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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物体·王尔山
记得英国《卫报》的主编曾对我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客观性，你必须了解一个记者的立场，然后才能准确理解他的报道。
这是我第一次听见这样的说法，惊讶之余没能提出以下问题：读者怎么判断一个记者
的立场呢，如果记者自己也不知道他站在哪一边，怎么办？
之所以想起这段经历，是因为最近遇到一个案例，一边是时代公司总编诺曼·珀尔斯廷，一边是华尔街日报发行人贺开宇。
我认识珀尔斯廷在先，他不仅接受采访，还帮我完成了另外一些重要报道，我因此觉得他是一个好人。
早年还在《华尔街日报》供职的珀尔斯廷，因为不愿继续派驻海外，而报社又没有合适的职位，只好去《福布斯》呆了两年，过得“很不开心”。还好这时他在老东家的朋友开始掌权，以老板身份欢迎他回归。
他相当感激这个朋友，但他很快意识到，这位老板不仅是他的朋友，还是他的一个下属的老公，而这种双重身份——如同好事者预言的那样——终将成为问题之源。比如他的另一个朋友向他投诉说，老板的妻子怎样冤枉自己，他也不得不按照管理层的决定，将自己的部分权力让给这个女子，两人还有过言语上的误解……渐渐地，他和其他人一样得出结论，认为这个女子存心挑拨老板和他的关系，于是决定离开。
这个女子，就是后来成为华尔街日报发行人的贺开宇。
辞职之际，他在告别派对以一种微妙的方式退还老板夫妇赠送的结婚礼物，以示划清界线。随即授意新东家的《财富》杂志，披露这位老东家如何因为一桩生意经营不当而背上沉重的财务负担，还将从前屈就两年的《福布斯》杂志摆上台面，说该杂志老板竞选总统的动机其实另有内情……
这是我从其他渠道了解的情况。然而不管别人怎么说———包括《福布斯》的亿万富翁老板就指他这么做根本是出于“阶级嫉妒”———我仍然相信他这么做一定有其道理。
事实上，假如不是后来约到贺开宇的采访，我对珀尔斯廷的好感恐怕还会占据上风。
要做这个采访就不能回避这两个人的过节，并且珀尔斯廷和许多人一样，觉得贺开宇是靠着跟老板结婚才取得现在的位置。
当然，无论谁提出这样的观点，都不能摆脱性别歧视的嫌疑，“好人”珀尔斯廷也不例外。更何况，贺开宇早在婚前已经通过一个普利策奖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直到采访结束，我还是没问她对珀尔斯廷的说法有何回应。实在问不出来，因为大家都是女性，我不喜欢带有性别歧视嫌疑的问题。
现在看来显得意味深长的是，在我接触的主编当中，珀尔斯廷也曾指出新闻工作没有绝对的客观性。他说，在你选择A题目而不做B题目的时候，你已经有了主观的倾向，而且这个倾向还会在你的报道过程继续体现出来。
是啊，哪里有什么绝对的客观性呢，记者和许多人一样，自己也未必总是知道自己倾向哪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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