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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宁
这些天，各省（区）相继召开“两会”，传媒对“两会”的报道量大面广，涉及的内容也日益“大胆”和“尖锐”。在诸多“两会”报道热点中，作为媒体从业者，我更关注地方人大和人大代表审议政府预算“一本正经”甚至提出“预算修正案”的举动。
譬如，广东人大代表杨建优在广东省《2004年省级部门预算单位预算表》中发现，有5个省级部门的预算表中列有为机关幼园拨款的预算款项。加起来吓你一跳，5个部门的5家幼儿园今年计划拨款共计3600万元。杨代表将这个发现说给其它代表们听，不少代表当即提出质疑：纳税人的税款养公务员没错，但不能连公务员的子女一起“养”。随即，代表们联名向广东省财政厅提出询问……
再譬如，浙江省今年137个部门预算虽只将其中的10个提交人大年会审议，但代表们的“较真”态度却大大出乎有关各方的预料。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就此有针对性地作出一项决定，3月份在省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成立由专业审计人员组成的预算审查处，同时起草预算草案确认制度和预算修正案提出制度……
事实上，类似的变化在各地的“两会”上均有所表现，只不过表现的程度有所差别而已。这个变化的实质内容是，越来越多的地方人大和人大代表开始对地方政府的年度财政预算进行具有实务性质的监督。
成熟的人大制度下，对政府预算实施监督是民主政治的一项重要课题。在西方议会民主政治架构下，议员代表纳税人（选民）盯紧政府的钱袋，管住政府的开支项，旨在让纳税人的每一个“铜板”都花在实处。假如政府提交的预算中有部分开支项得不到议员们（纳税人）的认可，或者某些政府预算开支项“模糊不清”，政府就会惹上“麻烦”。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要数1995年和1996年之交的美国联邦政府一度陷入“瘫痪”事件，究其原因，就在于联邦政府的预算未能得到国会通过而得不到拨款，导致政府职员只好暂时回家“休息”。
在中国，人大和人大代表对政府预算实施监督的法律法规体系也在完善之中。除了宪法层面，国内已颁布施行有专门的《预算法》。没有法自然先得立法，立了法，贵在执行和落实。就《预算法》而言，人大和人大代表对地方政府年度预算细目的审查与“较真”（尽管还局限于很“浅”的层面），是落实法定权力的应有之举。故而，变化虽说才开始，但变化具有积极意义。
让纳税人的每个“铜板”都花在实处——在咱们中国具有更多的意义。时至今日，各地的“政绩工程”仍然层出不穷，不少地方政府花钱大手大脚，奢侈之风依然盛行。假如各地方的人大和人大代表都学着盯紧地方政府的钱袋，怎么说，地方政府花钱不受节制的现象会收敛许多，地方行政长官主导的“政绩工程”会减少许多。这是从源头上遏制“政绩工程”泛滥的杀手锏之一。
政府财政由“建设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并最终建立与现代市民社会向适应的政府公共财政制度，盯紧政府的钱袋可以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通过人大和人大代表的外部监督，及必然会紧随着（或迟早会出现）跟进出现的公开的预算听证、预算修正和相关的公开新闻报道，终会迫使地方政府慎用纳税人的每一个“铜板”。一旦“政绩工程”少搞了直至不搞了，财政的开支项自然会向增进社会福利的公共支付项转移，并同步培育公共财政的意识。如此长期而往，公共财政会逐步确立起来。
在中国，盯紧政府的钱袋，还属于政治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实践。因为它属于对政府实施广义监督的一个组成内容。尽管宪法和相关法律对此早有授权，但对于行使监督的一方和受监督方来说，还都须养成习惯。
迄今来看，对政府预算的监督在多数地方还有待赶紧启动。就是广东、浙江等走在前列的地方，这项监督也还只是监督到“皮毛”。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必要为这项监督的合法性、合理性、必要性和紧迫性鼓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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