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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报纸、钢笔、铅笔，还有照耀着我的阳光。几乎每一分钟我都能学到点儿什么，或是发现我还有多少东西需要学习，而我懂得的又是那么少。我感觉我的脚下正是一架梯子，我一定要爬上去
我的期望很高，每天都在盼着有什么变化发生。我不知道具体会是什么，但我坚信，一定会有，只要我坚持。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能找到什么活儿干。我刚刚告别了13岁，十分渴望能有个工作，好帮助我们家在新大陆开始新生活。这一时期我总是想着，即使省吃俭用，每年也需要挣300美元———每月25美元，来维持生活所需，而不必求亲靠友。当时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还是很便宜的。
第一份工作
父亲发现有必要放弃织布的工作，进入布莱克斯多克先生的棉纺厂。布莱克斯多克先生是阿尔勒格尼的一个苏格兰老人。父亲还在这家厂里为我争取了一个绕线工的活。我的第一个工作就在那里开始了，每周1美元20美分的工钱。这是一段艰难的生活。冬天，父亲和我必须摸黑起床，吃早饭，在日出前赶到厂里，一直要干到天黑，中间只有一小段午饭时间。我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而对这工作本身我又感受不到什么乐趣。不过“乌云背后总有一线光芒”，这份工作让我感到我为我的世界———我的家，做了一些事。迄今我已经挣了亿万的钱，但都没有我第一周的收入更让我高兴。
不久，约翰·海，阿尔勒格尼的一个苏格兰线轴制造商，需要一个男孩，问我是否愿意去他那儿干。我答应了，每周能挣2美元。但一开始，我的工作比前一个更让我厌烦。我要在线轴厂的地下室里操作一台蒸汽机，烧锅炉，这有点太难为我了。我日复一日地坐在床上，摆弄着气压计，我怕有时候蒸气压力太低，上面的工人会抱怨动力不足，又怕蒸气压力太高，锅炉也许会炸。出于自尊，所有这一切我都瞒着父母。他们有自己要操心的事，我必须像个男子汉一样，自己承受一切。
有一天，机会来了。海先生要起草几份海报。他没有文员，自己也不擅长文字。他问我能写哪种字体，然后给了我一些书写的活儿，结果使他很满意。以后他就让我为他起草海报，认为我很合适。我在算术方面也很擅长。他很快就发现，让我干其他工种对他更有好处———另外，我相信这位亲爱的老人对我这个白头发男孩印象很好，因为他有一颗善良的心，而且也是苏格兰人，愿意把我从那蒸汽机旁解放出来。对我来说，这个工作没有那么讨厌了，除了一点。
我现在的职责是把新制成的线轴浸到大桶的油中。我独自一人，在单独的一个房间干活。可是不管我下多大的决心，对我自身的弱点感到多么愤怒，都不能使我的胃不再翻江倒海地难受。我想努力克服那种油味儿引起的恶心，但始终做不到。不过，如果我牺牲我的早餐或是午饭，我在晚餐时就会有更好的胃口，而分派给我的工作也都完成了。一个华莱士或布鲁斯的忠实信徒永远不会放弃，他宁愿死亡。
相对于在棉纺厂，为海先生服务是一个明显的进步，而且还由此结识了一个对我和善、关怀的雇主。海先生用单式簿记法记账，由我来打理，我听说所有的大公司都是用复式簿记法，我和我的同事经过讨论，决定到冬天时去夜校学习，开阔眼界。就这样，我们上了一家匹兹堡的夜校，学习复式簿记法。
成了一名信差
1850年初的一个晚上，我下班回家，得知大卫·布鲁克斯———电报公司的经理，曾问霍根姨父是否认识什么好男孩可以做信差。布鲁克斯先生和我姨父是国际跳棋迷，他就是在一次下棋时提出这个问题的。具有这么重大影响的事就是在这一类的小事中决定了。一个词，一个眼神，一个腔调，不仅能影响一个人的命运，还能影响国家民族的命运。他是个大大咧咧的人，把什么都视为小事。有人劝他，少干点无聊的琐事吧，他说可以啊，只要有人能告诉他，什么算是小事。年轻人应该记住，上帝的礼物往往就藏在小事中间。
姨父提了我的名字，说他要问问我愿不愿意。我记得很清楚，我家为此还召开了家庭会议。我自然高兴得发狂，笼中之鸟也没有我这般渴望自由。母亲赞成，父亲则不太同意，他说，这个工作我可能干不了，我年纪太小，身体也太单薄。2.5美元一周的薪水就证明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大小伙子。一旦我干了这个活儿，以后就有可能在晚上去城外送电报，那样不太安全。后来，他又不那么坚决反对了，允许我去试一试。
就这样决定了。我得过河到匹兹堡去拜访布鲁克斯先生。这是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和父亲从阿尔勒格尼走到匹兹堡，大约有两英里的路程。到门口，我请求父亲在外面等，坚持自己单独上楼去面对那个大人物，面对我自己的命运。这是我有意安排的，也许是因为当时我已经开始把自己看作一个美国人了。刚开始时，孩子们都叫我“苏格兰佬！苏格兰佬！”
我回答：“是的，我是苏格兰人，我为此感到自豪。”但在说话时，浓重的苏格兰口音被我渐渐改掉，只留下一点点痕迹了。因此，我想如果我单独去见布鲁克斯先生，会比我好心的苏格兰老爸在场表现得更好。
面试很成功。我很小心地解释说我不熟悉匹兹堡，也许我不会被录用，我不够强壮，但是我想接受考验。他问我何时能来，我回答说如果需要，现在我就能留下。回想当时的情景，我认为那样的回答也许值得年轻人深思：不去捕捉机会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个位置是我的，但也许会发生什么意外的事，也许还有另外一个男孩会来应征。既然得到了这个位置，我就要留在那里，只要我能。布鲁克斯先生很和善地叫过另一个男孩，让我跟他走，并向他学习我所要干的活儿。我很快找了个机会跑下楼，到街角去告诉父亲一切顺利，让他回家告诉母亲，我已经得到了这份工作。
就这样，在1850年，我的人生中第一次有了真正的起步。曾经在黑暗的地下室，我操作着一台蒸汽机，为了一周区区两美元而弄得满身煤污，生活没有一线光明。而现在，我一下子进入了天堂。对我来说，这就是天堂。这里有报纸、钢笔、铅笔，还有照耀着我的阳光。几乎每一分钟我都能学到点儿什么，或是发现我还有多少东西需要学习，而我懂得的又是那么少。我感觉我的脚下正是一架梯子，我一定要爬上去。
人生起步
有一点让我担心，就是我没法很快记住需送电报的众多商家的地址。因此，我把每条街上的商家招牌从头到尾记录下来。晚上，我就依次念这些公司的名字，以此来训练我的记忆力。没过多久，就算闭着眼睛，我也能把一条商业街上的公司名字按顺序背出来，准确无误（从街这边开始，再从街那边回来）。
下一个步骤是要认识人。因为一个信差若是认识那些公司的成员或是雇员，这对于他将是一个很大的便利，往往可以省下许多跑路的工夫。他很可能会碰上一个人，就是他要送信去的那个办公室的。能在街上就把信送到（交给那人，不用跑到那个地方），在孩子们中间被视为一种很大的成就。此外，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在街上收到信或是受托转交，通常会对这个孩子刮目相看，大加赞赏。
我的信差的工作使我很快结识了城里的几个大人物，匹兹堡的律师业很不一般。维尔金斯法官是这行的领跑者，对他和法官麦克鲁尔以及后来成为陆军部长的埃德温·M·斯坦顿（林肯的左膀右臂），我都很熟悉，尤其是斯坦顿，因为他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注意我了。
无论从哪方面说，我当电报信差的经历都是愉快的。而且就是在这期间，我和几个朋友的亲密友谊建立了基础。信差组长被提升到别的岗位上去了，因此需要一个新人，于是来了大卫·麦卡戈，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阿尔勒格尼山谷铁路的主管。我俩搭档，负责东线的所有信件，另有两个负责西线。东西两个电报公司就是从那时分离的，但还在同一座楼里。大卫和我很快就成了铁哥们儿。
大卫来了之后不久，我们又需要第三个人了，这一次公司是向我咨询的，问我能否找个适当的人选。我毫不费力地找来了我的好友罗伯特·皮特克恩———日后接替我出任宾夕法尼亚铁路在匹兹堡的主管和总代理。我们三个苏格兰孩子负责传送整个匹兹堡东部的信件，挣的薪水在当时很可观，每周2.5美元。每天早晨，打扫办公室是信差的活儿，我们几个就轮流着干。努力奋斗的年轻人不必害怕与富家子弟竞争，让他们看看那些从打扫办公室开始起步的“黑马”吧。
那个时代当一个信差有很多乐趣，有时候因为及时送达了信件，会从水果批发店得到一整袋苹果；面包店和糖果店也经常会给信差糖果糕点，他们说话幽默，对信差的及时表示赞赏，也许会让他带个信回办公室。我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工作能比这更容易让一个孩子受到注意，而这又是一个真正的聪明孩子得以晋升所必需的。有智慧的大人物总是在寻觅聪明的孩子。
《国际金融报》 (2004年02月20日 第十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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