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老将李镇西卸任之后话遗憾
本报记者 张鲜堂 张帆
李镇西是一个不断自省的人。
从1983年担任山西省计委副主任，到后来的省科委主任、山西大学校长、省人大财经委主任，20年间，他辗转于政治、经济、科技、教育等领域，直到不久前，正式接到了退休通知书。他说，现在该是盘点人生的时候了。而他在卸任之后“盘点人生”做的最多的就是自省，面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他说的最多的乃是遗憾。
第一大遗憾
有看法没办法
中国经济时报：山西经济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还处于全国的中游偏上一点，但纵观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过程，却进入了倒数的行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转变？
李镇西：我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山西也有了长足的进展，但是每隔两三年，山西的位次就要后移一二位，我为此深感忧虑。后来我参加国家科委与设在维也纳的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合作开发的一个项目——用于整体发展的专家支持系统（山西案例）研究。国内外专家询问最多的一个就是，山西人最感焦虑不安的问题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地说：差距拉大，位次后移。但是原因是什么，该怎么去解决，我却回答不了，有看法，没办法，这就是我人生的第一大遗憾。我研究山西宏观经济整整30年，虽然一直苦苦求索，却始终拿不出任何有价值的成果。我常常发出这样的感叹，谁能告诉我山西的国有企业该怎么改革，山西的煤炭经济该怎么转型，“三农”问题该怎么解决，甚至当了近七年的省科委主任，也说不清楚山西的高新技术产业该怎么发展。我既不掩盖问题，也不夸大其词。
战略选择是个难点
中国经济时报：山西的经济发展确实是个难题，但您觉得其中的难点主要是什么呢？
李镇西：一个地方的经济长期上不去，发展缓慢，首先应该考虑是不是战略上出了问题。战略是关于全局和长远利益的思考，战略性的失误是不可逆转的。有一个测定战略认同的方法，比如，我们请上一百个中层领导干部，让他们各自用五十个字来表述山西的发展战略，您估计会有什么样的答案？主张继续实施“挖煤炼焦”战略的人不会太多，因为单一的资源型经济的弊端和对资源依赖性造成的深层影响已经充分显现，何况山西人并没有因此而富起来。2000年《华夏时报》曾以“上海最阔，山西最穷”为题报道了各省城市人均收入状况，真让人寒心！无论从哪个方面讲，这都不是山西应有的位子。我想，现在回答选择“新的科学发展观”战略的会不少，但具体内涵是什么，大概还说不清楚。如果这些答案是一人一个样，那就说明战略的离散度太大，实践中就是各自为战，形不成合力。
我认为，山西经济难就难在资源经济战略转型难。煤炭经济的战略转型基本上找不到可以学习参照的样板。有人举出德国鲁尔的例子，问题是我们不可能拥有鲁尔的条件。早在十年前我就看到一则信息，德国累计给煤炭的补贴达到7000亿马克。不只是钱，还有深层次的文化。鲁尔实现从“煤铁之都到新经济典范”的转换，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战略模式和路径，但可望不可及。问题还在于我们在思想认识上的差距太大，特别是有些基层领导基本上不考虑这个问题。
现在陕西、内蒙古、新疆等省区，都在研究制定适应市场的煤炭能源发展对策。资源经济更要讲比较优势，与潜力极大的新疆比，山西还有多大优势呢？这个能源基地还能保持多久呢？
国企改革步履维艰
中国经济时报：山西省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总产值所占比重达六成，高于全国20个百分点。您怎么看这一反差？
李镇西：山西作为一个老工业基地其共性特征可以说比东北更典型。据省经贸委一项研究报告称，我省国企至少有三分之一到了非退不可的时候，其实不止此数。
20多年来，浙江所有制结构的持续调整是其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但是为什么我们省的国企改革却如此路漫漫？
我举一个例子。2002年初，省人大财经委收到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太原办事处的报告，反映他们在收购我省某厂后遇到的问题。这一年华融公司曾向国外打包出售128亿元的不良资产曾被评为中国十大并购事件之一。报告称，该厂己停产两年，在工商银行的全部贷款本息共7749万元，已经资不抵债。2000年，工商行将其资产卖给华融，华融通过公开招标拍卖，以8136万元债权成交，等于国家还多收回1200万元。转让后，为该厂职工补交和垫付了工资、养老金、医疗费等，开始实施招标承诺，但在这时遇到了问题，不知什么原因，反正是进行不下去了。我还碰到过不少类似的案例。后来还有媒体报道，美国“金氏兄弟”是一家运作资本重组的公司，也是看中了山西很多有潜力的国有资产，但最后也是带着遗憾走了。山西发展导报曾以《金先生为何走了》作了长篇报道，说明山西的投资环境太差。
山西存量资产多，得益于国家多年投入，这是难得的宝贵财富，结构调整应以资产存量为重点，运作得好，就能培育出长虹那样的大型品牌企业，运作不好反倒成了包袱。资产重组是结构调整的大手笔，贻误机遇是要后悔一辈子的。而过了最佳时机，当你再想重组的时候，社会上就该是批判“一卖了之”、“一股就灵”、“法人持大股”的形势了，也就只好再以这些“理由”作罢。我们总是在重复这样的过程，所以“每一步都踩不到点儿上”。
高新技术产业跟风走
中国经济时报：您曾做过省科委主任，在山西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上有什么不足和失误？
李镇西：用高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应该是个重头戏，但是我省高新技术及其产业自身就很弱，坦率地说靠不住。但最让我伤心的是，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开发出来的一批高新技术项目，在产业化的时候却被别人拿走了。比如，我省几个企业和科研单位联合开发的汽车安全气囊，有很高的技术含量，如果给国产汽车配套将是数百亿的产值，但后来却让外省给挖走了。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一次高新技术展销会上，反而成为人家向我们展示高科技水平的一大亮点。
现在反思山西在高新技术开发上的失误，关键是定位不准，甚至跟风走。假如把投资的重点放在开发和引进改造传统产业的技术上，说不定会振兴一个产业。山西从一般加工业到精密制造，其实力没有几个省能比得上。像大同齿轮厂，现在是全国生产重型汽车变速箱的最大厂家，市场占有率达45％。山西像这样的机加工企业并不少，如果能在数控和光机电一体化等先进技术上予以重点支持，那么“山西制造”就会成为“中国制造”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这些技术基地就在山西，想跑也跑不了。可如今人们的眼界宽了，但也滋长了好高骛远和跟风跑的不良作风。高科技产业发展不起来，“山西制造”也丢了，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制造业萎缩，就业问题凸显，却无力相助，很有一种负罪感。这是不清醒的表现，是选择和定位的失误。我作为科委主任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国经济时报：调整所有制结构困难重重，调整生产力结构缺乏技术支撑，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步履维艰，山西经济转型之路在何方？
李镇西：很多复杂性问题其实也很简单。有些实现落后赶超先进的国家或地区，无非是采取开放自由的经济政策和借助信息网络的科学管理，关键是我们做的不到位。落后并不可怕，怕的是不认识。上世纪90年代初，大天津、大上海，都产生过强烈的失落感，但他们进行了全民性的深入反思，在反思中觉醒，在觉醒中奋起。从国内外的经验看，落后赶先进至少要20到30年，多年来的正反经验让我对搞两三年的规划心有余悸，这很容易使人把长远目标短期化。今年脱贫，明年返贫；今年脱困，明年入困，甚至导致说假话，瞎折腾。所以山西现在应该搞一个20年—30年长远规划，通过制定超长期规划，好好反思一下，学会放弃，重新定位，找到治本之策。
第二大遗憾
找不到传统与创新文化结合点
中国经济时报：经济上存在的问题，往往可以从文化层面找到答案。但是底蕴如此深厚的三晋文化，特别是辉煌无比的晋商文化，却缘何能使“海内首富”的山西走进了“倒数”的行列？
李镇西：我人生的第二大遗憾正在于此，我曾试图从文化层面寻找治本之策，但经过10年努力也没能找到山西传统文化与创新文化的结合点。所谓深层次的问题就是文化问题。文化力是一种内蕴的力量，它可以托起一方水土一方人。文化具有继承性，吴文化孕育出苏南模式，齐鲁文化支持了山东的经济腾飞。但是，底蕴如此深厚的晋文化，尤其是曾辉煌无比的晋商文化，反而使“海内首富”的山西进入倒数行列。曾经有媒体刊登过一篇透视今日太原的文章，话虽难听，但落后是事实，多年来我们更缺少对落后文化的反思和检讨。山西文化的核心东西是什么？很多人反映在这里干什么事都很难，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文化？
富人文化的差距
中国经济时报：您认为文化层面矛盾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何处呢？
李镇西：我认为，解决文化层面的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在那些有钱和有权的“精英阶层”。我反复研究过一本书，是法国科学研究中心米歇尔·克罗齐埃研究员写的“法令改变不了社会——论法国变革之路”，他认为，法令改变不了社会就是说光靠法令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推动社会前进的方法在于挖掘人力资源，发挥人的潜力，尤其是那些潜力大的知识分子和富有阶层的人，最大限度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才能推动社会变革。
有一次，我到基层检查《劳动法》的执行情况，在一些公开场合，我更多地讲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以及民族精神和凝聚力，一起去的同志很不理解，认为我不是搞执法检查，而是开务虚会。我对他们说，贯彻《劳动法》最大的难点是社保资金收缴和扩面工作难，但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有钱人”，他们不愿意参保，更不肯缴纳社会保险费。一位颇有名气的企业经理说，他们一年上缴几十万元的失业保险金，但并没有几个失业人员，感到亏得慌。
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主要依赖好企业和有钱人，下岗职工已经承担了过重的负荷，现在需要社会救助。然而越是困难的企业和职工，反而越要千方百计地缴纳，因为不缴就不能领失业救济和养老金。好企业和有钱人应该想到，自己也可能会有下岗失业的一天，要知道超过30年的企业并不多，更要想到自己的社会责任感。不仅要依法缴纳税费，而且应该把多余的钱捐出来，这样才能得到全社会的尊重。
有一篇文章讲到，在美国，捐款的70％来自普通人，也正是这种无私的捐献精神，不仅使小政府、大社会的美国模式成为可能，而且支撑起让世人羡慕的精神文明。对比之下就不难看出我们“富人文化”的差距。罗伯特·赖克在《国家的作用》一书中有一句话：日本人、瑞典人、奥地利人、瑞士人、德国人看待自己的文化时认为，他们民族的力量和存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较富有的人愿意作出的牺牲，那是民族的义务和自豪。”我们是多么需要这种精神和力量啊。
官本位文化突出
中国经济时报：有钱的精英层应该更多地增强其社会责任感，那有权的精英层又是怎样呢？
李镇西：在山西“精英文化”中还有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官本位文化。研究“山西现象”，这是一些专家学者首先要痛斥的话题。有学者把人类赖以表现其人性的时、空、信息综合场分为官场、市场、情场。儒学可以说是中国几千年的官场哲学，儒家文化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官场文化。“学而优则仕”是中国几千年来人们追求的目标，即使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人还是把长大了当市长、部长作为首选的价值取向。
问题是过去山西人是重商不重官，官本位意识较淡漠。明清时期全国富商排名，前16位大财东都是山西人。但是自从咸丰年间清政府洞开卖官鬻爵之门后，山西商人便趋之若鹜，开始了钻营官场、捐官买爵的活动。几乎所有山西票号的财东和经理人都捐到了官衔。清政府用虚实官衔换得了票号商人的大量白银，这些富商则以换取的封典获得了政治特权。晋商从此由原来鄙薄为官的重商之道又回到了官商兼顾的入仕之途，这个价值取向的转变对山西文化的危害是不可低估的。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限商品化，官风不正，办事效率低，什么样的经济都会被拖得一塌糊涂。
贫困层文化弱点
中国经济时报：除了精英文化的缺陷，还有哪些文化现象值得关注？
李镇西：精英文化是主要矛盾，但是贫困阶层折射出的文化弱点也不容忽视。
“贫穷本无罪，颓废是根源”。穷惯了，便视贫穷为命运，懒惯了，便视慵懒为正常。一次我在一个扶贫的村民大会上动情地说：有些人整天晒太阳，这对你们的下一代是不负责任的，是有罪的。我曾问一位农民，为什么他的孩子初中毕业就不读书了，是不是供不起？他说不是，是因为农村就这风气，十五六岁的孩子就不念书了。解决“三农”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治本之策是要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素质。城市文化也是一样，下岗何不“走西口”？与当年向贫穷和命运挑战，毅然走西口的晋商先辈相比，深层次的差距究竟是什么？
改造传统文化得靠制度
中国经济时报：改造传统文化，您认为得靠什么？
李镇西：多年来我们更缺少对落后文化的反思和检讨。最近，社科界的朋友们建议搞一次反思改革开放25年的论坛，但还是心有余悸。改造传统文化，光靠人的自觉性不行，还得靠制度。近年来，个人、企业甚至政府信用缺失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突出问题。江苏和浙江都已投资上亿元建立信用管理系统。一个成熟的社会，一个有力量的社会，都要建立起个人信用档案，证实你的可信度。高素质的人同科学的体制结合才是先进文化的基础。
同时，政府要致力于建立和维持一个公正的、机会均等的“游戏规则”。我的一个大学同学，曾在某设计院工作，他很看不起他的室主任，他曾对我说，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看到这个室主任在他的图纸上签字，没那个水平。但没有水平也要领导你，不服不行，最后只能是走人。我去西北考察，听说有些师范大学的优秀毕业生都让上海挖走了。落后地区不是没有人才，也不完全是优越的环境条件和丰厚的待遇才能留住人，关键是游戏规则要公正，机会均等，任何人不能靠权力或关系获得好处和机会。
第三大遗憾
科技对经济的支持乏力
中国经济时报：您在省科委工作近7年，您最深的体会是什么？
李镇西：坦率地说我还没有入门。我总感到自己的工作抓不到点子上，对经济支持乏力。我最看重的是科技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我们省科委每年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几千万元三项费用的分配，我国的科研经费大都是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所以各个层面的科研行政部门具有很大的权力，他们充当指挥者，下达指令，但不可能承担投资效益风险，更难以做到对科研工作者提供个性化服务，所以这种分配方式不可能合理。但是要对这种见物不见人的管理方式进行实质性的改革可以说是难于上青天。
再就是科研领域里的微观基础，院所改制比企业更难，现在一些院所仍然无法解聘一个不称职的科研人员，所以造成研究人员缺乏压力和动力，如何打破这个“铁饭碗”仍是一个难题。我们有些科研机构确实没有存在的必要，但进行并购与重组的阻力非常大。我们一方面科研经费不足，另一方面又要“撒胡椒面”，制造学术垃圾，这不能不是一个导向错误。
顺便再说一点遗憾，去年一位朋友送来他们编写的《少博士高科技》书稿，让我为其作序，我几乎是一鼓作气读完的。我长期从事科技、教育工作，但是坦率地说，像这样的科普读物我未能如此认真地通读过一本，真不知道整天瞎忙什么。我们省的科技素养如何，我没有作过调查，大概也不容乐观。我在惊讶之余也为自己多年来空喊提高全民科技意识而未能扎扎实实的采取切实措施而深感愧疚和遗憾。
第四大遗憾
致力改革却无功而返
中国经济时报：在山西人们把您称为少有的改革者，您曾经发动了山西省科委系统自上而下的改革，并震动全国科技界，也遭致不小的非议和打击，事隔多年后，您怎样看待当时的行为，怎样感受在这样一个省份改革者的心境呢？
李镇西：我担任部门领导工作20年，自认为能做到革故鼎新，艰苦实践，但大都是无功而返。我敢说，每一届省领导都想干出一番事业，都非常努力，但不知道为什么在山西干事就这么难。我理解他们的苦衷，只能说这是一个不能干事的环境，尤其是软环境实在是太重要了。
改革是一场革命，对谁来说都是痛苦的，问题在于我们有些领导在巨大的挑战面前，未能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去面对，而是采取回避的态度，把应该在本届完成的改革任务推到下一届。现在世界上最推崇的管理者，就是那些敢于采取重大变革而承担心里痛苦的人。我们现在有些地区、部门、企业落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过去选择了“痛苦规避模式”造成的。痛苦规避模式是非理性的，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会带来更大的痛苦。《财富》杂志上有一个小短文，题目是《温水中的青蛙》，讲这么一个故事：如果您把青蛙放到热水中，他一定会马上跳出来，但如果你把青蛙放到冷水中，然后非常缓慢的加温，青蛙却不会跳出来，因为微小的变化不会引起青蛙的反应，青蛙的感觉器官在缓慢升温过程中会慢慢被钝化，直至死亡。我们不妨也看看自己是不是仍在洗温水澡。
我认为改革必须是自上而下。
这些年我在政府部门工作，一个惯用的手法就是先抓自身的改革，即“大院改革”，以实现政府部门职能和公务员角色的根本转换。我认为，没有这个前提条件，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但这又是一件非常难办的事。是必须跨越的障碍。现在在反思山西落后的文章中，总会看到这样的评语：山西是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但为什么就没有“董存瑞式的英雄”去把它炸掉呢。我们还常说，山西财政供养人员太多，25个人养一个吃“皇粮”的，要精简机构，裁减冗员。我在财经委工作时就多次提出过，谁是冗员，是张三还是李四，要拉出清单，但这很难落实，这也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第五大遗憾
致力教育却难得其解
中国经济时报：您曾担任过山西大学的校长，您怎么看待当前中国的教育问题？
李镇西：80年代我在山西大学工作时，感到与其他一些行业相比，学校仍然是一块圣洁的土地。我离开教育界已经十多年，最近媒体披露说，中纪委研究室一项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教育同建设工程、公检法、医疗和组织人事等五个部门并列为群众心目中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比较严重的领域。教育是预防腐败的第一道防线，也是反腐防变的最基础工程。教育是源头，就像治理污染不能只作“末端治理”一样，要从源头抓起，从娃娃抓起。如果一个幼儿园的孩子都知道，不给阿姨送礼就得不到应有的“关照”，在孩子幼小的心灵上打下这样的烙印，你让他长大以后怎么去“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呢？我常常感叹，如果公检法腐败谁来查他们的问题，如果教育者腐败那么谁来教育别人不腐败。一个国家的富强主要取决于国民素质。国民素质关键在教育。有一年春节，我写了一副对联贴在门上——“潜心学府方知任重道远，栖身校园愈重敦品廉行”。这种感受只有在学校才有更深切地体会。
这几年素质教育的口号喊得很响，但什么是素质教育，如何抓素质教育，众说纷纭。山西闻喜县有一个裴柏村，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裴氏家族。毛主席曾说：“天下无二裴。”在封建社会里，一个家族就能培养出59位宰相，59位大将军，14位中书侍郞，55位尚书……七品以上的官员多达3000余人。更值得注意是，在这3000多官员中，居然没有出过一个贪官污吏，这在封建社会中是难以想象的。裴氏家族对德才的要求很明确，子孙考不中秀才者，不准进宗祠大门，有劣迹的官员死了不能进祖坟。我有时到麦当劳或肯德基吃快餐，总会看到有的母亲坐在一旁看着孩子吃，自己一根薯条都不动，而孩子全然不顾这一切。我想，一个汉堡包差不多10块钱，这对于收入微薄的家庭来说可能就是奢侈。我怜悯这些令人尊敬的母亲，但也为这些孩子的前途担忧。母亲的素质是一个民族的希望。领导干部更要在树立正确的家庭观上率先垂范。
我深感教育方面的投入太少，我在省人大财经委工作时，每年都为教育的投资算来算去，讨价还价，感到很无奈。教育经费原来的基数就太低，光算百分比也不见得合理。为什么国家一直强调要搞零基预算，就是过去的分配基数不合理，但这个基数又是很难动摇的。我可能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但我这一辈子捂出的最大道理就是给教育投入多少都不为过，现在欠帐太多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大大地解放思想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