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聿文
据报道，最近在上海发生了交大的9名博士生炒导师一事。9名博士生炒导师的理由是，导师长期以来没有尽到职责，疏于教导，特别是不满自己成为导师的赚钱工具，于是一怒之下，将导师炒了。他们的态度很坚决：“如果学校不同意更换博士导师，我们就集体退学。”
笔者认为，这件事的意义不在于开了学生“罢黜”老师的先例，而在于将过去大家都心知肚明的“潜规则”———“教授商人”给捅了出来。众所周知，“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但“教授商人”却拿着学校的工资，干着外面的活，教书育人成了副业，经商赚钱倒成了主业。“教授商人”是中国市场化的产物。过去常说大学像政府、像社会，现在则要加上像企业。从学校到各院系，再到教师个人，都在想方设法怎么去弄钱。大学老师的收入除了来自政府的基本工资外，还有学校和各院系的创收及教师自己所挣的外快。于是，在这一过程中，“教授商人”也就应运而生了。
一边是高校内部的计划体制，一边是外部的市场经济，在两种体制的强烈碰撞下，教师在体制内不可能取得的收入只好通过体制外来弥补，其中，一条重要的渠道就是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搞各种商业活动。从这个意义而言，“教授商人”的出现也是高校没有市场化的结果。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中国高校中一个公开的秘密是，那些带硕士或博士研究生的导师，将他们所带研究生当作私人财产和廉价劳动力使用，成为其经商活动中的赢利工具。正如事件中的一位博士生坦言：“王教授让我们长时间为他的公司做项目，而疏于对学生研究学业的指导。”难怪9名博士的态度那么决绝。
相信这次事件对其他“教授商人”可能会有一些震动和反思，但对高校盛行的“教授办公司”热，作用不会太大。
大学者，非谓有教授大款也，而谓有学术大师也。大学最基本的性质是学术性，如何坚守大学的学术品位，保持大学独立的学术本性，是当前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所必须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危机已经出现，现在就看我们有没有勇气去改变“教授商人”赖以生存的环境。（晓航／编制）（来源：金羊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