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林农行10万金库失款与6人解雇事件(图)

　　农行广西玉林分行金库入口处。右边黑色铁门为金库大门，打开大门后穿过约8米长的通道，就是金库清点间。本报资料

　　本报记者　月生

　　广西玉林报道

　　失业者甘启权

　　南国初春，细雨如烟。室内呵气成雾，冬日的寒意仍未退去，小小的空间里挤满土灰色的木制家具，看上去像一角临时库仓。甘启权就住这里，中国农业银行广西玉林分行（下称“玉林农行”）旧支行宿舍大楼一套47平方米的居室。

　　甘33岁，原玉林农行经济警察，半年前被单位以严重违规之名解雇的经历，顺着他的回忆缓缓铺开。

　　甘命运的转折始于2002年10月23日。这一天玉林农行金库发生失窃10万元案件，包括甘启权在内的7名当班员工随后被进行隔离审查。2003年8月5日，玉林农行下文解除了与其中6名员工的劳动合同关系。另一位员工作开除处理。

　　是年8月26日，甘启权等5名当事人向玉林市劳动局劳动仲裁委员会提出劳动仲裁。5人还认为，农行对他们进行了长时间非法关押隔离，并以此为据，由两名当事人———原玉林农行管库员练冰琴、覃建儒为原告，另外3名当事人为证人，于2003年10月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此民事诉讼被定格为人格侵权纠纷案。

　　练冰琴称，从10月24日到30日，玉林农行将其拘禁在农行招待所；覃建儒则称被隔离时间长达15天之久。

　　但玉林农行指出，原告属自愿入住农行招待所。

　　法院一审采信农行观点，认为原告提交的证人与被告有利害关系，长时间拘禁一说证据不足。今年2月4日二审开庭，练、覃二人提供了看守人员的谈话录音材料，并有10名农行退休员工为其出庭作证。鉴于双方观点分歧过大，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不再进行调解，留待合议庭评议，4月5日前宣布审判结果。

　　“我快撑不住了！”甘启权说，被农行开除后，他少了600元左右的月收入，一家三口全靠妻子贩衣卖帽每月约300元的收入维持；小孩每学年读书，也需要近千元的支出。

　　玉林农行管理失职？

　　然而玉林农行也绝不轻松。“事态有扩大的迹象。”该分行一位高管认为，员工严重违规，银行按章处罚，本来是单位内部管理层面的事，“但现在银监会、人民银行总行、农行总行、广西自治区方面都知道了，人大开始介入，新闻媒体也在关注”。

　　2月2日下午，即侵权案二审的第二天，玉林农行法规室、监察室、工会、人力资源部等部门负责人召见事件当事人在农行工作的家属，重申农行处理方式正确，并特别强调已经上级行农行广西区分行批准。

　　2月6日上午，玉林农行办公室以电话通知的形式，紧急传令各科室、各网点负责人，要求口头知会每位员工，围绕“10·23”金库事件，“全体员工要持慎重态度。”

　　据业内人士介绍，玉林农行押钞归库的大致流程是：金库调拨员带领押钞车，在经警护卫下，将归集到的网点现金运达金库，交予管库员清点款项和票据，核对无误即可入库。

　　入库前采取两重核对方法：管库员直接清点现款，要求调拨款和缴款单一致；金库会计通过行内网核对，要求网上数额与管库员现场核对数额一致。

　　事情就出现在内网核对这最后一个环节。管库员清点现款时帐款一致，但金库会计通过内网核对时，却发现少了一笔10万元的款项和缴款单。

　　这样，共有7人涉及此事，包括1名调拨员、名司机、2名经警、2名管库员、1名金库会计。

　　最终，农行根据其内部规章，解除了和其中6人的劳动协议。

　　但问题在于，玉林农行裁定7人违规的制度依据，主要是广西农行2002年7月29日发放的一些实施细则和操作规程。而直到案发后的2002年11月份，该分行才将这些细则规程分发员工学习施行。

　　实际上，自1998年实行劳动合同制以来，国有银行已与全部员工签订了《劳动合同》，解除合同只需根据《劳动合同》及《劳动法》规定即可，不一定需要援引内部规章制度。

　　当事人恰恰是抓住了这一点，以玉林农行没有贯彻落实广西分行相关规章制度为据进行反驳，将该行管理层列为靶子。

　　2003年11月，在工商银行广西区分行的一次领导干部培训班上，广西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劳动仲裁处处长陈天生以“玉林某商业银行金库10万元失窃案”为案例进行了剖析。据一位与会人士告诉练冰琴家属，陈说过，银行领导对管理制度没有贯彻落实到位，是金库失窃的主要原因，主要责任在领导，当班人员的责任没有达到解除劳动合同的程度。

　　就金库失款事件，该分行亦曾专门召开内部分析会议，会议纪要称，“案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基本的规章制度没有落实到位所致”。

　　银行内部管理“潜规则”

　　“就好像坐在吱吱冒烟的火山口。”玉林农行对甘启权等5人的解雇理由，是广西农行有关现金入库规定，而5人反过来以相关规定指称玉林农行管理层失职，令该行一高管深感头疼。

　　按照惯常的“游戏规则”，5人的反应也许已出乎玉林农行意料之外。

　　前述高管坦承，由于上级行对基层网点划分等级，并据此配置费用，各网点不得不压缩人力，客观上造成当班人员压力大、休息少的现象。许多人一个月无休息日，业务动作和工作心态发生变形，差错增多，为保住绩效水平，一些管理人员不得不借助内部运作手法。

　　练冰琴称，在柜员制情况下，经办人员承担了全部风险，内部运作已成惯例，业务操作中出现的长短款均由营业网点掌握，以长补短，务求自我平衡。另外，对管理者来说，操作事故在总体考核中是一项重大的扣分项目，如果报上去，必然搞大会小会通报批评。有鉴于此，以内控整改取代外报案件，已属一些网点管理的“潜规则”。

　　前述高管亦坦承，为保住绩效水平，一些管理人员不得不借助内部运作手法。

　　这样的潜规则，在一份名为《关于对五里桥分理处当班柜员庞琳凤等人违纪违规事件处理结果的通报》的材料中得到体现。

　　就在10万金库失款案件后三个月，2003年1月14日，玉林农行柜员庞琳凤将顾客遗留在柜台面的储蓄卡拿回，利用工作之便更改密码后，在自动柜员机领取了4000元现金占为己有。问题暴露后，庞按“规矩”填回4000元款项，而后引咎辞职，劳动合同解除落实到实际操作时，作双方自愿解除劳动合同处理，农行给予庞一次性经济补偿金13134元（按规定，解除违规人的劳动合同，不发给经济补偿金），与其他农行员工自谋职业经济补偿费（俗称买断工龄）审批手续中一齐办理。

　　练冰琴说，从案发到现在，玉林农行有关人员一直要求他们自平短款，按照“谁短款，谁赔偿”的规矩，将案情转化为内部纪律处理，并承诺“赔了钱，破案后把钱给回你”。

　　而按照当事人的说法，他们之所以不“按规矩”填补“短款”，原因有二：一是没有违规操作，自己不存在赔偿问题；另外，事关金库失窃，一旦填款，后果重大，可能关系到声誉和刑事问题。

　　在2002年11月21日玉林农行的一份会议纪要中，广西农行把此事称为“案情”，并强调“内部人员作案”。在2003年8月5日的一份处理意见则大有不同，称之为“短款事故”，当事人在事故中所为则称之为“严重违规错误事实”。

　　“这不是一起短款事故，而是一起刑事案件。”广西自治区总工会法工部部长吴根权认为，将一个盗窃案件作为短款事件处理，特别是对没有直接过错责任的人员解除劳动合同，“是不恰当的”。

　　事实上，部分银行“刑事转民事”的潜规则由来已久。记者从当地纪委、工会、经贸委多个部门了解到，自1997年国有银行系统党组织管理隶属关系调整后，国有银行各项管理工作，包括其纪检工作，统归银行系统上级行管理，国有银行系统的监督管理体制发生大变化。

　　玉林市总工会一名负责人说，银行系统严峻的改制压力和相对封闭的内部监督系统，酝酿了管理层暗箱操作的行为动机和客观机会。

　　该负责人指出，封闭状态下的整改效果暂时难以评估。据玉林农行文件，，全国农行系统从2002年8月20日开始，对“2001年1月1日以来各级行保卫部门自律监管情况进行了一次大检查”，主要包括落实上级行和有关部门工作部署情况、安全设施建设管理情况、安全防范教育情况、安全检查情况等多项检查内容”，“8月20日至8月5日为各分行自查阶段；9月10日至20日为总行检查组检查阶段”；而玉林金库失款恰恰在随后的10月案发。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玉林农行领导层屡出状况，当时走的均是系统内部处理渠道：上一任行长李长德指使下辖陆川支行做假帐一事，2001年初被当地媒体曝光；当年年末农总行到该支行查账，再次查出帐外违规经营近亿元，李长德受到农总行直接撤职处分，《城乡金融报》予以报道；2003年初，农行内部监管系统第三次查出，陆川支行为粉饰2002年度经营指标，又一次财务造假，额度为90万元，其做法是列支12月份工资冲减业务管理费，列支职工福利费、职工教育经费、工会经费冲减公杂费。

　　改革成本的“挤”与“压”

　　一位农行管理人员透露，对于被隔离审查的7名当事人，玉林农行曾考虑过司法途径；讨论最终处理方案时，行政处分这一类传统做法也曾被列为首选。而且，从事发到解除当事人劳动合同，中间间隔了近一年时间，“玉林农行对这事还是相当慎重的”。

　　但是，快速推进改革、减少运作成本的考虑，最终令该行做出了现在的选择。

　　该人士说，动用自身力量对当事人进行调查，“是考虑到司法费用支出问题”；而放弃行政处分方式，则是因为行政处分所依据的《企业职工奖惩条例》过于强调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并且适用条件及程序规定过严，已经不能适应当前改革态势的需要。

　　知情人称，玉林农行行长潘领合在管理上一向相当强势。2002年赴任不久，潘到所辖容县支行暗访，见到有两个网点的员工在柜台内交谈、不跟顾客打招呼的现象，马上找到该支行行长，责令两个网点的十多个当班人员全体下岗。后经各方解说，一人开除，其余复岗。但由于处罚被打了折扣，潘在多个场合强调，存在“改革阻力”。

　　该人士认为，潘的作风与农行的改革精神是一致的。农行全系统去年底开始的员工行为排查工作，将“对各项规章制度和改革措施有抵触情绪”列为排查重点之一，其他如业余经商、超额消费等传统迹象排列其后，凸现了国有银行对行内改革阻力的关注程度。

　　当初玉林农行下发金库案件处理意见时，曾给6名当事人提交了两份解雇材料，一份是“协议书”，另一份是“通知书”，要求签字领取。众人领取了通知书，但拒领协议书，并拒绝签字，令该行管理层颇感棘手。

　　严峻的员工政策的背后，表面看是银行改革加速沉淀在各级管理层身上的巨大指标压力。

　　农行各级管理者有两类基本指标，一个是增量指标，完成揽存、收贷等各项绩效，属收入概念；一个是减量指标，完成人员优化和低效机构撤并任务，属成本概念。“玉林为欠发达地区，利润的刃口非常单薄，增量指标的达成，主要依靠超额完成减量。”玉林农行一内部人士说。

　　据他介绍，农行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采用有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两种方式。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没有规定明确终止日期，用于老资格员工和转业、劳模等特定人士；有固定期限合同分长期（8年）、中期（5年）和短期（1或3年）三种，为日后依法实施机制性裁员留下伏笔，“是代价最小的”。

　　“基于改革日程表需要，我们还有政策性裁员。”该人士透露，广西区分行每年根据全行机构调整计划、业务经营状况和现有人员数量等情况，综合测算分析、核定下达各二级分行指令性减员计划，各二级分行在计划内核定减员指标。

　　完成指标的手段主要有二：一是通过考核评分，搞末位淘汰；二是通过竞岗，确定落聘人员。对于下岗落聘人员，除了待岗、分流、内部退养之外就是工龄买断，但“这种方式成本较高”。

　　为减少买断工龄的成本，玉林农行曾动过两方面心思：

　　一是借鉴防城港经验。农行在防城港的做法是，动员在职员工自愿削减1～2年效益性工资，从而在总行确定的买断额度外再增加一块补偿，提高买断的吸引力。该行此举成效显著，2002年就完成代办员清退工作。但此种做法在玉林遭到反对。“原因是防城港农行机构设置迟，代办员少，而玉林农行代办员与正式员工差不多，工资少、任务重，无法运作。”知情人说。

　　二是在“工资”概念上打主意。根据劳动部规定，“工资”包括基本工资（计时、计件）、奖金、津贴和补贴、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报酬以及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等。玉林农行在操作买断工龄需付出的生活补助费时，曾有以工资组成中第一项“基本工资”作为计算依据的动议。后为规避法律风险，该行采取上级行“保底封顶”的变通办法，如储蓄合同工取月工资为年补助金额，700元为底、1000元为顶。

　　“玉林农行的种种做法，就是把我们员工作为成本因素，用‘挤’和‘压’的办法，将改革成本层层下移，最后落在我们身上。”练冰琴的话说得有些过激，因为她签的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本属农行的“铁帽子员工”，工龄买断额度达80000元。但根据广西农行的内部规定，“对于违规违纪、违反劳动合同条款、持证上岗考试达不到要求及考核不及格员工，解除劳动关系无补偿、补助”，练因此只能“净身出户”。“这一款倒是最为节省改革成本的减人途径。”练苦笑着说。·名词解释·

　　买断工龄以农行为例，所谓买断工龄，是指对愿意提前解除劳动关系的员工，按其在农行工作的年限一次性给予经济补偿、补助。

　　经济补偿金的算法，是每满一年给予相当于1个月工资。

　　生活补助费的算法，是每满一年给予一个固定额度的补助金额：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年补助金额为4000元，2万为底，8万封顶；有期限劳动合同的为2000元，5万封顶；储蓄合同工年补助金额为月工资，1万元封顶；临时工（时、日工和离退休返聘除外）只有经济补偿金，无生活补助费。

　　生活补助费与违约赔偿金不能兼得，以较高的金额为准。此外，正式工可一次性购买商业性养老保险2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