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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京华时报》2月19日刊登了记者对北京市市政府法制办主任周继东的专访。周继东提出了出台一部法律要有良好的基础———体现民意的观点。
作为社会利益协调平衡器的法律，重视民意，吸纳民意，不但是降低法律实施成本的重要条件，也是立法产品避免“纸面化”和公众对法律产生陌生感的重要前提。
北京市今年立法项目的安排主要优先考虑影响当前全市社会发展和群众生活的部分重大问题的解决，对生态环境、安全生产领域的立法将有所加强。从这些安排可以看出，法律措施的出台和公众的切身利益乃至长远利益都密切相关。如果这些法律制定过程中，没有重视民意、吸纳民意，恐怕就不会得到顺利的实施和公众的认同，实施起来的法律效力就会大打折扣，自然难以让人满意，更难以让公众产生对法律的信仰情怀。
公众对立法产品的陌生感，已经成为建设法治社会的重大障碍。在社会经济结构转型时期，立法机关颁布了大量的法律法规，但由于公众面对铺天盖地的立法产品的陌生感，无从了解和通晓，更无从掌握与运用法律，使一些法律不是成为公众的必需品而是奢侈品。公众对法律的陌生导致了法律信仰难以产生，难以把法律内化为自己的行动准则。
谁也不否认，我们能够一夜之间制定出无数部作为规范人们行为的准则的法律，但是却不可能希求人们在第二天就欣然接受这体现着“人民意志和利益”并为之带来福祉的神圣法律。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立法产品缺少良好的民意作为基础，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立法时吸纳民意是社会发展的要求。因为法治社会看重的是限制行政权力与保障公民权利，防止行政权力反过来左右法律。限制政府权力与保护公民权利才成为现代法治发展的两大主题。只有立法透明、吸纳民意，才能防止行政权力左右法律。
如今，法律已辐射到全社会的整个领域乃至成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社会生活中须臾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从这一点我们更可以看到，立法时吸纳民意的重要性。吸纳民意还可以避免公众对具有合法效力的法律予以蔑视、不信任、践踏、不遵从，增强对法律的认同感和接受速度，避免法律信仰危机的出现。
另外，法律来源于实践，是从公众的现实生活出发制定的，并且只有从公众现实的、具体的生活出发，制定的法律才能得到公众的信赖和遵守，也才能发挥出它们应该起到的规范和引导作用。离开了民意作为基础，难以取得良好的法律效益。法律以良好的民意作为基础，可以使法律规范能够反映客观规律，推动社会进步能最大程度上保障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朱四倍(河南老师）（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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