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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规定
国务院办公厅2003年9月转发的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提出，加强对以接收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为主的社会力量所办学校的扶持和管理。地方各级政府特别是教育行政部门要对这类学校给予关心和帮助，在办学场地、办学经费、师资培训、教育教学等方面予以支持和指导，对办学成绩显著的要予以表彰。
意见提出，以接收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为主的社会力量所办学校将纳入民办教育管理范畴，设立条件可酌情放宽，但师资、安全、卫生等方面的要求不得降低。
意见提出，尽快制订审批办法和设置标准，要对这类学校进行清理登记，符合标准的要及时予以审批；达不到标准和要求的要限期整改，到期仍达不到标准和要求的要予以取消，并妥善安排好在校学生的就学。同时加强对这类学校的督导工作，规范其办学行为，促进其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的提高。一个学校的4次搬迁
车辆川流不息的北京西四环中路东侧，绕过一堆砖石废墟和垃圾，穿过一片建筑工地，经过一排刷着白色“拆”字的平房，七拐八拐，记者推开虚掩的铁皮门。看门人证实，这里就是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树人学校。
夹在林立的楼宇之间的这幢小楼即将与周边平房一起被拆除。小楼里的师生，正面临第4次搬迁。
没有操场，狭窄的院落北面是教室，南侧是大门和自行车棚。一声哨响，下课了。小院立刻被打闹嬉戏的孩子填满。
走进教学楼，宣传栏里张贴着学生活动照片。走廊的尽头堆着蜂窝煤，窗上玻璃残破。肮脏的厕所地上结着冰。教室里桌椅破旧，生着炉子，老师学生都穿着棉衣。
一位张女士送孩子返校。记者问她对学校满意吗，她小声说：“能满意吗？没水没电的，生着炉子又冷又脏，每天早晨给孩子穿上干净衣服，晚上回到家准是脏的。老师怎么样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跟人家公办学校根本没法比。”
那为什么不送孩子上公办学校？“公办学校咱上不起，再说这里离家近。”
学校办公室里，办学者赵生杰、董庆云夫妇正在统计学生报名和返校情况。据董庆云介绍，从学前班到初中二年级，共有学生600多人，教师20多人。开学已经一周，还有100多名学生没来报到。“这与这次搬迁关系不大。反正每到开学，总得少那么百八十人。有的回老家了，有的转学了。至于有没有人辍学，没办法统计。”
办了5年学，搬了4次校，赵生杰、董庆云回忆往事，一阵唏嘘感慨。
2000年初，因为修建四环路，刚刚建校不到一年的树人学校，被列入拆迁范围。当时夫妇俩带着100来名学生，匆匆地找个离学校不到50米的地方安置下来。
一年后，由于学生大量增加，教室不够用，树人学校又不得不搬迁到郑常庄一个老年活动站。
没想到刚过半年，所在区教育部门来人说，学校没有办学许可证，属于非法办学，要求立即解散。
赵生杰、董庆云夫妇心急如焚。办学许可证他们申请过，教委说他们办学条件不合格，学校位置不固定，安全设施不健全，师资水平不过关，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不能颁发办学许可证。
怎么办？董庆云夜不能寐，学校大门一响，她就生怕是查封学校的人来了。赵生杰心想，没有办学许可证是“非法”办学，可普及义务教育也是法呀，总不能让这些农民工子弟没有学上成为文盲吧？反正办学校不是干坏事，已经开学了，学生杂费和书本费都交了，也许能侥幸把这学期上完。
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那年冬天学校被查封的一幕他们至今历历在目：11月25日，有关部门来人强行拉走了所有的课桌椅，一共用卡车来回拉了10趟。
赵生杰灰心了，想把学校解散。由于附近的公办学校收不下这些孩子，家长也负担不起借读费，让孩子去离家远的学校家长又不放心，所以大部分学生家长还是坚持把孩子送到这儿上学。就这样，连桌椅都没有，400多名孩子就蹲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上了1个星期的课。
不久，在学生家长的帮助下，学校从铁路桥南搬到了桥北。在战战兢兢中，学校终于坚持办了下来。
可去年7月，树人学校又接到了拆迁通知。赵生杰和董庆云一合计，决心把学校办出点名堂，干脆拿出多年积蓄，在石景山区西五环路边租了块地，花15万元盖起了30多间砖瓦房做新校舍。
搬迁4次，树人学校依然“黑”着。一次投入全部积蓄盖校舍，不怕学校再被查封吗？董庆云说，新学校条件好多了，我们已经与石景山区教委取得联系申请办学许可证，教委也没说具体审批标准是什么，能不能批准还不知道。万一学校不让开了，校舍还可以作为民房出租。
去年教师节，电视台播出了总理考察玉泉路农民工子弟小学的新闻，让夫妇俩看到了一线希望。他们希望政府在取缔只顾赚钱、不顾社会效益的民办学校的同时，给予想认真办学的人一些扶持，“因为毕竟农民工子女需要这样的学校。”一位小学校长的自述
自述者：凤良君，南京藤子村良君民工子弟小学校长，有着11年农民工子女教育办学经历
当初，揣着东挪西借的2万元，我和妻子来到南京，租了一间房，买了一些随时会散架的旧桌椅，办起了这所小学。起初，只有10多个学生，收来的学费连付房租都不够。晚上，几张课桌上用门板一搭，白天的教室便成了我们的卧室。
和一般的公办小学不一样，民办农民工子弟小学有三大难处：
一是招生难。我们学校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学生生源的流动性，这就使得招生成了学校的头等难事。每学期开学前几天，全体教职工都要分头行动，到民工暂住地挨家挨户打听，碰上不想让孩子读书的家长，还要做说服工作。每天跑个七八百户、走上百里路很平常。
有一次，一位老师发现了整天与垃圾为伴的郑海玲，坐在妈妈拾垃圾的车上。当老师问她妈妈想没想过让孩子读书，这位当妈的说：“读书有什么用？再说，我也交不起学费。”经过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我们又答应不收一分学费，她才勉强同意让孩子上学。
二是收费难。民工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他们微薄的收入有时连子女的学费都付不起。很多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时都跟学校商量暂时不交费，以后再补交。就这样，每年我们学校都会有近万元的学费收不回来。
三是找老师难。由于学校基本无利可图，我们给教师的工资很低，能够保证一个月400元钱就不错了。这样的薪金标准下，一般的教师根本不可能“光临”我们学校。但我们又不能找一些水平不好的老师来滥竽充数，就只好“以情动人”，到教师家中做工作。有时为了说服一个教师，要到他家里去上十多次，有些人被我们跑“烦”了，只好答应我们。
有一段时间，因为经济原因，曾经想放弃了。可有件事却让我改变了想法。那是一个冬天的早晨，因为要到南京城办事，5点钟左右我就起床了。当我路过学校门口时，发现有位家长已经把孩子送来了。我问家长为什么来这么早？他说，他们夫妻俩在菜场卖菜，家又住得远，天亮后就没空送孩子了。临走时他还对我说，我们这些打工的真应该好好谢谢你们，没有你们，我们的孩子根本没地方读书，公办的学校我们读不起啊！
当然，我也能体味到别人体味不到的成就感，这是这么多年来我能坚持办学最大的动力。当你看到那些面黄肌瘦的孩子读书时露出的幸福的笑容，当你看到这些本来一字不识的孩子在你的学校里慢慢学会写字，当你听到家长们对学校的感激之语和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我就感到无比的欣慰。对我来说，这比什么都重要。农民工子弟学校现状
每隔30多分钟，繁忙的京广线上就有一辆列车呼啸而过，巨大的气浪将路轨旁的衰草吹得七倒八歪。路基南面30多米，就是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北京市石景山区黄庄小学。1000多名外来农民工的孩子们，就在这轰隆隆的声响中度过每一天的学习时光。
像这样的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全北京已有400多家。大约8万至9万名农民工的子女，就是在类似恶劣的条件下，延续着苦涩的求学生涯。当我们走近这些学校，“沉重”二字不由得涌上心头。
“高峰的时候，不一会儿就过趟火车，过车的时候啥都听不见，我也就不讲课了，等车过去再说。”黄庄小学的老师对飞驰的列车表示无奈，“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这样。”
条件简陋，环境恶劣，是许多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面临的共同问题。记者走访的几所打工子弟小学条件都比较简陋。20多平方米的阴暗教室里，挤着50多个学生。还有一些学校是建在垃圾场、工地旁。
北京西五环边的衙门口村，记者七拐八绕才在一条垃圾沟旁看到树人学校的指路铁牌，沿着铁牌指引的方向，又在满眼荒芜的土路上走了100多米，才找到这所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第三分部。被寒风卷起的黄土弥漫操场，盘旋着钻入教室。
到达西四环附近的一所农民工子弟小学，正逢午餐时间。尘土飞扬的操场上，学生们手拿饭盆排起长队，一个接一个走到食堂露天窗口，从窗口伸出的大勺把米饭扣在孩子的碗中。
记者走进一个班级的教室，灰暗的墙壁上脏迹斑斑，破旧的桌椅互不匹配。学生们的饭碗散乱地堆放在教室一角的木架子上，窗子的玻璃上还破了一个洞。
北京市政府教育督导办公室在调查中发现，许多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老师上课就靠一支粉笔、一块黑板，学生的活动场所根本没有或极为狭小，没有基本的实验仪器，没有体育、音乐、美术课的器材教具。有的即使有，也因为没有场地或专用教室而束之高阁。
一些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忧心忡忡地对记者说，这样简陋的办学条件，怎么保证教学质量？校舍也没有任何消防设施。万一发生火灾，想救都来不及！
“动荡漂泊”、“南移北迁”，可能是形容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现状最恰当的词。
“我们的学校曾有过两个星期搬了3次家的记录。”北京市丰台区对当地打工学校大规模的清理，至今让易本耀心有余悸。
2月10日，易本耀领着记者来到被教育部门查封的北京丰台区师陶学校校舍。
瑟瑟寒风中，两辆用来接送孩子上下学的校车漆皮掉落，教室的门上则挂着生了锈的大锁，还有的教室钢窗和门框被牢牢地焊死。一道砌起的砖墙挡住了通往教学区的道路……
创立于2001年7月的师陶学校，查封前有农民工子弟1350多人，教职工90多人。2003年4月27日，丰台区以“未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为由，将其关闭。
“花12万元买的校车和慈善组织捐赠的电脑如果长时间不用，就有报废的可能。”站在萧瑟的校园里，易本耀痛心地说。
“因为没有名分，我们不能给学生办学生证、毕业证，甚至没有固定的学校校舍，教室都是随便租的房子和场地，只要有风吹草动，我们就得搬走。”同属打工学校的石景山区黄庄小学负责人陈恩显也颇为无奈。
目前，摆在这些学校面前的最大困难便是“非法办学”的包袱。对于他们来说，从办学之初起就生活在夹缝中。教学合法化，把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办下来是他们的当务之急。
“最大心愿就是能早日拿到政府的批文。这样我就可以放心地筹资尽快改善学校的软硬件条件。”陈恩显告诉记者。
就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办学和管理情况，记者曾联系丰台区教委社会力量办学办公室，被告知采访此类情况须经区委宣传部批准。记者又致电丰台区委宣传部，遇到了“太极推手”。寻人久不遇，记者只能留下手机号，却始终没有接到有关负责人的电话。
“我们远离自己的家乡，我们也有自己的梦想，我们同样渴望知识的海洋和明媚的阳光……”上课的铃声响了，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四年级三班的陈宇，在一间阴冷、充满着汗酸味的教室里高声唱起了校歌。
“我们越是遭受白眼，越是见多了坑蒙拐骗，就越是感到没文化、只凭体力吃饭的老路再也走不通了。”在北京打工6年的山东来京人员张昌国说，“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上学！”
过高的费用，绊住了农民工孩子上公办校的腿。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北京市规定外地小学生到公立学校借读，要交纳200元借读费。但实际的收费要比这个标准高得多。
张香花，这位来自河南开封的农民，曾经领着12岁的儿子秦卫东，靠着丈夫每月做卡车司机挣的1500元，开始在北京丰台区寻找能接纳孩子入学的公办小学。得到的回答是“学校班级已满员，再安排入学很困难”。即使能够勉强收下，除了交200元借读费外，还要再商量交其他费用。
公办学校求学无门，收费低廉的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也因为重重困难难以为继。两周三易校舍的易本耀说起来仍然长吁短叹。“我们学校用地和校舍都是租的，只能颠沛流离。自己建设校舍需要很大一笔钱，可是对我们这类学校当地教育部门不给拨款。我们现在是非法办学，真的渴望漂泊的课桌能安定下来。”
在这样的“非法学校”里，有教学经历并达到较高学历水平的教师很少，而音乐、体育、自然、英语等课程的师资更是缺乏。即使如此，家长们仍十分满足，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学校，孩子们早就失学了。
春天来了，一直在为名分奔走的易本耀得到了喜讯：学校已通过北京市海淀区教委的批准，并且校名也将从“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更名为“北京市海淀区行知实验学校”。“希望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易本耀忧喜参半地说。尽早终结“黑灯办学”的尴尬
记者在调查时发现了一个尴尬的现象：一方面，公办学校因资金、校舍等因素的掣肘，无力也不愿招收农民工子女；另一方面，在城乡结合部应运而生的大量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却大多是“黑灯办学”，简陋的办学条件、低劣的教学质量令人担忧。
我国18周岁以下的流动人口达1982万，其中处于义务教育年龄段的孩子有9．3％处于失辍学状态，近半数适龄儿童不能及时入学。这些主要来自农村的孩子们，长大后无论是留在城市或是返回家乡，都将成为未来劳动力大军中的一员。他们的素质高低必将对未来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从这种意义上说，农民工子女一个小小的书包，不仅装满他们父母的寄托，更装载着国家和民族的希望。
人们注意到，大量农民工子女进入公办学校，给流入地城市的基础教育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也使原来按常住人口规划的学校布局和办学规模难以适应，在加重地方财政负担的同时，也给学校教育和教学工作带来很多新的问题。应运而生的大量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虽然受到农民工家长的欢迎，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外来人口子女受教育的不足，但办学条件简陋，师资水平参差不齐，教学设备短缺，都无法从根本上保障孩子们受到良好的教育。从长远的角度考量，这类学校不能也不应该成为农民工子女求学的主渠道。
让流动儿童接受正规的义务教育，公办学校责无旁贷。这不仅是教育部门的职责，更是各级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解决当前农民工子女求学中出现的尴尬问题，首先需要各级政府不断提高认识，加大投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充分发挥现有教育资源的作用。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学校收费资金管理，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防止“天价”学费堵住孩子们的求学之路。此外，还必须加强对社会力量办学的指导、监管和扶持力度，整合社会力量办学资源，提高社会力量办学质量，让远离家乡的孩子们在城市里不但有学上、有书读，还能接受严格、系统的良好教育。
北京一位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校长的话发人深思：如果我们坐等所有的措施都到位，坐等所有的学校都有能力接纳了，很多农民工的孩子可能已永远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
愿“黑灯办学”的尴尬尽早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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