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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北京市的人大和政协“两会”一开，民间要求解除烟花爆竹禁放令的呼声，就通过网络、报端以及代表、委员的提案、议案提到了首都最高决策机关面前。
据新浪网近日所做的关于“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的专题调查，在8万多名参加调查的网民中，65.6％的人主张保留节日期间燃放烟花爆竹的习俗。另据最新消息，已有11名人大代表向市人代会正式提出了修改“禁放令”的提案。
很明显，一项由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庄严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关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在公布施行了11年之后，已然陷入了是坚持还是修订的两难处境之中。
也许有人会说：法规修改有什么作难的？必要时连党章、宪法都要修改呢，与时俱进吗！
此言有理，但情况稍有不同。党章、宪法之所以进行修改，是因为随着时代前进的脚步，我们党和国家所面临的环境有了新变化，事业有了新发展，是发展变化了的客观形势要求对治党治国的根本大法进行完善和修改。可是“禁放令”就不一样了。与11年前立法时相比，烟花爆竹的技术和产品没有什么变化，燃放可能带来的种种危害因素一个也没减少。客观形势未变，但是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倾向发生了变化。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无疑也是检验法律法规的惟一标准。11年来，由于“禁放令”的施行，我们少闻了许多硝烟，降低了除夕的噪音，因燃放引发的人身伤害和火灾也得以减少，禁放的正面功效不可否定。但是，其负面效应也是明显的。首先是对传统文化和民众心理的伤害。火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逢年过节燃放烟花爆竹以驱鬼迎神，所谓“爆竹声中一岁除”，是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习俗，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放了上千年的爆竹一朝嘎然而止，人们感到被割断了历史。流光溢彩、欢闹嚣叫的除夕变成黑暗沉默的夜晚，人们普遍反映“没了过年的气氛”，心理上受压抑。
其次，是经济和市场的损失。烟花是不少乡镇企业的重要产品，在湖南、江西等地甚至占据支柱产业的地位。恰当地发展烟花产业，对于扶持地方经济，帮助农民增收，增加国家税收，促进居民消费，都有不可小视的作用。烟花的禁放和禁销，不仅压抑了社会需求和产业发展，也使每年数以十亿计的销售全部转入地下，造成产品失控，市场失控，令本来可观的税款“颗粒无收”。
其实，受“禁放令”损害最严重的，是政府的形象和法律的权威。多少年来，我们见过有一个法规受到如此之大的挑战与嘲讽吗？一方面，年末岁尾，政府发言人或有关部门必定站出来重申：坚持禁放规定，城八区绝对不许燃放；另一方面，除夕之夜，街头巷尾礼花四射，响雷震耳，此起彼伏，大人小孩欢呼雀跃，就连负责维持治安的民警也只能充耳不闻或微笑以对。本该得到不折不扣严肃执行的法律，显然已经被漠视到了无以复加的尴尬境地，被推到了“法不治众”的边缘地位。在立法、执法和“无法”、“非法”的角逐之间，政府成了最大的输家，收到了政府失信、法律失威的不幸结果。这种负面效应如果辐射和外延出来，必然对我们社会的基石产生不可忽视的破坏瓦解作用。
显然，北京市在烟花爆竹问题上禁而不止、解又不甘的两难局面不能再维持下去了，“禁放令”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
一个制订时理由似乎很充分的法规，在客观条件并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需要重新修改，这就启示了我们：我们的法律、法规和政策，除了要“与时俱进”之外，更有一个需要“与人俱进”的问题，人民的选择、意愿、需求和感情，不仅是政府必须时时关切的问题，而且应当作为立法、施政、决策的根本依据。而人民对于某一项政策法规的选择、意愿、需求和感情，不是哪一个人说了就算的，它应该有一个能够无障碍地得以充分反映和传达的沟通体系作为保障，得到“全息”采集，通过诸如政务公开、媒体监督、专题调查、民间听证、科学论证、人大质询等现代手段，加以综合提炼，最终成为执政行为的出发点和试金石。
北京市在烟花爆竹禁与解问题上走过的这段弯路，可以启发人们更理智、科学地决策，更清醒、通达地施政，其教益十分深远。至于这部法规最终如何做到既“与时俱进”又“与人俱进”，决策如何作出，内容如何修订，对燃放的时间、地点、品种如何限定，对可能的弊端和危害如何预防和抑制，相信只要充分听取了市民的意愿，吸收了群众的智慧，相信必定会作出高明的选择。
认真听取民意，坚决择善而从，再大的为难之处也能化解。“禁放令”如此，最近北京市作出的取消五环路收费和停止征收自行车税的决策不也正是这样吗！
本报评论员：杨良化
《市场报》 (2004年02月20日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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