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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经济成长遇烦恼(地方·长焦)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2月20日 04:27 人民网-市场报

  新华社记者 潘海平

  带着20多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的惯性,以及组织结构进一步优化所迸发的能量,进入新世纪后,浙江经济呈现出裂变增长的态势。然而,“成长的烦恼”接踵而至:能源、土地、人才、水……经济发展必需的多种重要生产要素捉襟见肘。

  短腿曾经被辉煌掩盖

  陆域面积10万平方公里、“七山二水一分田”的浙江,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令人惊诧:GDP从1978年的124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9200亿元,年均增长13%;经济总量一举步入全国四强;城镇和农民人均收入位居各省区之首。众所周知,浙江经济能够超越国家投资少、资源贫乏等诸多局限而获得持续20余年的迅猛发展,主要得益于体制创新的先发优势。

  浙江计划经济的链条相对薄弱,给了浙江人率先突破原有体制的机遇。而当大批农民带着朦胧的商品经济意识投身工商业时,恰遇持续数十年的“卖方市场”。体制嬗变过程中迸发出的能量以及先行者所尝到的甜头,均超出了所有人的想像力,因而也掩盖了诸多的先天不足。

  20余年的风光之后,全国范围内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买方市场彻底取代了卖方市场,浙江经济面临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仅一个“先发优势”,已难以快速牵动浙江经济这列越来越庞大的列车,经济发展的“硬件”制约开始浮出水面。

  “成长的烦恼”成致命伤

  土地、能源、人才乃至水等重要生产要素全线告急。温州、台州、义乌等地,数以千计的企业排队等地。绍兴县委书记徐纪平说,照眼下的发展态势,绍兴县三年之内就将遇到“发展极限”,重要的生产要素严重短缺,无法支撑高速的GDP增长。“首先是土地问题”,徐纪平说,如果充分满足企业的土地需求,眼下就要触及基本农田保护这条“高压线”。近年,绍兴已不得不在海岸围垦100平方公里土地,以解燃眉之急。

  “能源荒”是近两年徘徊在浙江大地的最令人焦虑的阴影。浙江电力消费弹性系数,由1998年的小于1提高到2002年的1.56,去年已超过1.7。浙江如今已陷入“路灯亮一半,工厂轮班开”的尴尬。去年非典疫情给浙江GDP造成的影响是0.3个百分点,而“能源荒”的影响却达到0.6个百分点。

  浙江为数不少的私营企业,面临着“虎父犬子”的尴尬。当第一代创业者年龄渐长已到退出极限时,第二代高管却后继无人。流动的农民工是浙江多数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职工队伍的主流,成熟的产业工人总体处于缺少状态,给企业的管理和稳定带来困难。而“技工荒”更使不少先进生产线难于有效运转。

  地处江南水乡的浙江近年来还面临严重的“水荒”威胁,水质性缺水使不少地方生活用水都难以保证,更不用说保证生产用水。慈溪、玉环等城市,去年盛夏高温季节,不少家庭异地大批购买瓶装矿泉水,以补充生活用水不足。

  政府再次面临考验

  重要生产要素是经济发展的“真金白银”,是不可逾越的栅栏。浙江省省长吕祖善说:尽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是市场;但在总体资源十分紧张时,改善生产要素的配置状况,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是政府营造良好经济发展环境的主要内容,是政府的重要工作。

  面对“能源荒”,浙江新一届省政府提出要确保“三个千万”,即确保1000万千瓦电力装机建成投产,确保1000万千瓦电源项目开工建设,确保1000万千瓦储备电源项目的前期工作。按照这一目标,浙江发电用煤将在去年2600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

  为确保煤炭供应,省长吕祖善去年底带领全省11个市的市长和省级大型能源企业的经理,前往山西、内蒙古等地“谋煤”。通过充分磋商,分别与大同煤矿、神华煤炭运销公司、中国煤炭进出口公司签署了“煤炭供应中长期合同”:从今年起,3家大型煤炭企业将在现有基础上逐年增加年供应量,到2010年年供应量将分别比2002年增加1000万吨。也就是说,届时浙江仅从这3家煤炭企业就可以获得至少4000万吨的电煤供应。

  专家指出,这种政府推动、企业签署的重要生产要素的中长期买卖合同,探索了资源跨区域配置的新思路。浙江省政府办公厅财金处处长陈广胜说,市场经济体制越成熟,市场细分就越具体,不同区域间的互补性就越强。重生产要素跨区域配置的关键是建立新的配置机制,从而促进配置者和配置对象的充分衔接。这是政府面临的新课题。

  把全国作为资源后台

  “资源小省”是浙江的客观现实。作为市场经济的先行者,把全国作为资源后台的时代已经到来。

  去年底,在呼和浩特举行的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发展交流会上,内蒙古自治区主席杨晶提出,内蒙古近几年将新增3000万亩耕地,可组织浙江农民和农业企业前来经营,从而形成浙江省的“粮食飞地”;浙江供应蒙古国和俄罗斯的边贸产品,可以到内蒙古建立加工园区,浙江方面可以把税务机构同时带到园区,从而形成“工业飞地”;内蒙古还可以把新的煤矿交给浙江企业开发,把产出的煤炭运回浙江,从而形成“能源飞地”。

  在浙江,从上世纪末开始,大量企业受重要生产要素缺位的制约,纷纷外迁。开始,不少地方领导十分忧虑,认为“肥水流入了外人田”。而眼下,浙江省主要领导越来越多地提到,既要注重GDP,又要注重GNP(国民生产总值)。一方面尊重了浙江人多地少、需要突破发展极限的事实,另一方面体现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统一大市场的观念。近年来,“浙江人经济”逐渐在人们脑海里取代了“浙江经济”的概念。企业的“走出去”赢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从而也融入到全国生产要素配置的“大盘”中。

  《市场报》 (2004年02月20日 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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