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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中立
现实中，促使发达国家实施农业保护主义政策的直接动机是选票的问题，正是由于农民组织起来了，产生了一股强有力的政治势力，才缓解了广大小农同强大的工商业资本在市场竞争中的弱势地位
当我们都在为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叫好的时候，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普遍的事实：制订农业保护政策并贯彻执行的程度，在一定范围内取决于农民利益集团同非农利益集团在参与和影响政策制订中的力量比较，即取决于不同利益集团同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差异。这是世界农业发展的规律。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由于政府对农村社区经济组织的微观管理逐渐弱化，农民与政府间缺乏沟通，农民难以及时接受政府通过调控市场而传导的经济信号。另一方面，农户经营规模小、生产成本高、产量小，难以形成大批量来影响市场供求状况，以达到增进自身利益的目的。即农民客观上面临着农业小生产与社会化大市场间的矛盾，在这对矛盾的支配下，农民只能作为市场交易条件的被动接受者，既难以适应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市场，更难以影响市场，致使农民在市场交易中处于一种极不公平的地位。如果农民没有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就无法联合起来，在市场经济中与其他非农经济组织公平竞争，无法维护自己在市场交易中的合法权益。因此，在农业市场化进程中，在政府采取措施保护农业的同时，必须发展农民自己的专业合作组织，组织农民进入市场、适应市场、影响市场，并通过这些组织参与和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监督政府农业保护政策的实施，形成农民的自我保护机制。
经验
大多数欧美国家和日本等国，均建立了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或农协，农民借助自己的组织来实施自我保护，称为“联保”，以此作为农民自我抵御市场风险的屏障。这以日本最为典型。为了克服个体农民势单力薄和经营分散的局限性，使农业高度社会化，在政府鼓励下，日本农民战后建立了多种多样的互助合作性的组织“农业协同组合”(简称“农协”)，它是农民自愿组织起来，目的是使从事农业的人通过合作活动保护自己的经营和生活并谋求提高其水平，但不得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事业。
日本农协既是合作经济组织，又是行政辅助机构和政治压力团体。作为日本政府的行政辅助机构，不仅参与日本农业政策的制定，而且承担着政府农业政策的落实执行责任。它主要通过购买、销售、信用共济、共同利用、加工卫生促进、信息服务等事业为农民谋福利。例如，长期以来日本政府对大米的流通实行管制政策，作为执行这项政策具体环节的大米收购、储蓄、保管、销售(主要是批发)都是由农协承担的。另外，日本农协还具有代表农民利益向政府施加影响的功能。它代表农民与政府对话，反映和争取农民的合法权益，以此来提高农民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在日本的政治运作中，农协握有农民的选票，一直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并且长期同执政党和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日本农民要求增加农业补贴和农业投入的呼声都是由农协传达给政府。
历史地看，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经济组织是工人或农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对抗大资本的中间盘剥而组织起来的互助组织。日本农协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以庞大的组织体系覆盖了日本整个农村地区。在日本，全国已形成纵横交错的农协网，农民几乎都是它的成员。这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形成巨大的势力。比如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本来是各个农户的分散行为，是无数个小农面对有限个垄断性的农资制造或销售公司。
这种局面对农民是不利的。但日本农民却依仗农协改变了交易中的不利地位。各农户首先是把购买信息集中到基层综合农协，然后逐级上报汇总到全国农协联合会或都道府县农协联合会，由上级农协统一对外采购。可以说，农协以其强大的组织系统，从生产到生活，垄断了整个日本农村市场，有效地阻止了工商业资本对农民的盘剥。
日本农协分综合农协和专业农协。综合农协是按村落组织起来的，农协的名称也都直接用社区的名称来命名。所以农协组织与农村的亲族关系、亲属关系、传统习俗等密切融合在一起，与农民有很强的亲和力。综合农协顾名思义，其经营方式是综合经营，涉及信用、购买、贩卖、共济(即保险)、设施利用、营农与生活指导等多方面，经营所辖区域内的一切农产品和畜产品。而专业农协则是适应专业化农业的发展，由从事同一类生产经营的农户组织起来的。分别办理水果、园艺、畜产和养蚕等特定部门的专门业务，如养鸡农协。总之，农协把干百万个体农民联合起来，在政府的扶持下，全面经营产、供、销信贷，技术指导和福利事业，实际上成为农村生产和生活的组织者，是农村的社会支柱，有力地保护了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利益。而且，其在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业、农村、农民地位，推进农业现代化等方面，均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拉美三国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农民自己建立专业生产者协会，协会经常组织短期培训班，提供技术咨询等服务，帮助农民改进生产技能，普及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借助科技力量，减少风险和损失。
法国农民有农会、农工企业联合会和全国联合会等组织。这些组织经常召开会议，一起商讨农民提出的各种问题，研究对策和解决办法。美国有全国农场工联盟、牧场主协会、小麦玉米生产者协会等组织，其任务是维护自身利益，对国会和政府施加影响，促使它们通过并执行有利于农牧场主的农业立法。
启示
从上述发达国家农业保护政策的分析看，对农业实行保护政策有其客观的原因。也就是说，该政策是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现实中，促使发达国家实施农业保护主义政策的直接动机是选票的问题，正是由于农民组织起来了，产生了一股强有力的政治势力，才缓解了广大小农同强大的工商业资本在市场竞争中的弱势地位。反观中国的农业经济政策，建国以后我们一直在理论上承认“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从每年的财政支出的明细看，政府对农业的投资非常少，牺牲农业和农民来发展工业和城市的指导思想基本上没有动摇过，对农业的保护一直停留在口号上。
当前在农业经济学界有不少人认为“公司+农户”是符合我们需要的农民合作组织形式，并从交易成本的角度对该组织形式作了证明。但从发达国家的农业经济实践看，农民合作组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农业和农民，提高农民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而不仅仅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而公司+农户只是生产要素的一种组织形式，公司不能代表农户，公司的利益与农民的利益从根本上是冲突的。因此“公司+农户”无法替代农民合作组织，更不可能成为农村合作组织的主流形式。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博士）
《国际金融报》 (2004年02月20日 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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