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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互联网风起云涌日子的人都不会忘记上世纪末海归派给我们社会带来的喧嚣和骚动。
在经历了新经济泡沫破灭后的落寞和争议后，这个群体一度被舆论踩在了脚下。
但就在最近一、两年里，海归派开始日渐活跃和崛起。虽然他们还有许多的问题和困
难需要面对和解决，虽然他们可能还要承受更多的挫折和失败，但不容忽视的是，在对以往经历的反思中，这个特殊群体已经开始由沉寂走向成熟。
“我的一切得益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石磊今年34岁。2000年赴美国前，石磊是美中贸易委员会的一名调研人员。在那里，他的工作是帮助一些会员公司做市场调研，并定期撰写一些关于中国产业发展及其政策变化的分析报告。随着工作的深入，石磊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自己专业知识的欠缺。“我应该拿出一段完整的时间系统地学习一些经济学的知识，否则，如果只图眼前的利益，将来我可能会非常后悔。”
接下来的行动显得有些冲动，他辞去了薪水不菲的工作。
2000年1月，石磊自费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学院攻读MBA，为的是在以后激烈的职场竞争中有足够的实力应付。美丽的异国校园生活不但开阔了他的眼界，更养成了他强烈的自信和拼搏的冲动。
他说他那时并没有想过毕业后是留在美国还是回到中国，只是想应该趁年轻看看外面的世界。事实上，石磊从约翰·霍普金斯学院毕业的时候，学校给他在美国找了一份很不错的工作，但石磊还是选择了回国。
对于自己当初的选择，石磊有他自己的看法，“美国有很多比中国好的地方，最明显的是比较安逸，景色优美。但人这辈子不能为了这而活着”。在石磊看来，一个人如果能成功的话，在哪儿生活都无所谓，如果不成功的话，在哪儿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石磊是2001年底回到中国的，由于曾有过一段不俗的从业履历，石磊几乎是人未回国工作就已确定下来———他被世界著名的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相中，成为该事务所的一名高级顾问。
在普华永道，石磊承担的是公司一项全新业务，帮助外国企业来中国投资之前真正地了解中国，包括了解中方投资伙伴的背景。
石磊为这个工作感到兴奋。
“我是在帮助中国招商引资。”他这样对记者说。
2002年，美国联邦委员会在安然丑闻后出台了一项新的规定：会计师事务所不能再做咨询业务。迫于这个规定，石磊所在的普华永道亚洲市场调查公司搞了一个管理层并购，并把市场调查这部分业务从普华永道独立出来，然后在此基础上注册成立了一个新公司———国际风险管理有限公司。
石磊成为新公司北京办事处的首席代表。
新公司成立伊始，石磊感到压力很大。“过去依靠普华永道这个牌子，走到哪里人家都认你。现在从普华永道独立出来，一切都要靠自己。”
但石磊还是对新的工作充满了激情。“过去在普华永道时，我只是做咨询业务，现在我要参与公司的管理并做很多市场开拓方面的工作。”
“中国经济的篷勃发展，使得中国概念在市场上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概念。在海外，中国概念已成为一个大卖点。所以，很多要来中国投资或寻找合作伙伴的公司都来找我们做业务。”
石磊的老板不止一次地对他说过，中国的市场很重要，将来要把公司的重心放到中国。作为公司驻北京办事处的负责人，石磊常为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感到鼓舞。
石磊现在的收入属于标准的金领阶层。他说他现在的一切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中国繁荣富强的过程中，我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同时我本人也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最大受益者。”
“我总觉得自己学的知识太少、太不够用”
1999年底赴澳大利亚留学前，李颖是汇丰银行市场贸易部的一个普通职员。由于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激情和热爱，李颖那时整天想的就是怎么能把业务量扩大扩大再扩大。
虽然李颖的业绩在公司里始终是名列前茅，但她很快就发现自己专业知识上的局限性。“我本科不是学金融出身的，在银行里如果没有系统的金融知识，当你想多做工作的时候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李颖于是决定自费出国留学，在通过了雅思考试之后，她成为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应用金融学专业的一名学生。
读书期间，李颖幸运地在当地一家银行找到了一份兼职的工作。从这时起，她开始留意银行里的中国人和亚洲人的位置。
“墨尔本大学在当地属于一流的大学，如果是一个本地人拿到我这样的学位，他们至少可以做到经理，但银行里有很多比我优秀的中国人或亚洲人，他们的位置却都不高。”
2002年9月，获得硕士学位的李颖回到中国，她说促使地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是，在澳大利亚留学的两年里她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澳洲的发展成熟且缓慢，大家都在按部就班地工作，在这样一个稳定发展的社会里，一个人要想做特别快的发展必须要打破一些东西，而这又不是一般的常人所能做到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发展特别快，机会也很多，只要你努力你就能做的很多。
回国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李颖的想法简单且理想。
“我总想把自己学到的知识尽快用上。”李颖说。
基于这样的想法，在联系工作时，李颖一方面把目光瞄准了汇丰银行这样世界著名的大公司，另一方面，她开始向国内的一些基金公司、证券公司和投资公司毛遂自荐。显然，后者与她所学的专业更相符合。
但很快，李颖就发现国内公司在招聘员工的时候与汇丰这样国际性的大公司有很大的不同。
“谁都知道大公司常年招人，但这些公司招人的信息你从公共媒介上能得到的几乎很少，你首先要在公司里有关系然后你才能知道它招不招人。”
除此之外，李颖说，国内公司在决定是否进一个员工的速度上要比外企慢很多，就在这些公司还处在“研究研究”或“讨论讨论”之际，汇丰银行向她抛出了绣球。
李颖现在的职位是汇丰银行金融机构业务部经理，这之前，她是银行市场部的一名普通员工。她说她对现在这个新的工作感到兴奋和满意，每天脑子里想的都是工作。
“我总是觉得学的太少、太不够用，每天我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怎么自己还有这么多的东西不知道。”
李颖的薪水在银行业属于中等水平，但这丝毫不能减弱她几乎每天都要加班加点的工作热情。她说她很珍惜现在这个位置给她带来的机会，她要在这个领域中做的尽量地好，进而把自己锻炼成全方位的人才。
“中国市场实在太大”
1991年，国家教委从全国各高校选拔了80个在读博士生派往海外留学深造，这个计划在当时被称为“联合培养计划”。作为中国农业大学的在读博士，秦泽荣幸运地成为其中的一员，并于同年被派往日本。
秦泽荣在日本一呆就是6年，这期间，他拿到了大阪大学的博士学位，并于1997年移民加拿大。
在加拿大，秦泽荣开始着手将微生物技术用于传统农业的研究。1998年，海外留学生中涌动起一股归国创业的浪潮。秦泽荣深受影响，加入到回国创业的大军之中。
回国后的第一年，秦泽荣先是在中国农业大学任教，一年后，他辞去大学里的教职，拿着在海外留学生中东凑西拼的200多万资金，创立了北京普仁生态技术有限公司。
秦泽荣的公司是一家标准的高科技公司，公司致力于微生物工程、微生态制技、生态农业、绿色食品、生态环保等领域的技术研究和产业开发。
公司成立的最初一段时间里曾走过一段弯路。
“我们是秀才开店，总想研制一些最先进的技术产品，而不去考虑市场到底需要什么。实际上最先进的产品未必最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除此之外，秦泽荣说，在用人方面，一开始总觉得读书人能谈到一块，这导致公司最初的骨干成员中缺少市场开拓和营销方面的人才。
秦泽荣提出了把复杂的微生物技术“傻瓜化”的经营理念，由他的公司生产出的农业微生物产品不仅产品的价格降至市场上同类产品的1／10－1／50，而且在操作上能够让农民根据需要随时就地生产相应的微生物制剂。
秦泽荣说他的公司现在虽然没有赚到大钱，但前期的投资早已收回。公司现在的注册资本是500万，申请的专利产品有六、七项，这些专利每个都能卖500－600万。
秦泽荣非常看好中国的市场，“这个市场实在太大了，《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的前十位有六位都是靠养殖业起家。他们做的是数量，而我做的是质量。他们创造了一个矛盾，即养殖业污染，中国现在的养殖业污染已经超过了工业污染，这是一个巨大的污染源，而我的公司就是通过我们生产的产品来解决这个污染问题。实际上，我是借他们创下的平台来发挥我的产品的作用。”
说到回国创业的酸甜苦辣，秦泽荣说，留学生应该放下心态，要看到海归派与本土派所面临的环境是一样的，别人能吃苦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吃苦，如果等到一切条件都变好的时候机遇也可能就没有了。
“我回国时以为，我回来后的前5年可能不如国外，后5年会超过国外，实际上我只用了两、三年的时间就超过了在国外的生活。”
“三年后，我的公司会做大”
1998年，郑伏虎所在的中信公司有一个收购澳大利亚公司的项目。作为该项目的中方主要工作人员，郑伏虎被中信派往澳大利亚。那一年，他刚满32岁。
这之前，郑伏虎在中信有过一段令人欣羡的从业经历：做过公司董事长王军的秘书；被公司派往海外工作过5年；担任过中信与澳大利亚合资的一个投资基金项目公司的总代表。
或许是觉得自己还年轻应该多学点东西，郑伏虎在澳大利亚工作期间一边做项目一边读书。
2001年底，完成了学业的郑伏虎回到中国，此时的他对自己今后的发展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打算。
“中国目前还没有一家是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投资银行，作为1966年出生的我们这一代人，我觉得所有好的机遇都被我碰上了，我应该代表我们这一代人闯出一番事业来。”
郑伏虎于是辞去了中信公司的职务，创立了自己的千溥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郑伏虎的创业过程是从零开始的。公司成立第一年，由于缺少启动资金，郑伏虎靠写书、译书维持自己的生存。他与两位澳大利亚朋友合著的《项目融资和融资模型》一书在业内反映良好。
郑伏虎坦言当初他做出下海的决定时，并没有想到自己创业会这样艰难，否则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决心。
“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以为可以和这个合伙、和那个合伙，或者以为马上就会有一个大的项目然后公司马上就会有现金。但在实际运作中并不是那么容易。”
但郑伏虎还是坚持了下来，去年，郑伏虎的公司有了一些起色。一家到中国投资的澳大利亚公司聘请郑伏虎做该公司的独立顾问，该公司提供的顾问费化解了郑伏虎的燃眉之急。
郑伏虎给自己公司的定位是帮助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他发现国内那些大的公司更喜欢找海外知名的投资银行来做这些事情。
“他们的这种想法并没有错，但实际上海外那些著名的投资银行里具体帮你做项目的人未必比我强。”
在这种情况下，郑伏虎说他可以作为中方的顾问代表去和国内那些大公司聘请的外方公司去谈判。
郑伏虎相信三年后他的公司能够做大，因为到那时中国企业的观念会更现代一点，对像他这样的独立顾问的接受程度会更高一些。
“今年我可能能拿下两、三个订单。”郑伏虎说。（26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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