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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城里人的钱留住农村人的钱”
从湍水头镇出发，汽车一直沿着一条仅容一车通行的崎岖山路往上爬。
司机说，在湍水头镇，这就算好路了。终于爬上山顶，举目四顾，是连绵不尽的土黄色山峦，因干渴而长得像侏儒的玉米苗被烈日晒得蔫巴巴的。往山下走，几十孔窑洞零散
地分布在山腰，那就是龙水头村。
远在北京的茅于轼和这个小山村结下缘分，纯属偶然。
1993年5月，茅于轼先生的爱人赵燕玲女士，向希望工程捐款200元。3个月后，她收到了山西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一个孩子的来信，这个叫韩海勤的男孩，不仅感谢他们的资助，还谈到了他们的村庄，他们的学校，他们学校里惟一的老师雒(音“洛”)玉鳌。
几次通信，让茅于轼对这个遥远的山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直接和雒老师通上了信。茅于轼逐渐了解到这个地处吕梁山腹地的小山村的点点滴滴：交通不便，严重缺水，人均年收入只有几百元，村里文盲很多，只有一个复式教学班，有些女孩子甚至小学都上不完。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农民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有劳动、生产的能力，却没有生产的资金。他的这个想法，在雒老师那里得到了证实：急需用钱却求贷无门，高利贷盛行，利息甚至高到月息10%以上。
设立一个民间互助基金会的想法就这样产生了。茅于轼认为，传统的扶贫是把救济款发给农民，农民把救济款花完了依然贫困，设立互助基金会，让农民民主管理，有借有还，不但能解决农民的短期小额资金紧缺，还可以培养他们的投资、风险意识，增强用钱生钱的能力。
而基金会的启动资金从哪里来呢？茅于轼的设想是，先用城里人的一部分钱启动(城里人不但有这个实力，而且有这个道义)，再吸收农村的钱留在农村用。
基于通信建立起来的信任，茅于轼把基金会的日常管理交给了雒玉鳌老师。1993年9月，茅于轼将第一笔500元钱寄给了雒老师，当年11月，茅于轼的朋友、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博士也投入了200元。基金会的管理章程也由茅于轼和雒玉鳌共同起草产生了。
2001年7月23日，在雒玉鳌老师住的土窑洞里，记者看到了用红漆端端正正地写在木板上的“龙水头村民互助基金章程”，这个章程在几年运作过程中逐步完备起来，规定了基金的来源(由茅于轼负责筹集)、监管、用途(治病治伤、生产而非婚丧、大件消费)等事项。
“‘穷人’是有信用的”
韩勤顺家在龙水头村算得上是殷实人家，五孔砖窑，墙壁刷得雪白，门前的庭院打扫得纤尘不染，院墙边种着一丛果实累累的葡萄。村里来客人，都在他家吃“招待饭”———烙饼，小米稀饭。
韩勤顺家门口，拴着一头黄牛，正嚼着草。这是记者在龙水头村看到的仅有的两头牛之一。因为严重缺水，全村只剩一口井能打出水，水井被锁着，奉行按需分配的原则，每口人每天才能分到一桶水。龙水头很少有人养猪养牛，连鸡也很难见到。韩勤顺的牛是春天里花了1300元买的，为了买这头牛，他从基金会贷了1000元。喂这头牛，除了可以耕一年的地之外，到冬天卖肉牛，也能卖到2000元左右，除了还贷款本息，还能挣上几百元。
这是韩勤顺第四次从基金会贷款，几次都是生产性贷款，买化肥，买种子，都按时还了本息。村民贷得生产资金后，多了致富的机会。全村45户人中，80%都从基金会贷过款。韩勤顺是其中的一个。
“村里就那么些人，谁贷款去干什么，都清清楚楚。”韩育清说，他是基金会的管理人员之一————评议员，基金会每贷出一笔钱，都要经过他和其他两名管理人员的评议。
从1993年茅于轼投入第一笔资金500元开始，经过8年发展，基金会的资金已经累积到11万元，绝大部分是茅于轼先生从各种渠道筹集来的，出资人既有知名学者如林毅夫、卢锋(均为北大教授)，汤敏博士，也有山西省原省长孙文盛等政府官员，更多的是一些海内外的热心人士，大连一个叫林淑玉的老师一个人就出资11500元。而茅于轼自己则是最大的出资人，迄今已投入23000多元。
这些钱都不是无偿捐赠，而是借给龙水头村民的，出资人每年能得到6%的利息回报，高于同期国有银行存款利息。从经济上说，基金会是赢利的，存贷都很活跃，真的达到了茅于轼“以城里人的钱留住农村人的钱”的设想。
这些钱，8年间共贷出541次，其中治病贷款109次，上学贷款7次，发展生产贷款398次。邻近的村民也有来借贷的。541笔贷款中，只有6笔没有按时还款，共计7600元，占基金总数的6·８%。“这再一次证明‘穷人’是有信用的。”茅于轼说。
基金会与信用社各有尴尬
与此相比，当地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日子却越来越难过，吸储难，放贷也难———虽然信用社贷款利息低于基金会。
湍水头镇农村信用合作社主任吕小明对记者说，他们的信用社己经进入高风险状态，连年亏损290多万元，靠拆借256万元资金才能支付到期存款和利息。亏损主要来自呆坏账，很多账从大集体时代欠到现在。信用社主要放贷给经营小生意的农户，“支农贷款不敢放”。而农户也几乎不来贷款，“因为他们知道贷不到”。
本来，他们才最有资格、最有义务为农户服务。因为从名义上讲，信用社是集体所有制企业，乡里大部分农户都是它的股东，其11·６万资本金都是农户你5块我10块凑起来的。
村民韩奴照于1983年7月25日以5元入股，领取了信用社社员证，社员证上清楚地写着他的权利：“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优先借款的权利”；“对本社的业务、财务、组织等工作有讨论、批评、建议、监督和质询的权利”；“享受股金分红”。
但他除了于1990年、1999年分别享受分红2元、1·４元之外，再没有享受过别的权利。在龙水头村，记者问一名村民，为什么信用社的贷款不还，基金会的贷款却能准时还，这名村民说：“(信用社)那是公家的钱，基金会那是个人的钱，不还怎么行。”
在龙水头村互助基金会取得初步成功以后，茅于轼希望能把它在附近有条件的地方推广。1996年，经人介绍，茅于轼筹了5500元交给湍水头镇班家洼村一村民，让他在班家洼创立一个基金会。这个村民拿到钱后，却揣着钱上太原打工去了。直到1997年，这笔钱才被收回来。
于是，茅于轼和别的出资人都特别庆幸：在龙水头找到了雒玉鳌这样可靠而敬业的人。雒玉鳌8岁丧母，因患小儿麻痹症右腿残疾，是村里第一个高中毕业生，代了10多年课仍没转正，年近40仍未成婚。在村里大部分人都住上砖窑时，雒玉鳌仍和60多岁的老父亲住在土窑洞里。而实际上，雒老师在龙水头村几乎”权倾一时”，他是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村小学的校长，基金会的主要管理人。他难能可贵地保持着一个乡村知识分子的良心和质朴。
即使找到雒玉鳌这样可靠的管理人，龙水头模式的推广仍有巨大的阻力，最关键的是名分问题。目前龙水头的基金会仍没有在任何部门注册，而它获得金融业务经营牌照的可能性等于零。一边是农民的金融消费得不到满足，一边是可能满足他们需求的民间金融找不到生存空间。(下转第6版)股份制的树与电脑
茅于轼在龙水头做的另一件事是：与村民合股种树。
1996年，茅于轼到龙水头考察时，有村民跟他说，想在山上种果树，却缺乏资金。
茅于轼给村民端来了这样一个方案：由他到城里筹集资金，与农民合股种果树，城里人每亩投资250元，第一年100元，其后3年每年50元，占股三分之一，而村民用土地和劳动力入股，占股三分之二，4年后开始回报，按股份分成。这与创办基金会的思维如出一辙。
按这份“招股说明书”，茅于轼从各种渠道筹资35720元，而龙水头45户农户中，有19户响应，在他们的地里种下了2000多株自己占股66·７%的核桃树。
如今，4年过去了，该到回报期了，这些股份制的树，却由于连年大旱，有的长成了老头树，长得好的也远远未到挂果期。
投资人的钱绝对不能不明不白就花了，茅于轼在给雒玉鳌的一封信中说，得进行清算，要有个还款计划。
除了创办基金会和种树之外，茅于轼关心的是如何改进当地的教育条件，因为教育才是脱贫的根本办法。雒玉鳌忙于基金会的事耽误了教学，他就联系了一笔资助，聘请村里的初中毕业生薛凤兰担任一部分教学工作。2000年暑假，经过茅先生联系，薛凤兰得到了免费到河南信阳师范就读3年的机会。
1998年，茅于轼收集了几台旧电脑，将其中3台给了湍水头镇，原计划是给湍水头中学两台，龙水头基金会一台。但当时的湍水头镇镇长贺某独占了一台，而且是最好的一台486。
后来有人告到了茅于轼那里，茅写信批评了贺某，还写信给临县纪委。
后来贺某找到雒玉鳌，用雒玉鳌的话说，虽然他坚称不是自己告的，但贺某还是“狠狠打击了他一下”，贺某还说：“要是老茅是毛主席的话，我的脑袋不就没了。”
“茅老”与“老茅”
在龙水头，在湍水头，茅于轼几乎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村民们一般称他为“茅老”，另一些人，主要是一些乡村干部则称他为“老茅”，不知是表达一种亲切还是隔膜。
村民们说起“茅老”，都有一种神往的表情，在他们心中，“茅老”是遥远的，神通广大的，不少村民固执地认为“茅老”是个大得不得了的“大官”。
1996年冬天，当年迈的茅于轼翻山越岭来到龙水头村，村民们才发现，“茅老”原来只是个穿着粗布棉衣的普通老头子。“茅老”在雒玉鳌家的土炕上住了两天，挨家挨户去串门聊天，了解玉米的长势和养牛的回报问题，教村里的小孩说“对不起”、“谢谢你”、“请原谅”。
在雒玉鳌老师那里，记者见到了厚厚一大沓信，都是茅于轼写来的。雒老师告诉记者，茅老的信大约两周来一封，从不间断。
关于为什么在龙水头办基金会，茅于轼在1999年12月19日的信中写道，“更重要的是培养农民按民主法制的市场规则办事”，因为“真正脱贫，要靠村民的自觉自强，不再按老规距办事”。
雒玉鳌和另两名村民管理基金，是有报酬的。每10000元基金他们可以提25元管理费。2001年3月，基于雒玉鳌对基金会事务的贡献，茅于轼给了他一笔奖励：500元。雒老师给茅于轼写信说，准备用它资助村里的五保户王来生。茅于轼给他写信说：
这笔钱已归你所有，你有全权支配，但我不太赞成你再用在公益事业上。其原因是权、责、利要十分明确。如果你将钱用于公益事业，其隐含的意义是你并没有从服务中得到应有的报酬，因此你对基金的责任也落空了。给你奖励的原因正是因为你对基金尽到了责任。如果你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以后万一基金出问题你也可以不负责任。
每封信，识字的村民大多读过。对没什么机会接触外界的村民来说，这些遥远的来信，这些写在复印纸、邀请函的背面、大小不一的酒店便笺纸上的文字，带来了那么多陌生的词汇：权利、义务、信用、市场、管理。这些词村民有没有读懂呢，似乎懂了，又似乎没有完全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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