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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刊登在贵报在2004年2月14日A02版的《打破教材出版垄断刻不容缓》一文，对于其中有些观点，我不敢苟同。教材定价高等现象的存在除了作者所说的原因之外，还有不可忽视的其他原因，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即教材发行体系以及教材选用制度。
文中作者所说的打破教材出版垄断，如果能够降低教材价格，那么也是仅仅能够通过降低出版社的利润，而对在流通环节中发生的发行商和地方管理部门的折扣则不会产生直接
的影响，而事实上是流通环节的利润等要高于出版社的利润。例如，教材发行折扣最高达到7.2折，低者可能还要低于5折，而事实上教材到了学生手里，是按照全价购买的，其余的2.8折，甚者5折则到了发行商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手里，而发行费还多由出版社承担。
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在教材发行过程中抽取折扣的现象一直存在。然而，随着教材出版商的增加，教材出版竞争日益加剧，为了抢占“市场”，出版社在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洽谈教材选用时，经常不断降低教材折扣，同时增加教材价格。这样，竞争所产生的低折扣的恶果就是教材价格的上涨，受益的是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对教育腐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近年来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对教材选用制度进行了相应的规范，但是社会，尤其是最为“顾客”的家长和学生，对教材选用的影响还微乎其微。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如果不改革现有的教材发行体系和教材选用制度，而去加剧出版商之间的竞争，不仅不会从根本上抑制教材价格，而且还有可能提高教材价格。教育作为一项公共事业，与之相联系、配套的东西，是不是适合搞市场化值得商榷。我认为，国家应当将教材出版与发行上升到一种公共服务的层次，在教材出版发行中集中优势力量，通过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来严格控制各个环节中的成本与利润，这样才能提高质量，控制价格，事实上已经出台的教材限价政策已经起到了一定作用。如果没有相应的准入制度，一味地开放教材出版，让市场化来控制价格，则可能会出现良莠不齐的现象，可能会带来教材质量的下降，这样对教育和学生的损害会更大。刘明堂(北京编辑)（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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