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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主持：廉淑
●嘉宾：程恩富(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
主持人：上周《福布斯》中国名人榜出炉，明星最为敏感的年度收入被直接公布，并作为其中“最重要的评价指标”，上榜人士多为体育娱乐界明星，名单一经发布，有人欢喜
有人愁，再度引发公众对财富榜现象的关注。您怎么看待富豪和富豪榜？
程恩富：富豪榜或财富榜反映的是社会单个成员拥有可用货币衡量的财富最多者的变动状态。它应当建立在信息准确的基础上，可是，由于中国在个人申报和社会统计等方面存在信息失真问题，因而这一排行经常受到非议，或是有人觉得夸大了自己的财富，可能会引起税务等部门的检查，或是有人觉得缩小了自己的财富，没有挤进富豪榜而产生应有的名人效应。所以，以前富豪榜存在某些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今后必须进一步注重准确性。同时应看到，除了可用货币衡量的个人和社会财富之外，还有环境(生态)财富和难以用货币计量的精神财富，这是我们常常忽视的。
主持人：更多富人被披露出来，对社会起到的又是怎样的作用？
程恩富：我觉得人们关注财富很正常。如果财富是通过智慧、合法经营和勤奋劳动得到的，那么从一定的意义上可以把一个人拥有财富的数量看作这个人能力的物化指标，他拥有很多财富是值得尊敬的。之所以仇富，可能是因为一些富人的财富取之无道，用之无道，或者人们对机会的不公感到不平。现在需要迫切解决的两个问题，一个是解决不义之财的问题，一个是富人如何帮助穷人的问题。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合法地拥有财富是好东西，大家都应该光明正大地追求，让生活过得好一些。当别人过得比自己好的时候，对自己应该是一种激励，应该去模仿，使自己的生活更好。财富可以是一个好仆人。我认为福布斯富豪排行榜在现在这个时候出现很好，公众、政府、商界和学界都需要这一信息，以便了解和研究社会这个变动中的阶层和群体。如果这些富人合法致富的传奇经历能够被大众所接受、效仿，也是一件好事。透过关于财富榜的种种争论，我们看到的分明是一个走向复兴大国的国民重新调整校正的财富心态。
主持人：在有些国家，简单拥有财富已经不再像过去一样能获得社会尊敬。据统计，美国许多富翁就愿意花一笔相当数目的钱去担任驻小国的大使，以获得社会地位。
程恩富：许多企业家或富人进行社会资本的投资更多的是为了获得社会声望，而主要不是靠社会声望来赚钱。当然我不否认，一些处于上升期的企业希望通过好的社会声望来获得公众的信任，以便利自己的经营活动。但对于某些富人来说，他只是需要社会声望，单纯的财富已不能满足他对马斯洛所提出的全部五个层次的需求。他希望赢得社会尊敬，实现他创造物质财富以外的其他的理想、抱负。搞慈善活动是他获得这种尊敬的一个主要的途径。
我不愿意把富人慈善事业本身单纯理解成一种慈善，我倒觉得这是一种交易，是金钱与社会声望的交换。这时，大众是这笔钱的受惠者，也是社会声望的供应者。我们不去评判富人从事社会公益活动的目的的合理性，不可否认的是这种交易成了社会财富再次分配的一个重要途径。而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社会给了使这种交易可以顺利进行的环境，使它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让这种社会声望的交易成为调节社会矛盾的一种内生变量，使社会关系更加平和。我们国家慈善事业不多，个人搞的公益事业不普遍，因为我们现在处在社会转型期或者说改革的摸索阶段，制度、政策的变动比较大，有不确定性，此外，富人在人数和富裕程度上还处于初级阶段，又大都处于中青年时期。不光富人，穷人生活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有些富人的进取心和素质也不具有持续性，往往今朝有酒今朝醉。这里面有多种原因，不能简单地说中国富人比国外富人道德水平低。我国的大富豪余彭年决定通过法律程序将个人数十亿全部财产无偿捐献给社会而不是留给子女，就是值得大力表彰的。
主持人：值得注意的是，与财富的增长、富人的出现相伴而来一些其他的社会问题。曾上《福布斯》榜的几个人就被先后牵涉出经济问题。
程恩富：这里的关键还在于富人本身的行为，即财富是怎么来的和怎么用的，假如在这两方面出过问题，那么，有一部分迟早会被曝光的，社会公众也会有非议。这种暴露和解决，对于净化富人队伍和重新确立富人的良好形象是有积极作用的，而对于一贯遵纪守法的富人来说，则心态不会产生负面影响。
财富的增长是国家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不是全部内容。大家都认为1840年的中国很差，民不聊生。事实上，当时中国GDP占全球的28%，现在美国的GDP只占全球24%。中国那时很富有，但是富而不强。这就给现在的我们敲响了警钟。如何避免重蹈覆辙，避免将来富而不强的悲剧？如果富没有使绝大多数民众福利水平提高，那么，这种富有就不是一个健康的富有。一个非常好的国家应该让大多数人都能从经济财富的积累当中分享到好处。民富国弱或国富民穷都不是理想状态，只有民富国强才是社会主义大国的奋斗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其中的一个必经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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