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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剑锋
在投资、出口和消费“三驾马车”的推动下，我国2003年的总体经济形运行良好：投资方面，在以国债投资的持续推动下，社会自主投资机制已经形成：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到达30446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30．2％，其中国家预算内资金为1770亿元，增幅为2．7％，而企业自筹资金达到16219亿元，增幅超过47％，远远超过国家预算内和银行信贷总额。出口方
面，国际贸易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预计全年进出口总额将超过8000亿美元，前三季度的进出口总额已经达到6063亿美元，增幅为36％，其中出口达到3077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2％。消费方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稳中有涨，达到3690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8．8％，其中9－－11月较上年同期的增幅分别为9．8％、9．9％和9．5％；物价水平小幅上涨，居民消费价格水平前十个月平均增幅为1．8％，11月较去年同期上涨3％，粮食、棉花和油料以及部分工业原料的价格都有不同程度的“恢复性”回升，这些标志着我国正式摆脱了多年的通货紧缩局面。
在总体经济态势良好的背景下，也存在明显的结构矛盾。
首先，“三驾马车”对经济贡献率的差异很大。2003年前十个月，经济增长达到8．5％。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较2002年同期的增幅都超过了30％，消费增长8．8％。这意味着：投资、出口对2003年经济的贡献率比上年更大；相对而言，消费对经济的贡献则进一步弱化。
其次，经济中的结构矛盾明显。（1）局部地区、局部行业已经出现投资过热苗头，部分投资品（如钢铁、柴油、电解铝、电力）价格出现较大幅度的上涨已波及消费品领域，如棉花、食用油等，容易引起通货膨胀；（2）重复建设抬头，生产能力明显过剩，产品严重积压，2003年发布的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结果表明，产能严重过剩的企业达53％；（3）外贸依存度过大，2003年我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超过50％，比贸易大国的美国、日本的22％和17％还要高得多，国内经济发展易受国际市场和世界局势干扰。（4）经济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增加，尽管政府采取了控制信贷、压缩投资等宏观调控政策，固定资产投资和银行信贷增速逐渐稳定，但经济增长的“虚火”危害较大，电荒、成品油荒、煤荒开始扩散，危害程度可能继续加大。
展望2004年，投资、出口难以维持高位增长。投资方面，因国家财力限制和控制投资过热，2004年国债发行规模由今年的1400亿降为1100亿，国家投资规模大幅缩小；人民银行已提高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减少货币供应量对降低银行贷款的滞后效应将逐渐显现。出口方面，2004年的出口退税率由15％下调到12％；同时，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美、中欧之间的贸易摩擦增加，倾销和反倾销、保护与反保护的贸易争斗将更为激烈；因而2004年的出口形势不容乐观。鉴于“三驾马车”中有二者受到限制，则消费应对2004年的经济增长发挥更大作用。
扩大消费需求是当务之急
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它既是社会再生产的结果也是前提，是社会经济运行的最终动力。发达国家的最终消费率一般在80％左右，而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只有60％左右，若扣除政府部门的消费（一般占总消费的20％），则真正属于居民的消费率不到40％，这与我国长期以来的投资率基本一致。长期以来的高投资、低消费已经制约了我国经济的运行质量。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一定时期内，依赖投资、出口主导的我国经济增长是摆脱贫困和快速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是，在经历了近20年的高投资、高出口和高增长之后的今天，若仍然依赖沿用过去的发展模式，则上述结构矛盾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从投资、消费启动的理论方面看，扩大投资以推动经济增长主要适用于经济萧条时期，它能迅速扭转经济下滑并摆脱通缩；而在经济已进入复苏和繁荣阶段后，则应扩大消费来促进经济发展。为此，今后一段时期内，应该推行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由重视供给向注重消费转变，由外向型向内生型转变，通过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健运行。这也正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致力于“扩大消费需求”的意义所在。
如何扩大消费需求
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通过财政增加居民工资，通过转移支付扶贫救困，都难以扩大消费、启动市场。要扩大消费，只有以市场为主、财政为辅，扩大就业、增加收入才是持久之计。而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国属于典型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这决定着两者的消费主体、消费市场、供给结构都存在很大差异。因此，有必要分别探讨扩大居民消费的政策。
1、加大税收的再分配力度，扩大就业，扩大城市消费
失业严重和贫富差距已阻碍了城市居民的消费。要在不损害“效率优先”的前提下，可在税收和转移支付两方面加强公平。首先，调整个人所得的税率结构。提高社会整体的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和免税额，这可相对增加中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同时提高高收入者的税率。其次是征收遗产税、高档商品消费税。遗产继承时按所达档次适用不同的税率征税，鼓励遗产的公益捐赠。
以上述方式来增加转移支付资金来源，但要改变国家转移支付的方式。“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过去多以临时的救济的现金支付给个人，这无助于低收入者脱贫致富；应将大部分资金用于扩大就业，以持续增加居民的收入，提高自我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为扩大消费创造主体条件。在目前失业严重的情况下，可以从美国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中的做法中得到启发，将这部分资金用于公益事业建设以促进社区就业，如鼓励社区居民对公园、街道进行整治（卫生、绿化），缓解就业压力并增加居民收入；鼓励失业的艺术组成文艺团队，由政府支持他们到社区和乡村免费演出，这既可增加演出者的就业和收入，也丰富了居民的业余生活；加强对居民的免费技能培训，给予小额免息贷款支持居民个人创业；对超过平均就业率的中小企业给予税收优惠，等等。
2、增加“三农”投资，提高农民收入，扩大农村消费
目前的消费主要集中在城市，而中国消费的全面启动，决不能忽视广大农村的消费潜力。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对“三农”的投入严重不足。收入少且负担重严重制约着农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资料显示，从1997年到2002年，平均每年增加不到80元。同时，农民负担相当沉重。以2000年为例，美国对农民的每公顷土地直接补贴超过100美元，欧盟的补贴超过300美元；而我国农民每公顷土地的税费负担约100美元。
为此，必须加大国家对三农的投资，从扩大就业、增加收入着手（1）增加国家资金投入，扩大就业。调整国债投资方向，将国债资金和转移支付资金投向农村，修筑水利设施和乡镇公路，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建设农用电网、电话、有线电视，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支持建立适合地方发展的农产品加工、矿产开采、林牧业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吸收农村闲置劳动力。在扩大农民就业、提高农民的现金收入的同时，还可增强农村、农业和农民的持续发展的能力。（2）实行农产品价格保护，建立农产品流通体制，增加农民收入。培养对农民的市场观念，加强产业引导，推广新型定单农业生产及产品的深加工，促使农产品的流通。为防止“谷贱伤农”，设置最低保护价格，以保证农民的收入稳定，在此基础上引导农民进行产业调整。（3）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农民的未来预期。将现行农业税（2002年为700亿元）改为农民社会保险税并用于建立农民社保基金；解决农民的看病、医疗，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只有在国家加大投资支持，增加农民就业和收入，让农民“病有所医、老有所养”，才能够激发广大农民的消费热情和消费能力，真正启动农村的消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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