式，我称之为‘人机生产’。这是一种模块化的可组装式生产，每一个环节都是可以分解的，然后就用最低成本的生产要素进行替代。”这种新型的具有高度竞争力的生产方式，必将建立起如刘永行所言的“竞争标准”。

　　过度投资了吗

与中国大部分重工业基地一样，包头在10年前也陷入到大工业破产和国企倒闭的困局中。而包头国家稀土高新技术开发区成立后也一直发展缓慢，在全国53家高新区里排倒数第二位。但在2003年，包头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达到30％以上；2003年一年的GDP增加近100亿元。

这一切变化的契机是刘永行的稀土电解铝项目落户包头。民营资本的进入，不仅挽救了一个开发区，更让包头重新焕发出重工业基地的生机与活力。

2003年11月3日下午，东方稀铝第一吨铝水出炉。刘永行说，东方希望仅用一年时间、投入20亿元，便建成了25万吨原铝生产规模并投产，无论是投资决策周期还是建设周期均是国际通行标准的三分之一，他称之为“世界工业史上的‘包头速度’”。

刘永行并非单独行动。近两年，民营经济大举进入包头工业。截至2002年底，内蒙古全区的国企在5年里减少了78.22％，共有1770个国有小企业完成了产权改制。2003年上半年，内蒙古又展开了新一轮的国企改革。

相同的故事正在像包头这样处于中国内陆的前工业化城市——洛阳、太原、西安、萍乡、信阳——上演。像包头这样曾经苦苦挣扎的城市，在熬过了阵痛最烈的几年后，由谷底开始了新一轮的反弹。而此次的回归，正是集中体现在由民营企业所主导的二次工业化大戏。

一度传出被叫停包头项目的刘永行对此评论说：“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这是对的，但是我们民营企业开始做高水平的、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产业群，政府只需要因势利导，民营企业就会在新型的重工业化道路上迈出坚实的步伐，跟世界列强进行竞争。”

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也强调：“没有竞争力的投资就是重复投资，而有优势竞争力的投资就不是重复投资。”去年以16亿元要约收购南钢股份，使郭广昌的“钢铁”雄心大白天下，现在复星集团的钢铁产业版块已经达到了150亿元的年销售额。

　　民企为何主动投身重工业

包头最初的工业基础是由建国初期由苏联援建并通过“一五”计划重点上马的几个重工业项目奠定的。而这也是中国工业体系建立的过程。

当“一五”计划完成时，中国的工业体系已经初步建立。5年里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28.6％，平均年增长19.2％。

一位美国人在评价这段历史时写道：“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从苏联获得了现代工业体系基础。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变得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苏联的指导，并且听信采用同中国拥有的资源不适应的苏联式的强制性工业化。”

“中国的工业化需要‘补课’。因为从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在建国之初只是完成小农经济转型，没有完成市场化过渡。”中科院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何传启对记者说，“中国从19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就是为了重新完成市场化过程。”

多种因素的交替作用，使得在这个21世纪初叶，中国走上了二次工业化的道路。这些因素包括：中国经济的初步市场化过程的完成；政府放松行业准入管制并转变职能；国家资本退出大多数产业领域，间接提供了民企通过购买国有资产而获得行业准入的可能；民企通过多年在轻工业领域的积累和资本市场的打拼，初具大规模投资的实力；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由消费拉动的对重工业生产的需求突然旺盛起来，因此使得在重工业领域的投资变为现实的可预见的选择。

“中国最近由工业生产所表现出来的新一轮强劲增长是符合内在规律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李佐军评价道，“民企投资重工业的体制性基础已经形成，这和前些年在轻工业领域发生的国企与民企此消彼长的情况是一致的。”

在申银万国证券分析师李蓉看来，民企主动投身重工业的动机或许还和“两栖化生存”有关。“如果民营企业利润高，对当地经济、就业等方面都会有所贡献，对市政和服务业也有所拉动。而这种发展有时是通过获取政治资源获得的。”

这种两栖化生存的状态，反映了民营企业家对自身财富安全的某种隐性担忧。一位曾在资本市场呼风唤雨的民营企业家曾私下对记者谈到，如果可以转身投资工业生产，形成较长的产业链条和较大就业规模，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获取地方政府的保护。通过实业投资以间接换取政治安全，恐怕正是一些民营企业家更为隐秘的想法。

　　避免断裂

中国重走重工业化之路，是不是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必经之路？或者说，一个“二次工业化”的历史时期是否已经到来？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只有经过重工业化的阶段，才能真正成为工业强国并进入经济发展的第一阵营。这一特征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史中已表现得相当明显：英国在19世纪后半期、美国自1880年代至20世纪上半叶、日本在20世纪初和“二战”后分两次进入了重工业化阶段。

何传启是二次现代化理论的最有力的支持者。他将中国当下的现代化进程总结为“长江模式”，“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是有梯度的，所以现代化进程只能向前，而不能后退。否则，发达地区就会挤占非发达地区的发展空间。如果发达地区的发展出现倒退，就会出现地区经济间的‘互相残杀’的现象。”何传启对记者说，“在倒退中的前进，是牺牲原有财富的基础上的增长。这种在倒退中的发展可能对于局部地区是有利的，但是从全国经济布局来讲却是弊大于利。”

中国的二次工业化进程恐怕在未来更要正视这样的问题。不同地区的现代化程度是不同的，如果那些已经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地区，如京、沪和沿海地区，从发展知识经济的道路上退回到工业生产阶段，将有可能挤占欠发达地区工业发展的市场空间。这样的矛盾，已经在长三角与东北老工业基地之间显现出来。

“中国要想不让现代化进程出现地区间的断裂，就要使不同产业形成合理布局，各经济体形成自己的发展空间。”何传启说，“在此基础上要努力突破原有产业循环，如果不能打破原有发展周期，经济就会在原地循环。”

真正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因为二次工业化而使得一些地区出现的复兴迹象，是否意味着阵痛已经结束，中国又进入到一个多赢的阶段？

这依赖于多种力量的行动，其中之一就是民营企业家们尽快从“直接非生产性寻利”活动中走出来，把在重新分配中累积的财富转化为实业投资，不管使用的是什么手段。这一过程或许并非有意为之，但基于实业投资冲动的二次工业化，不仅在产业经济上有财富创造的价值，也有助于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和谐与谅解。

（《商务周刊》杂志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