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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商务周刊徐蕾
1月6日被认为可以成为中国银行体系改革历史上值得记取的日子。这一天，国务院决定动用450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为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补充资本金，它们也成为实施股份制改造的试点银行，上市的号角也越吹越响。
然而，商业化-股份化-上市这条中国银行业改革的道路，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建立良好公司治理结构，转换经营机制，并最终真正革新中国银行业？在本期《黯淡的光大》一文中，郎咸平教授用光大这个例子驳斥了一厢情愿的梦想。有着规范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制度，也引进了国内外战略投资者，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并在香港上市的光大，并没有脱胎换骨，相反却股价连续走跌，管理和决策出现重大失误，并被财政部查出违规违法。
以上市为核心目的的重组、引入战略投资者的故事已在中国的舞台上演过多次，然而往往上市圈来钱后，改革就走到了尽头。我们终于发现，全世界没有一种制度、也没有一种观念告诉你银行该怎么改革，无论多么玲珑精巧、巧夺天工，假设的正确都无法证明现在的道路能够达到目的。银行改革在一个法治化不好、经济素质差的地方是不会成功的，所以郎咸平认为，中国的银行改革太早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究竟要依靠谁的力量，让我们花的钱能买回来些东西？
郎咸平：香港中文大学和长江商学院金融学讲座教授，1986年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金融学博士学位，曾经执教于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多家知名的商学院，还曾担任世界银行、深交所和香港政府财经事务局公司治理顾问
●中国现在银行改革的思路是三步走战略，商业化-股份化-上市，但光大的案例表明，这个方向是错误的。这些银行上市什么问题也没解决，只是在圈钱
●中国不需要太多的理念推动，我希望有人用实际的资料来告诉我，哪家银行上市以后会做得比较好，你把资料摆出来给我看。中国的金融改革习惯于用假设正确来证明现在决策的正确
●我们的调查发现，外商和民营银行股权的大小和银行的经营绩效无关，大众持股比例多寡和国有股权的大小也与银行经营绩效无关，它不但否定了上市的必要性，也让我们重新评估国有银行的价值
●中国企业的刺激不是来自于股票市场，而是来自于产品市场。产品卖不出去了，有倒闭的压力，企业才会做好，所以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产品市场的刺激，而不是股票市场
●公司治理在中国基本上没用。董事会，治理结构，我们都有，但是我们都做不好。做不好的原因就在于我们不理解董事会是做什么的，我们也不知道制度怎么执行。执行无力导致了这个制度不被大家所认可
●中国银行改革不是晚了，而是早了。银行改革是不可能单独进行的。把花旗银行放到15年前的中国，它今天一样是40%的坏账。银行改革在一个法治化不好、经济素质差的地方是不会成功的。只有企业质素持续提高，法治化建设一直在推进，银行慢慢就会好的
●全世界没有一种制度、也没有一种观念告诉你银行怎么改革，世界各国的政府基本上都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银行危机。而且不单单是政府不知道如何监管银行,全世界包括学术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也几乎没有提出过专门针对银行结构，法规以及监管的改革政策
●既然全世界各国都不知道怎么监管银行，为什么我们不能创造一个？在还没有完全市场化以前，市场的力量、资本的力量实际上是不起作用的。所以中国的银行改革应该借助党的领导，而不是借助市场的力量。用党管干部原则和党的纪律代理公司治理，仍然是当前制度约束下的次优选择
●我们并不是要否定市场，而是还不到时候，没到时候想改革银行，只能靠党的力量。光大银行出的这些问题只有党能抓的到，别人抓不到。在法治化建设好、经济素质上去以后，党领导的金融体系才能转化成市场化的银行体系
●不能把以前官员的错误搬到今天来。银行改革不可能在法治化健全以前实现，党的领导是一种行政权威，法治化依靠的是一种制度权威，现在就是要通过一种行政权威来建立一种制度权威
《商务周刊》：您是怎么想到要做光大的这份研究报告的(见《黯淡的光大》)？
郎咸平：因为光大控股是香港证交所的上市公司，它基本上属于现在中国金融界憧憬最多的金融控股公司，1992年8月成立的光大银行也是国内第一家国有控股并获得国际金融组织参股的全国性股份商业银行，具有典型性。但是光大的业绩和股市的表现相当差，我研究光大的案例是想告诉大家，银行的问题跟一般上市公司的问题一样复杂。光大解决了商业化、股份化，也上了市，但是它仍然有很多问题。
中国现在银行改革的思路是三步走战略，商业化-股份化-上市，这也被写进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但是你认为A股市场的上市公司都是好的吗？既然很多都不是好的，那你为什么认为上市可以解决问题呢？如果上市就能解决问题，那为什么光大还有这么多的问题？从光大银行的案例可以看出，这家银行所有的问题都与管理和人员能力有关，与产权没有关系。如果国内的银行上市都像光大银行这样，那么除了能够实现圈钱以外，上市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呢？我认为，对光大这个案例的研究表明，我们现在银行改革的方向是错误的。
《商务周刊》：我们一步一步来说。按照您这份报告，光大集团收购光大控股以后，不断把自己内部低流动性资产换取大量高流动性资产，光大控股在不断的置换中实现了“抽水机”的功能。而银行作为它的主要业务，净利润下降，资产回报率非常低，只有万分之八左右。一般在大陆，人们普遍会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一股独大”。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局面？
郎咸平：光大控股产生问题的所有原因都源于企业领导想把它做大的思维，期望把自己变成一家金融控股公司。但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大家发现到最后走不下去了。因为这家公司从人员到整个管理机制都是有问题的，在这个公司从董事会到股民对公司错误的决策没有多少制衡的能力。
我们或许可以认为，本来光大希望在香港的资本市场能够跟国际接轨，形成一个好的法人治理结构，而不仅是想圈钱。但是最后发现这个公司全部决策过程和那些未上市的银行是一样的，当股价下跌的时候，公司并没有停止自己错误的行为，朝股民希望的方向发展，根本没有想到维护股东的最大利益,他们没有这种思维方式。
我觉得并不是说国有银行就做不好，而是因为国内银行的很多领导人不是职业经理人管理，他们是一种做官的思路，认为这个企业做的越大，他的地位也就越高。想做大的思维是全世界所有企业都有的，但是想做大要注意整个决策过程成本控制是很重要的。光大银行投资很多项目，比如说做光大证券，但是这些投资一点意义都没有，既达不到战略效果，也达不到控股效果。
《商务周刊》：国有银行的官本位问题很多人都认识到了，所以那些“以上市求发展”派的思路是，要把中国的银行业从官僚体系中拉出来，他们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办法是银行上市，尤其是在香港市场或者海外市场上市来引进先进的理念和制度，依靠资本市场的手段使它们成为现代银行，通过资本市场的制约力量，在增加透明度、完善激励机制，加强监管等方面发挥作用，这样才能促进中国银行改革和发展，否则很难想象国有银行能自发地改革。这种想法难道不是很有道理吗？
郎咸平：其实我们中国不需要太多的理念推动，我们的理念已经太多了，最擅长的就是拍脑袋的事情。我希望有人用实际的资料来告诉我，哪家银行上市以后会做得比较好，你把资料摆出来给我看。中国现在习惯于用假设正确来证明现在决策的正确，这样做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的决策过程都是没有数字的，中国一向不是数字管理型的国家，我们发现在中国通过数字做决策的人是极少数。如果你认为上市能解决问题，你来告诉我上市怎么解决问题，哪家银行解决了问题？
我与同事苏伟文教授收集了全世界78个国家958家上市银行的股权结构和经营利润的资料,我们发现全世界所有的上市银行中，大众持股比例最高的银行很少,只占所有银行的15%，而28%的银行国家持股比例最高，这和我们的想法不同，国家控股在全世界占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其他国外金融机构是大股东的占27%, 22%的国内金融机构持股比例最大,8%的由家族持股比例最大。
外商银行和民营银行的存在可否改善银行的经营绩效呢,我们利用一个学术界通用的指针——股本回报率——来测量银行的经营绩效。我们也利用别的指针，例如资产回报率、净边际利润率和每单位资产市值来测量银行的经营绩效，也都得出相同结论。我们的结论是：外商和民营银行股权的大小和银行的经营绩效无关，因此我们否定了民营化和引进外商行的必要性。我们对其他的股权也作了类似的分析，我们发现大众持股比例多寡和国有股权的大小也和银行经营绩效无关，因此这个证据不但否定了上市的必要性，也让我们重新评估国有银行的价值。
《商务周刊》：您从光大银行的案例中得出几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您认为不能把银行的问题归结为上市或不上市的问题，或者说股权分散不分散的问题，从这个报告看，您一直在做资产负债率和资产报表的分析，但我们从中很难得出另外一个结论，就是它的管理出了问题。您为什么认为必然是它的管理出了问题？
郎咸平：利润不断下跌所带来的股价不断下跌就是管理不好的原因。因为大家没明白上市的目的是什么。实际上，上市的目的就是建立公司治理结构，为股东谋取最大利益，一切措施、政策的推出必须以股东的最大利益为前提，也就是让股价上涨。
但是光大银行的股价在超跌，而且不是因为炒作下跌，而是因为与赢利不好而带动股价下跌的正相关关系。下跌的原因就是因为管理出了问题。如果管理得好盈利不会下跌而股价也当然不会下跌而是上升。像这种盈利和股价不断下跌的情况，其领导人应该被炒鱿鱼，银行应该进行重组。从这点来看，光大银行并没有利用市场的机制来达到指导公司决策的目的。管理是个很空泛的问题，导致赢利下跌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当然外人是无法知道的了，我们只能用公开信息来判断一家公司。从这里能充分证明上市解决不了管理上的问题。
《商务周刊》：但是美国也有安然，欧洲也有帕玛拉特，不能因为出了这么两家不好的公司，就说美国或者欧洲所有的上市公司都出了问题。同样，我们能够根据光大一个案例得出现在银行改革思路错误的结论吗？
郎咸平：安然出了问题，确实不能说是整个上市公司就一定有问题，所以一个企业要坏它就是会坏，与上不上市无关，在这样一个好的机制里面，有这么严厉的监管，它同样会出问题。这里面有个概率的问题，但中国的A股市场1000多家上市公司，好公司的概率有多少？我们把希望寄托在上市身上，是把问题简单化了。目前大家思想很单纯，把上市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会造成以后未来多年的病症。到最后你会发现这些银行上市什么问题也没解决，只是在圈钱。
《商务周刊》：通过您的研究，您认为光大可能在哪几个环节上出问题？
郎咸平：最大的问题在哪里？我在这里做一个判断，光大出问题是因为它的一把手的决策是没有被监督的，而且在光大所有的决策都是由一把手做出的，下面的人只是跟着走，是糊里糊涂地执行，这是我国国有企业的最大通病。
光大银行的决策机制本身是有问题的，它的决策机制与非上市公司或上市前是一样的，都是一把手说了算。因此，光大每换一个董事长，发展的思路就变了，而且变得很快，还不是先酝酿半年再发生改变，新领导一上任觉得前任做得不对，立刻就把前任的工作抹去了。你会发现整个决策过程是标准的一个人说了算的，这不是“一股独大”的问题，而是“一人独大”的问题。整个公司里面董事会、股市、包括公司内部人员，对其没有一点制衡，所以一旦一个人出了问题要比集体错误要严重。个人错误可以放大到整个组织的错误。
因为对这些银行的领导人来说，反正我们是国有银行，到时候做得好了是个人能力，做得不好都是体制问题。为什么做得不好了？因为我们是国家控股，所以做得不好，现在大家都是利用这个借口。
《商务周刊》：这就涉及到你擅长的公司治理问题。很多人认为法人治理结构的缺乏是中国银行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尤其是四大国有银行，除了中银有董事会，其他3家都是没有董事会的，他们没有代表股东大会的董事会、企业经理层和监事会。而光大是这三者都有的，已经建立了这样一个所谓的“三权分立”的公司治理结构了。对于我们的制度设计者设计出来的“大而分”的三步走的道路，也就是通过商业化、股份化、上市这样一条道路，认为以此能够形成一个好的公司治理结构。这样一个思路在光大这个案例中，是不是被撞破了？
郎咸平：十六届三中全会在银行改革方面，确实是想通过上市从制度上给这些银行带来一些东西，包括股东激励机制、董事会等等，对整个公司的运营起到现代化的管理作用。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思维是想在好的治理结构下能够规范企业，有更多激励机制能把事情做好。
但是你会发现这些十六届三中全会会想推广的东西，光大都有，那为什么还做不好呢？其实问题很简单，中国人做事情特别喜欢讲理念，还有这些年强调的法制，但是缺乏执行，董事会不知道怎么执行，董事会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我们发表过太多太多的办法，关于公司治理，关于保护股东利益，但这些有什么用？又没有具体的操作细节；你说要防止“内幕交易”，那我请问你，怎么定义“内幕交易”？你没有定义怎么抓呢？因为它没有操作细节。不要天真地认为引进了董事制度，就有了一个好机制。错了。董事要干什么事？首先要搞清楚董事是做什么的。而现在它只是一个形式。
《商务周刊》：这涉及一些微观的问题，董事会怎么样运转，董事会怎样监督企业的各种运营。政府认为这是所谓微观的问题，它不应该干涉。
郎咸平：对于美国和欧洲来讲，是经过两百多年的酝酿才慢慢形成全民的习惯，董事会、证监会、监管机制怎样运行，整个架构都必须是在这个习惯之下才有可能运作良好。
中国在十几年内把董事会引进来，结果在任何一个企业里面都没有用，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民族性，我们不理解董事会是做什么的。哪个公司没有董事会？哪个公司没有所谓的“治理结构”？我们都有，但是我们都做不好。做不好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根本不知道怎么执行。很多时候都是在执行无力，导致了这个制度不被大家所认可。大家都动不动就说这个制度不行，没法规范，为什么你没法规范，别人就可以，这就奇怪了。我们现在没有人考虑这个问题。
《商务周刊》：其实“上市发展派”也认为上市不是最终目的，它只是认为通过上市有利于解决所谓的治理结构问题。上市的好处，就在于它是一个公开的市场，至少有董事会秘书回答所有投资者的疑问，公司也必须对所有公司重大变更出来说话，我们也可以用实实在在的投资者身份而非空洞的主人翁身份去要求它，这确实促进了中国企业的进步啊。
郎咸平：我认为不可能通过上市解决所谓的治理结构问题。既然A股那么多上市公司没有用，银行上市肯定也没有用。
我们对企业理解错了，中国企业的刺激不是来自于股票市场，而是来自于产品市场。我们的产品卖不出去了，有倒闭的压力，工厂才会做好，所以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产品市场的刺激，而不是股票市场。
各个国家企业的进步，比如温州企业的进步，根源来自于产品市场的进步。过去我们总是说“一股独大”是最主要的问题，但世界上除了美国是股权分散外，其他国家哪个不是一股独大？一个企业100%控股，企业主不敢用自己的钱胡来，可是当一个企业上市以后，80%的股份套现，只有20%的股权，他就无所谓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表面上有董事会，那都是没有用的，当一个经理人不太在乎你的时候，你有什么治理结构等等都是没有用的。
银行上市以后，仍然会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根本不是股市能够解决的。
《商务周刊》：这个问题，光大也是有先例的。比如2001年，国家财政部派四五百人到光大总行及30家分、支行查了1年，发现了光大银行虚增股本金等问题，因为光大集团在光大银行中的控股地位，第二次增资扩股时，光大银行采取整体租赁光大大厦的方式，且租赁期定为20年，一次性支付租金6.35亿元，以此筹集光大集团资金，光大集团虚增入股资金6.35亿元，这明显违反《金融保险企业财务制度》，在光大集团与光大银行的关联交易中，还存在集团长期无偿占用银行资金的问题。1997年年底，光大银行将持有的3家公司股权转让给集团，总价为6086万元，直到2000年4月30日，集团才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银行。在此期间，光大银行也没有计提和收取资金占用费，也没有进行必要的会计核算和账务处理，同样违背了《公司法》、《会计法》等法律法规的条例。
郎咸平：所以，这个问题最后被挖掘出来，还是因为财政部查账这种古老的方式，否则外人根本不可能知道。
《商务周刊》：在国外有董事会有好的治理机制的条件下，这个问题能解决吗？
郎咸平：欧美的董事会同样不能解决这类问题。在国外也是通过一个专门机构，比如美国联邦准备银行进行专门调查，以杜绝上市银行的违法行为。
《商务周刊》：有人说是因为中国的董事会不专业。
郎咸平：1992年哈佛大学有位教授发表论文，写得非常好，说美国董事会基本上会死掉的，只有在公司发生危难的时候董事会才会发挥最后一点功能，通常都没有功能的。而通常都是一些什么人在董事会里？都是一些别的公司的CEO，互相会帮忙的，我们的董事会更是基本都属于内部高管。好与坏的原因不在于董事会专业不专业，花旗银行的董事会里有9个贷款客户，这在中国还得了，所以花旗银行的成功经验不是董事会解决的，虽然我是研究公司治理的，但我认为公司治理在中国基本上没用。
《商务周刊》：那么中国的银行到国外上市也没用了？
郎咸平：目前我们有的资料就只有这么多，中国没有银行到美国上市，所以我不敢讲到美国上市是不是一定会这样。因为美国联邦准备银行会经常查账，所以银行到美国上市很不容易，这是上市的最大难度。如果有一天我们的银行到美国上市，有可能会比现在好一点，好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在美国上市，而是因为接受了美国严厉的监管制度。
我一直在提倡一个观念，就是银行改革是不可能单独进行的。举例说，你把花旗银行放到15年前的中国，它今天一样是40%的坏账。因为当国有企业不想还你钱的时候你是无能为力的，所以当没有一个好的法治结构能够帮银行讨债的话，银行一点办法都没有，你是花旗也白搭。
但是在美国的银行就做得不错。当地法治建设完善——注意，不是法制建设——借款人都有还钱的欲望。因为美国的法治建设、经济素质都好，所以银行才能做得好。在一个法治不健全，经济素质差的环境，是不可能做好银行的。非洲、南美洲就没有好银行。好银行一定会在欧洲和美国。同样的,中银虽然是国有银行,但纽约中银一样不会有严重的坏账问题。这绝对不是因为美国对银行的监管比较好,也不是纽约中银的领导人比国内中银领导人英明,而是因为当地的经济体系的质素和法制系统可以保证银行的债权。
所以中国银行改革不是晚了，而是早了。今天中国银行改革已经到达一个转折点，因为今天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重视经济素质的上升和法治化的建设，这是银行成功的关键。
《商务周刊》：这个观点有些怪异。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银行改革是把最麻烦的改革放到最后，是晚了，而且已经到了一个生死关头，如果不改革，不上市，不完成三步走这个战略的话，不仅银行本身会死掉，而且在2006年WTO放开后中国整个的银行市场会被别人瓜分掉。您怎么看待他们这种说法？
郎咸平：银行改革在一个法治化不好、经济素质差的地方是不会成功的。中国的银行有很多坏账，1998年剥离了一大批，但是现在反而更多了。因为法治化没有建设完成，整体经济素质还不够好，贷款企业可以逃废债务，可以赖着不还，或者想还钱也还不了，银行肯定做不好的。
《商务周刊》：但是银行改革晚了是否会失去机会？
郎咸平：中国人有个很好的特性，解决不了就拖着，一拖就拖个三五年。人民公社解体的时候，农业贷款是100%的坏账，当时国家财政也解决不了，所以只好拖着。但是拖到现在，当时的坏账在现在看起来是很小的一块，自然而然地被冲销掉了。
今天改革银行要有正确的思维。因为有党和政府的信用在后面，中国的银行是不会倒闭的。你肯定不敢把钱存到刘永好的银行或者德隆银行，而是肯定会把钱存在建设银行，工商银行。我们有这么多的坏账，在国外是无法接受的，但是在中国可以，因为是国家信用。
中国经济不断发展的结果会让银行整个坏账的比例慢慢降低。经过时间的推移，企业的素质会慢慢好起来。我们的国企肯定会比以前好很多，法治化建设一直在推进，银行慢慢就会好的。银行是可以改革的，但是改革的方向不对，没有改到根本，根本是要做法治化建设，提高经济素质。这些特别重要，跟银行本身没关系，银行到时候就会好。
《商务周刊》：但是谁的速度更快？国有银行不改革，坏账问题就不能解决,而且还有可能急速恶化并连带地拖垮得之不易的经济建设成果。内控和监管的问题必须想办法啊。这个问题我们能不能通过改革来完成呢？
郎咸平：如果发生银行危机，全世界政府肯定都束手无策，因为都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这种问题。
根据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Barth, Caprio & Levine等三人收集了一些国家改革银行加强监管的方案,其中包括：限制银行承销证券,限制银行承销保险,限制银行投资地产,限制银行控制非金融机构,限制非金融机构控制银行。他们所做出的结果完全出乎大家的预料。政府加强监管的方案不但没达到原先提高效率和稳定金融的目的,反而造成了更坏的负面效果。举例而言,限制银行承销证券和投资地产不但不能增加银行经营效率,反而减少了银行的经营效率。而且不但无助于减缓金融危机,反而增加了金融危机。同时对于限制银行投资地产，对于金融体系的发展和对非金融体系和股市的增长都有不利的影响。而且政府加强监管的方案基本上是无脉络可循的。
我本人被媒体谬爱称为“郎监管”,我实际上不可能反对监管银行。但是银行监管和股市监管不一样,我认为加强股市监管能提高股票质素，但加强监管银行的效果却是存疑的。我们没有证据显示加强银行监管可以有效地减少银行坏账。
根据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银行危机并没有导致政府制定更严格的法规。全世界63个国家所发生的250次银行危机中，有141次无论在危机的过程中还是结束后，法规都没有本质的变化；14次显示其法规有所减弱(其中两次与危机有关)；只有3次显示法规有所增强。另外的92次缺乏资料。这个数据证明了世界各国政府在发生了银行危机后的应变措施竟然是——束手无策。而束手无策的原因是因为世界各国的政府基本上都不知道应该用何种方法处理银行危机的问题。而且不单单是政府不知道如何监管银行,全世界包括学术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也几乎没有提出过专门针对银行结构，法规以及监管的的改革政策。而只是提出一些一般性改革计划，例如增大透明度以及开放金融市场引入国际性金融机构等等。
全世界没有一种制度、也没有一种观念告诉你银行怎么改革，这就是答案。我所提出的证据给我国的银行监管改革方案带来了一个极为头痛的问题。由于目前世界上没有一个监管指导方案或者改革的经验可以被参照的,因此更增大了加强我国银行监管的难度。
《商务周刊》：中国倒是曾经有个与众不同的办法，就是通过党管干部和党的纪律的约束，引进外部强力。
郎咸平：对，要通过强力监管的方式，而政府干涉的方式是最好的。光大银行的事情能被查处，党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既然全世界各国包括世界银行都不知道怎么监管银行，为什么我们不能创一个？我们要的既不是董事会，也不是治理结构。
《商务周刊》：尤其是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的成立，建立了一套垂直领导国有商业银行高层人事的权力机制。1998年后根据第一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精神，中国开始用“党管金融”的办法解决银行问题。现任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的谢平和他原来在央行研究局的同事陆磊，2002年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党管干部原则、官本位制度与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把“党管干部原则代理公司治理”称为当前制度约束下的次优选择。他们的分析认为，它可以解决纵向的委托代理链条过长的问题，即总行不了解下面分支机构的真实状况，基层机构具有事实上的信贷控制权和高道德风险倾向；在横向上，党管干部实际上就是中央管金融，上收控制权，可以解决地方政府行政干预；更重要的是，有效的治理结构必须有好的激励机制，但国有商业银行的行长们凭什么享有“剩余索取权”？银行资本家参与的是产业资本家的剩余价值再分配，在企业穷得叮当响的时候，如何理解银行行长们参与分羹？政府想让他们分怕也分不起，要避免行长和信贷员胡作非为，给他们的收益必须高于胡作非为可以获得的黑色收入乘以不被发现的概率，对银行来说，这个支付的成本太昂贵了。
但是，这个党进入企业部门的办法又变成了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变成经营者市场与政治家市场的一体化，激励机制也是扭曲的，经营者可能为了政治和行政级别的目的，而损害了经营好银行的目的。从法人治理来说，党的监督是一种不应该存在的监督。
郎咸平：你说的对，还是那句话，既然没有人知道怎么监管银行，为什么我们不能创造一个东西监管？
我们总是单纯认为像现在西方这种企业制度就是一种现代企业制度，其实不然。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就是一个制度，只要完成事情有效率就是现代化企业，不需要靠股东、不需要靠董事会、也不需要靠西方企业。
所以中国可以在国企创造一种新的格局：共产党监督下的企业。你只要保证企业有竞争力，企业CEO能赚很多钱就行。大家一直有些误会，认为与西方接轨就是好企业，我们现在发现与西方接轨都是没用的，好些制度都引进来了，但是都没用。如果说这个企业能够有效的进步，在市场上能够有效的生存就是一个现代企业。既然在欧洲市场是靠市场监督，那我们能不能靠共产党监督呢？只是换个思维而已。
要知道，10年以前的官员跟今天的官员完全不一样。北京齿轮厂倒闭了，我问那些政府官员，如果今天让你们再做齿轮厂你会怎么做？官员们现在聪明多了，第一他们不会做，第二如果做的话，他不会要8万人，他可能最多只要80个人，不会去建什么学校、医院。
不能把以前官员的错误搬到今天来。银行与别的行业或领域不同，光大银行出的这些问题只有党能抓的到，别人抓不到。银行改革不可能在法治化健全以前实现，在还没有完全市场化以前，市场的力量、资本的力量实际上是不起作用的。所以银行改革应该借助党的领导，而不是借助市场的力量。共产党在管人方面、在抓贪污方面绝对会比市场做得好。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市场，而是还不到时候，没到时候想改革银行，只能靠党的力量，没有别的办法，“党管金融”还应该坚持下去。在法治化建设好、经济素质上去以后党领导的金融体系才能转化成市场化的银行体系。
党的领导是一种行政权威，法治化依靠的是一种制度权威，我们最终要法治，不要人治，现在就是要通过一种行政权威来建立一种制度权威。这是我们一直在走的成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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