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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经济改革，而是权力改革
安志文(原中顾委委员、中国体改研究会名誉会长)：我们的改革走到哪里去？我感觉，现在的改革不是经济改革，而是权力改革。如果只讲经济，经济学可以现学，大家可以讲很多意见。但是，我担心的是经济生活中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现在最深层次的问题是社会问题比经济问题还大。收入分配在城乡中的扩大，在城市中的扩大，预示着不同利益阶层
的出现。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怎样照顾弱势群体的利益。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国家就不能长治久安。
大家都讲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滞后就应该改。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民主法制建设，或者宪政民主。中央提出积极地、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下一步怎么办。
国家领导人想解决干群关系问题。现在干群关系很紧张，也就是党和群众的关系很紧张。上
访事件这么多、群体事件这么多，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很难解决。
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启动，是否从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作为突破口？对于群众上访，我们的观念要转变，不要认为是群众闹事，而是公民争取自己的权益。我们应同情他们、帮助他们。如果我们的社会变成权贵市场经济，那我们的改革就白改了，我们的国家将前途堪忧。
政治体制改革，改什么，就是要对权贵资本进行制衡、加大权力监督。当官的、权力部门的人，应该树立这样一种观念，那就是，我们的权是老百姓给的，老百姓同意，你才能当权。权力是建立在人民民主基础上的，权力应真正代表老百姓。现在好像当了权，就可以管别人，谁的权大，谁讲的话就是真理。这个社会能够长期稳定吗？
在座的有搞社会学的，有搞经济学的，还有搞法律学的，我希望大家都为弱势群体的权益讲几句话。在权利上大家都是平等的。
靠什么占据一席之地
张木生(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杜老、安老直接把问题提到了政治体制的高度。1980年杜老曾给我们讲过两句话：一是“引进市场机制”，这方面我们搞得不错；二是“推进民主体制”，很多问题就出在这句话上。杜老25年之后给我们的还是这两句话：用市场机制激励人，用民主政治保护人。但是我们真要搞改革的时候，会碰见各种问题，如大家讨论的土地问题、汇率问题。我们能够有今天这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成绩，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25年的改革开放，但我们改革了半天，内需占GDP的百分比在以每年0.6%的速度往下降，外向度越来越来高，进出口在总体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现在已经达到50%了。
我们是靠什么在世界市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的呢？就靠“两便宜”：一是靠人力便宜，我们有无限供给的，身体还比较健康的，平均受过7.3年教育的农民劳动力；另一个是靠土地便宜，就是改革开放这十多年，有一把比原来的“剪刀差”还厉害的“金色剪刀”，从农民的土地上挖金，剪下了2万多亿元，然后造成了据称是3000万或5000万(这个数字可能不准)的农民既没地也没业。从一方面看很不好，但从另一方面看，我们已逐步成为世界工厂了。进一步的改革一是要尊重历史，明确前提；二是前提下的逻辑，找到各方面可接受的平衡点。
这个局面需要改变，而且我认为也应该改。但是，拿什么东西代替它呢？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分析，有“好市场经济”，也有“坏市场经济”。标准是什么？应该以谁为榜样？全世界都处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总体系下，全世界的大前提，要是刨根的话，不在咱们这，而在人家那，人家的初期阶段，就是全世界进入偷机赌博的虚拟帝国主义占主导地位的阶段，你要改变这个现实，美国的现实大家都知道，贫富分化很大，“吉尼系数”也在0.45，而中国的“吉尼系数”呢，据相关人士测算，在2003年已经到了0.47，超过了美国。美国1%的人占有四分之一的生产资料，但另一方面，1%的大资本家交了28%的税收。我们1994年税制改革的时候，全国税收收入仅4000多亿元，到2003年达到了2万亿元。财政税收的增长速度还不快吗？相当快了，2003年一年就增加了3400多亿元的税收。增加的结果呢，2003年是无就业增长的分配不公的经济增长年。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有人认为问题的根子是，二元结构和条块分割体系，使我们产生不了好的体制和机制来解决问题，所以还得接着改良。但是长期的小改良，人家会等吗？香港2003年“七·一”50万人游行，后面的操纵者就是要搞民主抗共，立法院要求直选，之后的目标，是在2006年直选特首。如果香港爆发100万人、200万人游行，该怎么办？游行者绝大多数不是反共，而是对七年来自己的生活状况、经济状况不满。能用我们传统的思路来解决问题吗？要知道香港不是大陆啊。另外还有台湾问题，这些问题都连在一块，咱们还有多少时间来解决问题？所以老同志们着急，提得比较尖锐，必须由共产党主动、自觉领导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了。
下面的时间，既要谈矛盾的稀释、冲突的化解——改革就是要在能承受的范围内进行，也要谈一谈有没有根本之策。
科技发展的几个问题
高梁(中国体改研究所研究员)：从2003年5月开始，我参加了国务院中长期科技规划组，由温家宝总理担任组长，陈至立担任副组长，科技部的同志组织，20个部委具体参加。我先后参加了两个课题的论证工作和一个专项的论证，到现在还没有做完。总理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多次批示要求把从2005年到2020年的整个科技规划做出来。科技规划关系国家中长期发展问题，总理要求它与社会的经济发展紧密结合，与国家安全、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紧密结合。这项工作分了20个专题，我参加了其中的两个专题。
科技发展在整个国家经济战略中的地位、作用以及科教兴国的战略早就确立了，但现在这个战略持续得怎么样，还有疑问。科技对经济发展起什么作用？作用有多大？似乎也看不清楚。这是客观原因造成的问题。另外，在理论上也有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后起国家究竟要不要自己搞一套自己的科技创新体系？这在理论上并没有得到共识。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科技投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很悬殊的。从全世界研发投资投入比例看，美国占总额的41.7%，欧洲和日本各占大约20%，剩下的20%是在其它国家，而我国研发投资占全球总额的比例仅是美国的一个零头，也就是1.7%。从研发投资投入占GDP的比重来看，情况也不容乐观，2002年我国研发投资投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2%，而一般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在2%，发达国家达到了4%~5%，所以说，我们可算是科技的弱国。从中长期看来，科技战略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科技界、产业界已经认识得很清楚，但经济界并没有认识得很清楚，这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是科技体制的改革问题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科技改革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了，但国家经济发展对科技发展的需求在理论界，包括科技界本身并没有得到共识。科技界本身在改革的取向上和在未来改革的方向上有待于在论证中间提高。比如有人认为，现在要以引进为主，理由是现在的科技要素在全球化条件下是属于自由流动的，况且我们在开放过程中通过引进外资基本可以得到我们所需要的科技资源。但是事实上，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来看，在一些关键技术上，特别是和国家安全和高科技产业前沿核心技术上，我们并没有通过全球化得到我们最需要的科学技术。所以，我国的科技发展战略究竟是以引进为主还是以自主创新为主呢？我认为，我国科技发展战略应以自主创新为主，再通过引进提高消化的强度，逐渐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
我们作为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有多少的资源来进行科技投入，在资源分配格局中，该拿多少来进行投入？我的看法是，世界科技进步太快，我们必须平衡基本工业化对资源的需求和科技创新对资源的需求。
在未来20年内，世界科技将面临一种新的格局，也就是说，前20年的科技突破是信息技术，而今后的20年内，科学家预言纳米技术、生物科技和经济信息技术的交叉融合将产生新的突破。在这样一个全世界都在投入科技研发的格局下，如果我们不在关键性前沿领域进行突破，我们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就会迅速拉大，我们的未来发展就会面临想象不到的困难。
现在关于我国科技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问题，我所参加的论证组是与军事有关的，从国防部门反映的意见看，有关人士一致认为在未来的十年，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机遇期，也是我国国家安全的关键期，我们很快就面临台湾问题。我们未来很可能在五六年中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我想在考虑经济战略时也不得不考虑到这个问题，必须考虑这个变数。
通过改革建立一个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社会，建立一个知识型和学习型的社会，我非常赞同。而且，经济理论者与决策者对“科技如何促进经济发展”的问题也是给予高度关注的。现在有一种意见说，认为制度重于技术。我认为，制度是生产关系，科技是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必须互相适应。对科技来说，二十年来，通过发展发民营经济，通过把一大批研究所推向市场，通过制度变革实现科技与经济的结合，这个方向是没问题的。但是，从事各国的科研表明，科技发展并不完全以市场化的竞争作为目标，它的发展必须以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具体的协调与科技基础研究，与实际生产具体研究紧密结合作为链条。其中的任何“断环”都能造成整个创新的效率降低，经费的浪费。
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是国家在今天和未来取得竞争优势的部分内容，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以市场取向来决定科技的发展，必须高度重视科技发展本身的规律，注重宏观调控与市场力量。我们应把几方面的力量综合起来，提出比经济改革更为复杂的改革方向。所以，光靠科技界的努力还不够，还需要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各方面的力量合作，从而推动我国创新体制的建设。
所谓发展，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科技发展，如果我们的改革仅仅是市场的改革，或者把微观改革作为唯一取向的话，这是不够的，必须与宏观调控能力结合起来，才能促进科技的长期发展。
税制改革的原则：鼓励企业创新并提高竞争力
许善达(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我要讲的是财政的战略问题之一。首先是提高税收占GDP的比重问题。这个口号一直在提，但是2003年项怀诚部长给人代会作的报告里没有再提这个口号，但这个问题还是存在的。先看以下数据：美国的财政收入扣除社保税后占GDP的21.4%，而我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2003年已经达到了20%左右，其中不包括社保收入。当然如果要细分起来还有不少需要比较的地方。提高税收占GDP的比重是必要的，但现在的主要问题在于：我们征收的社保费太少(不管是用什么名义)。所以要提高这个税收占GDP比重，今后前十年和后续十年的工作，重点是要提高社保收入的比重，而主要不是政府一般收入的比重。这个结构影响到我们的税制设计，影响到我国财政预算结构的调整。
另外一个结构问题是，我国目前几个主要税种的法定税负偏高，但是实际税负又是偏低的。造成守法的企业税缴得多、负担重，而总体税收收入又不能满足政府的要求的格局。原因是税收流失比较多。税收流失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税收优惠政策，这是政府主动放弃的税源；另一部分是政府未能管住的税源。税收流失造成几个税种的名义税负很高，但征收入库的税款却不多。以增值税为例，增值税的税率是17%，跟欧洲差不多(17%或18%是欧盟准备实现的税率)，但是我国的增值税是生产型的，购进的相关设备、土建等方面的税款都不能抵扣。再说企业购进中所含的营业税部分，如企业的交通、通讯、金融费用等，只有货运费用的税款可以抵扣，而欧洲则可以全部抵扣。所以，我国增值税的名义税率并不高，但由于政策规定中不能抵扣的成份太多，如果按可比口径换算的话，我国增值税的实际负担则相当高。企业所得税方面，对外商是比较优惠的，但对内资企业的所得税的税负也是很重。税负之所以重，不在于税率高，因为33%的企业所得税率在国际上并不算很高，而在于不允许扣除的项目太多。折旧率低。现在应该加速折旧，让企业更快地收回投资。但实际情况是，企业连工资都不能百分之百地扣除。明确地说，就是现行内资企业所得税对工资要征税，对资本投入也要征税。这一点，不要说市场经济国家的规则，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也要扣除“C”与“V”。所以，我们的经济要想保持长期增长态势的话，目前的税制是不行的，因为它不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1994年税制改革时的原则是“保持原税负”。所谓“原税负”，就是改革以前的税负。但1992年、1993年的税负，是计划经济情况下的税负，当时总体改革想获得成功必然要求保持原税负，收入不能少，无论什么办法都是要把钱给拿回来。当时的历史条件不可能解决税收负担与市场经济运行要求并轨的问题。经过10年的发展，现在，企业竞争能力的问题应该提出来。
美国前总统里根1986年在美国推行减税政策时讲了两句话，至今令人深省。一是美国通过改革保持美国的创新精神；二是提高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可以说，美国当时税制改革设计的原则值得中国借鉴。我们应该从“保持原税负”的原则下走出来，作些调整，要鼓励创新，要提高企业竞争能力。
但是，现在的矛盾点在哪里呢？政府对税收收入的需求只有增加，没有减少。比如，2003年的税收是20 000亿元，假如2004年减到18 000亿元，可就行不通了。因为政府不能承担改革以后减少收入的结局。我国与美国不一样，美国里根政府1986年减税以后，政府出现了上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而之后的克林顿政府执政期间财政甚至出现了“黑字”。中国做不到这一点。我国财政收入不要说减少，就是增长速度慢都不行，在此背景下，未来5到10年内要完成税制的转换，促进企业创新，提高企业竞争力，将是非常艰难的，两个方面的问题都需要解决。
首先，我国的税收优惠太多。1994年曾说要清理税收优惠，但近年来是取消的少，增加的多。未来10年内，要想完成税制的转换，就必须清理税收优惠政策，把不合时宜的优惠政策清理掉。不过，它的阻力将是很大的，因为已经享受税收优惠的地区、部门或群体都倾向于保留对自己的优惠，维护自己的利益。
其次，加强征管。对偷骗税税务机关有责任，但有些事也不能完全让税务机关负责。我要替税务局说几句话，因为我国的现金使用量太大了，税务局也没有办法。全世界税务系统有句行话：“那儿用现金，那儿就有逃税”。现在，欧洲、美国的现金使用非常严格，而我们整个社会环境要达到这种水平还有很长一段距离。据测算，英国增值税征收率达到85%，美国的所得税征收率达到83%，而中国增值税的征率在70%，相对来说，这已经不低了，因为墨西哥、秘鲁等发展中国家的征收率是50%。我们的征收率为什么比墨西哥、秘鲁高呢？因为我们有金税工程措施加强征管。
应该说，2004年中央振兴老工业基地的政策中，增值税转型已经在东北三省开始试点，解决我上面说的几个问题了。第一，机器设备的购进税款可以抵扣。第二，允许提高折旧率，允许无形资产折旧，允许计税工资的标准提高一点。虽然步伐迈得不算太大，但毕竟已经朝税制改革的方向前进了一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税制改革要分步实施，一步到位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即使照此全国推行，离欧洲的标准还相距甚远。所以我们要用5到10年的时间解决税收流失的问题，然后用从解决税收流失中获得的财政资源来解决法定税负偏高的问题，鼓励企业创新，加强竞争力。也就是要在保持税收收入增长的同时，实现税收收入结构的有增有减。
说到结构问题，我国企业对科研开发的投入太低，其投入比重甚至比我国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还低。在世界的经济发展中，通过技术开发获得的利润比重越来越大，一般性制造加工业的利润比重越来越低。我国“劳动力便宜和土地便宜”的优势在一段时间内能保持住，但是从长远来看，我们不能从一开始就因为技术落后而把利益都白白地送给别人，这是一个长远战略问题。现在回过头去看，美国当年的减税政策对美国IT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在制造业上把美国逼得够呛，日本的电器、汽车都往美国卖，把美国的相关企业搅得一塌糊涂。但是，当美国把IT业搞起来以后，全世界都要把钱送到美国去。现在信息产品大量的招标，招标到最后，几种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剩下的全是美国公司。我想，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中，应把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和企业竞争力作为一个国策，各方面的政策包括税收政策都要围绕这个来调整，这是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所必须的。
我对财政收入形势的估计并不悲观。除了我国经济增长和我们强化税收征管因素以外，还有一个因素，这就是我们这么多的外汇储备，其中就有财政潜在的收入。外汇储备只要一用于进口，财政收入就会增加。因为进口1美元所征的关税、增值税比出口1美元所退的税要多。近年来我国的外贸都是顺差，每年的顺差就相当于把进口时可以多征的潜在收入放在外汇储备里了。如果今后若干年每年都能从外汇储备拿出一部分来，把进出口顺差缩小一点，相应地，潜在的财政收入就会转化成现实的财政收入。这几年，退税不足，截至2003年底，欠退税指标数以千亿元计。其实没关系，外汇储备还有4 000多亿美元，2003年征收的进口增值税就有2 000多亿元。总之，在加强征管，减少税收流失的前提下，必要时，把一部分外汇储备中潜在的财政收入转化成现实的财政收入，财政收入形势不会出大的问题。
预测2020年城市化的情形
王大用(国家开发银行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我们根据自己的模型做了一套预测，2020年中国的GDP按照2002年价格估算可以达到37~38万亿的水平，而人均水平是多少呢？首先要了解全国的人口数，按过去二十年的人口数字，80年代的人口政策把人口增长率压到了千分之二十以下，90年代才开始出现明显的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在1998年以后降到了千分之十以下，2000年达到千分之六点四五，那么，未来的发展方向如何？如果说过去的城市化进程会继续产生作用，估计未来的人口增长率不会比现在更高。如果2005年至2010年间按平均千分之六点四五计算，2010至2020年的十年间按平均千分之四的人口增长率计算，推算2020年的中国人口数应在14亿以上。那么，14亿的人口该在城市化的进程如何分配，即城市占多少，农村占多少呢？首先涉及到农村人口进入小城镇后的就业问题。过去二十年的改革，非农产业的就业比例是在明显地提高，反过来看，农业占劳动力的就业比例在1978年是70.5%，到2002年下降到了44.1%，平均每年下降1.1%，如果今后我们能够在17年的时间里仍按1.1%的比例下降，到2020年，中国的劳动力中只有不到25%的人口是农业劳动力，也就是说，四分之三的劳动力将成为非农产业的劳动力。
肯定不可能再走以前“离土不离乡”的路了，今天在环保各种问题上已经在反思这条路的失败，因为它违背了经济建设的基本规律。比如污染无法处理，没有公共设施集约的共享使用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实现真正的城市化，即农村人口真正离开农村。过去，受到户藉制度的限制，中国城市居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一直在提高，由改革开放前的17%提高2002年的39.1%，平均每年提高0.88%，1997以后每年提高1.44%，今后进一步放松户藉管理，这个数字会高一些。今后17年，平均每年按1.5%的比率递增的话，2010时，中国的城市人口将占到50%，2020年时将占到70%，即在14亿人口中将有10亿人是城市人。当然还可能有别的因素存在，比如政治体制改革无论如何都要进行下去，现在来自民间的压力已经非常大了，实际上如果我们的政治体制不改的话，台湾问题、香港问题、西藏问题都很难解决。有统一的压力，才可能进一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现在需要的是一个较好的方案，保证如何在稳定的条件下实现变革。
城市化未必是出路
温铁军(《中国改革》杂志社总编辑)：几年前我在中央农村研究生工作时，杜老要求我写本书解说历史上的教训。他说，历史上，农民只有两个时代，一个是做得上奴隶的时代，一个是做不上奴隶的时代，农民要是连奴隶都做不成，那就是暴民。大家都以为是革命的事，其实只是暴乱而已，那是无序的。从国内来看，经过前三次土地革命战争，我国是发展中国家里唯一一个彻底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即实现土地公平的国家。
一段时间以来，国内理论界呼吁土地私有化，也就是要走回去。结果可能会是什么？于是我去了一些仍未完成土地革命的发展中国家做了一些调查。调查对象有巴西的无地农民运动，有墨西哥的恰帕斯土著解放军的游击战争，有印度北方几个帮派的毛派武装游击斗争等有规模的农民斗争。目的很简单，是想告诉人们：一旦农民无地，结果会是什么。到底是私有化还是不私有化。理论上的讨论且不说，我只把我调查研究的情况说一说。
2003年我曾到墨西哥恰帕斯土著解放军的游击区住了几天，我见了一些解放军，也访问了一些农民，了解了一些情况，总的判断的是：幸亏我国还是一个完成土地革命的国家。现在大家都在讲城市化率，墨西哥现在的城市化率达到80%，不用说到2020年中国人均收入在4000美元左右，而墨西哥的人均收入曾达到6000美元，经济危机财富大缩水后仍保持在4000美元左右，也是我们2020年以后的目标。那时候，即使中国达到70%的城市化率也仍然不如墨西哥，我想问：大家都以为减少农民就能解决农村问题，那为什么还有墨西哥的农村凋敝，农民破产，农民革命？
再说印度，印度有上百个党派，民主体制比我们早很多年，市场化、民主化等等一应俱全，那为什么还有大面积的农民斗争，甚至武装斗争？据印度中央情报部门的说法，印度的西北等地已经形成一个毛派的武装游击走廊。我花了十几天的时间实地考察了两个地区，我的结论是“无地则反，党争则乱”。在印度，法律规定了私人占地不准超过25英亩，位于土地资源不好的地区所占地则不有超过45英亩，但事实上，占地上千亩的地主为数不少，而且法律也未能制止地主占地规模的扩大，从而引发无地农民的反抗。在一些地区，64%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其中有35%左右的人是因为无地才变得贫困。所以，我们该不该私有化？私有化能否通过法律解决问题？在印度，资源并非不丰富，但资源占有不公才是导致武装斗争的原因。印度的几个情况具有可参照性，一是印度的农村，有三分之一的农民生活算中农水平，但相当一部分人住着草棚泥房，其情景比我国农村状况要差很多。二是印度的大城市里到处都是亮丽的现代化工程，该国2003年的GDP增长速度也达到了百分之八点几。还有一个情况，印度的法律非常健全，该国的官司非常多，打一个官司最长的需要十几年。总之，我认为，土地私有制仍是农民革命的原因之一，所以，我们在讨论土地市场化，在强调土地私有制时应考虑我们能否以农民革命为制度成本？
印度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与我国有相似之处，中央享有资源或产业收益的80%，中央享大头，小头在地方。因此，无论是否有资源，地方都不享有主要的资源收益。因此，靠经济增长来解决贫困的思路会遇到资源分配不等的问题。
要有民主的声音通道
李晓宁(《科学决策》主编)：创新的体制怎么来？西方城市化的特点之一是实现社会自治。举个例子，好的税收制度是税务局派人下去调研得来的吗？不是的。因为商家利益需求是税务局不能充分体会的。我认为，应该允许商会存在，商会之间先谈判，形成统一意见再由各商会代表与政府谈判。以清理税收优惠政策来说，凭什么清理？怎么清理？不应该是税务局说了算，而是企业界说了算。谁都想享受优惠，那到底谁是谁非呢？那就需要一个好的谈判机制。
历来，中国人讲究服从，西方人讲究谈判。西方有法律要求政府能知错就改，这是良好的决策基础。前面谈到美国科技发展，美国的科技政策是怎么来的？绝不是派了多少调研员下去调查，而是美国企业或商会在投资过程中发现了问题，然后通过政党、社团、大学不断向政府提出来，迫使政府改革。而中国的科技，有多少自己的尖端科技？没有爱因斯坦式的人物就甭提了，就从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获奖项目来看，目前都是技术性的发明，而没有科技原理基础上的创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技术发明基础上都是COPY(复制)的技术，如果我们继续按现行科技制度发展下去，很可能在三五年内就被印度赶上。
反城市化与土地泡沫
黄小虎(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党委书记)：有人对城市化后占地越来越多，抱有悲观情绪。而我认为，这个观点是片面的。彻底的城市化有利于节约土地。为什么呢？大中小城市人均用地不到100平方米，按土地部门的统计，农村居住用地人均182平方米，而按城建部门的报告，则有300多平方米。如果农村人口彻底转换成非农村人口的话，农村每人至少可节约出80平方米的土地。而现在为什么节约不出来？因为城市化不彻底。一个农村孩子进了城，他的经济收入无法养活他的父母，那他老家宅地就腾不出来。至于流动人口就更不用说了。我国这几年城市化的发展，我认为是反城市化，大搞广场，大搞建设，并未把农民真正转移到城里，固化了城乡分化。
资金与土地问题的联系很密切。我们知道，一级市场是政府的收入，二级市场是企业的收入。2001年，我国土地一级市场的收入是1300亿元，二级市场的收入是7000亿元。到了2002年，一级市场的收入是2400亿元，二级市场的收入达到了10500亿元。而这10500亿元中，有90%以上是抵押，即企业拿着土地到银行去抵押。所以说，如果土地存在泡沫的话，它实质就是金融泡沫。
企业为什么会“征占土地”
温铁军(《中国改革》杂志社总编辑)：现在一般加工业的平均利润在下降，而税负较重。要想增加投资，就通过“土地征占”中获收益。这几年沿海土地征占引发的矛盾多，征占的面积的大，征占的面积大，土地一级市场、二级市场有利于企业通过占地获得新收益。并且只要你占地，你就能从银行里弄到钱，得到银行贷款。客观地看，企业占地，特别是沿海地区企业占地和企业调整结构、增加资本投入的能力不足有关系。
有关未来的几个预测
王德培(上海福卡经济预测研究所所长)：有关房价的走势，最大的热点是土地，而土地发展走势，最大的热点又是政府。有人说，中央是“新三民主义”，一再呼吁；第二级政府是“顾左右而言它”，而与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第三级政府是曲线政府，顶风作案。我个人认为，企业改革重要，将来一段时间内，最具现实意义的是政府改革。我预测，下一轮改革将以政府改革为主要特征，跨度在五到十年左右，总体上放弃国有；实现行政法治化、政府信息公开化、公共财政的政治化。支撑我以下结论的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四个“变量”，第一个变量是市场的力量，这股力量必定冲破各地的行政界线，在全国范围内自由地流动和充分地体现；第二个变量是“三失人员“，失去土地的农民、失去工作岗位的工人和就业难的大学生；第三个变量新的政治力量；第四个变量是网络创新浪潮的力量。
改革中的几个法律难点
李曙光(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我谈改革当中的法律难点。立法与经济改革之间如何统筹？中央刚批准的立法规划，涉及到宪法类、经济法、社会法、行政法、诉讼法，实际上各法与经济改革是互动的关系。立法的出台将对经济发展、经济结构、经济行为产生很大的影响，但立法的关键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质量，实际问题是，立法过程各利益集团的表达机制还没有充分地展现自己的力量，像本次会议讨论的问题就很不可能转化成法律语言，这就使政策完善失去部分动力。
我认为土地问题是如何管好省委书记、省长，如何管好市委书记、市长的问题，因为土地的出售都有政府的参与，有一些高层领导人的参与。如何真正管这些领导人，我认为还是一个执政理念的问题。二十年多来，我国一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至今日，我个人认为应该作一些调整，应以“如何建立一协调统筹型的政府”为口号，改变执政思维。过去，已经废除了部分法律，但其它一些并不适应的法律并没有发生变化。再如事业单位的改革，如前一段讨论的“医院股分制”的问题，就缺乏相应的法律来监督等。
其次，修宪固然重要，但除了“三个代表”的内容之外还有四大突破，一是把人权写进宪法；第二，解决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的问题，它实际上就是保护人权的一个延续；再说，现在为什么在土地上出现那么多腐败问题，就是因为土地所有权是国有的，所以我个人赞成先从“土地私有化”入手，因为如果没土地财产私有权的话就难以谈保护公民财产私有权；第三个突破是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的进一步发展，这个口号为新一代领导人进行政治改革留下了空间；第四个突破是将“戒严”改为“紧急状态”，我们在处理一些突发性危机，特别像公共卫生危机，如SARS危机，或别的恐怖事件等危及人们安全的事件时才采取特殊的行政手段。以上突破说明，政府使用权力时也要有法律依据，我认为下一步的关键是如何落实，难点在于宪法还不能直接作为法院判案的一个依据，不能作为起诉理由或审判依据，同时我们都没有“合宪性”审查。如果我们不启动违宪审查机制，那么修宪就白修了。第二个涉及司法改革的问题是，非常必要改革法院重大案件的请示制度。一个重大案件，要请示上级法院，上级在判决前就知道判决结果，从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上诉的力量。因此，如果要增强法院的独立性，只有改革这个请示制度。
必须明确政党与国家的关系
夏业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改革开放以来最火的是制度经济学，20世纪90年代初讨论的是产权问题，而现在谈得更多的是法律与社会学结合的问题，尤其是宪政经济学。将来必须明确政党与国家的关系。现在，国家、团体、个人的权益在宪法里是混淆的。有人说，非党纳税人把辛苦挣来的钱缴税以后不应被党当作资源来使用，党的活动费用，如党的代表大会，党的工作人员工资的支出应从党费中支出，当然还可以接受社会捐赠，这是政治改革的前提。政党在人民代表大会的席位，还应由选举来决定。这看上去很天真，但它与土地问题也有密切的联系。实际上土地是政府与农民争利益，为人民服务是政府的职责，但在执行过程中有不少腐败问题，现在政党想通过内部的反腐败力量来解决。实际上应成立真正代表人民权力的国会，而反腐部门向国会负责。
弱势群体为什么得不到保护
茅于轼(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2003年的好几个热点，如孙志刚案，拆迁问题，直接表现为弱势群体得不到保护。按理说，保护自己是人的本能，而这些人为什么需要政府来保护？原因在于利益分配上。现在有一个非常强大的集团就是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它从解放到现在都不断加强自己的领导，一方面，领导改革开放的成就非常大，但有一些负面影响。权力产生腐败，现在腐败问题严重，反腐力量也比较薄弱，但是，在利益不均衡的情况下如何谈法治，谈博弈？所以我认为不能只加强共产党的领导，还要用更多的制度创新、组织创新改善党的领导。这一点要明确。同时还应该加强工会力量，加强集会自由。具体如何实现呢？发挥改革的力量非常重要，今天的会就是一种形式。我总体是还是乐观的。
要树立“新三观”
高尚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我认为应树立“新三观”，即新发展观、新改革观、新财富观。什么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认为有四个特征，即是以民为本；市场经济；共同富裕；民主政治化。以民为本，这是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的发展观为什么要加个以人为本？因为过去的发展观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GDP为中心，以项目为中心，有些人都成了项目主任了。现在看来，过去的做法有些片面。现在，高增长为什么与高失业并存？这与片面追求GDP有关系。经济发展中，宏观很好，微观不好，我们GDP的数字上去了不表示人民得到实惠，所以应以人为本。同时，考核干部的指标也不应该以GDP为准，过去那么多重复建设，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都与以GDP为中心有密切联系。
2020年我国要实现小康社会，就必须实现新的发展观。有人说，到2020年实现目标后，我们需要35亿吨的标准煤，6.1亿吨的石油，哪有这么多的能源？进口也不可能有这么多，进口太多会引起全球价格上涨。所以从长远来说需要我们树立长远持续的发展观。
同时，新的发展观需要新的改革观，改革是要为发展服务的，要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的，以富民为目标。比如，如何建立城乡统筹的机制？任何事物的协调发展都需要机制来保障，需要经济体制与社会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等等体制改革结合起来。
此外，要树立新的“财富观”，是指如何良好地实现财富的创造、分配、保护。财富的创造是第一位的。计划经济时代，有人认为创造财富的主体是政府，是劳动人民，即把纳税人的钱收上来办事，老百姓把钱存在银行里，银行再把百分之六十的钱贷给国有企业，三位一体捆在一起，不能实现经济良性循环。而现在，创造财富的主体已经明确为老百姓，要充分调动老百姓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增加财富。老百姓的财富增加了，税收也增加，国家就有实力来提供公共产品。所以说，人民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这点必须明确。当然创造财富也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财富的再分配问题，既然技术、管理、知识都能创造财富，就应该参与财富分配；另外，财富分配时一定要注重弱势群体，保护和支持弱势群体，帮助他们提高创造财富的能力，实现共同富裕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而财富的保护是一颗“定心丸”，一定要保护私人的财产，否则财富可能外流或被挥霍，对国家不利。总之，要突破三种观念，一是突破过去“国家投资，政府花钱才能搞社会主义”的观念，树立“人民是创造财富的主体”的观念；二是突破“只有国强才能民富”的观念，树立“民富才能国强”的观念；三是突破过去单一的财产观，树立全社会的财产观。现在，财产格局与制度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据统计，全社会的财富共有38万亿元，而国有经济只占了11万亿元，老百姓拥有的资产已经超过了国有资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只有单一的财富观念，应有全社会的财富观念，把全社会的“蛋糕”做大，把38万亿元“做”成380万亿元，甚至3800万亿元。到那时候，中国在世界上说话才真正有份量。现在虽然我们的GDP增长9.1%，但是我们的总量还是很少。温总理在美国讲，一乘以13亿，大得不得了，一除以13亿又小得不得了。38万亿元除以13亿，人均财富不到3万元，而发达国家呢，英国是5万亿英磅(8.8万亿美元)，折算成人民币，人均财产122万元。所以，现在应该把全社会财产的“蛋糕”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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