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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为上市奋力冲刺的长沙市商业银行(简称长商行)“领跑”的行长张烨突然被逮捕。来自湖南省纪委的消息称，中纪委调查组已经相继入湘，在进行一番调查取证之后，长商行一桩涉及湖南、北京两地20余人的金融大案正慢慢浮出水面。
此案牵涉到的人员，甚至包括长沙市政府一位副市长、最高人民法院若干办案人员，以及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一些领导干部的家属。办案人员称，“涉案官员级别之高、范围之
广，将可能超过湖南女巨贪蒋艳萍一案”。
目前，除张烨之外，包括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王旷等其他6人也已被逮捕，其余涉案人员则被“双规”，相关调查工作仍在进行当中。记者从长商行内部了解到的情况表明，张烨“东窗事发”与2000年的“王府花园案”有直接关系。
位于长沙市车站北路的王府花园占地100亩，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业主多达1300多个。2000年，王府花园被《香港地产》杂志评为长沙市当时惟一的AA级豪宅。但是事隔没多久，作为该房产项目开发商的广东省某公司，因近亿元工程欠款被施工单位告上法院。
此案一审在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而二审和终审都在最高人民法院完成。尽管案情并不复杂，但是因为违规贷款及贷款回收等问题长商行被卷入其中，据知情人士称仅违规贷款可能就超过1亿元。
不过，当时此案不仅没有一家新闻媒体介入，而且相关材料也早已被封存。直至2003年，全国各地掀起的土地风暴与拆迁问题，使原王府花园地块的拆迁问题首次被揭露出来。
湖南省纪委人士透露，由于此案的一审至终审都出现了问题，实际上包括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人员都身陷旋涡之中。不过，“违规放贷只是导火索，长商行还存在其他问题”。
张烨只是棋子
毕业于北京大学并获得区域经济学硕士学位的张烨，到长商行之前，曾在中国人民银行湖南分行工作过。他能够从幕后走到台前出任长商行行长，据说与长商行几年来的股权纠纷有关。
1997年5月，长商行由17家城市信用社合并成立，长沙市政府作为最大的发起人股东，持股比例超过40%。除了市政府，被称为“电信系”的湖南省邮电管理局和长沙电信控股子公司天辰通讯等电信企业构成了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超过30%。剩下不足30%的股份由数千中小企业、自然人股东零星持有。
成立之初长商行资产状况堪忧，总资产一直在30亿元至40亿元之间，不良资产高达60%。1998年，长商行进行了一轮增资扩股，增加的1亿多股主要被当地电信系统7家公司的新股东吸纳，每家电信公司认购数量从1000万元到1500万元不等。
“电信系”就此取代市政府成为长商行第一大股东，持股总量达到总股本的53%。结果，2000年长商行董事会换届，原董事长和行长双双被选出局。
长商行一位中层干部说，“电信系”把市政府的行长选下去了之后，就希望委派自己的一个董事来当行长，这个人就是湖南电信实业集团投资部经理洪星，但是“市政府对此不同意”。
双方僵持了一段时间，最后的结果是由长沙市分管商贸工作的副市长向力力出任长商行董事长。对此，业界人士评价“这违反了相关的金融法律法规”。但是，2001年长商行的行长一直空缺，“电信系”推荐的人选洪星只能担任长商行的董事。
不过，市政府随后加大了对长商行的支持力度，并因此带动了长商行业绩的大幅提升，多项指标排在湘鄂赣三省城市商业银行最前面。但大股东和二股东之间的僵持仍在继续，在2001年底的股东大会上，二股东市政府突然宣布“电信系”董事会席位有两票无效。
这样一来，二股东市政府在长商行董事会的席位居然超过了大股东“电信系”，长商行原副行长张烨被市政府顺利推选为行长。
德隆逃过一劫
“电信系”被判“两票无效”，后来引发了一场诉讼，原告正是失去席位的“电信系”两家公司———湘银金饰和国讯公司。在此过程中，处处受二股东市政府压制的大股东“电信系”，索性提出转让手中全部的股权“退出这场斗争”。
但这却是长沙市政府不愿面对的事情，因为“电信系”全部退股，将直接影响长商行在本地的声誉和业务。因此，当“电信系”提出全部退股时，长沙市政府立即补充两个重要条件：一是只能减持不能全退；其次必须由政府指定接手公司。
这意味着，在新的股东进入之前，市政府不应允“电信系”企业以其他途径，尤其是其他价格转让股份。但是，“电信系”提出退股后，买家蜂拥而至，“而且开出的买价极为诱人”。
在这些买家中，就频频出现“德隆系”的身影。随后，“德隆系”旗下的上海中企东方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陕西众科源新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和株洲锦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三家联手，以1.6元／股价格，先后收购了湘银金饰、国讯公司持有的长商行4460万股股权，并且预付了一半的款项，待股权过户完成后付清余款。
在股权转让协议达成后，湘银金饰和国讯公司随即撤销了诉讼。由于“电信系”企业与“德隆系”企业的转让在暗中达成，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知道后立即召集各方举行协调会。但是，第一次协调会长商行和市政府缺席，第二次协调会两者再次缺
席。
原来，当时长沙市政府正在酝酿一个增资扩股8000万股的计划。市政府认为，“德隆系”企业虽然已和“电信系”企业进行了股权转让，不过在法律上没有完成，是相互间的私下交易，长商行其他股东根本不会认可这种操作。
同时，市政府一方的态度相当强硬，明确表示“8000万增资扩股完成后再谈股权转让，由政府确定募股对象和价格”。在这种情况下，已付款一半的“德隆系”企业最终无法参加长商行董事会。
2002年底，长商行最终采取了定向募集的方式，由市政府选择的新股东是长沙本地上市公司通程控股(000419)及其控股公司通程实业。当时，通程控股及其通程实业以1.2元／股价格，认购了长商行4700万股股权。
在长商行8000万增资扩股行动中，长沙地方财政购入3300万股，加上原有股份市政府在长商行共有9000万股，约占总股本的29%，长沙市政府再次成为长商行的第一大股东。
内情错综复杂
知情人士透露，近年来围绕着政府与“电信系”两大股东之间展开的故事，其实并非股权更迭这般简单。他认为，长沙市政府作为第一大股东，对长商行“插手有些过”。
1999年，当长沙市重点工程长善垸的水利工程急需近2亿元的贷款支持时，长商行的其他股东都投了反对票，但是长沙市政府最后仍把2亿元贷给了长善垸水利工程，“当时这事在长商行内部还引发激烈争议”。
结果，“此口一开再也收不住”。从长善垸治理到五一路改扩，从芙蓉北路改造到湘江风光带工程，从人民东路建设到解放西路拓改，从蔡锷南路建设到黄兴南路步行商业街。这位人士一路数下来，到最后他总结说，“近三年来长沙新开工的重点工程中，绝大多数都在用长商行的钱”。
记者随后从长商行拿到的一份材料，证明这位人士所言非假。据统计，“长商行支持市属重点工程建设，贷款额度每年都以超过20%的速度递增。短短几年时间，长商行对长沙市政府的52个重点工程建设，累计投放贷款近60亿元”。
难怪有股东把长商行比喻成长沙市政府的“私家金库”。据说，为了支持湘江大道北段和霞凝新港两大重点工程的建设，长商行在市政府的授意下推出了“重点项目集合委托贷款”，结果两天内便吸纳了4.4亿民间闲散资金。这一市政府沾沾自喜的做法，却被湖南金融界同行认为是“违规揽存”。
据湖南省检察院一位人士透露，长沙市政府不但在市政重点工程上干预长商行的业务，而且某些领导对其他放贷也频频“打招呼”，“王府花园违规放贷就存在类似问题”。这位人士认为，“有时裁判员权力过大，约束制度又不完善，就会从客观上为腐败提供机会。”
在这种情况之下，“电信系”惟有选择退出。据说，德隆选择进入长商行，尽管也知道“里面斗得很厉害”，但是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做产业。他们当时的想法是，如果在关键时刻帮助地方政府改善城市商业银行的状况，和政府搞好关系后，进入当地的其他产业会更顺利。
但是，德隆在操作长商行的时候，发现在长沙市资本没有“自由进出”的环境，立即止步，不再强攻长商行。不过，也有分析认为，精明的德隆实际上也看到了长商行的其他问题，“比如长商行过高的不良贷款率，具有较高的风险”。
果然，在德隆退出一年之后，长商行迫于压力对不良贷款“开闸泄洪”。据长沙当地媒体报道，2003年9月12日，长商行与长沙市政府签约，将历史上形成的8亿元不良资产剥离移交给市政府；而长沙市政府将其名下的新世纪体育中心附属设施6个项目、总值8亿元优质资产置入长商行。由此，长商行不良贷款率从以前的60.43%一举降至3.8%。
尽管此举的目的被长沙当地媒体认为是“长商行上市前的减负行动”。但是，由于长商行拥有置入资产的所有权和处置权，其间有绕不开的一道坎，即现行的《商业银行法》不允许银行投资经营实业，所以此次置换在业界备受质疑。
记者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由于此案主要牵涉到的人员基本上都在湖南省本地，因此中纪委目前已对湖南省纪委进行了授权，由后者直接展开后期调查。湖南省纪委为此专门调出由纪委书记、副书记和一位常委等相关成员组成的专案组，另外还从湖南省检察院抽调了几位同志参与此案的调查。
至于此案涉及的具体金额以及更详尽的细节，相关部门一律以“正在调查，不便采访”为由，不愿做进一步的披露。不过，湖南省检察院一位办案人员透露，随着调查的进一步深入，不排除此案会产生连锁反应，牵扯出其他的案情、案件。
作者：本报记者黄钙长沙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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