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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论坛王鸿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产权是一切市场经济主体进行资源组合和利用的基础，从市场经济运行的角度而言，产权不仅仅局限于所有权，产权的改革也不仅仅限于所有制的改造，它更多强调的是对市场主体应有权利的法律界定。
一、现代产权经济法律内涵
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始终信奉经济体系是借助于价格机制的作用而实现，价格引导资源的配置趋向合理，而政府的管制和计划不是必需的。因此，制度安排对经济体系运转的影响始终是一个被忽视的问题。经济学家所关注的是购买生产要素及用这些要素生产出的产品的销售，对于在购买和销售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则是忽略不计的。而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则提出了相左的观点：在生产要素的购买阶段及产品的销售阶段中存在大量的交易成本。在现实世界中，因为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因此，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在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市场的价格体系的作用，而取决于一定组织形式及法律的权利安排。
科斯指出，通过价格体系组织生产是有成本的，这就是生产要素拥有者之间发现相对价格的工作。这种成本不可能消除，但可以借助一定的组织形式减少。企业因此而作为一种市场交易组织生产的替代物应运而生。在企业内部，某一生产要素（或它的所有者）不必与它合作的其他生产要素签订一系列契约，生产要素所有者因进行生产组合而相互间进行讨价还价被取消了，一系列契约被一个契约所取代，生产的重新安排倚赖于行政决定，企业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重要方式。而企业要有效地进行资源配置，一个重要的前提基础是要取得对资源进行组合和利用的各方面的权利。因为在市场交易中不是简单的物理实体交换，而实际上是隐藏在物理实体背后的由法律创立的个人拥有的和决定采取行动的权利，因此法律对个人拥有的权利，连同他们的责任和特权，必然会对社会资源的配置，即经济体系的运行效率产生深远的影响，并且在某些特定的方面可以说是直接决定了后果。
由上可见，科斯所关注的是一种成为生产制度结构的东西对经济体系运转的重要影响程度，即法律的权利安排与经济组织是如何影响经济行为以及资源配置和经济均衡的结果。而法律的权利是涵盖了各种权利的，且Ｐｒｏｐｅｒｔｙ在英美法系的涵义，绝非大陆法上的财产所有权，用于经济分析，乃指一切可对稀缺资源进行利用的权利。因此，产权在公司（企业）意义上的使用，应界定为公司在市场运行过程中所享有的一切权利的总称。它包括了所有权及与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债权、知识产权、人身权、管理权等。
二、现代产权制度确立的市场经济意义
第一， 产权的确定降低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
法律权利之所以对交易成本的降低有如此重要的影响，它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是法律的理性预期。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人类的活动是建立在一系列或我们认为比较确定的预期之上的。在预期的理念之下，人们才能进行一切的社会交往活动。而法律恰恰为这种预期提供了一个平台，通过法律对活动主体权利的明定，通过对各种习惯和惯例的确认，使彼此往来的双方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范围。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信息的不断变化，交易的区域不断的扩大，交易主体的不断的增多等等，使交易的风险系数也在不断地增高，由此引发的理性交易形成的成本将极为巨大，高昂的成本往往使交易的双方无利可图，以至于不得不放弃交易，从而使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受到影响。而法律却在交易双方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相互之间明确了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双方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各是什么。在这种清晰的权利范围内，交易双方通过各自行使权利，而相互获得交换带来的利益，避免了盲目地谈判所形成的高昂成本。
二是法律的协调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的强制力在许多方面呈现一种弱化的趋势，而更多地强调法律的一种协调作用。这种协调作用反映了法律与市场经济之间的一种内在的固有的联系。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任何一项交易的实施皆非依靠法律的理性预期所能完全实现，理性的预期只是避免了交易合约达成的谈判成本。而在合约的履行过程中，会存在着投机行为，它来自于个人利益的不同选择以及客观因素变化的影响。投机行为的出现，必然使合约的履行受阻，产生机会成本。而交易的双方也必然由此产生矛盾、冲突和摩擦，而解决机会成本问题，仅仅依靠交易双方的彼此交涉却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只会增加这种机会成本的比率。而依靠法律的强制，往往使问题获得解决，但确使资源的配置在经济上无效率。并且情势的变更与合约的履行中的某些投机行为对经济效率而言并不是一种不可容行为。为了更好的解决机会成本问题，切实可行的办法是通过法律的作用使矛盾的解决在一种协调的氛围中进行，从而促进经济活动时机的最佳选择。这种协调在目前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尤显其特色。
第二， 产权的确定，可以降低政府与公司之间所形成的管理成本
现代市场经济，已远远脱离了最初的自由市场经济，它更多的是市场机制与政府的管理机制相结合的一种混合性的经济体制。政府的规制在于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产生负效应的情况下，以政府的力量弥补市场的缺陷，从而使社会资源的配置呈现良性循环状态，求得资源配置在宏观领域内的效率、公平、谋取社会经济的稳定。这里所隐含的一个问题是，公司在市场范围内对资源的配置与政府在市场范围内对某些资源的配置的界限如何划分？界限不清，既影响到公司的效率，又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如何从理性上廓清这种边界？法律权利的界定是一种显性效应。权利，从纯法学解释，权利是一种自由，权利是一种主体在界区内的自由。权利是一种界区，一种区分主体行为方式的界区。权利主体在权利的范围内享有一种法律上的自由，自主决定作为和不作为。
权利的本质特性，是我们强调公司与政府之间权利划分的根本依据。也是我们强调公司产权的又一个重要方面所在。公司在其应享有的权利范围内，可以自主地从事一切活动，可以根据市场的环境变化合理地选择资源的组合方式，政府不得妨碍公司行为。只有当公司的行为超出了权利范围，进入到政府的权利领界，政府与公司之间的资源利用状态即发生了质的变化。政府在其权利范围内，有要求公司做或不做某件事的自由，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限制公司的超规行为，从而使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达到合理配置的预期。政府与公司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建立在社会效率、公平、稳定基础上的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一种必然反映。但是这种管理是有成本的，它来自于政府与公司之间的一种讨价还价和双方各自行为的一种无节制。而权利的明确界定，使双方失去一种讨价还价的资本，双方的行为都界定在一个权利规制的范围内，从而减少管理成本，提高资源的社会利用效率。
第三， 产权的确定，划定了公司治理运行的权利边界
产权对于公司治理结构而言，是确定一个制度范式，在此制度框架内，公司治理结构成为公司的权利载体，代表着公司行使着其对外及对内的权利。
公司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要时时与外部发生动态的交流关系。公司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要依赖与外部的市场环境紧密联系。它既要从外部获得必要的资金、人才、信息等一切维持生存和发展的资源，又要将其生产的产品交换出去，从而达到一种吐故纳新的机体均衡状态。这一切的实现，需要公司治理结构的运作。而在纷繁复杂的市场环境中，公司治理结构的总体究竟怎样的运作，才能达到降低公司的交易成本，实现资源的合理而有效的组合？公司产权的确定，为公司治理结构的运行划定了一个权利区域。公司所享有的权利，就是公司治理结构应该行使的权利。就公司的外部市场而言，公司治理结构所要解决的是如何占领市场，取得比其它企业高的收益，或是根据市场的需求，进行各种形式的资源联合，以求得公司在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并在竞争中不断地发展壮大。公司产权的明晰，使公司治理结构的总体运行可以决定可以干什么，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应该怎么干。有了这种权利的自主性，公司治理结构的运行才能体现出公司在市场中的一种活力，一种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才能对公司的各种关系进行有效的配置，使公司的投入和产出始终处于一种良性的循环状态。而如果没有公司产权的确立，公司治理结构的总体运行则处于一种盲目的状态，其既无法确定应该怎样行动，又难以避免对公司自体以外的其他主体权利的侵犯，而使公司不断地陷入争讼之中，增加了公司的交易成本，降低了资源的利用效率。产权为公司治理结构对外代表公司，实现公司的利益和价值，提供了一个适宜的法律环境。
公司制企业不同于传统的企业治理结构，在于其形成了一个科学的管理系统。在治理结构的法律安排上，摒弃了简单的个人统治模式，而融合了对要素所有者的不同权利的设置，建立起决策、执行、监督分别由不同的组织机构行使的分权模式。因此，现代公司能否有效地实现资源的内部配置，关键在于公司治理结构内部的组成部分之间能够相互协调，相互配合，相互作用。而这一切源自于法律对各组成部分的权利行使的规定。各国的公司法不仅规定了公司治理结构中各组成部分的权利范围，而且对如何行使权力规定了相应的程序，这就为各组成部分彼此之间如何行使权利，如何进行合作划定了明晰的范围。界区之内，各自充分行使权力，不受干涉；界区之外，相互合作，相互监督，在合作与监督中实现着一种权利上的利用与制衡，从而避免公司内部组织管理成本的提高，增强公司对外的应变能力。
（作者单位：审计署科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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