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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扬
当前，部分行业和地方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严重，国务院正着手采取多种手段遏制这种不良趋势。一些专家针对这种现象提出，在重大决策实施前，应该同时组织两个研究方案：一个是“可行性方案”，一个是“不可行性方案”。（据新华社2月22日报道）
重大决策实施前进行可行性方案研究，比之以往由个别领导拍脑袋、搞一言堂、独断专行，无疑是一大进步，可使决策更加民主化、科学化、透明化，减少政令决策失误。然而从现实情况看，可行性研究并不是一剂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很多集中了众多精英人物智慧、进行过长时间可行性研究而最终实施的决策方案，在现实面前却陷入了“不可行”的尴尬境地。
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便是一个典型例证。这项工程上马前进行的可行性研究显示：海峡两岸可能实现“三通”，福州将被选为“直航定点机场”，预计2005年长乐机场旅客吞吐量可达65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可达18万吨。在这样一份过于乐观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引导下，国家投资近30亿元建成了一座过度超前的大型机场，而实际的业务量却远低于同期预测值，运营5年累计亏损了11个亿。
这就是只进行可行性研究带来的严重后果。可行性研究的主要症结在于：往往片面注重研究决策的“可行性”，而忽视了决策的“不可行性”研究；片面注重收集、罗列有利于决策实施的主客观因素，而有意无意回避了影响决策实施的不利因素；片面论证决策实施后的美好前景和积极影响，而对于决策实施后的负面影响及可能存在的问题，却估计不足或者强调不够。
实际上，人们对于某项决策相关信息的了解和掌握不可能穷尽，只进行可行性研究而缺少不可行性研究，就使得原本“残缺”的信息出现了严重的不对称——影响决策的正、反两方面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就谈不上客观全面，出现误导在所难免。所谓“兼听则明”，在可行性研究的基础上（或同时）进行不可行性研究，专门对决策实施方案吹毛求疵，对其可行性“鸡蛋里面挑骨头”，寻找潜在的、隐藏的问题和风险，可以使决策信息趋于平衡，给决策者提供更广阔的思路和的信息，以便全面、准确地权衡利弊得失，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即使不可行研究最终不被采用，但是它仍然具有借鉴意义，可以起到警示作用，有利于决策在实施过程中更大程度地减少失误，规避风险。如果说进行可行性研究相比个别领导拍脑袋是一大进步，那么同时进行不可行性研究，则比只进行可行性研究更进了一步，值得大力提倡。
当然，不管是可行性研究还是不可行性研究，要让其在决策过程中真正发挥作用，关键在于维护研究的“独立性”，避免领导意志的干扰，杜绝迎合决策者意志、在决策者意志之下走过场现象的发生。在这方面，国外的一些成功经验可资借鉴。比如在美国，政府委托一大批高水平、相对稳定的社会咨询评估机构，承担具体的评估论证工作。这些机构和决策者没有利害关系，和决策项目本身也没有利益关系，可以较少受到人为因素的干扰，提供更加客观公正的可行性和不可行性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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